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一個彩色的卡夫卡

仇廣宇

卡夫卡（1910年）。

2002年，剛剛出版了《卡夫卡傳：關鍵歲月（1910-1915）》這本傳記的德國作家萊納·施塔赫收到了讀者的反饋：“現在，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的他?！?這句話讓他激動，也讓他真正意識到，自己花費多年撰寫的這本傳記，能讓人們改變對卡夫卡的既往印象。

卡夫卡這個名字早已家喻戶曉，作為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第一人，他在世界范圍內影響的作家數不勝數。在他創造的文學世界里，人可能會突然變成甲蟲，普通人會遇到各種荒誕不經的遭遇。但他本人的形象卻一直躲在這些寓言般的故事背后，顯得低調而模糊。

多年來，用德語寫作的卡夫卡在德國沒有一本較為權威的傳記，而施塔赫版本的三卷卡夫卡傳記則補上了這一缺憾，它被德國媒體譽為“德語文學史上的里程碑”。2022年，三卷本中最重要也是最先問世的《卡夫卡傳：關鍵歲月（1910-1915）》終于被翻譯成中文問世。

如同德國學者龔特爾·安德爾在《卡夫卡：20 世紀清醒的醉者》一書中所言的那樣，卡夫卡的身世證明了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只能寫出“卡夫卡式”的作品。施塔赫這三卷本體量巨大的傳記，將卡夫卡和他的家人、朋友的經歷從散落在各處的檔案中撿起，以紀錄片般的手法、容量巨大的材料和精細的筆觸，讓中文世界的讀者接觸到了一個更人性化的卡夫卡，也從側面看到他所生活的時代。

卡夫卡的傳記很多，但稱得上“經典”，能夠向人們解釋“卡夫卡是誰，他如何成為卡夫卡”的，而且還能建立在扎實材料基礎上的并不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文學紀念碑”系列叢書主編、《卡夫卡傳：關鍵歲月（1910-1915）》的策劃編輯魏東分析，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由于德國傳記作家的思維方式偏嚴肅，雖然他們能拿出具備學術價值的卡夫卡研究，但并不擅長這種反映人物歷程的傳記的撰寫。

此外，為卡夫卡作傳還有一個難點需要克服：每個作家都有母語，但是卡夫卡本人卻是一個特殊的、不容易描述民族屬性的作家，他是猶太人，但對宗教并不熱衷，19世紀末生于奧匈帝國治下的布拉格（現在屬于捷克），掌握德語、捷克語和意第緒語三種語言，他自己主動選擇德語作為他的書寫母語。此外，他的小說一般缺少具體的時間、地點、民族特征和背景，甚至只有一些心理活動，很難在其中尋找到作者生活的蛛絲馬跡。這一切問題，造成了卡夫卡在大眾面前像“謎”一般難解。

真實的答案必須從卡夫卡的日記、通信和手稿中尋找。1985年，26歲的德國人萊納·施塔赫以論文《卡夫卡的色情神話：女性的美學構造》為題獲得了博士學位，他此時并不清楚，以后漫長的人生中，他會與“卡夫卡”這個名字長期為伴。

施塔赫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20世紀60年代，他讀大學之前，德國幾乎沒有人研讀卡夫卡的作品。而進入大學之后，他發現卡夫卡的作品研究雖然不少，但其個人傳記、家庭背景很少被提及。他在朋友的推薦下讀到了卡夫卡的日記和私人信件，立刻被吸引。這些卡夫卡在自然狀態下寫下的內容幾乎和他的小說處于同樣高的水平，且生動有趣?！斑@在文學史上十分罕見”。

博士畢業后，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施塔赫都在德國知名的文學出版社S.費舍爾（S. Fischer Verlag）擔任編輯，工作中，他接觸到很多與卡夫卡有關的信息，于是他開始和出版社商議，想要撰寫一本真正全面的、反映卡夫卡本人面目的傳記。但開始收集材料時，施塔赫就遇到了第一個麻煩：卡夫卡的童年、早期歲月沒有得到充分的記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曾經希望能夠查閱卡夫卡的好友、文學繼承人馬克斯·布羅德保存下來的卡夫卡手稿，但遭到布羅德遺產繼承人的拒絕。

施塔赫遭遇的這一困難，也是國際卡夫卡研究者們所頭疼的一個問題，就是卡夫卡遺稿的歸屬問題。眾所周知，布羅德是卡夫卡生前最親密的朋友和遺囑執行人，是他違背了卡夫卡的遺愿，將后半生投入到出版、宣介卡夫卡作品之中，才造就了卡夫卡在世界文學界的地位。1939年，納粹德國占領捷克，猶太人布羅德逃往以色列，將卡夫卡的部分遺稿一起轉移到該國。此后，這些遺稿一部分保存在英國，另一部分到了布羅德的秘書伊斯特·霍夫手中，還有一部分被存進瑞士銀行。布羅德去世前，曾要求秘書霍夫將卡夫卡遺稿交給以色列作為國家收藏，但霍夫和她的繼承人沒有照做。

直到2019年，卡夫卡遺稿的問題才通過瑞士法院的判決得以解決。而施塔赫開始寫作的時候是1996年，這個問題還沒有定論。他不想等待，決定另辟蹊徑，選擇先從卡夫卡文學生命最盛的1910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開始寫起。因為卡夫卡在這段時期的資料是最豐富的，經歷也最為多彩，他的文學風格也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ㄙM6年時間將這段最關鍵的歲月寫成一本書之后，隨著卡夫卡相關資料的逐步開放，施塔赫才開始研究卡夫卡早年和最后的那些歲月。這三卷浩瀚的傳記讓施塔赫花費了18年，其德文原作一共2037頁，他也憑借這三本傳記獲得眾多獎項。

《卡夫卡傳：關鍵歲月（1910-1915）》中文版。

卡夫卡的全名是“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是他的姓，這個姓氏如同它的原義“寒鴉”那樣給人以距離感。在過往的研究中，他是猶太家庭長子，有一個開百貨商店的、性格暴躁、行事功利的父親，生活上衣食無憂，卻經常要承受父親的嘲諷和道德綁架，帶著自卑心理，行事保守，抱有極度的完美主義。這種神經質的性格固然是卡夫卡性格的一個基調，也是此前卡夫卡研究中的重點，但不是全部。

施塔赫把散落在各地的關于卡夫卡的不同面孔都挖掘了出來。在他的講述中人們讀到的是一個名為“弗朗茨”的年輕人，他活潑，有趣，心性不定。正如《卡夫卡傳：關鍵歲月（1910-1915）》的譯者黃麗媛所說，他“總是寫著長信、訴著苦衷;或者興致勃勃地四處閑逛，劃船游泳，唱歌爬樹，乏了也不肯回家，寧愿一頭躺倒在朋友家的長沙發上，愜意自在地聊天。我很愿意和這個‘弗朗茨’做朋友” 。

散落在信件和日記里的細節是最有趣的。擁有博士學位的“高智商人類”卡夫卡像其他年輕人一樣三分鐘熱度，多次在大學期間轉換專業。在大學時，他和布羅德因為對尼采的不同見解“不打不相識”，因為爭論進而成為摯友。他曾對戲劇產生強烈的癡迷，也嘗試克服羞澀的天性上臺演講。他并不像自己標榜中的那樣禁欲主義，年輕時參與過“獵艷”的行為，沉迷于酒吧，也沉迷于短暫的愛情關系，在他短暫人生的結尾，他和情人之間的表達也不再像青年時期和戀人菲莉絲那樣疏離，而是變得越來越直接、大膽。

在施塔赫的挖掘中，博士、公務員、乖兒子卡夫卡其實從初中起就在日記中流露出對考試的極端厭惡，但他卻沒有在現實生活中表示任何反抗，甚至在博士畢業后主動尋找了一份較為規律、安穩的公務員工作。這些身份在白天對他而言是一種安全感，保護他安然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但在夜晚，在文學寫作和信件里，在和同輩人的交往中，卡夫卡就可以盡情釋放。在這些信件里，他把布羅德和菲莉絲都稱為“最親愛的”，將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與他們分享。

在《卡夫卡傳：關鍵歲月（1910-1915）》中，女性角色——尤其是卡夫卡的第一任未婚妻菲莉絲·鮑爾成為解讀卡夫卡內心的關鍵。她和卡夫卡性格迥異：菲莉絲務實、沉靜，行動力強，卡夫卡則絮絮叨叨充滿幻想。正是依靠著和菲莉絲的通信，卡夫卡把自己的愛情生活變成一種文學上的想象和創造。在和菲莉絲通信的前幾個月，卡夫卡靈感突發，連夜寫出了他的經典小說《判決》，腦子里也出現了《變形記》的雛形。在他們第一次解除婚約之后，他又寫出了《城堡》的雛形。

在交往的幾年中，卡夫卡給菲莉絲寫了500多封信件和明信片，顯得十分熱忱，但這種關系建立在文字幻想之上，生活中他們很少見面，相見時甚至感到尷尬。這導致兩人兩次訂婚又兩次分手?？ǚ蚩ńK于向她承認，信件中的自己熱情開朗，才華洋溢，但生活中的自己“沉默寡言、自私自利，是憂郁癥癥患者”，不適合走入婚姻。這種不確定性就像卡夫卡生命中那些未完成的長篇作品一樣，恰恰是卡夫卡幼稚、缺乏主導權的性格的折射?！拔以噲D從女人的角度展示卡夫卡和菲莉絲·鮑爾之間的交往，如果不這樣做，某些事件的發生仍然是不可理解的?！?施塔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我們依然活在卡夫卡經歷的世界里?！薄犊ǚ蚩▊鳎宏P鍵歲月》的編輯、中文譯者之一程衛平感到，卡夫卡作品中的“現代性”和現代人的生活是有關聯的，當人們的生活中出現了波動、變故，或者有災難降臨的時候，人們可以感受到他在小說里寫出的痛苦，會感覺到他像一個先知?！八呀泿臀覀兲崆敖沂境霈F代人所有的痛苦、困惑，這也就是為何卡夫卡的作品在這個時代還能讓人感同身受的原因?！?/p>

第二次工業革命、物質主義盛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各種科學、哲學思潮涌起……卡夫卡所生活的20世紀初是人類歷史上“大變革”的時期，“異化”的主題已經被當時的哲學家所提出并高度重視?？ǚ蚩ê苌僦苯釉谖母逯刑岬綉馉?，戰爭和社會事件于他而言只是內心世界的折射。戰爭對他而言最大的感受，是青年時期富裕穩定的家庭生活被戰爭打破，習慣“寄生”的他不得不尋找居所——比如寄住在妹妹們家中。這嚴重地破壞了他的安全感，在他人生最后一部長篇《城堡》中，那個流離失所，到任何地方都不會被明確拒絕，但又沒有自己容身之地的土地測量員，正是他內心世界的寫照。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機器與人的關系很早就出現了。他生活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尾聲，當時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誕生了很多提升人們工作效率的發明?？ǚ蚩ㄔ趯懡o菲莉絲的信件里發表一些對技術發明的意見，比如菲莉絲公司推銷的名為“語圖”的聽寫機，它是菲莉絲用盡全力在推銷的產品?？ǚ蚩▽ζ渥龀龅脑u論是：“一臺帶著無聲而嚴肅的要求的機器給工作人員施加的壓力遠比人更強、更殘酷?！薄白鳛橐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最感興趣的是（錄音機）的聽筒將如何改變人類的交流?！笔┧諏Α吨袊侣勚芸氛f。

這種對技術和強權的極度敏感，可能與卡夫卡被迫管理家族工廠的經驗有關。1910年，卡夫卡的妹妹艾莉嫁給了一位商人，因為父親要和妹夫一起經營石棉廠，擔心財產落于外人之手，就把卡夫卡變成了石棉廠的合伙人。在這里，卡夫卡承受著嚴重的空氣污染，也看到工人所受到的苦難。他在日記里寫道：女工們“被無休止的傳送帶噪音包圍著，站在一臺臺自動運轉著的機器前，機器不知何時會突然卡住。她們一個個面無表情，簡直不像人類，沒人和他們打招呼，如果有人撞倒她們，也不會向她們道歉……”他還不無憐憫地想著，她們在傍晚六點之后才會變回女人，避免被人無視的命運。

而除了企業合伙人的身份，卡夫卡的正式職業其實是國營保險公司的員工，工作內容就是保障勞工權益，每天會面對大量與個人生命保險相關的數據統計資料，也會觸發他對生命的思考。施塔赫2014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他的辦公室里，個人的生命和災難成為檔案和精算師的素材?！边@一切都被卡夫卡在日記本、信紙上記錄了下來，成為未來諸多杰作的素材。比如，在他后期的小說《在流放地》中，一位軍官為了給旅行者演示殺人機器如何執行，不惜以親身演示殺死自己為代價。

他把這些“素材”濃縮成帶有童話色彩的寓言，并在身后得到傳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從未來過中國的卡夫卡居然能夠跨越語言障礙影響地球另一端的中國人。1906年5月，卡夫卡在給菲莉絲的明信片上記下了這句話：“從根本上而言，我是一個中國人?！边@個靈感十幾年后被用在了他的小說《中國長城修建時》中。

1979年，卡夫卡的作品被大規模翻譯到中國，剛剛經歷了“文革”的人們被其作品內容嚇了一跳：拼命想進入城堡卻墮入霧中的土地測量員，不明原因被捕、被秘密處死的“K”……一切都像在映射那個剛剛過去的時代。同時，卡夫卡寫作技術上的高明也影響了作家群體。余華1986年讀到卡夫卡的作品時曾說，卡夫卡在敘述形式上的隨心所欲把他“嚇了一跳”。宗璞、馬原、莫言、殘雪等當代中國知名作家也同樣深受卡夫卡的影響。

在歐美，人們也認為卡夫卡的作品精準預言了“二戰”和奧斯維辛事件，但一切只是因為他用高度抽象化的故事來講述這一切，它們幾乎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這種預言性甚至預見到了卡夫卡自己的人生：1919年，他的第三次訂婚被父親強烈阻撓，父親對女方極盡侮辱之能事，其對話內容就如同1912年他在《判決》中描寫的父子關于婚約的對話那樣驚人相似。那些沒有時代背景，沒有復雜的人物關系和名稱，有時甚至只有對話和心理的故事，模型般的簡潔已經足夠令不同時代的人心生震撼。

卡夫卡的捷克“老鄉”，作家米蘭·昆德拉敏銳地注意到了卡夫卡的這種特性，他在1993年出版的文學理論著作《被背叛的遺囑》中談到，卡夫卡其實是用他并不復雜的德語詞匯量和精確的語言，創造了一個前無古人的世界——一個“極為無詩意”的世界：“我是指，對于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特性毫無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外部——人類力量——官僚主義、技術、歷史——的一個工具?！?也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曉東所言：他正是這樣一個走在前面的，既反映時代又超越時代的藝術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