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實現就業“能力”與“預期”的匹配？
——本科生職業決定的類型、成因與審思

韓婷芷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 200062）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大學生就業問題一直是高等教育領域的熱點議題。2019 年底，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社會經濟發展受阻，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再次成為一個嚴峻的話題。伴隨著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開展，我國經濟形勢逐漸回暖并持續向好發展，但肆虐的疫情仍然造成了不少用人單位經營困難，諸多企業招聘計劃被迫中止，大學畢業生的求職進展嚴重受阻。2020 年，我國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人數達874萬人，同比增加40 萬人。到2021 年，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擴大至909 萬，同比增加35 萬。在經濟形勢嚴峻與畢業人數逐年增長的背景下，高校畢業生們面臨前所未有的就業挑戰。促進大學生就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近年來，國家從宏觀層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為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保駕護航：各級地方政府創造工作機會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和艱苦地區工作，黨政機關針對公務員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相關專業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的招聘比例明顯向高校畢業生傾斜，國家更是積極鼓勵號召各類企事業單位特別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事業單位聘用高校畢業生。與此同時，各級各類的高等院校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積極引導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靈活就業，為保障大學生就業質量和就業水平的穩步提升協同發力。國家給予強有力的政策支持，高等院校積極響應落實各項政策，緣何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年年無法得以破解？

國家、高校、高等教育研究者們呼吁關注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并積極為此尋求破解之策；然而部分大學生卻在擇業過程中呈現出對自我能力與發展預期的認知偏差。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難”與勞動力市場中的“中小企業招工難”兩難并存的矛盾以及近年來高校畢業生群體中逐步顯現出的“慢就業”現象，證明大學生求職過程中預期和能力之間的錯配或許是其就業問題懸而未決的主要原因。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歸根結底解決的是人和崗位的匹配度，即學生個體的能力能否滿足工作崗位所需的職業能力要求，用人單位所提供的崗位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學生對物質或精神需求的期待。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等院校亟須重點關注大學生的未來職業適應能力和職業發展預期，并提供相應的科學指導以提升二者之間的匹配程度，助力本科生作出科學、合理的職業決定，如此方能探索出一條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破解之道。

有鑒于此，本研究聚焦本科生職業決定的類型及形成機制，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研究：第一，以本科生的職業適應能力及未來職業預期為分類依據，探究本科生職業決定的類型及特征；第二，尋找影響本科生不同類型職業決定的諸多要素；第三，基于本科生不同類型的職業決定及其形成機制，提出針對性的教育應對策略。

二、本科生職業決定的類型及特征

1.概念界定與分類依據

本科生的職業決定(career decision making)是其在職業選擇和發展過程中抉擇的活動。廣義的職業決定是指一個完整職業規劃的過程，本研究中的職業決定屬于狹義的范疇，指大學生在某一個時間段或時間節點對未來職業的規劃。理想的本科生職業決定需要個體根據自身的學習能力、職業興趣、發展目標以及對未來職業發展預期的清晰預判制定出合理、科學的職業規劃。然而現實中，大多數本科生在作出職業決定時往往缺乏理性的分析判斷，無法基于自我職業目標與現實能力水平，在充分收集自我和環境信息的基礎上權衡利弊得失，從而作出最佳決策。自我認知偏差指導下的職業決定引發個體未來職業適應能力與職業發展預期之間的巨大沖突，極大地阻礙了本科生職業發展?；诖?，本研究試圖從能力-預期匹配的視角革新本科生職業決定的分類方式，厘清不同類型職業決定的形成機制，為本科生職業生涯規劃指導提供相應的實證證據。

職業適應能力是指個體處理職業任務、面臨職業轉型以及應對職業困境時的意志力及應對能力。[1]相關研究結果表明，責任感、關注度、求知欲和自我效能感是衡量個體職業適應能力的重要指標。[2]責任感是指個體能夠堅持自己的選擇并承擔相應的責任。關注度是指個體能夠對自己的未來發展展開設想，為即將到來的挑戰做好準備。[3]求知欲是個體作出某種選擇前對信息搜集、知識學習的渴求程度。自我效能感是指個體對自己能夠完成某一任務的自信程度。以上四種職業適應能力能夠幫助個體在已經到來或是即將到來的職業生涯中積極應對各種職業發展變化和挑戰，并作出適時調整。[4]然而，本研究基于訪談得知：樣本高校中大多數本科生對其未來職業發展的關注度明顯不足，鮮少去思考未來職業發展中可能面臨的挑戰?；诖?，本研究選取CAAS-SF 量表中的責任感、求知欲、自我效能感三項指標作為預測本科生未來職業適應能力的操作性指標，[5]所有項目都采用李克特6 點量表進行評分，從“非常贊同”到“非常不贊同”分6 級。職業發展預期是指個體希望自己從事并為之而努力的某職業層次及類型組合。[6]本研究采用Seibert 等人開發的職業目標量表，對個體的內部職業目標及外部職業目標進行測量，題項均采用李克特5 點量表進行測量。此外，既有研究已經驗證成就目標定向作為一種綜合行為、情感和認知在內的個體認知過程，[7]能夠更深層次地影響學生的學習目標和學業自我效能感，[8]繼而為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提供具體的目標指向和操作序列。為進一步把握本科生的成就目標定向對其職業決定的影響，本研究采用Elliot 等人編制的成就目標定向量表施測，該量表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將形成了2×2 矩陣成就目標定向理論模型。[9]該量表的4 個不同維度均包含3 個題項。問卷采用李克特5 點量表法，從1 到5 分別表示“完全不符合或很少符合”到“完全符合或幾乎完全符合”，被試者在各維度上得分越高，表示其成就目標定向越強。此外，本科生入學前的個人經歷、家庭背景及其在學期間的課程學習體驗、專業成績排名等相關信息的測量均采用自編量表。

為厘清本科生職業決定的不同類型，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于2021 年6—11 月期間針對江蘇省“雙一流”高校、地方高水平高校、普通本科院校等不同層次的5 所高校的在校本科生開展調查，發放問卷1616 份，剔除無效問卷198 份，共回收有效問卷1418 份，問卷回收率為87.75%。具體樣本構成情況如下：男生415 人，女生1003 人；“雙一流”高校本科生712 人，地方高水平高校本科生365 人，普通本科院校本科生341 人；大一年級學生385 人，大二年級學生324 人，大三年級學生520 人，大四年級學生189 人。利用問卷調查對本科生的未來職業適應能力與職業發展預期進行測量，并采取社會學的分類方式根據其未來職業適應能力的強弱及職業發展預期的高低對其進行歸類。當前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對本科生職業適應能力和職業發展預期的相關研究甚少，且未有研究者通過大規模的調查從宏觀上陳述本科生職業適應能力及職業發展預期的現狀，因此本研究中本科生職業適應能力的強弱以及其職業發展預期的高低并沒有一個標準化的參考值?；诖?，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中所有被試對象未來職業適應能力（M=4.113，SD=0.694）及職業發展預期（M=3.721，SD=0.756）的平均值為參照系，作為判定本科生未來職業適應能力強弱及職業發展預期高低的主要依據。

2.本科生職業決定的類型劃分

本科生的職業決定類型劃分是復雜的、多維的，學習者的人格特質、自我效能感、學習動機等諸多要素均影響著其職業決定的形成。[10]本研究通過描述性統計分析，以本科生未來職業適應能力及職業發展預期的均值作為參照系，構建出本科生職業決定類型的二維劃分框架，將本科生的職業決定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Ⅰ類為“理想型”（N=345，占比24.33%，見圖1）。所謂理想型職業決定指本科生的職業抉擇是基于高水平的未來職業適應能力對其未來職業發展持有的理性預判，呈現出高適應能力與高發展預期高度匹配的狀態。該類本科生在本科期間的學習中表現出強烈的學業發展責任感、求知欲和較高的自我效能感，以上特質可以幫助其擁有能力和信心直面未來職業發展過程中的重重困難和挑戰。與此同時，該類本科生對其未來所要從事并為之而努力的職業層次及類型組合已具備較為清晰的認知，能夠明晰其未來所要從事的職業為自身發展所帶來的內部激勵和外在獎勵。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該類型的本科生占比率并不高，不足此次調查總人數的四分之一。研究結果表明，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大學生職業決定的引導仍是我國高校就業指導工作的重中之重。

圖1 “理想型”職業決定“能力-預期”匹配度

Ⅱ類為“發展型”（N=453，占比31.95%，見圖2）。此次調查中，近三分之一本科生的職業決定類型屬于“發展型”。該類本科生在作出職業決定的過程中對其未來職業發展持有較高的預期，但并不具備與其高預期交相匹配的職業適應能力。這類本科生在職業決定過程中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騖遠”的心態，極易引發主觀愿望與現實選擇之間的巨大落差，致使其職業選擇和職業發展通道受限。大學生的職業發展預期受到來自家庭環境、教育經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是各種內在因素、家庭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高等教育在其中僅發揮著隱性作用。然而，職業適應能力則不同，職業適應能力更易受到大學教育的影響，高?？梢酝ㄟ^優質教學助力學生職業適應能力的提升。在高等院校、高校教師及學生主體的共同努力下，該類型的本科生有望在責任感、求知欲、自我效能感等各個方面獲得較大程度的發展，進而躍升成為“理想型”職業決定主體，故而在本研究中將此類本科生的職業決定命名為“發展型”。

圖2 “發展型”職業決定“能力-預期”匹配度

Ⅲ類為“消極型”（N=491，占比34.63%，見圖3）。所謂消極型職業決定指大學生在不具備高水平的職業適應能力及清晰職業生涯發展預期的情況下作出的職業決策。在本研究中，這一類型的本科生占比最高，超出三分之一的學生在其職業決定中呈現出近乎“躺平”的姿態，他們既不擁有較高水平的職業適應能力，也并不期望能夠在未來職業發展中獲取經濟回報、地位聲望及知識提升、技能發展等一系列的外在收益和內在激勵。在低預期和低能力的雙重驅動下，該類型的本科生缺乏自主積極的職業發展動力，職業規劃意識淡薄甚至是缺失，未來職業發展形勢不容樂觀。在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下，為保障就業指導工作的有序開展，當前我國高等院校亟須關注這一類群體，厘清該類型本科生低能力、低預期的形成機制，對其開展針對性的教育引導。

圖3 “消極型”職業決定“能力-預期”匹配度

IV 類為“受限型”（N=129，占比9.09%，見圖4）。本次調查中，有少部分本科生具備較高的職業適應能力，但對其未來職業發展卻持有較低的心理預期，本研究將這一類型本科生的職業決定命名為“受限型”職業決定。得益于個體的較深層次的學習能力以及高校所創設的學習環境的支持，該類本科生的職業適應能力大幅提升。但誠如上文所述，大學生的職業適應能力極易在其接受大學教育之后短期內獲得提升，而職業發展預期則不然。本科生職業發展預期的形成機制錯綜復雜，并且一經形成往往無法在短期內撼動。受家庭、學校、社會及個體經歷的長期影響，該類型的本科生群體對自我未來發展預期較低，勢必會導致其未來職業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故而將其所作出的職業決定命名為“受限型”。在本研究中，盡管這一類學生屬于少數群體，但仍需進一步挖掘其低預期背后的深層原因，幫助其提高職業發展預期，促使其職業決定向“理想型”邁進。

圖4 “受限型”職業決定“能力-預期”匹配度

3.不同類型職業決定的特性比較

本研究基于本科生職業適應能力強弱與未來職業發展預期高低構建而成的本科生職業決定的二維分類框架（見圖5）。從規模上來看，“消極型”職業決定的本科生占比最多，“發展型”職業決定的本科生略少于消極型，“理想型”次之，“受限型”最少。除能力與預期匹配度的差異外，以上四種類型的本科生職業決定還存在如下的差異：從性別屬性來看，四種類型職業決定的本科生男女占比基本持平，“理想型”職業決定中男生106 人，占比30.7%，女生239 人，占比69.3%；“發展型”職業決定中男生136 人，占比30%，女生317 人，占比70%；“消極型”職業決定中男生143 人，占比29.1%，女生348 人占比70.9%；“受限型”職業決定中男 生30 人，占 比23.3%，女 生99 人，占 比76.7%。從院校層次來看，不同類型職業決定中本科生院校層次分布存在一定的差異，傾向于“理想型”職業決定與“消極型”職業決定的本科生大多來自“雙一流”高校，而“雙一流”高校的本科生較少陷入“受限型”職業決定的困境。而有“發展型”職業決定傾向的本科生大多來自地方高水平本科院校。從家庭所在區域分布來看，來自東部地區的學生作出“理想型”與“發展型”職業決定的人數居多，西部地區的本科生更多地傾向于作出“受限型”職業決定。

圖5 本科生職業決定的分類框架

三、本科生職業決定的主要影響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不同類型本科生的職業決定存在著顯著的群體差異。因此，厘清不同類別本科生職業決定的影響因素可以為高等院校開展針對性的教育指導提供重要的方向指引?；诖?，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過問卷調查并輔以一定的訪談，結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選取本科生入學前的相關因素和在學期間的相關因素作為預設影響因素開展調查。[11]入學前的相關因素方面，本研究主要選取本科生的性別、戶口類型、家庭所在地、獨生與否、父親學歷和父親職業等個人及家庭背景屬性作為測量指標。此外，本研究著重關注本科生在學期間的院校層次、專業類別、在學年級、學業成績、課程學習體驗、成就目標定向等相關因素對其職業決定的影響（見表1）?；谘芯啃枰?，本研究以本科生職業決定作為因變量，以“理想型”職業決定作為參照類別進行多元邏輯回歸分析，并結合訪談結果比較不同類型本科生職業決定的不同影響因素，以及同一影響因素對不同類型職業決定的不同影響效應，以期幫助更多的本科生提高未來職業適應能力，樹立自信和遠大的職業理想，達至職業適應能力與發展預期的動態平衡。

表1 本科生不同類型職業決定的影響因素分析

1.“發展型”職業決定的影響因素分析

以“理想型”職業決定為參照，研究發現諸多因素均對本科生發展型職業決定發揮著顯著影響。首先，父親的職業和學歷對“發展型”職業決定影響顯著，即如果父親未接受過高等教育，則其子女職業類型為發展型的可能性只有父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子女的0.751 倍；相較于父親從事管理/專業/技術類崗位的本科生而言，父親不從事管理/專業/技術類崗位的本科生，其職業類型為“發展型”的可能性僅為前者的0.689 倍。其次，院校層次與專業類別對“發展型”職業決定影響顯著，“雙一流”高校本科生呈“發展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是普通本科院校本科生的2.643 倍，地方高水平本科院校本科生呈“發展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是普通本科院校本科生的1.819 倍；與理、工、農、醫專業的本科生相比，人文科學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的本科生更有可能趨向于“發展型”職業決定。此外，專業成績年級排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學生的職業發展預期，專業成績年級排名越高的學生越有可能趨于作出“發展型”職業決定。大二、大三的學生較其他年級的學生而言作出“發展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更高。這一階段的學生正處于大學專業知識學習的鼎盛時期，理論知識的習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學生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呈現出“發展型”職業決定的傾向。本科生的成績目標定向、掌握目標定向及課程學習體驗均對其“發展型”職業決定產生顯著影響，其中成績目標定向每提高1 個標準差單位，本科生趨于“發展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提高0.572 倍，掌握目標定向與課程學習體驗則對本科生選擇“發展型”職業決定發揮著負向影響。

2.“消極型”職業決定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本科生“消極型”職業決定的影響因素分析可知：較非獨生子女而言，獨生子女這一群體作出“消極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更高；父親職業對子女“消極型”職業決定的影響效應基本與“發展型”職業決定持平；專業成績年級排名、課程學習體驗、成績目標定向以及掌握目標定向均對本科生“消極型”職業決定產生負面效應。此外，與其他年級相比，大一年級是大學生萌生“消極型”職業決定的高發時期。大一階段的學業不適應或許可為這一現象提供充分的證據。對于大部分大一新生而言，從高中階段向高等教育階段的過渡頗具挑戰性。全新的教育環境、更高的學業要求極易引發學生學習情緒的波動，繼而對其學習發展、身份認同、心理健康產生重要的影響。[12]在高中階段，學生的學習多依賴于教師的教學引導，自主性較弱。初入大學，面對全新的教育環境、不同的教學方式，缺乏自主學習能力的學生極易在學習上有所懈怠，因而出現消極的“躺平”現象。出乎意料的是，研究結果顯示，較普通本科院校而言，“雙一流”高校本科生選擇“消極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高出0.642 倍，地方高水平本科院校本科生選擇“消極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則高出0.658 倍，這一結果似乎難以解釋。

3.“受限型”職業決定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影響本科生“受限型”職業決定的諸多因素中，先天性個體屬性對其影響巨大：從性別屬性來看，女性更容易在職業決定中陷入職業發展預期低于職業適應能力的境況。如若父親的職業社會聲望較低，子女則更有可能趨于作出“受限型”職業決定。以上研究結果也與此前“父親位于低職業地位時，男性比女性更易擺脫其低階層的家庭背景”[13]的研究結論不謀而合。此外，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學生而言，受一定家庭代際傳承的影響，他們在職業選擇的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不自信，呈現出職業預期過低的傾向。具體表現為：從家庭所處區域來看，西部地區的學生最易作出“受限型”職業決定，中部地區次之，而東部地區的學生作出“受限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最低。與具有農村戶籍的學生相比，城鎮戶籍的學生作出“受限型”職業決定的可能性較小。除此以外，大三年級是本科生趨于作出“受限型”職業決定的高發時期。這一時期的本科生面臨著升學、就業、創業等人生方向的選擇，加之繁重的課業負擔以及來自同伴間的競爭壓力引發部分學生罔顧自身職業適應能力而草率地降低職業發展預期，作出與之能力不相匹配的職業決定。與“消極型”職業決定類似，成績目標定向對本科生“受限型”職業決定產生負向影響。趨于成績目標定向的學生在課程學習過程中都極其關注付出所帶來的短暫收益，缺乏長遠的目光，因而在面臨職業選擇之時也極易因急于解決就業問題而盲目降低自己的預期。

四、本科生職業決定的教育應對策略

本研究以江蘇省5 所不同層次高校的在讀本科生為研究對象，通過社會學的分類方式，以本科生未來職業適應能力的強弱與職業發展預期的高低為評價依據，將本科生的職業決定分為“理想型”、“發展型”、“消極型”及“受限型”四種類型，并以“理想型”職業決定為參照，通過多元邏輯回歸分析揭示了不同類型職業決定的影響因素及形成機制。研究結果表明：與“理想型”職業決定相比，“發展型”、“消極型”及“受限型”職業決定的形成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本科生個體屬性、院校環境、社會支持等因素的影響。本科生職業決定的形成機制紛繁復雜，不同類別的本科生職業決定的影響因素同中有異。唯有準確把握以上不同類型職業決定的差異性影響因素，才有可能提出針對性的教育措施，促使本科生的不同類型的職業決定向“理想型”邁進。有鑒于此，本研究在基本把握當前本科生職業決定類型、厘清不同類型職業決定成因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本科生不同類型職業決定的教育應對措施開展審思，以期為當前我國高等院校開展本科生分類就業指導提供一定的啟發與借鑒。

1.“發展型”職業決定的教育對策

既有研究對于本科生“發展型”職業決定的教育干預措施大多著眼于引導學生合理自我定位、明晰自我認知，使學生基于個體發展和社會需求形成合理的職業傾向，以防止當前大學生中普遍存在的職業期望過高、眼高手低現象的出現。[14]事實上，對于這一群體的教育引導不僅需要關注其職業預期的合理定位，更需著力提升其未來職業適應能力。

本研究在針對本科生“發展型”職業決定形成的影響因素分析中發現，成就目標定向對本科生的影響尤為顯著，具體表現為當學生在學習中傾向于成績目標定向之時，其職業決定類型更可能成為“發展型”職業決定。也就是說，持有“發展型”職業決定的本科生，其成就目標定向更趨向于成績目標而非掌握目標，這一結果值得深思。不同類型的成就目標定向在學生學習和發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當前本科生學習研究的焦點，[15]掌握目標和成績目標在本科生的學習和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存在明顯的不同。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擁有掌握目標定向的學生更加關注學習的過程以及對相關學習內容或任務的掌握程度，并期望通過學習獲得能力的提升。相反，成績目標定向引導學生關注自己的能力表現與他人間的差距，并希望獲取比他人更好的學業表現。[16]成績目標可以促使學生獲得更高的績點，而掌握目標則能幫助學習者探尋到學習的樂趣，提高個體學習的內在滿足感和學習能力。[17]本研究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成績目標定向通過促進學生學業成績的提升制造出學生職業適應能力攀升的假象，繼而拔高了學生職業發展預期。這為高等院校引導本科生從“發展型”職業決定向“理想型”躍升提供了與既有研究不同的教育策略：高校需創設優質本科教學，引導本科生樹立掌握目標，并在掌握目標的導向下使其獲得學習情感的滿足和學習能力的提升，促使其責任感、求知欲和自我效能感等相關職業適應能力獲得顯著提升。此外，還要引導學生合理、適度地關注成績目標，矯正學生基于專業成績排名而產生的對其未來職業發展預期的誤判，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成就目標定向對于學生全方位發展的促進及引領作用，幫助本科生作出科學、合理的職業決定。

2.“消極型”職業決定的教育對策

目前對于大學生職業決定過程中職業適應能力不足、職業預期過低的問題，我國各大高等院?？芍^關注有余，執行不足。針對這一議題，大多數高等教育研究者也僅僅基于批判的視角呼吁高校給予足夠的關注，卻鮮少有研究者基于實證的視角探尋大學生作出“消極型”職業決定背后的形成機制。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及訪談發現：大學一年級是大學生“消極型”職業決定形成的高發階段，大學生入學初期的學業不適應是致使其產生“消極型”職業決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科第一年是大學生學習和發展的奠基階段,也是大學生專業學習與社會生活的適應時期，這一時期不科學的學習方法、不清晰的學習目標以及不合理的時間分配都有可能對學生的學業表現產生巨大的影響。學業表現的落后會在一定程度上將學生的自信心消磨殆盡，進而使其出現意志消沉的傾向。這一現象在層次越高的院校中表現得越發明顯，對于那些高考競爭中的“佼佼者”而言，面對突如其來的學業上的“挫敗”，如若得不到教師及時的疏導，便極有可能陷入自我意識的混亂而走向消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議供進一步思考。

第一，本科生的職業決定實際上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高校在不同的時間節點所要直面的挑戰各異。在本科生大一階段，大學亟須攻克的難題便是矯正學生對職業決定的消極態度。未來，高等研究者仍需致力于探索其他不同時間節點本科生職業決定的特征并給予相應的教育干預。高校需對學生的職業適應能力與職業發展預期開展持續追蹤，及時把握本科生職業決定的發展動向，針對學生隨時可能出現的各種職業決定困境，挖掘各類有效資源給予適時的指導。

第二，大學新生學業不適應問題本質上是基礎教育階段的遺留問題。大量研究表明，高中階段形成的扎實的學科知識基礎、跨學科的知識認知圖譜、自我驅動的學習探究模式是保障學生跨越高中至大學間鴻溝的關鍵因素。[18]遺憾的是，當前我國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間并未形成一個有效的貫通與聯結為學生升入大學后的學業適應保駕護航，而學業不適應問題又進一步致使大量本科新生消極面對未來職業發展?；诖?，本研究認為，一方面基礎教育研究者與高等教育研究者們需齊心協力共同尋找對策解決高中和大學之間的學習銜接問題；另一方面對于無法克服學業適應問題的本科新生，高校需給予針對性的學習訓練和指導幫助其拓展知識視野、提升思維能力，并為其創設更多的合作學習、自主學習的機會以彌補不足，從而扭轉學業不適應的困局。

3.“受限型”職業決定的教育對策

本科生職業決定不單單是學生個人的選擇，背后更關乎其社會資源和就業機會的配置。在探討本科生作出“受限型”職業決定的成因之時，本研究發現：來自父輩的社會地位、教育成就、職業層次等要素均會通過代際傳遞對子女的職業決定施加影響，來自弱勢階層家庭的學生更易在職業選擇中表現出強烈的不自信，導致職業發展受限。在另一項針對大學生職業選擇影響因素的研究中也證實了“大學生擁有的社會資本越充裕、人力資本越豐富，其就業意向也越高，具體表現在他們更傾向于選擇資源豐富的單位就業，選擇經濟發達、收入較高的地區，其畢業期望月薪值也越高”[19]。家庭背景、社會階層對于個體成長與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但也并不必對此悲觀失望。我們要始終相信大學教育有責任、更有能力去引導學生提高職業發展預期，增強學生的職業價值感召力，激勵學子向著更富意義感的職業發展方向邁進。正如有研究者所言：“一個公平且有效率的能力至上的社會，并不是要真正徹底消滅階層，而是要能夠為各階層有欲求且有才華和能力的人建立一個擺脫階層約束、障礙甚至壁壘的通道。教育不僅僅是增加社會各階層尤其底層個體本人改變命運機會的關鍵性通道，而且還是為子代創造發展機遇、增加代際流動機會的基本選項?！盵20]

大學教育在承擔重要責任與使命的同時，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一方面，高校需要為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創設各種高影響力的教育活動為他們提供試錯的機會，增進他們的自我認識，幫助其追求意義價值，達至自我實現。相關實證研究證明：高影響力的活動參與能夠幫助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明晰職業生涯方向。[21]另一方面，盡管人力資本因素與社會資本因素對本科生的職業決定影響顯著，但大學可以通過教育幫扶對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提供相關的就業指導，并在此過程中幫助其樹立職業發展自信。通過幫助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增加個體在教育和經驗上的人力資本以彌補其在家庭社會資本上的不足，使“先賦因素”（社會資本）在其職業決定中只發揮補充作用，而個體的“后致因素”（人力資本）則發揮決定性的作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