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透明度對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效果的評估

楊惠茹

摘? 要：本文以2007-2016年全國31個省份的財政透明度數據和財政教育支出效率為樣本，探究財政透明度對財政教育支出使用效率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財政透明度對財政教育支出效率存在正向促進作用?？紤]到我國財政透明度水平普遍較低，因此應進一步在立法層面、預算編制、構建統一的財政信息平臺等方面提高財政透明度以進一步提升財政教育支出效率。

關鍵詞：財政透明度;財政教育支出;效率

一、引言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對于國民素質的提升提出了要求，而教育是提升國民素質的重要手段。教育通過改善人力資本提高人口品質，同時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是國家實現長遠發展的重要基石，而財政教育支出對教育有基本的保障作用?，F在公開透明越來越成為公眾對政府財政信息的要求，因此財政透明度逐漸進入公眾的視野。財政透明度與政府支出績效關系的研究非常豐富，但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那么財政透明度與財政教育支出的效率到底有怎樣的關系，財政透明度要達到何種水平才能更進一步的提升財政支出的效果是本文想要探究的問題。

二、地方財政教育支出使用效率測度

根據現有文獻對財政教育支出效率構建的指標體系并考慮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構建指標體系，并運用DEA方法進行測度。具體指標體系中，投入指標為財政教育支出，產出一級指標為各級學校師生比、各級學校數、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和各級學校教職工數，四個一級指標下又以普通小學、普通中學、普通高中、高等學校四個層級具體細分，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2008-2017）》，各級學校師生比由《中國統計年鑒》中各地區各級普通學校生師比取倒數計算得到。

根據構建的指標體系，運用deap軟件對全國31個省份2007-2016年的財政教育支出效率進行測度，得到如圖1所示的財政教育支出效率的均值變化趨勢圖，可以看出財政教育支出效率在總體上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在2012年達到最大值。

結合圖1進行分析，十年間，財政教育支出的效率總體上有所提升，區間維持在0.74-0.84范圍內，在2012年達到最大值0.83，而后開始回落，2017年達到0.757。2012年幾乎所有的省份都達到了十年間的效率最大值，可能的原因是2010年我國提出“一個不低于”的硬性要求。這一硬性指標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教育支出效率起到了強有力地促進作用，但當這一目標達成后地方政府便沒有了繼續維持或者繼續提升財政教育支出績效的動力。

囿于篇幅的原因，本文未列出了2007-2016年地方政府財政教育支出效率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具體數值和各省份得分排名未列出。從結果來看，首先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教育支出效率在省際之間差異巨大，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相差較大。其次通過對各省份得分進行排名可以看出，各省份得分動態變化情況差異巨大，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黑龍江省等省份一直處于高位穩定狀態，廣東省、山東省、湖北省等省份排名有下跌趨勢，而北京市、天津市、江蘇省、浙江省等經濟較強的省份效率排名并不突出，甚至有些靠后，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人均財政教育支出投入指標的差異造成的，比如北京市2016年人均財政教育支出達到4083.617元/人，而績效排名靠前的河南省人均財政教育支出僅為1409.736元/人，不及北京市的二分之一。最后，整體的方差呈現出“先縮小，后逐漸增大”的趨勢，說明省際間的財政教育支出的差異十年間呈現出“先縮小，后擴大”的趨勢。最大值和最小值處于不斷波動之中，平均值和方差則相對平穩。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說明和描述

本文想要探究財政透明度與財政教育支出效率之間的關系，為此構建指標體系對全國31個省份的財政教育支出效率運用DEA進行測度，將測度出來的效率值作為被解釋變量。結合財政透明度數據的可得性，選取了2007-2016年十年間的面板數據作為實證研究的基礎。

本文的解釋變量是財政透明度（FT），采用的是上海財經大學的省級財政透明度評價結果。圖2是財政透明度各統計變量的變化趨勢，結合圖2，可以看出財政透明度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總體都呈現出上升趨勢，平均值從2007年的21.88上升到2016年的53.49，最大值變化大于最小值和平均值。結合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來看，每個省份的得分情況分布不均但分值較2007年均有提升。從標準差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省際之間的財政信息公開程度呈現出小幅擴大的趨勢，說明我國財政透明度得分雖然在十年間不斷在提升，但是省際間的差距也在逐漸拉大，以2016年為例，得分最好的省份為廣東省的69.38，得分最后的省份為江西省的26.98，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勢。

參考了已有文獻的相關研究，本文控制變量的選取有：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計算的經濟發展水平，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收入/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計算的財政自給率，地區總人口/地區國土面積計算的人口密度，城鎮人口比重衡量的城鎮化率。

（二）模型設定

為了檢驗財政透明度對財政教育支出效率的影響，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Exp_eff為被解釋變量，代表財政教育支出效率;FT為核心解釋變量，代表財政透明度;PGDP、Fiscal_self、Popd、Urba為控制變量，分別代表經濟發展水平、財政自給率、人口密度、城鎮化率;μ為殘差項，β為待估參數系數，下標i表示省份，下標t表示時間。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實證分析使用的數據是2007-2016年全國31個省份組成的平衡面板數據，為了減少數據波動和異方差帶來的影響，對各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通過比較Hausman檢驗、F檢驗、BP檢驗的結果，最終選擇了面板隨機效應模型。并通過建立的計量模型，運用Stata15.0軟件估計了財政透明度對財政教育支出效率的影響，具體實證結果見表1，計量模型的結果在表格的第二列。

首先，從模型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財政透明度對財政教育支出效率存在正向促進作用，即財政教育支出效率隨著財政透明度的提高將逐漸提升。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和上海財經大學省級財政透明度報告，說明我國的財政透明度水平正在由較低的水平逐漸向更高層次邁進，財政透明度水平的不斷提升對財政教育支出效率產生積極影響。未來財政透明度水平還會“更上一層樓”，那么這將會對教育領域的資金使用效率帶來巨大改善。

其次，對模型的回歸結果進一步觀察，在四個控制變量中，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城鎮化率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且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的系數為正，城鎮化率的系數為負。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的系數為正，說明隨著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人口密度的提升對財政教育支出的使用效率有促進作用。城鎮化率的系數為負，結果顯示城鎮化水平的提升的過程中，財政教育支出的使用效率在下降。結合我國的實際狀況和城鎮化的定義，現階段的城鎮化更多的表現為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財政支持農村、發展農村的力度并未削減，導致農村的財政教育支出并未實現最大的使用效率，相反城市中更多的農村適齡兒童需要讀書，財政教育支出在城市中的分配相對緊張，有限的資金并未顧及到全部的群體，使用效率需要進一步提升。因而出現了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升，財政教育支出的使用效率出現下降的結果。財政自給率系數不顯著，說明政府的收入占支出的高低對于財政教育支出效率的提升并不明顯，與理論中的結論并不一致，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地方。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2007-2016年全國31個省份的財政透明度數據和財政教育支出效率為樣本，探究財政透明度對財政教育支出使用效率的影響。探究結果表明，財政透明度對財政教育支出效率存在正向促進作用。即在現階段來說，在已有的財政透明度基礎上，財政透明度水平的提升對財政教育支出的使用效率有進一步的促進作用。

本文由于囿于省級財政透明度數據的影響，分析的年份只有2007-2016年十年，隨著《預算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實施修訂都將促進我國的財政透明度水平的進一步發展。如果探究的年份進行擴展，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否依舊呈現出這種關系有待進一步驗證。

根據研究的結論，本文認為各個省份的財政透明度需要進一步提升，一是在立法層面進一步加強對于政府信息公開的硬性規定，在法律層面規定哪項信息需要公開、需要公開到什么程度，減少官員進行主觀選擇的空間，可以在根本上提升財政透明度水平;二是在預算編制上進一步細化預算編制的詳細度，預算編制的詳細程度決定了信息公開的深度和廣度，只有編制的更加詳細和科學，才能對公開的信息做出進一步的要求和規定;三是在經濟水平上進一步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能夠更關注公眾的需求，進而將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入與公眾關系密切的領域，例如教育、醫療、交通等，這樣政府就能更好的發揮政府的職能，讓財政資金發揮更大的效力，因而也就能更加注重教育領域等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四是不僅要信息公開的數量上對政府的財政信息公開提出要求，同時也要公眾便于接觸到這些信息，因此需要建立統一的財政信息披露平臺，政府公開的信息都集中在一個平臺，可以大大減少信息搜尋的時間，提高效率。同時當信息都集中在一起時，對于公眾關切的地方，公眾可以快速了解并關注到政府的支出行為，更加有利于對政府財政資金進行詢問、查詢與監督，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提升財政透明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