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象“認知錯位”背后

陳肖靜 徐申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傳播蔓延，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格局的走向。一方面，疫情給全球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全球化備受挑戰；另一方面，疫情使全球治理格局出現真空，各種形式的國家主義不斷興起，各國社會相互割裂。后疫情時代，全球經貿格局與秩序重構難以避免。因此立足中國，無論是“世界理解中國”還是“中國理解世界”都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信息壁壘的增加與固化使得外國對“中國”的認知錯位愈加凸顯，從而造成我國對外傳播及自身形象客觀呈現面臨困境?！罢J知錯位”所體現的群體認知差異是國家形象傳播過程中的關鍵因素，為了更好地讓世界“理解中國”，我們需要正確地認識這種認知差異，尋其造成的根源對思考破局之道顯得尤為必要。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所著《對權威的服從：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學實驗》（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原著出版于20世紀70年代，書中完整記錄了19個實驗的設計、過程、結果以及部分受試者在實驗中的反應，并對實驗結果進行了深度分析，揭示了在等級社會中服從現象的社會及心理原因。在解釋實驗結果時，作者將個體的狀態分為“代理狀態”和“自主狀態”，他認為大多數實施高強度電擊的受試者，都陷入所謂的“代理狀態”。如果一個個體處于社會情境中，他的自我定義方式允許地位更高的人對自己進行管理，他就進入了“代理狀態”，而進入“代理狀態”后，很難回到“自我狀態”?！按頎顟B”就引起了服從行為。實驗打破了人們對個人道德和對自由意志的自信，情境主義學者因此看到了行為的決定因素：對所有人的行為都有極大左右力量的“情境力量”。

另外還包括菲利普·津巴多，邁克爾·利佩合著的《態度改變與社會影響》（人民郵電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菲利普·津巴多所著的《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三聯書店2010年版）等，很多研究都顯示了個人受到社會大環境運作機構和權力影響的結果，也就是個人所處的環境、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將對行為產生遠超我們的想象的重要影響。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從群體心理學的角度對這種現象做出了解釋，他認為群體已經成為“暴民”的代名詞。他指出在群體中，群體的無意識行為代替了個人的有意識行為（參見《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以上實驗和研究都提示研究者，對于“認知”的研究必須置于真實的社會生活中進行。社會心理學已經有大量的資料能佐證，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遠遠勝于個體力量。想要全面而且完整地了解認知，就必須先辨識個人、情境以及系統力量的范圍與限制。

從社會情境規制力量的角度來看，國家形象傳播中不同國家之間的群體認知差異主要來源于兩點：一是受眾的思維方式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其所處群體潛移默化的影響，由此在群體（國家）內部產生較為一致的認知傾向，進而形成不同群體（國家）間的認知壁壘，從而擴大認知差異；二是當受眾接收國家形象傳播的信息時，同一群體（國家）內部的相互討論、輿論發酵和意義共享會造成該群體（國家）獨特的信息解讀情境，同一群體（國家）的相互影響造就了與其他群體（國家）異質化的認知解碼模式，從而形成群體（國家）間的認知差異。

移動終端的蓬勃發展改變了人們的交往和互動方式以及電子媒介使用方式，同時也為傳播的理論和實踐發展帶來挑戰。社交媒體在實現受眾的自我賦權和加強受眾和自媒體的互動的同時，受眾在解碼社交媒體意見領袖內容的心理路徑較之傳統媒介有了很大的不同。英國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指出，人類任何一次言語的交往，都在多個層面同時發生。第一個層面是簡單的對于某個信息的傳遞；第二個層面則是針對該信息傳遞得更為深入的“元傳播”（參見王金禮：《元傳播：概念、意指與功能》，《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2期）。元傳播指的是人們為了傳播而進行的傳播行為，包括對所傳遞符號的定義及其詮釋規則的約定。正是由于第二個層面的傳播，才使得所傳遞的信息內容以及傳播行動具有交往雙方可以相互理解的可能。而認知偏差也會存在于這兩個層面中，一是信息傳遞中引起的認知偏差，二是在傳播情境中引起的認知偏差，并且傳播情境中導致的認知偏差比信息傳遞中的偏差更為復雜，也難以消除。不同群體當中，個體與個體、社群與社群或者個體與社群之間的相互認同、相互了解的程度就是社會距離，也叫心理距離。同一群體中的社會距離往往較近，也比較容易達到認知的統一，而異質性群體的社會距離較遠，如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心理背景的群體，社會距離相對較遠（參見鄭素俠：《網絡環境中的“第三個人效果”：社會距離與認知偏差》，《新聞大學》2008年第1期）。

這里還有一個我們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概念，即“刻板印象”，最早由美國學者沃爾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中提出，“刻板成見”在國內被翻譯成“刻板印象”?？贪逵∠笫侵溉藗儗μ囟ǖ氖挛锼值墓潭ɑ?、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著對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但它會依然影響我們對某一特殊的社會群體特征的看法，刻板印象的形成會讓我們區分并固化“我們”和“他們”，其顯而易見的內在邏輯便是“我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進而使“我們”和“他們”產生了社會距離感。

在國際傳播中，認知偏差會隨著社會距離的增大而相應增加。在傳統社會，基本遵循“社會距離和認知偏差隨物理距離增大而增加”的規律，但在互聯網時代，這一規律顯然被打破了。人們開始更加信賴網上未曾謀面的“意見領袖”，跟隨他們的態度和認知，而對于身邊物理距離很近的人，表現出某種忽略或是不信任，社會距離與物理距離之間的相關關系正在變弱。換句話說，在國際傳播中，雖然物理距離非常遙遠，但心理距離卻也有可能很近，從而使縮小認知偏差成為可能。同時，網絡在國家形象的話語生產中承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強勢崛起的社交媒體如推特、臉書等，短視頻平臺如抖音等早已超出了原先的社交功能，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職能，公共領域中的表達和接收似乎也顯得更為自由和“去中心化”。社交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的生活和對于自我的認同。在社交媒體上，我們分享生活、展示自我、表達意見，互聯網在某種程度上擴充了文化共享的空間，增強了異質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信，這為彌合認知差異、塑造國家間的共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為國家形象傳播帶來了新的契機。

然而很可能“成也網絡，敗也網絡”，互聯網環境下的“信息繭房”會讓這一契機面臨新的挑戰?！靶畔⒗O房”概念是由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中提出的?！靶畔⒗O房”效應是指，人們往往只注意自己關注的或使自己愉悅的信息，久而久之，受眾就會將自身桎梏于蠶繭一般的“繭房”中，而對與自身所處環境之外的異質性信息置若罔聞。因此在“信息繭房”的作用下，傳播中的社會距離很可能反而擴大?！靶畔⒗O房”對國家形象傳播的負面影響主要有兩點：一是“繭房”內部群體與外部世界交流會大幅減少，群體內同質特征愈加顯著，同時群體間異質特征也更加凸顯，產生網絡群體極化，由此擴大不同信息系統影響下的群體之間的認知差異；二是由于互聯網時代基于算法的“個性化服務”，人們接觸到的信息越發“繭房化”，將導致個體沉浸在自己構筑的信息世界中，在社交媒體上跟與自己觀點一致的人交流信息，或許這種交流能引發更深入的思考，但是接觸不到外界不同觀點勢必讓自己對某一問題的認知偏差變得更加根深蒂固。

總之，導致國家形象傳播“認知錯位”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情境力量與信息繭房，我們對此還需要更全面與深入的剖析，在傳播方式、話語方式以及信息的價值標準都與國際主流媒體對接的基礎上，還應了解國家形象傳播受眾的情境力量以及重視“信息繭房”的不確定性。當然，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多方面的外延與展示，也是這些方面合力產生的結果，而一個實力強大、文化自足的國家本身才是良好國家形象的根本，否則，依靠形象傳播的國家形象，無異于依賴后期美化的攝影作品。

（作者簡介：陳肖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徐申，寧波財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