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飛“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形成邏輯及其時代價值

[摘要]“一切要為人民打算”是王若飛最突出的革命品格。傳統民族愛國觀、舊民主主義革命觀和唯物主義群眾史觀是其形成的理論邏輯，而法國勤工儉學、獄中反抗斗爭和出獄后革命工作的實踐則是其形成的實踐邏輯。學習傳承王若飛這一革命品格，對于新時代傳承黨的紅色基因、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和牢記黨的初心使命都具有積極價值。

[關鍵詞]革命品格;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時代價值

[作者簡介]秦朗：1.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陜西西安 710119;2.安順學院王若飛研究中心研究員，副教授，貴州安順 561000。

[基金項目]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委托項目：王若飛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貢獻研究（19GZWT01）;貴州省教育科學規劃青年項目：王若飛革命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課教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019C029）;貴州省高等學校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項目：本土紅色文化嵌入高校中共黨史專業人才培養的理論和實踐研究（2020165）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 D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8031（2022）05-0004-05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品格，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取得的寶貴歷史經驗。百年大黨的這種價值取向深深植根于其組成個體中，并通過每一名優秀黨員的思想行動予以彰顯。王若飛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杰出的共產主義先驅，“一切要為人民打算”是他一生最突出的革命品格，也是他踐行黨的堅持人民至上價值取向的集中體現。深入探究王若飛這一革命品格的形成邏輯及其時代價值，不僅是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深切緬懷，也是通過對杰出代表的個體審視，深化對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血脈的系統認知。

一、“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形成的理論邏輯

任何一種優秀品格的產生，都要有其必然的衍生脈絡，王若飛“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產生，也“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①而這些“思想材料”是其形成的內在理論邏輯：

（一）傳統民族愛國觀是理論之源

中華民族歷來崇尚“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傳統民族愛國觀。這不僅是中華民族歷代仁人志士以血淚鑄就的民族精神，更是激勵一代代愛國英杰奮力奉獻的不竭動力，因而這也成為國人用以啟蒙童智的重要內容。而王若飛少時就讀的貴陽達德學校恰是以民族愛國教育為重要辦學宗旨的一所學校。

達德學校的主要創辦人是王若飛的二舅父黃齊生。黃齊生是近代貴州著名的愛國教育家，他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同時又接受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尤其注重對學生精神價值觀的培育。他參與創辦的達德學校，以實現知、仁、勇三達德，培養“有學問、有道德、有勇氣”②的學生為宗旨，在校歌中還有“改造國民原己任，頡頏歐美唯吾力，放光明富水貴山間，無終極”③！的表述。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中，九歲的王若飛很好地接受了傳統民族愛國觀的教育。他在達德學校期間，非常愛讀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因特別欣賞巾幗英雄花木蘭替父從軍的事跡，還借用《木蘭辭》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名句，將自己的名改為王度，字若飛，表達了一個少年的理想和情懷。正是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年少的王若飛已經開始認識到要以造福民眾、奉獻國家為己任，而這也開始播下了王若飛“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種子。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這種傳統民族愛國觀的樸素性，使得此時王若飛對于如何實現“造福民眾”還是比較迷茫的，在他幼小的心靈里，要造福民眾只有依靠諸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這類英雄，所以當黃齊生教他唱《南將軍歌時》，他不止一次對同學說：“我要做南將軍這樣的人！”④但無論如何，“一切要為人民打算”的種子已在幼小的王若飛心中種下。

（二）舊民族主義革命觀是理論過渡

王若飛的青少年時期，正是中國近代的歷史動蕩期。清王朝對外卑躬屈膝、對內壓榨百姓，使得民不聊生。伴隨列強入侵而來的，還有一些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遠在西南的貴州，一批先進分子接受了這些新思想，逐漸形成了具有舊民主主義革命觀的先驅，這其中就有王若飛的二舅父黃齊生。因而，達德學校不僅是傳播傳統民族愛國觀的陣地，也成為了“代表一種科學與民主的思想的一種革命的組織”⑤。

在達德學校求學期間，王若飛常常能夠聽到老師們“散布‘民主’‘立憲’‘自由’‘平等’‘人權’一類的思想，直接或間接地攻擊當時腐敗黑暗的君主專制，去攻擊舊社會中圣神不可侵犯的‘名教’觀念”。⑥這所在當時統治者看來是“離經叛道散布危險思想的洋學堂”⑦，使很多青年認識到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增強了參與政治活動的興趣，甚至在辛亥革命中爭先恐后當學生軍，輔助城防的工作，當然這其中就包括王若飛。正是在這樣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觀的教育影響下，王若飛對于自己與人民、人民與國家的關系有了更深的體認，他開始逐漸意識到，“造福民眾”不能僅僅依靠個別英雄，而應該實現民眾對革命的參與，并且要實現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這樣才能保障民眾的“人權”。從籠統的“造福民眾”，到追求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這些認識顯然較之傳統的民族愛國觀有了較大的提升，但也必須指出，這里王若飛關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概念的認識，還是較模糊的，還具有濃厚的資產階級色彩，盡管如此，這是對王若飛正形成著的“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重要補充和豐富，為王若飛這一革命品格的唯物主義化作了思想理論上的過渡準備。

（三）唯物主義群眾史觀是理論核心

20世紀初，正當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處處碰壁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為正急切探求救國救民之路的中國人帶來了新的曙光。伴隨著十月革命的爆發，馬克思主義思想也逐漸傳播到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作為始終懷揣救國救民夢想的先進青年，遠渡日本求學的王若飛也于1919年左右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在隨后的赴法勤工儉學中，通過與蔡和森、李維漢等先進青年的交往，王若飛開始逐步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并開始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改造中國的重要思想，故而在1920年12月蒙達尼工學世界社年會討論改造中國的方法時，王若飛明確提出了“要走蘇俄工人階級的道路”⑧的主張。這說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核心思想，業已在王若飛心中出現。之后，王若飛會同蔡和森、李維漢、周恩來等人一面領導留法學生進行各種革命斗爭，一面參與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中共旅歐總支部，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1922年，經阮愛國（胡志明）介紹，王若飛加入法國共產黨，次年，經批準轉為中共正式黨員。自此，王若飛這個自少年時期就滿懷救國救民理想的青年，終于開始了在黨的領導下，為國家、為人民奉獻的歷程。成為中共正式黨員后，王若飛更加注重對馬列主義的學習，特別是通過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理論學習和參與國內人民革命的具體實踐，使王若飛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馬列主義的正確，越來越深刻地理解唯物主義群眾史觀的精髓。比如：王若飛1925年4月26日在《向導周報》第112期上發表的《今年五一的蘇聯》一文中指出，蘇聯工人階級所走的道路是“全世界工人得到解放應走之路”⑨;同年5月24日，王若飛在《向導周報》第116期上發表的《在槍殺中國工人中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上海市民之威脅》一文中又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中確實是這個革命的先鋒隊”⑩;1926年2月4日王若飛在《向導周報》第145期上發表的《吳佩孚侵豫聲中之河南》一文中嚴正指出，如果河南失敗，不僅是國民軍的失敗，民眾的自由、國民革命的發展也將遭到極大的壓迫。1928年6月25日，王若飛在中共六大上的發言中，針對八七會議之前的錯誤，分析指出“要改變過去的絕對集中、上下隔離的組織形式，才能使群眾意識反映到指導機關，才能監督指導機關不脫離群眾”。?以上種種論述，不僅體現了王若飛重視人民群眾的一貫思想，而且已出現了將工人階級視為人民群眾中的先鋒隊、相信人民群眾、自覺接受群眾監督等唯物主義群眾史觀的核心觀點，同時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鮮明體現。這些充分說明王若飛已實現了對傳統民族愛國觀和舊民主主義革命觀的揚棄，自覺將唯物主義群眾史觀作為核心內容，實現了其“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唯物主義化。

正是在以上三種理論來源的承接和交匯中，促進了王若飛“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逐步萌發、成長、成熟，從不科學走向科學。

二、“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形成的實踐邏輯

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王若飛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也不是僵化的教條和純粹的理論，它源于實踐，也指向實踐，在具體的社會革命實踐中，得到不斷的檢驗和完善。王若飛一生三個重要階段的實踐活動構成了這一革命品格形成發展的實踐邏輯。

（一）法國勤工儉學實踐促進了其革命品格正式確立

1919年五四運動后，國內掀起了一場赴歐勤工儉學的熱潮，當年10月16日，為著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王若飛踏上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航程。此時的王若飛，已經通過之前的赴日學習初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作為當時若干種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一種，盡管這種思想指導了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但馬克思主義究竟能否救中國，依然是徘徊在王若飛心中的大問題。而赴法勤工儉學的幾年中，親身的勞動、社會活動和革命斗爭實踐教育了王若飛，使他沖破了工讀主義思想的束縛，與舊民主主義革命觀決裂，成為一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并正式確立了以唯物主義群眾史觀為思想核心的“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

赴法不久，王若飛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寫了《一個特別的學生》一文，文章詳細剖析了自己的性格、理想、優缺點，表明了此次赴法是希望獲得拯救中國的“精神科學”，“因為人民若沒有正確的人生觀以支配一切，就仿佛沒有腦筋的人一樣，那是全無用的”。?并且在文中，他談到社會事業是群眾的事業，不是靠某個英雄人物可以完成的，因此“一個人在一個社會里面，當注重群眾利益，凡是一宗事情，只要是我能辦而又非我辦不可的，就要犧牲自己一點精力，努力去做”。?正是基于這種重視群眾的認識，他認為“處理朋友、同志關系時，應該是推誠相與。只有這樣才能與人相交，更能使人諒解”。?也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在法勤工儉學的三年間，王若飛先后就職于圣夏門的鐵工廠、蒙達尼的橡膠廠和巴黎的云母廠，并且每到一處都深入工人群眾中，與大家交朋友，考察工人的生活狀態并不失時機地向工人群眾宣傳革命斗爭思想。經過深入實踐考察，王若飛探明了“法國勞動真相”，他清醒認識到“粗野的勞動者，才是人類過正當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而工人們所進行的勞動“完全是替別人做事，拿勞動賣錢，不是自動自主的勞動”?，對于這種不合理的勞動應該通過勞工運動予以反抗。除了工廠做工，王若飛還深入研究了法國社會運動，尤其關注了圣夏門1920年5月1日和10日的兩次大罷工，這兩次罷工分別由主張和平方式改革社會的和平派和傾向于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激烈派領導。通過對這兩次罷工的比較研究，王若飛看到了激烈派具有更為強大的組織號召力。赴法期間，王若飛加入了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中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性質的青年團體——工學世界社，與周恩來、蔡和森、陳毅等一起積極參與和組織領導了1921年赴法勤工儉學學生針對北洋政府、法國當局反動言行的“二·二八運動”“拒款運動”“爭回里大運動”三次大規模的革命斗爭。這三次革命斗爭實踐有力推動了包括王若飛在內的一大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思想認識的轉變，他們中很多人逐漸走上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1922年6月3日，旅歐青年代表大會在巴黎郊區的布倫森林里召開，會議宣告，統一的旅歐中國青年共產主義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正式成立，作為旅法代表的王若飛與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等18人，成為了這個光榮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創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建設作出了貢獻”。?

王若飛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通過勞動、社會活動和革命斗爭實踐獲得的這些認識，使其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上，對人民群眾歷史地位有了科學認識，對服務人民的現實路徑有了明確認定，促進了“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正式確立。

（二）獄中反抗斗爭實踐幫助了其革命品格豐富發展

1931年9月初，王若飛奉命從莫斯科回國，擔任剛成立的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書記。正當王若飛準備為黨的西北地區工作大展拳腳時，同年10月21日，不幸在包頭泰安客棧被當地警察逮捕，旋即在歸綏第一模范監獄和太原陸軍監獄度過了近六年的漫長獄中時光。獄中生活盡管苦悶異常，但是此時的王若飛已經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王若飛不能在西北地區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但他卻秉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將敵人的監獄視為教育民眾的大學校，視為與反動派斗爭的主戰場，以黃敬齋的化名在獄中開展了積極有效的革命實踐活動。第一，開展宣傳教育，提升民眾認識。敵人的監獄中關押著大量勞苦民眾和政治犯，王若飛意識到必須對他們開展必要的理論教育。因此，他在獄中大量閱讀書籍，并撰寫了《第三國際簡史》《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等十部文稿，寫了《什么是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國向何處去》《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等文章，通過各種渠道組織獄友進行學習，將黨的理論主張以通俗的話語向大家傳達，極大地提高了獄中民眾尤其是政治犯的思想覺悟。此外，王若飛還積極開展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他曾于1933年1月給時任綏遠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的傅作義寫了一封長信，信中王若飛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視角對中華民族的抗戰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他認為過去政府在抗日上的屢敗就在于“不信任民眾的自動，不信賴群眾革命的創造力，極力制約一切民眾的革命活動”?，因此“應該動員全國民眾積極起來參加這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第二，組織反抗斗爭，堅定民眾意志。敵人的淫威使不少人的意志有了消退，對此王若飛清醒認識到需通過組織反抗斗爭，以堅定民眾意志的重要性。他在一首詩中曾表露：“死里逃生唯斗爭，鐵窗難鎖鋼鐵心?！?936年9月25日至29日，王若飛組織領導獄友進行了為期五天的絕食斗爭，并獲得勝利，不僅極大改善了獄中生活，更使獄中民眾真切意識到民眾斗爭的力量，堅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第三，秘密發展黨員，培養民眾領袖。在監獄中，王若飛一刻也沒有忘記為組織發展積蓄力量。他認為：“監獄是個特殊戰場，在這樣的環境下都堅貞不屈的人，如果不是黨員，我們就應該發展他成為黨員?！睘榇?，王若飛通過組織學習小組等形式，一方面對獄中黨員開展氣節教育，另一方面，積極培養考察進步民眾，其中有一位叫胡榮貴的年輕人，在王若飛的培養考察下，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很多年輕的獄中民眾，都在王若飛的教育下成為了堅定的革命者，出獄后為國家和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

王若飛在獄中堅持共產黨員立場的英勇斗爭，令敵人大為頭疼，正如當時監獄檔案記載：“黃犯敬齋是個大共產黨員，在包頭被捕的時候，銷毀罪證，拒絕招供;在綏遠獄中，傅（作義）主席優禮相待，黃犯毫無悔過之意，常常煽動政治犯，高唱國際歌，進行赤化宣傳?！边@份獄中檔案的記載生動描繪了王若飛堅持在獄中對敵反抗斗爭的革命實踐活動。這說明王若飛絕不滿足于對勞苦大眾的同情，而是要通過“使勞苦大眾得到解放的方法”做革命的引導者，真正做到了“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處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這些重要的實踐和思想認識，使其“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內涵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

（三）出獄后革命工作實踐實現了其革命品格精彩詮釋

1937年4月，王若飛在黨組織的營救下無條件出獄，同年8月到達延安。此時正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形成，為了鞏固全民族抗日的鋼鐵長城，王若飛即刻投入到了緊張的工作中。在延安的七年間，王若飛先后擔任了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統戰部長、中共陜甘寧邊區宣傳部長、十八集團軍延安總部副參謀長、中共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秘書長、中共中央秘書長兼黨務研究室主任等職。但無論在任何崗位，王若飛始終將為人民服務作為工作的宗旨。比如，在思考游擊戰的性質時，他指出，游擊戰爭“必須與民眾打成一片，處處為著群眾利益去斗爭，一切行動都不能脫離群眾”;在批判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錯誤作風時，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地區在工作中“對群眾生活、群眾情緒、群眾要求，漠不關心”。這些都充分彰顯了王若飛人民群眾觀的思想。1944年5月，根據工作的需要，王若飛來到重慶繼續進行革命，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中，幾乎都是在重慶度過的。在重慶期間，王若飛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在任何場合都總是不厭其煩地對同志們闡述“共產黨人的天職就是為人民服務”。工作中，他充分信任群眾，虛心向群眾學習，尤其重視群眾創造的經驗。他始終將是否為人民服務、是否與群眾密切聯系作為“考察任何個人和團體的標準”，認為“只有真正與人民一起生活，和他們一同呼吸，才能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才能為他們服務”。而他為重慶辦事處制定的模范工作者準則中，有一條就是“聯系群眾，努力學習”。王若飛不僅這樣教育身邊的同志，而且他總是首先自覺踐行。1945年8月，王若飛陪同毛澤東、周恩來前往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作為周恩來的重要助手，談判中，王若飛始終堅持人民立場，最終促成了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政府和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的簽訂。1946年4月8日，王若飛乘坐飛機飛往延安匯報工作，飛機行至山西興縣黑茶山墜毀，同機13人全部遇難，王若飛時年五十歲。

出獄后9年的革命實踐，是王若飛堅持人民至上，堅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將“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實踐化的重要時期，尤其在重慶的最后兩年，更是王若飛將這一品格系統化、方法化的重要時期。此間，王若飛將其具體化為可操作的“五步工作法”，即：調查情況—分析研究—定出方針—規定具體實施辦法—檢查總結，這五個工作步驟始終貫穿一個中心，那就是深入實踐、深入群眾，放下架子向群眾學習。在王若飛離開重慶的前夜，他與周恩來研究工作時，留下了“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這句話。這不僅是其革命生涯的光輝總結，更成為其革命品格最突出的精神標識。

正是在以上三大實踐的有力支撐下，王若飛“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得以正式確立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從不完善走向完善。

三、“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指出：“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過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種寶貴精神財富，是一個永恒的定格?！@樣的精神無論時代發展到哪一步都不會過時?！蓖跞麸w“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是在他漫長的革命歲月中逐步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學習傳承這一品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有助于傳承黨的紅色基因

傳承紅色基因，推進黨風建設，確保人民的國家永不變色，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前提。王若飛“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萌發于傳統民族愛國觀，揚棄了舊民主主義革命觀，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逐漸形成并發展成為以唯物主義群眾史觀為核心的革命品格。體現了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文化稟賦和中國共產黨人革命品格的精神特質，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紅色基因庫的重要資源。因此，學習傳承“一切要為人民打算”的革命品格，對于在新時代弘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形成的革命文化，傳承紅色基因，堅定“四個自信”都具有積極意義。

（二）有助于踐行黨的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眻猿贮h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百年大黨的巨大政治優勢，而“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群眾思想的重要體現，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具體彰顯，本質上體現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同時，這一革命品格具有實踐的指導性，其中的許多觀點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價值。因此，在具體工作中創造性的運用“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的“五步工作法”，必將有助于黨員深化對黨的群眾路線的正確認識，把黨的群眾路線切實貫徹到具體的實踐活動中。

（三）有助于牢記黨的初心使命

始終堅持和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百年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根本原因。王若飛“一切要為人民打算”成為他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彰顯著黨的初心，實踐著黨的使命，是共產黨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共性要求的個體特征展現。因此，學習傳承“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革命品格，做到用紅色資源滋養心靈、培育正氣、強化認同、堅定信念、引導實踐，對于每一位共產黨員牢記初心使命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注釋]

①中共中央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3.

②③⑤馬連儒，袁鐘秀.王若飛傳[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4：6.

④馬連儒，袁鐘秀.王若飛傳[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4：10.

⑥⑦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9.

⑧馬連儒，袁鐘秀.王若飛傳[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4：212.

⑨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3.

⑩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7.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9.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2.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馬連儒，袁鐘秀.王若飛傳[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4：21.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8.

?胡錦濤.在紀念王若飛百年誕辰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6-11-14（4）.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7.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中共安順市委（編）.王若飛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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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始終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聚精會神抓好黨的建設，開創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黨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健全民主集中制，發揚黨內民主，實現黨內政治生活正?；?有計劃有步驟進行整黨，著力解決黨內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組織不純問題;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大力選拔中青年干部，促進干部隊伍新老交替。黨圍繞解決好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以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先后就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重大問題作出決定，組織開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教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等集中性學習教育。黨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高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

——摘自《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