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遞嬗與學術創新：改革開放以來中間路線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楊宏雨 王曉冉

[摘? ? 要] 抗戰勝利后，中間派人士紛紛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形成了喧囂一時的中間路線。改革開放前，受政治因素影響，學界對中間路線的研究不多，且基本持否定態度。改革開放后，中間路線研究新論迭出。學者們對中間路線的形成、“破產”的原因進行了更加辯證、理性的分析，重新評價了中間路線的價值，并倡導中間路線的黨派、刊物及代表人物的思想也進行了較有深度的挖掘。近年來，在取得諸多突破的同時，中間路線研究也遇到了瓶頸，亟需解放思想、轉換視角、開拓領域。引入現代化視角，探尋中間路線與中國社會變遷、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國際國內局勢發展等方面的關系，應該成為未來中間路線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中間路線;現代化視角;改革開放;第三條道路;國共內戰

[中圖分類號] K2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2）07-0067-18

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在抗戰取得勝利、人民渴望和平的時代背景下，在國際上美蘇冷戰、國內國共對峙的歷史條件下，游離于國共兩黨之外的知識階層空前活躍起來。他們辦報刊、造輿論，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治國思想，形成了喧囂一時的中間路線。

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檢索了題名包括第三條道路、中間路線、中間勢力、中間派等名詞的文章，相關研究多達近百篇。改革開放以前，學界對中間路線的研究不多，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將其定性為“要中國走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路線”[1]，學術性研究幾乎無從展開。同其他研究領域一樣，中間路線研究的突破和進展，與改革開放的推進和隨之興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息息相關。改革開放初期，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時代精神推動下，中間路線開始進入學術研究視野。這一時期的研究盡管進展緩慢，但細微的突破也起到了啟動作用。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中間路線研究中的諸多結論得到了重新探討，學術水準穩步提高。進入21世紀，中間路線研究呈現出新的活力，研究視角不斷更新，研究領域不斷擴展，新論迭出。

2006年，林紅明、吳加權著文，從“重要論文和論著”“兩個基本概念及其關系”“主要觀點綜述”“對民盟和中間路線研究的兩種傾向”“中間路線研究的意義”五個方面，介紹了從改革開放到21世紀初學界對中間路線的研究情況[2]。他們的論述集中在“關于中間路線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上，沒有宏觀地介紹改革開放以來中間路線研究的突破情況，更沒有討論改革開放以來中間路線研究的局限與未來的發展方向，加之歷史又前進了15年，因此有必要對改革開放以來中間路線的研究狀況做一些系統、深入地梳理。

一、從一元到多元：中間路線形成與失敗原因的多維度考察

中間路線形成與失敗的原因是中間路線研究的基本問題。改革開放前，學界的研究較為單一，多以階級立場立論。改革開放后，伴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學界對中間路線形成與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多維度的考察，觀點更加全面、辯證。

（一）中間路線形成的原因得到了充分的挖掘

改革開放以前，學界簡單地把抗戰勝利初期國共的均勢局面作為中間路線興盛的原因。方憲玕指出，抗戰勝利初期，國共雙方勢均力敵，“國民黨既不足以武力蕩平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足以武力推翻國民黨”，這給中間勢力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以極大的鼓舞。與此同時，國共和談與政協會議的召開，更讓他們堅定了走中間路線的信心[1]。

改革開放以后，學界對中間路線形成的原因進行了多維度的、深入細致的探討，形成了更為多元的觀點。

1. 抗戰勝利為中間路線的興起提供了契機。1945年8月，歷時8年的全面抗戰落下帷幕。楊宏雨在研究中指出：“在抗日的烽煙中，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中國基本愛國力量的一部分，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3]?？箲饎倮?，他們在“中間派也是中國人，對于國內的任何政治問題都應當表示自己的意見”[4]的理念指引下，積極表達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問題的看法，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國民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覺醒的體現。

2. 戰后中國走何種發展道路，受到美蘇兩國的關注。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美蘇雙方雖不可能在中國問題上產生共識，但必然會達成某種暫時的妥協。齊衛平、楊宏雨等人指出，國際上美蘇抗衡與國內國共對峙之間，存在著“一種極其復雜的微妙聯系”[3]，中間派人士“從這種均勢中受到鼓舞，他們認為在美蘇的牽制下，國共兩黨要想單獨推行各自的主張，都為美蘇兩國所不允許”[5]，只能走妥協、折中的中間路線。

3. 以民盟為首的中間黨派發展壯大是中間路線形成的政治基礎。皖南事變爆發后，國共兩黨以外的一些進步人士，“爰自為結合，以作團結全國之始”[6] 7，以“三黨三派”為基礎，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成為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員的政黨;抗戰勝利前后，民建、民進和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紛紛成立或改組，更壯大了中間勢力的政治力量。

4 .戰后歐洲政治發展的示范作用。齊衛平指出，在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世界形勢影響下，戰后歐洲一些改良性質的政黨，如法國社會黨、英國工黨，通過議會斗爭取得某些勝利，對當時中國“中間路線主張的繁衍也不無影響”[5]。

5. 中間路線和三民主義之間有著內在聯系。三民主義是當時國民黨官方確認的意識形態，也是抗戰時期得到中共認同的政治主張。齊衛平、張麗麗等人認為，三民主義在中間路線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間路線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主張，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著較多的承接關系。換言之，中間路線在許多方面都打著國民黨無法否認的三民主義旗號，這也是中間路線一度非?；钴S的重要原因[5][7]。

（二）對中間路線“破產”的分析更加全面、辯證

中間路線在中國為什么沒有走通，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從1950年王波鳴編著《“中間路線”為什么走不通》一書開始，大多數學者喜歡在書稿或文章中使用“破產”或“幻滅”來述說中間路線在中國失敗的必然命運。

1979年，宋春提出了中間路線破產的兩大原因，在改革開放初期比較有代表性，其分析方式和思路迄今仍為不少學者所承襲：（1）中間路線的綱領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建設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繼續和發展”，不適應時代要求。（2）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中間路線失去了存在的主客觀條件：①中共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導致中間路線的倡導者迅速分化。②蔣介石對民主人士的迫害使中間路線喪失了存在的條件。③在國共兩黨通過武力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斗爭中，天下之言，不傾向國，則同情共，“中間路線組成人員徹底分化，作為路線本身已經失去存在的可能”[8]。

1982年，田武恩從國際環境因素討論了中間路線的失敗原因。中間路線發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新的國際環境中”，這個新的國際環境的基本特征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走向勝利”，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帝國主義、社會主義、中國人民都不容許中國走獨立的資本主義道路[9]。

劉慶旻、于小英等人從中間勢力的自身因素出發分析了中間路線失敗的原因。劉慶旻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是導致中間路線失敗的重要原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力量微弱，又和封建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必然導致其在政治上呈現出“軟弱性、妥協性與革命性”相混合的狀況，導致中間派“提不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綱領”，并最終“導致了他們的徹底失敗”[10]。于小英認為，民主黨派的組織構成具有“階級聯盟和統一戰線的性質”，“民主黨派成分駁雜又不斷地分分合合，從而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穩定的、強大的政治力量”，這也是中間路線最終流于失敗的重要原因[11]。

從革命與改良的角度分析中間路線失敗的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大突破?！爸袊怨乓詠砭褪俏淞Q定政治，缺乏民主傳統”[12]，“中國當時缺乏引進西方民主制度的環境與條件，黨派政治奉行的是實力原則”[13]，“在武力決定政局的中國社會，沒有武力的中間黨派希望用民主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是不切實際的空想”[14]。劉慶旻、王佩良、劉蓉寶、裴莘等學者均持此種觀點。

改革開放以后，不少學者意識到“中間路線”與“走中間道路”是不一樣的。國共和談破裂，中國最終沒有走國共合作、政治協商、民主建國的中間道路，并不能說明中間路線的主張沒有價值。2009年，沈紹根在《求索》發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中間路線“破產”正議》一文，明確提出“中間路線不應該被冠以‘破產’之貶詞”[15]。陳先初也認為，將主張民主憲政的中間路線的失敗歸諸“歷史必然性”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懊裰鬟@一歷經數百年風雨結成的人類政治文明之果，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利，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民主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國度容有差異，但民主的固有價值只有‘一個’，只要差異不妨礙民主固有價值的實現，就完全可以相互借鑒，甚至兼容?！盵16]

二、從政治批判到理性探討：對中間路線的評價趨于客觀、理性

對中間路線的評價是學界研究中間路線的一個熱點，同時也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在反右派、“反右傾”運動等特定政治背景下，學界對中間路線的評價明顯帶有政治批判色彩，難以客觀公正。吳傳啟說：“反動派在人民群眾中愈是受到孤立的時候，那些力求維護舊世界利益的人們，往往打出‘中間’招牌來混淆是非，欺騙群眾”[17]。方憲玕認為，中間派宣傳中間路線，實質上是企圖“與無產階級搶奪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1]。

改革開放以后，學者們獲得了比較獨立、自由的學術空間，對中間路線的評價出現了不少辯證、理性的新聲音。下面筆者從兼親美蘇、調和國共、民主政治、經濟路線、土地改革等幾個方面分別加以介紹。

1. “兼親美蘇”。在美蘇冷戰的國際背景下，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們主張“兼親美蘇”“充作美蘇合作的橋梁，決不作美蘇沖突的犧牲品”[18]。方憲玕分析了中間路線“兼親美蘇”的外交方針，稱這一方針是“為美國服務，阻止人民革命的勝利發展，使美帝國主義能繼續保持對中國的統治”[1]，這一觀點是改革開放前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改革開放以后，部分學者仍然沿襲這一觀點，認為中間路線表面提倡對美蘇“等距離”的對外方針，但實際上“親美甚于近蘇”[9]。中間派“把發展民族經濟寄托在美國的援助與支持上”，沒有看到“美國對中國民族經濟的壓迫”[10]。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對傳統的看法提出了異議。齊衛平指出，中間派“兼親美蘇”的主張，存在著兩種明顯不同的傾向，一種明顯偏向于美國“親美甚于親蘇”;另一種則以施復亮為代表，明顯傾向于蘇聯、樂于加強與蘇聯的合作[5]。楊宏雨認為，在美蘇雙方勢力強大又相互對立的國際背景下，兼親美蘇的對外方針是中間派人士謀求生存、實現自身政治主張的一種策略。在中國工業化建設的起步階段，國內所能提供的建設資金有限，通過合理利用外國資本與技術來發展經濟，有助于加快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中間派主張在“不損害國家的主權和國民經濟的自立”的前提下，積極利用外資發展民族經濟，這一主張不僅無可厚非，而且值得積極稱道[3]。

2.“調和國共”。與“兼親美蘇”的外交方針相對應，面對當時國內掌握武裝，且基本勢均力敵的國共兩黨，中間派主張“調和國共”——“主張‘各黨共存，都能發展’”，在國共兵戎相見的情況下，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們希望雙方能夠歇兵言和，“把那‘趨于極端’的國共兩黨拉回中間性的政協路線”[19]。改革開放以前，中間路線“調和國共”的主張被認為是“分裂革命統一戰線阻撓革命事業繼續前進”“想以自己來代替國民黨統治中國”，以“實現他們一階級的民主自由”“阻止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建立”[1]。改革開放以后，仍有學者延續這一論調，認為“調和國共”的真正目的是要取代國共，主導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20][21][22]，并指責中間路線把內戰的責任歸咎于國共雙方，表面上“不偏不倚”，實際上是“為蔣介石發動內戰開脫罪責”[23]。

但越來越多的學者不贊成上述觀點，對中間路線調和國共的主張提出了比較辯證的新分析：（1）調和國共的主張，表達了經過長年的戰爭后“廣大人民希望得到家寧邦安的心情”[3];（2）中間派對國共兩黨雖然都有批評，但“對國民黨的批評更多一些”[24]，同時對共產黨有一個“由‘不解’到支持”的轉變[25] 23，不少中間派的言論明顯表現出“對共產黨的同情和支持”[14];（3）在國共和談時期，廣大中間派人士“積極調停國共沖突、反對內戰”;和談破裂以后，“堅持政協路線，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26]，“客觀上構成了當時國統區反蔣民主陣線的一部分”[3]。（4）調和國共的目的，是希望國共能通過談判解決矛盾和紛爭，實現國內和平，進而在中國建立起“各黨共存，都能發展”的聯合政府，“最終求得中國問題的妥善解決”[27]。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是抗戰后期中共首先提出來的，中間派人士在具體主張上雖然與中共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反對內戰、否定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這一主張在當時盡管是難圓之夢，但有著明顯的進步性[7][28]。

3. 建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很多，其政治主張大同小異。大體而言，1945年10月，民盟提出的“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表達了中間派的共同愿望。這一主張包含政治公開化、多黨合法化、軍隊國家化、思想多元化，以及憲政、法治、聯合政府等方面的內容。改革開放后，仍有一些學者堅持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看法，認為中間派所鼓吹的民主政治，實質上仍是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種民主政治雖然“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但“已經沒落，變成反動的東西了”;中間派在中國倡導這種民主制度，不僅不符合中國國情，也沒有實現的可能[29]。

改革開放初期，部分學者突破了上述觀點，提出：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在客觀上“否定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并在許多具體主張上與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基本相同”，這是中間路線的“合理內核”[30]。

90年代以后，學者們深入探討了中間路線政治主張中的合理性與積極性。

左雙文指出，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有著趨向進步的一面”。中間派提出的多黨政治主張，既符合中間派對民主政治的一貫追求，也“反映了中間黨派直接參與政權的要求”，與國民黨的一黨獨裁直接對抗。中間派提出的“政治開放”“政治廉潔”和“政治非武裝化”等具體主張，反映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般要求[31]。

楊宏雨指出，抗戰勝利前后，在中國面臨大轉折的時代背景下，中間派人士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要求在政治上實行民主政治，建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相一致，體現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施復亮等中間派強調基本民主的重要性，把民主提高到“關系中國人是否夠作為現代意義上的人的價值高度”，歷史已經證明，這一視角不僅是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的否定，也有利于發展與完善社會主義民主[3]。

沈紹根指出，人民性是中間路線政治主張的重要特點。中間派的政治設計雖然屬于英美模式，其中包含了民主的一般原則，包含了大量“非資本主義的內容”，包含了為人民爭民主、爭權利的積極要求，富有“鮮明的人民性”。在解放戰爭時期，中間路線的‘人民’與中共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容是完全相符的”[15]，因而是積極的、進步的。

4.“新資本主義”的經濟。中間派在經濟上主張“采用自由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大部分或全部優點”[33]，建設改良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資本主義”經濟。改革開放后，不少學者在研究中仍延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評價，認為中間路線的經濟主張“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幻想”，在中間路線的“新資本主義”經濟綱領下，“中國既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而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又不能解除官僚資本主義的束縛使民族資本成為國家的獨立經濟體系”，只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老路”[8][9]。

左雙文是較早對中間路線經濟主張作出積極評價的學者。1993年，他引用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來肯定中間派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主張，認為中間路線的經濟主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順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31]。

張汝倫、陳先初則從經濟民主的角度肯定了中間路線的經濟主張。張汝倫指出，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們，盡管“對實現經濟民主的手段的理解（計劃經濟）是根本錯了”，但是他們把實現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作為目標，要求通過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方式擴大民主的范圍與質量，這在今天仍然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24]。陳先初認為，中間路線主張“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這種思考“沒有將民主限定在政治和法律層面，而是將其擴展到社會經濟領域，讓經濟與政治同步”“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們（包括西方）的民主視野，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束縛”[16]。

楊宏雨、李先倫對中間路線的經濟主張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通過考察施復亮的經濟建設思想，楊宏雨指出：中間路線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工業化國家的主張，符合戰后中國經濟發展要求;新資本主義作為一種“過渡形態的混合經濟形式”，打破了“計劃與市場在理論上相互隔絕的狀態”，為中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提供了新途徑[33]。施復亮等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對戰后中國經濟體制的設計，始終貫穿著“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在戰后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是相容的”思想?！盁o論是計劃還是市場，都要拿來，為我所用，助我成功?！边@一設計以是否有利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為標準，而不是以意識形態劃線，體現了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在制度設計上的理性[34]。

李先倫從現代化的角度評價了中間路線的經濟主張。他認為，中間派對中國經濟問題的一些構想，與現代化潮流的演進密切相關，同時，這些思想也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中間派提出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中國現代化道路，具有開拓性，十分超前;他們強調國家與社會的互補，是一種“使國家與社會協調的新構思”;他們以社會公平與民主為終極目標，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將會遇到的問題提出了詳細的應對方案，其社會保障思想相當完善，為中國平穩地向現代化過渡提供了參考;在實現民主的層次上，他們將民主從政治層面進一步擴展到經濟和社會層面，在理論上具有開拓意義，“蘊含著較強的現代性色彩”[35]。

5. 和平改良的土改方案。與中共通過暴力革命剝奪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不同，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大多主張用“和平”“漸進”的方式來解決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學者沿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提法，認為中間派和平土改的主張充分暴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不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不擺脫帝國主義控制，不消滅封建私有制”下的和平土改設想，只能是中間路線倡導者的幻想[36] 246。

1997年，楊宏雨在《抗戰勝利前后施復亮經濟建設思想述論》一文中，詳細考察了施復亮的土改方案，對中間路線和平改良的土改方案作出了新的評價：土地改革作為“兩千多年來中國農村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必然會有沖突、有犧牲，以改良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可以在變革舊制度中減少犧牲，也有利于新制度的落實與推行;從生產方式變換的角度看，和平土改的措施，“通過資本形態的整體轉移而不是分散湮滅，造就一大批新興的企業”，這一方案“將封建剝削引向資本剝削”，有利于促進中國的工業化建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作者指出：“把土地改革與中國工業化相聯系，通過和平土改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施氏這一方案最積極最富有特色的地方?！薄袄碚摏]有被歷史選擇并不表明理論本身缺乏價值”[33]。

改革開放以后，對中間路線的總體評價也有了很大的改觀。1996年，楊宏雨對中間路線問題提出了以下幾點認識：（1）中間路線表達了資產階級要求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的良好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它基本上屬于一種進步思潮。（2）盡管中間派與中共在建立什么樣的國家、走什么樣的道路等問題上有著明顯的分歧，但這種分歧屬于民主陣線內部的分歧，并不構成對革命的嚴重危害。（3）革命與改良同屬于手段，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進步才是目的。改良與革命都力圖改變現狀，雙方并不截然對立?？箲饎倮?，施復亮等人在中國宣傳中間路線，主張改良，但并不反對革命，強調若“改良不成，只有革命”。因此，他們的理論中盡管有許多不足，甚至包含了一些錯誤，但無礙中間路線進步的宏旨[3]。2003年，陳任遠指出，中間路線雖然失敗了，但中間路線所提出來的建國方案“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中間路線“打破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的對立”“含有一種尋求合乎中國國情發展道路的政治取向”“與我國近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有某種程度上的暗合”，是“一種超越性的建國方案”;從發展的視角來看，這一方案的開拓性精神在當今的現代化建設中仍具有積極意義[37] 220-221。楊宏雨和陳任遠的這兩個評價，一個著眼于歷史，一個著眼于現實，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包含的學術理性已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同。

三、從宏觀敘事到精細化研究：中間路線的黨派、刊物及代表人物研究的開展

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與學術成果的積累，改革開放以后，學界對中間路線的研究突破了僵化空洞的敘事方法，在重新考察中間路線形成與失敗的原因重新評價中間路線等宏觀研究的基礎上，大大拓寬了研究視野，將宣傳中間路線的黨派、刊物及代表人物的思想等主題納入到研究范疇中，進行了較為精細、較有深度挖掘。

（一）中間黨派與中間路線關系的研究更加具體

抗日戰爭中，中間黨派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其政治思想、組織結構都趨于成熟。戰后初期，國際國內形勢為中間黨派的活動提供了一個寬松的政治舞臺，各民主黨派空前活躍，積極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有關各民主黨派與中間路線關系的探討，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

1. 中間路線是民主黨派內部中、右翼思想的反映。部分學者把民主黨派內部分成左、中、右三股政治力量，并認為“右翼政治力量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向往和廣大中間力量政治上的動搖不定”，造成了民主黨派的綱領和路線趨向于中間路線[38] 110。

2. 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民主黨派，是中間路線的主要倡導者。中間路線集中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愿望，不少民主黨派都向往、追求過中間路線。大多數學者均持此種觀點。

民盟是抗戰勝利前后中國最大的中間黨派，在國共之間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中間路線的一些倡導者曾提出中間派應“在民盟的旗幟下，分別組織，聯合行動”[39]。改革開放以前，特別是在反右運動的歷史背景下，學界的基本看法是：民盟在解放戰爭時期曾提倡并試圖走中間路線，而中間路線是反動的政治路線。改革開放以后，不少學者對如何看待民盟與中間路線的關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湯寶一否認民盟倡導或走過中間路線。她認為，民盟是在“國共兩黨存在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中間勢力，但中間勢力和走中間路線不能混為一談。民盟中的確有極少數人幻想走中間道路，但這些人“不是民盟的領導核心，‘沒有形成主導地位’，更不是整個組織”。民主革命時期，民盟“始終傾向于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在政治主張上，民盟響應共產黨的號召，主張通過聯合政府的方式“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自由獨立的民主國家”，與中共當時的主張基本一致;在實踐中，民盟一直起著“對革命有利的特殊作用”，中共也一直把團結民盟進行斗爭看作是重要的工作?！懊衩嗽诿裰鞲锩鼤r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始終明辨是非，高舉民主的旗幟，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專制獨裁，主張愛國、民主、革命，傾向于廣大人民”[40]。湯寶一的這一辨析顯然是建立在默認中間路線為錯誤的反動路線基礎上的。

大多數學者認為民盟倡導過中間路線，但在評價上趨于肯定。曲青山、田常春通過對1945年10月民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及相關文件的分析，認為抗戰勝利初期，民盟的確倡導在中國走中間路線。對于民盟中間路線的評價，既要看到它“與我們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相背離”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是“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對立物”，是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推行“專制獨裁的一個障礙”?！霸谛旅裰髦髁x革命的勝利前途還未完全顯示出來以前，民盟用‘中間路線’作為一面旗幟，可以盡可能多地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大多數，與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斗爭，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30]。

葉漢明認為，從1946年到1949年，民盟經歷了一個“中間派—中間偏左派—左派—中共領導下的民主黨派”的發展歷程?？箲饎倮跗?，民盟站在中間派的立場上倡導中間路線，“特別表現在其政治報告所強調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上”。但1946年夏，國共和談決裂以后，民盟內部出現了爭論，一部分人開始傾向于否定中間路線。1947年1月，民盟一屆二中全會召開，表面上看，會議仍強調在國共黨爭中“保持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態度”，但實際上民盟內部已有明顯的分歧，鄧初民、周鯨文等民盟中央委員已經公開撰文批判中間路線，認為其“沒有現實的根據”。1947年10月，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此舉導致了民盟迅速左轉。1948年1月，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公開拋棄中間路線，并在會后通過《華商報》《光明報》等刊物對中間路線展開批判。民盟由“中間黨派”向“中共領導的民主黨派”轉變，“對自由主義中間力量做出了致命的一擊”[41]。

中國青年黨因最終投靠國民黨的歷史實踐，長期被定性為“國民黨的附庸”“被蔣介石拉攏的”資產階級右翼。2001年，劉福會重新探討了中國青年黨在舊政協中的角色問題，突破了學界以往的一些成見。青年黨在舊政協會議前后被認為是右派的原因有二：（1）政協會議召開前，國民黨曾試圖拉攏青年黨;（2）青年黨在政協的提案中，承認“國民黨第一大黨的資格”。第二點原因又被看作青年黨被拉攏的鐵證。劉福會認為，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可以發現，“承認國民黨的第一大黨與主導地位，與承認國民黨一黨專政，有著本質的區別”，承認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是當時政局下的普遍選擇，無論是共產黨還是民盟，都在政協會議中承認了國民黨的第一大黨地位，因此這一條不能成為青年黨是國民黨附庸的證據。他提出，從青年黨的政綱看，它不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而是“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右翼的政治代表”;從其提交給政協會議的提案看，青年黨“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多黨議會制資產階級共和國”;從政協會議的陣營看，“青年黨與民主同盟和共產黨一起，共同反對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因此，在舊政協會議前后，青年黨的言論和行動，都具有“獨立性”“中和性”與“建設性”的特點，無疑是中間黨派的一員[42]。

洪門起源于清朝中葉，是清末民初秘密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郭緒印指出，解放戰爭時期，洪門中既有“為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搖旗吶喊者，也有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策者”?！昂殚T中的一部分人士力圖組織起政治上獨立的洪門黨派，走資產階級‘中間路線’?！毕仁?946年初，樊崧甫等人籌備組織中國民生共進黨，試圖“促進蔣介石開放政權”。此舉受蔣介石多次干預，沒有成功。1946年9月，洪門內部一部分人成立中國民治黨。民治黨雖未能擺脫國民黨“中統”的控制，但其提出的五項政治主張明顯帶有“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統一，反對獨裁、主張多黨制”的色彩。這說明“它是以‘中間’黨派的政治面目問世的”。解放戰爭后期，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以司徒美堂為代表的一部分洪門領袖逐漸拋棄中間道路，“選擇了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為建設新中國貢獻力量的政治道路”[43]。

（二）宣傳中間路線的刊物受到研究者關注

刊物是言論的載體?？箲饎倮昂?，宣傳中間路線的言論空前活躍，“以‘自由主義’‘中間路線’標榜的時政雜志約50余家”[44] 4。比較著名的有《時與文》《觀察》《時代批評》《世紀評論》《平民》《大公報》等。改革開放初期，學界一般僅是對中間路線作出籠統的探討。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以碩博論文為主，不少年輕學人以雜志為研究對象，探討了當時的大眾傳媒對中間路線的宣傳及其與中間路線興盛之間的關系。

《時與文》創刊于1947年3月，?？?948年9月，在國共內戰的背景下，以“進步、獨立、理性、堅定”為辦刊宗旨，“以宣傳‘中間道路’而著稱史冊”[45] 48。孫猛的碩士論文《<時與文>及群體記》（2005年）、陳旭的碩士論文《解放戰爭時期知識分子對中國出路的探尋——以<時與文>為中心》（2008年）是較早研究《時與文》雜志的專文。兩篇論文都從中間路線的內容、論爭與評析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孫猛認為，“《時與文》誕生在國共兩黨內戰正酣的年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上海學者的一個議政中心”，當時國內關于中間路線的討論是“關于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理論思考和爭鳴”[46] 24。陳旭認為，《時與文》群體是自由主義者中“中間偏左”的一小部分，他們以積極進取的姿態探尋救國出路，成為內戰中最早倒向共產黨的一大群體[47] 13。2013年，夏學花在其博士論文《<時與文>知識分子群體對國家出路的探索及歷史選擇》中，從《時與文》知識分子群體“論時局”“論爭‘中間路線’”“論自由主義”“歷史選擇”四個方面，全面介紹了20世紀40年代后期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群體在面臨歷史大變局時的思考和選擇。作者認為，中間路線的民主政治“包含了反帝反封建和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內容”;經濟路線“糅和了資本主義的優點和社會主義的優點”;手段上強調“改良不成，只能革命”，具有進步意義?；谶@種進步性，《時與文》知識分子群體才能“由體制內追求進步到與人民共同進步，從‘反內戰求和平’到贊成中共……使中國問題獲得總的徹底的解決”[28] 52。

《世紀評論》是由何廉、張純明創辦的一份周刊，創刊于1947年1月，終刊于1948年11月，在自由主義者中影響頗大。從其發刊詞可以看出，該刊強調“獨立不倚的精神”，反對獨裁專制，提倡民主自由，是一份倡導中間路線的刊物。學界較早研究《世紀評論》的是遲春麗。2005年，她在碩士論文中，從“第三條道路問題”“憲政問題”“政黨問題”三個方面簡要介紹了該刊的主要內容[48]。2010年，王高偉在其碩士論文中，從《世紀評論》與戰后中國國內政治、金圓券改革兩個方面介紹了該刊對戰后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討論。王高偉認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渴望在中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理想有他們的思想基礎和時代因素。但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中國的具體國情，忘記了辛亥革命后在中國上演的民主政治的鬧劇”[49] 13。

《周論》是當時居于中間偏右立場的自由主義刊物，該刊秉持“科學、客觀、冷靜”的辦刊理念，是1948年在平津地區“頗有影響力的政論周刊”。馬瑞潔的博士論文《喉舌之困——國民黨黨媒制度與新聞宣傳（1945-1949年）》以《周論》為個案，介紹了該刊的政治背景與實際立場，專章討論了國民黨統治下“文人辦報的政治操控問題”。她認為，以《周論》撰稿群體為代表的學人，懷抱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試圖在民族利益、政黨歧見與學術獨立間找到真正的平衡”，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編輯獨立與思想自由，并非放棄學術操守的“御用文人”[50] 223。

《中堅》也是抗戰勝利以后提倡自由主義和中間路線的重要刊物。肖朝暉在碩士論文中對《中堅》雜志的思想傾向與政治主張作了較為細致的述評。他指出，《中堅》倡導“中產階級革命運動”，致力于“中產階級啟蒙運動”，是一份典型的中間派的刊物。值得注意的是，《中堅》雖然以中間性路線為標榜，但卻對中間黨派有著諸多批評之詞，認為當時的中間黨派并不是真正能夠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中間性政黨[51] 41-47。

《民主周刊》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刊物。2016年，甘來在其碩士論文中，從“《民主周刊》的民主追求”“對實現國內民主的探索”“國際民主視角下《民主周刊》對國際形勢的探討”三個方面展開論述，揭示了該刊與當時中國民主運動的密切關系及其思想價值[52]。

《再生》雜志是中國民社黨的機關刊物?！对偕冯s志強調“調和與穩健”，把民主社會主義奉為“唯一立國之道”，在國共兩黨對立的情況下，明顯具有中間路線的特色。2013年，唐秋遠在其碩士論文中以《再生》為主要依據，討論了1946—1949年中國民社黨對憲政問題的探索。作者認為，民社黨對制憲和行憲方面的思想探索雖然沒有得到實踐，但透過《再生》雜志，明顯可以感受到一群有良知、有國際視野的政治學者對民主憲政的一片赤誠[53]。

鄭振鐸主編的《民主》周刊也是抗戰勝利后宣傳中間路線的重要刊物。2016年，葉麗麗在其碩士論文《抗戰勝利后的<民主>周刊研究》中，從《民主》周刊的創辦背景、團隊、傳播內容、作用和影響等幾個方面介紹了該刊[53]。2018年，章健在其碩士論文《抗戰勝利后<民主>周刊輿論引導研究（1945—1946）》中，通過與《新華日報》《中央日報》進行橫向對比與文本分析，探討了該刊在抗戰勝利后的輿論導向和立場。作者指出，《民主》周刊作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輿論宣傳陣地，秉持站在人民立場發言的原則對時事進行輿論引導，試圖喚醒民眾的政治意識;該刊還將討論的側重點放在督促政府上，“體現了其調和國共矛盾，促進民主和平的愿望”[55] 63。

《客觀》周刊是《觀察》的前身，創辦于1945年11月，終刊于1946年4月，以“民主、自由、進步、理性”作為辦刊立場，是抗戰勝利初期自由主義者宣傳其政治主張的政論刊物。2015年，于鑫在其碩士論文《儲安平時期的<客觀>周刊研究》中，從《客觀》周刊的“傳播內容”“傳播特色”“命運與影響”三個方面評述了該刊，并簡略地介紹了《觀察》對該刊的承襲與發展[56]。

在戰后倡導自由主義的刊物中，《觀察》這一“反映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思想與情緒的全國性刊物”[57]，被研究得最早、最充分。學界對該刊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從1992年迄今，相關研究論文共有86篇，根據主題進行劃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八類：（1）人物與《觀察》周刊研究;（2）《觀察》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主張;（3）《觀察》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經濟主張;（4）《觀察》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教育主張;（5）《觀察》與學生運動;（6）《觀察》與公共輿論;（7）《觀察》欄目研究;（8）《觀察》新聞思想研究。

《新路》周刊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后一面旗幟”[58]，毫無疑問是主張在國共之間走中間路線的。較早研究《新路》的是衛春回。2004年，她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四十年代自由主義學人理想中的經濟制度——以<新路>周刊為例》，以《新路》周刊為中心討論了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自由主義人士對中國經濟制度的設計。2005年，代光源在其碩士論文《<新路>周刊研究》中，從“對于自由的理解”“對于憲政的思考”“對于市場的偏愛”“自由與民主之間的選擇”“教育思想淺析”五個方面，簡略地介紹了《新路》周刊的主要內容。作者認為，《新路》在自由主義思想譜系中是中間偏右的，帶有明顯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其社會改造的基本思路就是“在自由主義的框架內，吸收了社會主義平等公正的原則，意圖建立一種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兼而有之的理想社會”[59] 54。2007年，王術靜的碩士論文《<新路>周刊關于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討論》，“未來經濟制度”“工業化資本”“工業化過程中的人口”“農業現代化”等四個方面，全面介紹了該刊較少為人重視的經濟現代化思想[60]。

一向標榜不偏不倚、無黨無派的《大公報》，也是抗戰勝利后宣傳自由主義和中間路線的重要報刊。研究1945—1949年《大公報》政治立場的主要作品有：（1）劉淑玲：《自由主義往哪里走？——1946～1949：<大公報>的文人立場與京派作家的文學選擇》，《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5期;（2）張陽：《1948年的<大公報>與中國社會——兼論自由主義者的抉擇》，山東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3）方蘭蘭：《知識界的蘇俄觀（1945—1949）——以<大公報>社評為中心》，湖南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4）宋暖、張陽：《1948年<大公報>關于自由主義的論爭》，《求索》2013年第4期;（5）李慧琪：《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抉擇——<大公報>在重慶談判前后的言論評述》，《媒介縱橫》2015年第6期;（6）《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的輿論建構（1945—1949年）——以<中央日報><解放日報><大公報>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學2016年碩士論文。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介紹了《大公報》在戰后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辦刊特點、對“‘左右開弓’與‘左右不是’的‘中間道路’”[61]的倡導及其歷史歸宿。

2008年，鄭志峰在其博士論文中，以《觀察》《時與文》《獨立時論》《新路》四種刊物及其知識分子群體為對象，討論了戰后中間、中左、中右三派知識分子思想發展與行動路向[45]。李統興將堅持中間立場、公開提倡自由主義、以自由知識分子為主要作者的非黨派政論刊物統稱為“自由主義時政周刊”。他從新聞史的角度勾勒出了1945-1949年中國自由主義時政周刊的整體面貌，展現了自由主義時政周刊從興起、變動到消亡的動態發展過程[44]。在其博士論文中，得到比較細致考察的雜志有《客觀》《觀察》《世紀評論》《時與文》《周論》《新路》《大學評論》。

（三）中間路線代表人物的研究受到重視

人是思潮的倡導者和響應者。研究社會思潮，離不開具體的人物，特別是核心人物。離開了核心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容易忽視同一思潮內部的多樣性，造成研究的空洞刻板，另一方面，微觀研究是宏觀研究的基礎，離開微觀研究，宏觀研究也容易發生偏差。改革開放以后，學界在宏觀上重評中間路線的同時，也加強了對中間派代表人物的研究。

施復亮是公認的抗戰勝利后中間路線的代表人物。他發表的討論中間路線問題的文章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以致后來的研究者無論從哪個角度討論中間路線問題都無法繞開他。改革開放以來，齊衛平、楊宏雨、宋亞文、張麗麗等人都對施復亮中間路線的具體主張及評價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1988年，齊衛平從施復亮中間路線思想的產生、抗戰勝利后中間路線的出現及其具體主張、施復亮中間路線思想的兩重性及其轉變三個方面對施復亮的中間路線思想進行了論述。他認為，施復亮的中間路線主張，既“體現了與整個中間路線社會思潮的共性，在具體問題和實際傾向上，又顯示了他的個性”。從共性的角度來考察，可以看到中間路線何以在一定時期成為一股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從個性的角度探討，能夠反映出中間派隊伍的復雜情況及日后分化的趨勢。通過對施復亮中間路線的考察，齊衛平指出，中間路線雖然失敗了，但失敗不等于反動，相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反動統治，施復亮等中間派的要求和努力具有進步意義[5]。

1996年，楊宏雨從“新民主主義政治”“新資本主義經濟”“兼親美蘇和調和國共”三個方面論述了抗戰勝利后施復亮的中間路線思想。作者認為，施復亮的中間路線思想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戰士的進步立場”“他在國統區宣傳中間路線，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反對偽國大、偽憲法，主張通過政治協商解決國共之間的糾紛，具有鮮明的爭取和平民主的進步色彩”[3]。

2002年，宋亞文發表《施復亮與20世紀40年代中間路線社會思潮》一文。文章認為，“施復亮以其對中間路線的獨到見解和精辟論述，始終引領著中間路線思想的發展潮流，并在整個中間路線思潮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62]。

張東蓀也是當時提倡中間路線的重要人物。他和施復亮一唱一和，互為搭檔，有力地推進了中間路線討論的深入。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張東蓀自由主義理念和中間路線思想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

較早討論張東蓀中間路線主張的是宋宏。1995年，他在碩士論文《張東蓀與戰后中國自由主義思潮（1945～1949）》中介紹了張東蓀的中間路線。進入21世紀以后，在碩博論文中討論過張東蓀中間路線的還有陳恬慧的《論張東蓀“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王欣的《張東蓀民主思想研究（1919-1949）》。宋宏把張東蓀的中間路線概括為“調和美蘇國共的內外方針”“民主政治加計劃經濟的立國方案”“和平漸進的運作方式”三個方面[63]。王欣認為，張東蓀的中間路線有探索時間久、“把中國政治問題納入到國際政治環境中的思考”和“寄希望于美國的扶持”三個特點[64] 82-85。2003年，宋亞文發表《試析張東蓀的中間路線》一文，對張東蓀中間路線思想的形成、內容及特點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27]。整體而言，學界對張東蓀中間路線的研究受施復亮中間路線研究框架和方法的影響較大，沒有完全反映出張東蓀的思想特色。

張君勱是中國民社黨的領袖，同樣是戰后中間路線的重要代表人物。張君勱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思想家，過去學界對他的研究側重于哲學思想、新儒學思想、科玄論戰等方面，對其復雜且多變的政治思想研究得并不充分。林紅明對張君勱的中間路線思想進行了較多研究。2007年，他在碩士論文中，將張君勱中間路線思想的發展分為緣起（1887-1892）、形成與實踐（1923-1938）、成熟與終結（1937-1946）三個階段，認為“在參加偽國大之前的張君勱，是眾多中間黨派代表中力求以中間路線方案救國建國的優秀領導人之一”[65] 93。2009年，李樂在碩士論文《張君勱憲政思想研究》中，簡略介紹了張君勱的中間路線。李樂把張君勱的中間路線歸納為“調和‘三權分立’與‘五權憲法’的憲法模式”“公私兼營的混合經濟主張”“英美的‘政治民主’與蘇聯的‘經濟民主’相結合的思想”“以‘權力與自由平衡’為原則所構筑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四大方面[66] 44。

羅隆基是民盟的重要領導人，也是抗戰勝利前后中間路線的重要倡導者。過去學界對于羅隆基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其人權思想。2008年，劉志強的《論羅隆基與“第三條路線”》，簡單地介紹了羅隆基關于“第三條路線”的理論和基本政治主張，并認為“羅隆基設計這條路線與國民黨堅持一黨獨裁的建國路線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都有所區別，具有自身的特點”[67]。2014年，鐘巧的碩士論文以《羅隆基與中間黨派——思想與行動的雙重考察》為題，在考察羅隆基的政黨思想與政黨活動的基礎上，介紹了羅隆基對中間路線的理論闡釋。作者認為，羅隆基“為中國政治設計的‘第三條路線’的建國方案就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等各個方面都作了詳細論述，并圍繞國家政體、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公民權利的保障等主題做了重要思考，這些都是中國民主政治史上的珍貴遺產”[68] 38。

張瀾是中國民盟主席，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光榮的歷史，張瀾的中間路線思想長期被學界有意無意地回避了。2012年，鞏曉華在碩士論文中指出，在抗戰勝利后，張瀾曾主張走中間路線，其中間路線思想包括“和平、民主相輔而行”“反對一黨獨裁，主張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三個方面[69] 34-38。2015年，李偉在其碩士論文中也認為，抗戰勝利后，張瀾曾提出“先和平、后民主”的和平民主建國思想，“希望走出一條不同于國共兩黨建國方案的‘中間路線’”，后來在國民黨的打擊迫害下，“放棄了中間路線，接受了新民主主義的建國思想”[70] 10。

學界對施復亮、張東蓀、張君勱、羅隆基、張瀾等人中間路線思想的剖析，以政治主張為基礎，逐步發散至經濟思想、文化思想等，形成了從思想到行動的較為系統的考察，有利于中間路線研究的拓展和加深。

四、前路何在：研究中的局限和未來的方向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學界對中間路線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突破，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在述說之前，我們先看一個統計曲線（如圖1）。這是筆者在中國知網上以“中間路線”為主題進行檢索，得到相關論文數量后，再以5年為一階段（起始與末端為了兼顧，統計年份為6年）進行統計后繪制而成的曲線圖。

由圖1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后，學界對中間路線的研究逐步升溫，在1990-1994年達到第一個研究高潮，5年中有16篇相關論文;此后又在2005-2009年達到第二個高峰，5年中有17篇相關論文發表。但2015年以后發文數量銳減，從2015-2020年，6年之中，僅有5篇相關論文，平均每年不到1篇。

在大環境、大氣候沒有變化的情況下，中間路線的研究出現如此巨大的滑坡，說明研究遇到了瓶頸。換言之，過去的研究方法與模式已經限制了中間路線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筆者檢閱過去中間路線的相關研究成果，發現研究中的缺陷主要有：

1. 研究的主題過于集中。改革開放40多年，中間路線的研究雖然熱鬧，但文章討論的問題大多集中在“中間路線的形成與失敗的原因”“如何評價中間路線”等方面。筆者在知網系統中以“中間路線”為主題檢索所得的80多篇文章中，題目中帶有“中間路線的破產”字樣的文章就達10篇以上。

2. 所引用的材料相似度較大。提及中間黨派的第三條道路，文章大都引用民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幾乎沒有涉及民盟的其他材料和其他中間黨派的材料;論述中間路線的主張，一般以施復亮、張東蓀的幾篇代表性文章作為支撐;引文中涉及的報刊，也主要是《時與文》《觀察》《時代批評》《文匯報》（上海）。絕大部分人所引用的資料直接或間接來自1958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編印的《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四輯。

3. 思想僵化。改革開放的最大特征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40多年過去了，不少學者仍然沿襲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概念，一講中間派、中間路線，總離不開新民主主義、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妥協性、資產階級共和國、天真、幻想、欺騙等概念和標簽，生怕越雷池一步。這種“裝進套子里”的、僵化的研究思路，把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使得歷史研究空泛而教條，偏離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更與改革開放、“雙百”方針、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要求背道而馳。

4. 缺乏個性。這個問題體現在兩個方面：（1）不少研究者的文章沒有個性，缺乏獨立的見解，人云亦云。但不少論文仍在套用改革開放初期甚至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路和框架，不少所謂的研究僅僅是低水平的重復。歷史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在挖掘資料的同時，更需要對話——與史料對話，與前人對話，與以前的研究者和其他研究者對話，在研究和對話過程中，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眼光與研究思路。如果研究者沒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思想僵化，不能與時俱進，不能言人之所未言，那么其研究成果的價值必然微乎其微。（2）相關研究文章無法體現被研究對象的特點。個別研究者的文章，如發表在《五邑大學學報》的《論張東蓀抗戰勝利后的中間路線》一文，全文套用別人以前研究施復亮中間路線的文章，僅簡單地把他人引用的施復亮的資料換上張東蓀的。這里且不論學術品德上存在的問題，至少可以說明作者對張東蓀的研究沒有體現出張東蓀思想的個性特征。單一化、套路化的研究思路造成了削足適履和千人一面，使得各個研究對象面目模糊，難分彼此。

顯然，以上四個方面制約了中間路線的深入研究，并造成了目前成果數量整體下滑的狀況。結合以上四類問題，筆者認為，今后的中間路線研究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推進。

1. 加強資料的整理與編纂。史料的整理與編纂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沒有資料，無法研究;不充分占有資料，無法全面、深入地研究?？箲饎倮昂笾虚g路線的資料非常豐富，但由于各種原因，這些資料并沒有經過充分地整理與匯編。目前大多數學者使用的材料主要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編印的《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四輯和鐘離蒙、楊鳳麟主編的《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匯編 第四集第二冊“第三條道路”批判》。這兩本資料集分別是1958年和1982年編印，不僅資料少，而且材料取舍受到了選編者的眼光及其所處時代的嚴重局限。

2. 引入新的研究視角。過去對中間路線的研究，主要是從革命史的視角來討論問題，基本思路是看中間派的政治立場是偏左還是偏右，是否有利于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中間路線的基本主張與中共倡導的新民主主義思想的異同。這一視角自然是合理的，僅從這一視角考察問題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手段對目標的遮蔽，不少人在討論問題時，大談特談革命手段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忘記或忽略了革命的目標——中國的現代化;其二，過于強調革命的絕對性和排他性，形成用革命行動和綱領衡量、評判一切的做法。筆者認為，在研究中間路線問題時，引入中國現代化的視角是非常有意義的。這不僅因為現代化是近代中國的大目標，無論革命還是改良，激進、漸進還是保守，政治革命、經濟變革、文化論戰，都是為了這一大目標，更是因為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基本上是政治上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報刊上發表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并不是為了爭權奪利，而是為了中國的和平與發展。他們的觀點和主張在當時——革命時代容或有迂腐和偏頗之處，“所謂自由、平等、進步，諸式美麗的理想，僅是‘士’的幻想”[71]。但某個方案、主張沒有被歷史選擇并不等于沒有價值。

3. 解放思想，拓寬研究領域。如前所述，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著思想僵化、研究主題過于集中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擴大研究視野，拓寬研究領域。中間路線研究中可供拓展的新領域頗多。從國際上看，中間路線與美國、蘇聯，與美蘇關系、世界局勢存在什么樣的聯系，這些問題亟待深入研究與探討。鄧澤宏曾在《美國對華調處政策和第三條道路的興衰》一文中，討論了美國對華政策與中間路線的關系。文章雖然稍嫌簡單，但基于史料的考察后得出的結論已與過去想當然的看法大相徑庭。遺憾的是這類文章迄今只有1篇。從國內看，中間派、中間路線與國共關系的研究已經有所進展，但這些研究還非常簡略、粗淺，很多問題，如國共內部是否有人理解、認同中間路線，國民黨是如何批判中間路線的，都還是空白。中間路線與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是怎樣互動，又是怎樣疏離的，這些問題幾乎沒有人專題討論，偶爾有人提及片言只語，也基本上是靠猜測、想象，并不是基于細致研究后的真知灼見。從縱向上看，值得考察的問題有中間路線與近代中國百年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中間路線與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品質、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之間有何內在的聯系。從橫向上看，學界一直把目光牢牢地鎖定在中間派、中間路線與自由主義思潮的關系上，但對其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集體主義、互助主義、進化論等社會思潮之間有著怎樣復雜的聯系，幾乎無人問津。如果能引入現代化視角，那么，政黨觀、發展觀、真理觀、平等觀、正義、民主、自由、憲政、法治、人權等概念就能成為研究中間派和中間路線的主題。

4. 進一步加強薄弱問題的研究。如前所述，近年來學界對中間黨派、中間派代表人物的中間路線、宣傳中間路線的刊物都有了一定的研究，這種視野的擴大、領域的拓寬和對微觀研究的重視都是可喜的現象。但也應該看到，這些工作做得還很有限，從刊物上看，研究得最多、最好的是《觀察》，其次是《大公報》《時與文》，其他相關刊物的研究，大多只有2～3篇文章，有的僅1篇文章。以人物而論，對施復亮中間路線的研究做得較好，其他的不僅數量少，研究內容也缺乏深度，離“精彩”距離更大。在中間黨派這一方面，只能說對民盟、青年黨、洪門的中間路線有了研究，還談不到深度和廣度。代表人物、刊物、黨派或團體，應該是中間路線研究走向突破和成熟的關鍵，但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這些領域還需要有更多扎實、細致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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