新一輪收儲制度改革對玉米價格及其波動影響的國內外比較分析

高康 何蒲明

摘 要：臨時收儲制度改革是實現玉米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政策快速轉型也造成玉米價格及其波動的不穩定性。本文利用2010年—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基于國內外視角下的DID模型分析了本輪收儲制度改革對玉米價格及其波動的動態影響。結果表明：改革使玉米市場價格平均下降12元，波動率平均上升17個百分點，但政策持續力隨時間逐漸削弱;“價補分離”在保障玉米生產者利益的同時，未對市場機制造成干擾;從國際市場來看，國內外價格倒掛情況明顯改善，但與主要玉米優勢出口國仍存在較大差距，且改革后國內價格波動高于國際11個百分點，效應在改革第三年仍然處于較高水平。最后針對結論提出今后我國玉米乃至整個糧食收儲體系改革的政策啟示。

關鍵詞：收儲制度改革;玉米價格;DID模型;政策評估

一、引言

糧食價格大幅波動不僅擾亂經濟秩序，甚至危及國家糧食安全[1， 2]，以政府干預為主導的收儲政策則成為世界各國用來穩定糧食市場與保證糧食安全的普遍做法[3， 4]。從中國的實踐經驗來看，自2008年以來針對玉米實施的臨時收儲政策在平抑糧價波動、保障糧農收益與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5]。然而，隨著國內外糧食供求形勢變化以及玉米臨儲價格逆市場規律提升，“托市”收購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場價格，導致國內玉米供過于求，并與國外價格長期倒掛[6]。為實現玉米產業高質量發展與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國家正式取消實行長達8年之久的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轉為以“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為邏輯的改革方案。

但政策快速轉型也加劇了玉米價格的不穩定性[7]，可能產生“穩也收儲，亂也收儲”的政策替換效果，不利于改革穩供給、保收入目標的統一[8]。從歷史數據來看，改革后玉米價格受高庫存與國內外價差影響回落，2016年年末玉米價格跌幅達到17.4%，而2020年由于疫情、自然災害等原因玉米需求上升，市場自發調節下的價格漲幅高達40%。政府干預讓位于市場機制后，玉米價格受多方因素沖擊波動不穩定性增加。因此，需要從國內外兩個市場進行考量，改革對玉米價格影響如何，是否會造成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玉米收儲制度改革作為我國糧食收儲體系改革的先導，在政策實施近5年的較長時間維度下需要對其進行科學分析，其經驗教訓將對今后我國糧食收儲政策和價格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提供有益借鑒。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綜述

1.改革的演變：由市場失靈到政府失靈

發展中國家的糧食收儲制度常因擾亂市場秩序而受發達國家的批評[9]，但通過梳理美、歐等地區糧食政策演進脈絡，采取價格倒掛的收儲安排卻是發達國家政府早期干預市場、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一貫做法[10]。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到1998年，包括玉米在內的糧食市場經歷了牌價控制、統購統銷與保護價收購等價格干預機制，在打擊投機倒把行為的同時也穩定了市場供應與糧食生產[11]。而面對外部沖擊，臨時收儲政策的制定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也較好穩定了國內玉米市場，并與國際糧價大幅波動形成鮮明對比[12]?？梢娫缙谖覈衩资諆φ咴诮鉀Q供給短缺與價格波動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避免因市場自發調節帶來的糧食安全問題，政府在這一時期運用“看得見的手”彌補了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失靈行為。收儲制度的根本是化解玉米供需在時空上的錯配[13]，但隨著政策目標的多重性，這一制度不可持續性問題突出[14]，國家主導下的玉米價格最終演變成“托市制度”[15]。玉米臨儲價格高于市場價格進行順價銷售，一方面加劇了國內玉米供需不平衡，種植結構甚至出現玉米“與豆爭地” “與麥爭地”[16];另一方面使得玉米相關產業經營失去活力[17， 18]。同時由于國內外玉米價格長期倒掛，也造成我國玉米市場“洋糧入市、國糧入庫”“需求驅動型”轉變為“價差驅動型”進口的尷尬局面[19]。長期未考慮市場配置資源的制度安排使得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并存。為推動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玉米產業高質量發展，調整和完善玉米收儲制度已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2.改革的現狀：成效與陣痛并存

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已近5年，學者對其改革效果進行了相關研究。就國內而言，鄭適等認為發揮市場作用的指導思想在改革中基本達成共識，市場主體活力與農民基本利益同時得到提升與保障，價格機制得到理順，優質玉米產區價格優勢在市場信號中得到彰顯[20]。劉慧等認為改革后玉米深加工企業經營狀況得到改善，玉米相關產品進口減少，種植結構得到調整[21]。從國際上來看，改革后國內外玉米價差逐步縮小，進口玉米價格優勢逐步消失[22]。但政策的快速變化也增加了原制度依賴下市場與經營主體反應的不平穩性。普蓂喆、鐘鈺認為改革后短時間內玉米市場的持續看跌加重了玉米加工企業的虧損，削弱了企業的收購積極性[23]。趙一夫等則發現價格下跌后玉米種植戶對替代性農產品收益抱有較高的不確定性，難以進行種植結構的調整[22]。此外，生產者補貼金額的不合理[24]與庫存減值風險加大[25]也成為收儲制度市場化改革的陣痛。

通過文獻梳理，收儲制度改革是轉變我國玉米產業發展困境與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選擇。然而改革中政府讓渡于市場機制的變化使得政策成效與陣痛并存，不利于改革的平穩推進。而目前學者研究大多停留于政策對生產的影響，較少對價格進行分析，且偏離對國外市場的探討，但玉米收儲制度改革也需扭轉長期國內外價格倒掛現象。因此，本文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基于國內外兩個視角，探討收儲制度改革對玉米價格及其波動的影響，為今后我國糧食收儲體系的改革提供參考。

（二）改革對玉米價格影響的理論分析

價格及其波動變化主要受供求關系的影響，因此，本文采用供求曲線與蛛網模型對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前后的價格及其波動進行分析。

圖1為收儲制度改革對玉米價格的影響。收儲制度取消后，以政府主導的玉米收儲大幅減少，玉米市場需求萎縮，實際需求曲線由D0D1向左移動到D0D2，此時新的需求曲線與原供給曲線S0S1相交于點B，價格由實行收儲時的托市價格P0大幅下降到P1，玉米種植者收益由P0AS0縮小為P1BS0。但出于理性人假設，玉米生產者在預測收益下降后會減少玉米供給，因此供給曲線將由S0S1向左移動到S2S3，與新的需求曲線在點C處達到均衡，此時P2依然比P0低。政策改革第二年，實行“市場化+生產者補貼”制度，價補分離在不影響市場機制的同時保障了糧農的收益，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玉米供給的增加。因此供給曲線S2S3將會向右移動到S4S5或S6S7，移動幅度取決于生產者補貼程度，移動后新的均衡點價格為P3，比P2較低，兩者間的差距也取決于補貼對于玉米供給的刺激。綜上分析，收儲制度改革后，政策性的托市價格將大幅度降低，接近市場實際價格，而新的玉米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價補分離政策影響將繼續下降，但下降幅度以及政策持續性效果暫未明確。C8490EDE-7ABD-4356-8CDC-D1B276023C91

收儲制度改革關鍵在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根據蛛網理論，當玉米供給價格彈性小于需求價格彈性時，市場自發調節的結果是價格波動趨于收斂;當玉米供給價格彈性大于需求價格彈性時，價格波動趨于擴散[26]。由圖2可知，收儲制度下玉米價格快速趨于收斂，原因在于大量玉米以收儲形式退出市場，形成國內市場需求“虛高”假象，此時玉米供給價格彈性小于需求價格彈性，政策干預下的玉米價格波動較為穩定。收儲制度改革后，政府收儲大幅退出市場，國內需求走低，玉米供給雖然下降但幅度短期內因生產周期、粘性理論與滯后偏差等原因變化不大，因此玉米供給價格彈性大于需求價格彈性，價格波動呈現擴散趨勢[27]。改革第二年實行玉米生產者補貼后，價補分離刺激了供給曲線由S2S3向右移動到S6S7，但擴散型蛛網并未發生改變，這也說明了價補分離并未干擾市場價格規律。綜上，收儲制度下的玉米價格趨于收斂，市場化改革后趨于擴散，且價補分離并不干擾市場價格規律，從長期看，價格擴散的轉變依賴于提高市場內在需求及其形成成熟的市場體系。

三、數據說明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本文所使用的玉米價格、生產成本等指標來源于中國農產品成本數據庫，其他控制變量來源于中國三農數據庫，由EPS數據庫進行匯總。同時，為研究改革后國內外玉米價格及其波動的差異，國際玉米數據來源于萬德（WIND）數據庫，其價格信息獲取具有及時、準確、完整的特點，控制變量則來源于世界農林數據庫。主要變量中，被解釋變量為玉米價格及其波動，玉米價格波動采用實際波動率進行計算。本文控制變量參考阮榮平等（2020）[28]研究，以玉米播種面積、玉米產量、玉米生產成本、玉米單產作為玉米的內生屬性進行控制，同時以玉米替代作物——稻谷、小麥與豆類的播種面積作為影響玉米價格的外生變量進行控制。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如下（見表1）。

（二）模型設置

對于價格及其波動的研究，大多數文獻主要基于向量自回歸（VAR）或面板向量自回歸（PVAR）模型VAR或PVAR進行因素沖擊實證，但模型無法考量政策對價格的影響。雖然直接觀察法與合成控制法可以比較改革前后的價格變化，但其依然只停留于對比分析，削弱了改革與玉米價格變化的因果關系。因此，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DID），以“東北三省一區”作為實驗組，其他省份作為對照組進行實證。模型設置如下：

（1）式中，下標i表示省份，t表示時間;yit為結果變量，表示i省t年的玉米價格及其波動;根據DID模型要求設置實驗虛擬變量，DIDit表示實驗組與政策開始時間的交乘項，其中treati為政策地區變量，treati=1代表改革實驗組，即“東北三省一區”，treati=0代表控制組，即未改革省份;timet為政策時間變量，2016年到2018年為收儲制度改革實施的三年，因此time2016=time2017=time2018=1，其余年份timet=0;controlit為本文一系列控制變量;α0、βt、α1為待估計系數;λi即個體固定效應;η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擾動項。

采用DID模型基本前提是如果未取消收儲制度，改革地區與非改革地區的玉米價格及其波動變化應相同，被稱為共同趨勢假設。因此本文參考阮榮平等（2020）[28]研究，以2015年為對照組，設置以下模型檢驗改革發生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變動趨勢。模型設置如下：

（2）式模型的基本設置與（1）式相同，若共同趨勢假設得到滿足，則β2010～β2014的估計系數應該與零沒有顯著差異。

四、新一輪收儲制度對玉米價格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改革對玉米價格影響的基準回歸

為研究收儲制度改革對玉米價格的影響，構建DID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基準回歸結果見表2。

表2中，（1）與（2）為未加控制變量時收儲制度改革對玉米價格的影響，（1）采用隨機效應，（2）采用固定效應。（3）為加入控制變量滯后項的估計結果，（4）為進一步加入其他主糧控制變量滯后項的回歸結果。從表2可以看出，收儲制度市場化改革后東北三省一區玉米價格相較其他省份顯著降低，平均每50千克下降12元，政府收購的退出大幅降低了市場對玉米的需求，在玉米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市場價格機制得以體現。此外，加入固定效應后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未有很大變化，且擬合優度由0.4269提升為0.9354，模型解釋程度明顯提高。進一步加入控制變量的滯后項后，DID系數有所改變，但依然在1%水平下顯著。

（二）改革對玉米價格影響的動態分析

由于收儲制度改革數據目前可以追蹤到改革實施后的3年時間，因此需要對改革進行分解，分析改革后玉米價格的動態變化，動態回歸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收儲制度改革第一年對東北三省一區的玉米價格影響最大，玉米平均價格相比未改革地區每50千克下降15元;而改革第二年，價格繼續下降，但下降幅度降低到3元，且顯著性降低，這是由于第二年國家實施生產者補貼制度，價補分離的制度邏輯在不干擾市場機制的同時激勵了玉米生產者對市場的供給，在需求彈性短期未顯著改變的情況下供給曲線的右移導致了玉米市場價格的下降。而在改革的第三年，玉米價格變化不明顯，顯著性降低。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后東北三省一區的玉米價格在國內具有競爭優勢，“北糧南運”數量增加，2016年改革地區的玉米鐵路外運量比上年增加了5倍左右。同時大量來自改革地區的低價玉米與非改革地區競爭，促使非改革地區降低價格，削弱了改革地區的政策效應。（8）同時控制改革三年，隨著改革的推進，玉米價格變化依然呈現出改革效力持續性不強的特征。

（三）改革對玉米價格波動影響的動態分析

本文繼續研究基于蛛網理論下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后的價格波動趨勢。（9）為政策實施的總處理效應，（10）～（12）是對改革后三年的政策效應分解，（13）則同時控制了改革三年的DID虛擬變量。詳細結果見表4。C8490EDE-7ABD-4356-8CDC-D1B276023C91

由表4可知，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對于價格波動的總效應是擴大的，改革后東北三省一區的價格波動相較未改革省份平均提升17個百分點。從政策實施效應分解來看，陣痛效果在第一年較為明顯，實驗組相比對照組價格波動平均提升21個百分點。改革第二年價格波動增加，但增加幅度降低到8個百分點，一方面說明“市場化改革+生產者價格補貼制度”并沒有干擾市場機制，價格波動的擴大符合市場自發調節下蛛網模型的擴展趨勢;另一方面也說明價格機制逐步理順，玉米市場逐步成熟，波動效果在第三年已不顯著。（13）在同時控制改革三年后結論依然一致。

（四）改革對玉米價格影響的國外比較

本節分析收儲制度改革解決國內外玉米價格倒掛的效果，并探究相較國際而言，是否國內玉米市場價格波動更大?；貧w結果見表5。

由表5可知，收儲制度改革后我國玉米價格相比國際而言每50千克下降11元，但年份效應分解后的系數估計卻不顯著。進一步區分四大國際玉米價格，發現改革后國內玉米價格下降優勢主要體現在與歐盟玉米和CBOT玉米的對比，但政策效果持續性只在改革第一年具有5%統計水平上的意義，并沒能減少美國玉米和進口玉米與國內玉米價格的倒掛情況?？梢娍紤]國際市場后，收儲制度改革在解決國內外價格倒掛問題上政策持續性疲軟，雖然與國際玉米價格差距逐步縮小，但未扭轉與世界主要玉米生產國的價格競爭劣勢。從價格波動來看，改革后我國玉米價格波動相較國際提升28個百分點，改革第一年波動幅度最大，高達42個百分點，改革第二年有所緩解，但幅度保持在21%，且改革第三年幅度為17%，只比第二年下降4個百分點。較大波動現象的原因在于改革后國內玉米價格更多由市場決定，市場中存在的大量低價進口玉米倒逼國內玉米價格接近國際價格。綜上，收儲制度改革對我國玉米價格國際競爭力作用持續力較弱，國內玉米價格相較國外波動更為劇烈，且波動長期存在。

五、穩健性檢驗

本節主要從共同趨勢檢驗與安慰劑檢驗對DID模型的穩健性進行證明。共同趨勢檢驗采用2015年為對照組對改革地區2010年～2014年的DID虛擬變量進行估計;安慰劑檢驗則將政策提前或滯后2到3年，來判斷原模型估計結果的顯著性水平;其次參考Chetty et al.的做法[29]構造隨機虛擬組，通過系統隨機抽樣，隨機選擇31個省份中的4個省份作為實驗組，其他省份作為對照組進行DID模型估計。

（一）共同趨勢檢驗

表6為收儲制度改革對玉米價格及其波動的共同趨勢檢驗結果，（24）、（26）為國內估計;（25）、（27）為基于國際市場的估計。以2015年為對照組，2010～2014年對應的系數值絕大部分不具備顯著性統計水平。這說明在2010～2014年期間實驗組與處理組的玉米價格及其波動情況與2015年基本相同，由此DID模型前提條件共同趨勢假設得到滿足，可以較好地估計改革對玉米價格及其波動的因果影響。

（二）安慰劑檢驗

1.政策提前或滯后

前文回歸中已報告改革提前與滯后2～3年的估計系數，在此不再重復匯報。通過表3～表5可以看出，無論是基于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改革提前2～3年的DID系數估計都不具備統計水平上的顯著性;而改革滯后2～3年的DID系數呈現遞減趨勢，時間距離真實政策越遠，政策的效果越小，從而客觀證明本文DID系數估計與結論較為穩健。

2.構造隨機虛擬組

隨機抽取4個省份作為虛擬改革地區，并與time2016、time2017、time2018進行交互，使用DID對構造出的虛擬組進行處理效應估計，將上述過程重復20次發現虛擬DID系數未具有真實處理效應水平，且不具備顯著性統計水平。進一步證明了本文處理組在不受改革影響下與對照組變動趨勢一致的穩健性結論。表7匯報了系統隨機抽樣20次后的偽估計結果。

六、結論與啟示

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是我國糧食收儲體系改革的先導。本文通過2016年國家取消玉米收儲制度轉而實行“市場化改革+生產者補貼”這一政策演變，構造“東北三省一區”與其他省份的DID模型，基于國內外市場對我國玉米價格及其波動進行研究，以便了解政策快速轉變背景下市場調節玉米價格及其波動的變化，為今后我國糧食收儲體制改革提供借鑒。研究結論如下：（1）改革后，我國玉米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得以理順，政策處理效應使得改革地區玉米價格每50千克下降12元;（2）改革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價格的下降幅度逐步縮小，主要原因在于生產者補貼對于玉米生產的激勵有限及“北糧南運”導致非改革地區糧價的降低;（3）改革使得玉米價格波動平均上升17個百分點，但隨著玉米市場逐步成熟與需求的增加，波動擴散趨勢逐步縮小;（4）“價補分離”在保障玉米生產者利益的同時未對市場機制造成干擾;（5）從國際市場來看，玉米國內外價格倒掛差距明顯縮小，但改革持續力疲軟，未扭轉與世界優勢玉米出口國的倒掛情況，且國內價格波動高于國際市場11個百分點，改革第三年依舊保持在較高水平。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啟示。

推動玉米產業質量提高與市場健康發展。收儲制度改革雖然降低玉米價格，激發市場活力，但改革效應持續性衰退，依靠較低價格刺激市場對玉米的需求并非良態發展趨勢。首先應推動國內玉米產業質量提升，增加質量優、價格美、信息全、服務好的玉米相關產品的供給，減少“非必要進口”。其次促進玉米市場健康發展，建立健全相關市場監管體系，減小因市場自發調節而帶來的玉米價格大幅波動。

繼續探索以“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為邏輯的改革方案，健全與完善玉米價格形成機制，鞏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改革基本共識，逐步推行玉米“市場化改革+生產者補貼”的政策。構建合理的生產者補貼安排，從補貼額度的確定、發放等入手完善補貼制度。我國糧食收儲制度的演變與改革一直以穩定糧食供給與保障農民收益為統一，要更多依靠不干擾市場機制的補貼制度對糧農進行支持。C8490EDE-7ABD-4356-8CDC-D1B276023C91

注重改革后因價格下跌與波動增加而導致玉米各經營主體風險加劇問題。改革造成的價格變化可能使玉米銷售、收購、加工企業以及國有糧庫產生損失。玉米市場持續看跌不僅導致糧農出現“惜售”現象，還造成加工企業較早收購玉米原料虧損，消極看跌市場，最終導致企業“不敢買進”;其次國有儲備的玉米大多為收儲制度改革前的托市價格，改革后若不能及時消化庫存可能面臨重大風險減值危機，而“運動式”去庫存則又會導致價格繼續看低，不利于玉米市場的健康發展。因改革導致價格快速下跌與波動增加從而對相關產業主體造成經營風險是糧食收儲體系改革在陣痛期所需要謹慎考慮的問題。

著眼于國際市場，繼續探討如何增強我國玉米產業國際競爭力。雖然改革后玉米國內外價格倒掛差距明顯縮小，但與美國等玉米優勢出口國相比仍然存在競爭劣勢，應綜合分析各優勢出口國玉米生產情況與制度安排。此外，國內價格波動高于國際，要警惕較大波動帶來玉米期貨市場不穩定與走私等風險。我國糧食收儲體系改革所面對的國際市場相較國內市場而言更具復雜性、多變性與不確定性，改革陣痛期中要穩定好國內外糧食關系。

參考文獻

[1] 何蒲明，黎東升.基于糧食安全的糧食產量和價格波動實證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09（02）：85-92.

[2] 李光泗，鄭毓盛.糧食價格調控、制度成本與社會福利變化——基于兩種價格政策的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4，35（08）：6-15+110.

[3] Strategic Grain Reserves： Guidelines for Their 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M]. FAO Agricultural Services Bulletin-126， 1997.

[4] DOROSH P. A. Food Price Stabilisa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J].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08， 44（01）：93-114.

[5] 黃季焜，楊軍，仇煥廣，等.本輪糧食價格的大起大落：主要原因及未來走勢[J].管理世界，2009（01）：72-78.

[6] 彭超，劉合光.“十四五”時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形勢、問題與對策[J].改革，2020（02）：20-29.

[7] 高云，郭新宇，矯健.國內外玉米價格變動關系研究[J].價格月刊，2019（04）：29-36.

[8] 孔祥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內涵與政策建議[J].改革，2016（02）：104-115.

[9] Food Price Volatility and 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Christophe Gouel， 2013.

[10] 普蓂喆，呂新業，鐘鈺.主要國家（地區）糧食收儲政策演進脈絡及啟示[J].中國農村經濟，2019（11）：116-138.

[11] 解安，楊峰.我國糧食收儲制度的問題與改革路徑[J].中國行政管理，2019（05）：153-154.

[12] 王瑾.玉米臨時收儲政策的改革、影響與思考[J].農業經濟，2020（01）：131-133.

[13] 朱麗莉，李光泗，王莉，等.儲備糧投放對糧食市場價格影響的實證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9（11）：82-96.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中國農業體制改革評估及相關政策建議[J].求索，2017（04）：27-34.

[15] 李娟娟，黎涵等.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后出現的新問題與解決對策[J].經濟縱橫，2018（04）：113-118.

[16] 毛學峰，楊軍.價格聯系、市場邊界與政府干預——以小麥、玉米和食糖價格聯系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5（08）：33-43.

[17] 賀偉，朱善利.我國糧食托市收購政策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1（09）：10-17.

[18] 郭慶海.玉米主產區：困境、改革與支持政策——基于吉林省的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5，36（04）：4-10+110.

[19] 丁聲俊.玉米供求的階段性轉變與收儲制度改革[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6（08）：25-28.

[20] 鄭適，崔夢醒.玉米“市場化收購”加“補貼”新機制的改革成效研究[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7（05）：11-13+92.

[21] 劉慧，薛鳳蕊，周向陽，等.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對東北主產區農戶種植結構調整意愿的影響——基于吉林省359個農戶的調查數據[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8，23（11）：187-195.

[22] 劉慧，秦富，趙一夫，等.玉米收儲制度改革進展、成效與推進建議[J] .經濟縱橫，2018（04）：99-105 .

[23] 普蓂喆，鐘鈺.市場化導向下的中國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新風險及應對舉措[J].農業經濟問題，2019（07）：10-18.

[24] 張崇尚，陳菲菲，李登旺，等.我國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改革的效果與建議[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7（01）：71-79.

[25] 樊琦，祁迪，李霜.玉米臨時收儲制度的改革與轉型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6，37（08）：74-81+111.

[26] 錢文榮，王大哲.如何穩定我國玉米供給——基于省際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5（01）：22-32.C8490EDE-7ABD-4356-8CDC-D1B276023C91

[27] 盧辭，王清漪.玉米價格波動原因及其破解[J].價格月刊，2012（10）：39-44.

[28] 阮榮平，劉爽，鄭風田.新一輪收儲制度改革導致玉米減產了嗎：基于DID模型的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20（01）：86-107.

[29] CHETTY R， LOONEY A， KROFT K. Salience and Tax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04）：1145-1177.

（中文校對：彭水洪）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ew Round of Purchase and Storage System Reform on Corn Price and its Fluctuation

GAO Kang HE Puming*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temporary purchasing and storage polic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rn industry， but the rapid policy transformation also leads to the instability of corn prices and its fluctuation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18 and the DID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ynamic impact of this round of collection and storage system reform on corn price and its fluctu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price of corn market decreased by 12 yuan and the average fluctuation increased by 17 percentage points， but the policy sustainability gradually weakened with time. The separation of price and compensation not only protects the interests of corn producers， but also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market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price inversion at home and abroad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there is still a large gap with the main dominant corn exporting countries. After the reform， the domestic price fluctuation is 11% high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price. The effect is still at a high level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reform.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enlightenment of the reform of corn and even the whole grain purchasing and storage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urchasing and storage policy reform; corn price; DID model; policy evaluation

（英文校譯：舒雅）C8490EDE-7ABD-4356-8CDC-D1B276023C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