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難讀：沖突中的預測偏差及其心理機制*

陸靜怡 邱 天 陳宇琦 方晴雯 尚雪松

·研究構想(Conceptual Framework)·

人心難讀：沖突中的預測偏差及其心理機制*

陸靜怡 邱 天 陳宇琦 方晴雯 尚雪松

(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 上海 200062)

廣泛存在的預測偏差嚴重妨礙了沖突管理, 因此, 欲解決沖突管理的難題, 必須探究人類在沖突中的預測偏差。然而現有研究多著眼于非沖突中的預測偏差, 未考慮沖突的獨特性。本項目旨在突破當前的理論困境, 探討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獨特規律及其心理機制與后果, 具體而言包括四大目標：(1)聚焦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 并以對應的非沖突事件作為對照, 揭示預測偏差在沖突中獨特的表現形式, 提出沖突事件的“偏差放大效應”; (2)從動機性認知視角探討“偏差放大效應”的心理成因, 揭示“負性驅動機制”; (3)考察“負性驅動機制”下預測偏差導致的后果; (4)設計有效的去偏差方案。本項目最終將構建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理論模型, 推動對預測偏差的全面理解, 發展行為決策理論, 幫助公眾和社會治理者準確預測他人, 提升沖突管理能力, 提高決策質量。

預測偏差, 沖突, 負性偏差, 動機性認知

1 問題提出

人生活在“沖突的世界”, 沖突難以避免。沖突事件, 是指當事某方采取的行動可能對另一方造成直接且明顯的傷害、進而導致緊張關系的事件, 例如個體之間的冒犯、企業之間的競爭、群體之間的歧視等。沖突本身并無好壞之分, 沖突管理得當可以促進交流創新, 調和矛盾, 使社會保持生命力, 百家爭鳴; 沖突管理失敗則會帶來嚴重后果, 有損人際關系, 扼殺新思想, 阻礙組織進步, 導致社會僵化。

導致沖突管理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錯誤的預測。例如, 當謠言在社交媒體上流傳時, 高估辟謠對被辟謠者帶來的傷害可能使人不愿意辟謠, 導致謠言四起, 嚴重危害社會秩序; 拒絕他人的請求后, 高估被拒絕者的消極反應可能會使人主動疏遠朋友, 導致人際關系破裂?？梢? 錯誤的預測讓人既無法發揮沖突的建設性作用, 又無法從根本上消解沖突以調和矛盾。

對他人想法的準確預測不僅是沖突管理的關鍵, 也是作出好決策的前提(Lu & Shang, 2021)：管理咨詢公司追求準確預測客戶偏好, 企業的產品設計追求準確預測消費者喜好, 國家的政治交涉追求準確預測他國底牌。預測一旦失準, 決策的合理性成疑。

但是, 預測偏差(misprediction)廣泛存在(Epley, 2008), 人無法準確預測他人的感受、想法與行為, 這嚴重妨礙了沖突管理。因此, 要想解決沖突管理的難題, 研究者必須探究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 理解其表現、心理機制、后果, 并形成一套有效的沖突管理方案。然而, 現有研究多著眼于非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 未能對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給予足夠關注, 缺乏相應理論闡釋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紤]到現實的需求和目前的理論困境, 研究者亟需探索沖突中的預測偏差, 構建新的理論, 從而全面理解預測偏差, 幫助解決沖突管理的難題。

2 研究現狀

2.1 從經濟學的預測到心理學的預測偏差

研究者對預測的關注由來已久。經濟學家早就意識到, 對他人想法的預測在宏觀層面有助于確保經濟良性發展, 使供需雙方達到平衡(Keynes, 1937); 在微觀層面有助于最大化個人利益, 例如在“囚徒困境”中通過預測他人所用策略謀取盡可能短的刑期(Axelrod, 1980), 這也是博弈論的核心。

在經濟學家指出準確預測他人的重要性后, 心理學家探討了人們預測他人的心理過程, 并發現了預測偏差, 它是指人對他人的預測偏離他人的實際情況。預測偏差的兩種形式是高估(overestimation)和低估(underestimation)。目前, 心理學家著重探討了非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 并提出了相應的理論解析這些偏差的心理機制。

2.2 非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

首先, 人在預測未與自己處于社會互動中的他人時存在偏差。研究發現, 人會高估他人對相對效用占優的選項的喜愛程度(Lu & Shang, 2021); 低估自己表露恐懼和不安后, 旁觀者對自己的喜愛程度(Gromet & Pronin, 2009); 高估自己犯錯后,旁觀者對自己的嚴苛程度(Savitsky et al., 2001); 高估他人社交生活的豐富程度(Deri et al., 2017); 高估他人為獲得金錢而在公眾面前進行表演的意愿(van Boven et al., 2005); 高估他人選擇常見選項的可能性(Reit & Critcher, 2020); 高估他人的消費金額(Jung et al., 2020); 高估他人與高社會地位者交朋友的意愿(Garcia et al., 2019); 錯誤預測他人的冒險程度(Hsee & Weber, 1997)。

其次, 人在預測與自己產生實質性社會互動的他人時也存在偏差。例如, 人會低估贊揚帶給他人的積極影響(Boothby & Bohns, 2021); 表達感激者低估被感激者的積極感受(Kumar & Epley, 2018); 與他人分享自身成就者高估他人為自己感到驕傲的程度(Scopelliti et al., 2015); 談話者低估聽話者對他們的喜歡程度(Boothby et al., 2018); 故事講述者預測聽眾喜歡聽新穎的故事, 而事實上聽眾更喜歡聽熟悉的故事(Cooney et al., 2017); 發送信息者低估語音信息帶給他人的積極感受(Kumar & Epley, 2021); 施助者低估求助者在求助時的尷尬體驗(Bohns & Flynn, 2010), 錯誤預測受助者愿意給予自己的回報(Zhang & Epley, 2009); 求助者低估他人答應幫助自己的可能性(Flynn & Bohns, 2008); 送禮者錯誤預測收禮者喜歡貴重的禮物(Flynn & Adams, 2009)、完整但吸引力一般的禮物(Kupor et al., 2017)、物質型禮物(Goodman & Lim, 2018), 而事實上, 收禮者不那么在意禮物的貴重程度, 喜歡吸引力高但不完整的禮物, 喜歡體驗型禮物。

這些非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會導致一系列負性后果。對預測者而言, 預測偏差有損積極情感體驗與幸福感。例如, 高估他人對自己的嚴厲程度可能引發自卑, 甚至使人產生自我懷疑(Epley et al., 2002), 造成不必要的焦慮與擔憂(Savitsky et al., 2001)。對預測對象而言, 預測偏差也會給他們帶來麻煩。由于人習慣于先預測他人的喜好再為他人挑選禮物, 預測偏差會使收禮者收到自己不喜歡的禮物, 這導致了美國每年高達40%的禮品退貨率(Kupor et al., 2017)。在組織中, 由于管理者錯誤預測員工的動機, 從而未能充分鼓勵員工參與組織決策, 使員工的積極性受到打擊(Heath, 1999)。

2.3 非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心理機制

現有理論認為, 預測者在其所處角色中, 根據自己能接觸到的信息預測他人, 很難將自己置身于預測對象的角色中, 從對方立場考慮問題。這種認知局限是非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主要原因, 涉及以下兩部分。

2.3.1 預測者的自我中心

人在判斷他人時表現出自我中心(egocentrism; Epley et al., 2004; Gilovich & Savitsky, 1999), 將自己的態度、信念、情緒投射到他人身上, 從而產生預測偏差。錨定與調整(anchor and adjustment)、聚光燈效應(spotlight effect)、錯誤一致性(false consensus)和共情鴻溝(empathy gap)都是自我中心的體現。

錨定與調整指在估計他人的想法時, 人首先錨定在自身視角上, 然后朝著他人視角進行調整。然而, 這種調整往往不夠充分, 使得對他人的判斷向自我視角偏移(Epley et al., 2004)。這種不充分的調整會導致預測偏差, 例如高估他人與自身態度的一致性(Krueger & Clement, 1994)。

聚光燈效應指人常覺得周圍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 彷佛頭頂有一盞聚光燈照射著自己。但事實上, 沒有人會像自己那樣關注自己。因此, 人普遍高估他人對自己的關注程度(Gilovich et al., 2000)。這導致人高估他人對自己錯誤行為的嚴苛程度(Savitsky et al., 2001)。

錯誤一致性指人會夸大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的普遍性, 錯誤認為他人的觀點和立場與自己的一致(Ross et al., 1977)。錯誤一致性也會引發預測偏差, 例如喜歡意大利餐的人傾向于認為全世界人民都喜愛意大利餐, 愛交際者認為他人也都愛交際。

共情鴻溝指當人處于“冷”的非情緒狀態時, 難以準確預測自己處于“熱”的情緒狀態時的感受(Loewenstein, 2005)。由于存在共情鴻溝, 預測者往往無法準確預估自己在他人所處情緒狀態下會作出怎樣的反應, 再加之人不能準確判斷他人與自己之間的差異, 從而產生預測偏差(van Boven et al., 2013)。例如人會高估他人愿意參加尷尬的公眾表演的可能性, 這是因為共情鴻溝使人高估了自己在相同情境中對尷尬的容忍度(van Boven et al., 2005)。

2.3.2 預測者對預測對象所持信息的可及性有限

預測者往往無法完整獲取關于他人的信息, 因此錯誤預測他人。這種有限的信息可及性(accessibility)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 預測者無法全面觀察他人的行為。預測者會將自己看到的他人的行為作為預測他人的依據。然而, 他人的很多行為難以觀察(Malle & Pearce, 2001), 因而導致預測偏差。例如, 人很難捕捉到他人觀察自己的場景, 所以錯誤預測他人觀察自己的頻率低于自己觀察他人的頻率(Boothby et al., 2017)。

第二, 預測者無法觸及他人的內心體驗。人了解自身的感受和意圖, 卻無法觸及他人內心的想法。因此, 人在判斷自己時更關注自己的內心體驗, 在判斷他人時更多依據他人的外顯行為, 這種內省錯覺(introspection illusion)會導致預測偏差(Pronin, 2008)。例如, 當人們想和他人談話但羞于邁出第一步時, 很難想到他人也和自己一樣想聊天卻感到害羞, 而僅以他人的沉默行為推測他們不愿與人聊天(Epley & Schroeder, 2014)。

綜上, 由于預測者難以全面了解他人的信息, 因而無法準確預測他人。

2.4 已有研究的不足：忽視沖突中的預測偏差

現有研究多關注非沖突事件, 較少探討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兩個例外是, 第一, Levine和Cohen (2018)考察了實話實說這一可能會引發人際沖突的事件, 發現人會高估說出可能會冒犯他人的實話之后他人的消極反應。第二, 尚雪松等(2021)考察了好心幫倒忙這一可能會引發人際沖突的事件, 發現好心幫倒忙者會高估幫倒忙的負面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 沖突事件有其獨特性, 從理論角度而言, 關注沖突事件并將其與非沖突事件進行對比將有助于研究者全面理解預測偏差。

2.4.1 預測偏差的成因：從認知局限到動機性認知

絕大多數現有研究僅關注自下而上的加工, 采取信息驅動的視角, 考察了非沖突情境下的預測偏差, 并將其主要原因歸結為人被動地受限于認知上的不足, 例如缺乏對他人信息的了解、錨定于自身視角等(Epley et al., 2004)。但是人的認知加工方式不僅是自下而上的, 知覺集理論(perceptual set theory)指出個體的期望、動機、推理等主觀因素可以自上而下地調控信息加工, 這對于認知同樣至關重要(Allport, 1955)。因此, 現有研究未能從自上而下的加工視角解析預測偏差的成因。

事實上, 預測偏差完全有可能受動機的驅動自上而下地產生。根據動機性認知(motivated reasoning)理論, 人理解事物的方式受自身愿景影響, 人會根據其需求主動建構調整對事物的認知, 以滿足其動機(Kunda, 1990)。例如, 人相信與自己既有信念一致的夢比不一致的夢更有意義(Morewedge & Norton, 2009); 相信自己期望的結果更可能發生(Chambers & Windschitl, 2004)。因此, 在動機的影響下, 人也可能主動改變認知, 從而作出有偏預測。

在沖突中, 人具有在非沖突事件中不具有的獨特動機, 這些動機可能促使預測偏差自上而下地產生, 并決定其特殊的表現和后果。分析沖突事件中人的動機, 對解釋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至關重要。具體而言, 沖突事件引發了人的兩類動機：

第一, 自我保護的動機, 即保護自身在沖突中避免或少受消極結果影響的動機。享樂原則(hedonic principle)指出, 人具有趨利和避害兩種基本動機(Higgins, 1998)。而從進化的角度來看, 避免消極結果的動機相比獲取積極結果的動機具有更強的適應性, 能夠幫助個體存活。這導致了負性偏差(negative bias), 即人對負性刺激比對正性刺激更為敏感(Baumeister et al., 2001; Rozin & Royzman, 2001)。相比非沖突事件, 沖突事件具有更多、更嚴重的負性后果。因此, 在面對沖突時, 人會產生強烈的自我保護動機, 極力回避消極結果(Norem & Cantor, 1986)。放大沖突事件對自己造成的負面結果, 可幫助人們作好心理準備或采取預先應對, 從而滿足自我保護的動機。

第二, 避免造成人際傷害的動機。沖突事件的負性結果除了作用于預測者自己, 還會作用于他人, 造成人際影響。根據社會互動中高度優先的“預防人際傷害原則” (Schein & Gray, 2018), 人對他人可能遭受的損失也非常敏感。相比非沖突事件, 在沖突事件中人更需要警惕潛在的人際傷害, 盡量不傷害他人。例如反駁他人觀點可能會傷害被反駁者、拒絕他人請求可能會傷害提請求者, 這些沖突情境下的人際傷害都是人所希望回避的。放大沖突事件對他人造成的負面結果, 可幫助人們回避沖突, 從而滿足避免人際傷害的動機。

從動機性認知的視角出發, 上述兩種動機會影響人在沖突事件中的認知全過程(Kunda, 1990)。根據信息加工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信息加工過程可分為注意搜索信息、知覺加工信息、根據信息思考并決策三個階段。在三個階段中, 人都會受到在沖突事件中獨特動機自上而下的影響。例如在沖突事件中, 人會在注意上對潛在的負性結果投以更多關注、在知覺上高估沖突事件負性后果的嚴重性、在思維上為壞事而憂心忡忡。

綜上, 客觀的認知局限在沖突和非沖突事件中均會導致預測偏差, 但在沖突事件中, 預測偏差還可以由動機所驅動, 這是非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所不具備的機制, 也是現有研究所缺失的重要環節。因此, 要完整理解預測偏差如何產生, 就必須將動機性認知的視角納入研究框架, 構建包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類路徑的預測偏差理論模型。

2.4.2 對預測偏差的理解：從錯誤到適應性意義

現有研究多從認知局限的視角解析預測偏差的成因, 因此, 研究者多認為預測偏差是一種錯誤, 著重關注其消極影響(Epley et al., 2002; Savitsky et al., 2001), 未能充分意識到預測偏差的適應性作用。從動機性認知的視角分析預測偏差的心理機制有助于發現預測偏差的適應性意義。

近年來, 行為決策領域的研究者提出了生態理性觀(ecological rationality), 推動了對理性的理解。該觀點指出, 只要人的決策過程能夠與現實環境協調一致, 滿足自身的生存發展要求, 即使這些過程中存在經濟理性意義上的偏差, 所謂的偏差也可加以利用、具有適應性(Gigerenzer, 2008)。從生態理性的視角來看, 預測偏差具有一定的適應性, 并非全然是錯誤。例如, 高估他人的情緒反應可以使他人認為預測者更有同理心, 對預測者形成更好的印象(Klein, 2019); 個體可以通過將消極結果預計得更加糟糕讓自己作好準備, 從而達成自我保護的目的(Dai & Hsee, 2013)。

在沖突事件中, 我們更應當辯證看待預測偏差。鑒于沖突事件后果的嚴重性和消極性, 個體需要在沖突事件中保護自己、減少對他人的傷害。在沖突事件中, 由動機驅動的預測偏差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個體滿足其需求, 因此, 沖突中的預測偏差具有適應性意義, 研究者需要站在生態理性的視角, 全面認識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積極和消極面。

3 研究構想

基于對現有研究的總結和反思, 本項目聚焦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 并以非沖突事件作為對照, 探討預測偏差在沖突中獨特的表現形式及其心理機制與后果, 從而突破現有研究的理論困境。本項目提出沖突事件的“偏差放大效應”, 即沖突中的預測偏差大于對應的非沖突中的預測偏差。該效應具有“負性驅動機制”, 即沖突讓人在注意、知覺和思維等認知加工過程中更加聚焦負性信息。

3.1 研究1：沖突事件的偏差放大效應

預測偏差廣泛存在于沖突與非沖突事件中。盡管現有研究已經探討了非沖突中的預測偏差, 但沒能揭示預測偏差在沖突事件中的獨特表現。我們提出, 在沖突事件中, 預測偏差的程度會被放大, 即存在“偏差放大效應”, 例如反駁他人者對他人的體驗產生較大的錯誤預測, 而贊同他人者則能更準確地預測他人的體驗。

“偏差放大效應”源自沖突事件的獨特性。一方面, 沖突事件具有負性事件的屬性。根據負性偏差理論, 負性事件所引發的心理反應遠強于中性和正性事件(Baumeister et al., 2001; Rozin & Royzman, 2001)。因此, 沖突可能會帶來強烈的負性體驗。另一方面, 沖突事件會造成人際傷害, 而在社會互動中, 人們優先遵循“預防人際傷害原則” (Schein & Gray, 2018)。因此, 個體盡力避免發起會造成人際傷害的沖突, 同時對沖突中涉及人際關系的后果十分敏感?？傊? 相比非沖突, 在沖突中, 人們面臨更多更嚴重的負性后果。

對負性后果的敏感使人在發起沖突(如拒絕請求、反駁觀點等)時設想最壞的后果, 作足準備, 進而影響人在沖突事件中的預測。面對沖突的潛在負性后果, 人產生自我保護動機, 努力保護自己免受傷害(Norem & Cantor, 1986), 進而在動機的驅使下調控認知(Kunda, 1990)。而這些過程在少有負性后果的非沖突事件中并不存在, 非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來源僅僅是認知的客觀局限, 不會受到動機的推波助瀾。

因此, 我們提出假設1：人在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大于在對應的非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

3.2 研究2：偏差放大效應的負性驅動機制

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不僅有獨特的表現, 也有其獨特的機制。以往研究從認知局限的視角指出, 非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主要源于預測者僅用其能接觸到的信息預測他人, 即客觀認知缺陷。誠然, 非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部分理論可以沿用至沖突事件中。但是, 沖突事件可能影響人的動機, 從而改變人主動加工信息的過程, 自上而下地產生預測偏差。我們將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獨特機制稱為“負性驅動機制”。

“負性驅動機制”的根源在于對負性結果的恐懼。根據動機性認知理論, 人理解事物的方式往往受自身愿景影響。因此, 預測者會根據其需求主動建構對事物的認知。沖突事件具有負性事件的屬性并且會帶來人際傷害, 出于自我保護的目的, 人需要在認知加工各環節(包括注意、知覺、思維等)把沖突事件帶來的潛在結果加工得更為消極, 作最壞的打算, 以應對沖突(Norem & Cantor, 1986)。此類與負性因素相關的獨特心理過程形成了“負性驅動機制”, 其影響貫穿于認知加工的全過程。

根據信息加工理論, 信息加工可分為注意搜索信息、知覺加工信息、根據信息思考并決策三個階段, 而負性驅動機制會自上而下影響這三個階段。第一, 在注意搜索階段, 人傾向于關注沖突事件可能帶來的負性結果而非正性結果。沖突事件既具有消極意義, 如引發人際矛盾, 也具有積極意義, 如激勵組織發展。然而從進化的角度看, 個體為了保證生存, 必須發現并回避負性刺激。因此, 在沖突中, 人往往把注意投向負性結果, 即負性驅動機制在認知加工的最初階段就會生效。第二, 在知覺加工階段, 人傾向于將負性信息知覺得更為嚴重。出于自我保護動機, 個體需要高度重視注意到的負性刺激(Baumeister et al., 2001; Rozin & Royzman, 2001)。沖突事件具有積極和消極兩面, 而負性驅動機制的知覺途徑會使人在知覺上放大沖突事件的消極影響, 把其負性結果知覺得更加嚴重。第三, 在思維決策階段, 人會表現出擔憂性思維, 通過將消極結果預計得更加糟糕從而讓自己作好準備, 以此達成自我保護的目的(Dai & Hsee, 2013)。

綜上, 我們提出假設2：在沖突事件中, 人會因負性驅動機制而更注意負性刺激、放大對后果的嚴重程度的知覺、采用擔憂性思維, 依賴有偏的認知作出預測, 進而導致預測偏差。

3.3 研究3：負性驅動機制下預測偏差導致的后果

由于沖突事件具有潛在的負性后果, 在負性驅動機制下, 人們可能會因懼怕負性后果、過度試圖自我保護而采取回避行為。這些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 可幫助個體滿足需求, 例如避免人際矛盾; 但與此同時, 其中某些行為只治標不治本, 沒有從源頭解決沖突。

回避行為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現。具體而言, 針對沖突對象, 回避行為可能表現為人際退縮。例如, 在拒絕他人的請求后, 高估被拒絕者的消極反應可能會使人主動疏遠朋友。針對沖突事件, 回避行為可能表現為采取不作為的行為策略, 例如不進行辟謠、避免提出不同觀點等。當謠言在社交媒體上流傳時, 利用社交媒體發布并傳播辟謠信息是打擊謠言最有效的方法(Tripathy et al., 2013), 但高估辟謠對被辟謠者帶來的傷害可能使人不愿意辟謠, 導致謠言四起, 危害社會秩序。此外, 人們還可能在持有不同觀點時保持沉默, 避免提出不同觀點, 阻礙建設性的溝通(Morrison, 2014)。對不同情境中的回避行為, 有必要分別進行探究。

綜上, 我們提出假設3：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將使人因擔憂負性后果而采取回避行為。

3.4 研究4：去偏差方案

為了提升決策質量, 現有研究針對非沖突事件中導致預測偏差的心理機制, 對消除預測偏差進行了嘗試(Hsee et al., 2021; Zhang & Epley, 2009)。就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而言, 它有時具有適應性, 可以幫助個體回避部分負性結果, 但有時也伴隨著代價。針對具有負面后果的預測偏差, 研究者應當采取去偏差措施。鑒于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的獨特表現形式和心理機制, 有必要針對沖突事件中獨特的負性驅動機制開發不同以往的去偏差方案。

負性驅動機制的關鍵在于個體面對沖突事件時認知加工受到動機的影響, 因此可以通過改變個體的認知加工減弱預測偏差。具體方式有二：一方面, 可以直接改變預測者在注意、知覺、思維上的認知加工方式, 例如直接減少預測者對負性信息的關注。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過改變預測者的外部環境減弱其自我保護動機進而間接改變他們的認知加工方式。例如, 可以為預測者塑造安全的環境, 減弱其自我保護的需要, 從而改變認知加工方式, 達到去偏差的目的。如此可進一步檢驗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心理機制, 也可幫助人們趨利避害, 作出準確的預測。

由此, 我們提出假設4：通過直接或間接改變預測者面對沖突事件時的認知加工方式, 可以減小或消除預測偏差。

4 理論建構

本項目聚焦于沖突事件, 以對應的非沖突事件作為對照, 擬揭示預測偏差在沖突事件中的獨特表現形式與心理機制——“偏差放大效應”及其“負性驅動機制”, 從而有助于完善關于預測偏差現象及心理機制的理論, 構建解釋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理論模型(圖1)。

該理論模型具有兩方面的創新。首先, 本項目立足于動機性認知的視角, 解釋預測偏差負性驅動機制及其引發的偏差放大效應, 從而彌補以往研究忽視動機對預測偏差的影響這一不足, 并將預測偏差和負性偏差、動機性認知等理論結合起來, 形成了更完整的理論框架。

從現象來看, 本項目揭示了相比非沖突事件, 人在沖突事件中表現出更大的預測偏差。這也拓展了行為決策的負性偏差理論。以往研究多關注負性偏差對決策者自身的影響(Kahneman & Tversky, 1979)。而本項目將負性偏差拓展到人際過程中, 認為個體在預測他人時同樣存在負性偏差, 即相比非沖突事件, 在沖突事件這類負性事件中存在更強的預測偏差。這拓展了負性偏差理論的適用范圍, 提示研究者在探討以預測為代表的人際過程時, 也應當注意負性偏差的影響。

從機制來看, 站在以往研究中信息驅動的視角, 不論面對哪類事件, 人都存在同樣的客觀認知局限, 故而無法解釋為何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相比非沖突事件中的預測偏差更大。本項目突破了這種視角上的局限, 從動機驅動的視角提出, 沖突事件具有的負性屬性和潛在后果激發了人的自我保護動機和避免人際傷害動機, 由此總結出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負性驅動機制”。該機制強調了動機對認知加工的重要性, 推動了動機性認知理論的發展?，F有的動機性認知理論多聚焦于動機對個體內部認知過程的影響, 例如個體在期望得到好結果的動機驅動下認為積極情緒會比消極情緒更為持久(Mata et al., 2019)。而本項目將動機性認知理論拓展到了人際互動中。沖突事件多發生于人際互動中, 此時個體并非被動接受信息, 而是主動建構對外部信息的認知, 如預測他人情緒體驗。在人際沖突中, 自我保護動機貫穿了認知加工的各階段, 讓預測者聚焦負性信息, 并以此預測他人, 進而導致回避等后果。人際互動相比內部認知更為復雜, 要求個體思他人之所思, 而本項目表明動機性認知同樣可以在此類復雜社會過程中指導人的行動。

圖1 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理論模型

其次, 本項目超越了研究者對理性的傳統理解, 從生態理性觀出發, 對預測偏差作了辯證分析。以往研究只關注客觀認知局限, 認為其可導致預測偏差、帶來消極影響(Epley et al., 2002; Savitsky et al., 2001), 卻忽視了在主動認知調控下, 預測偏差可以服務于個體的動機和需求。本項目揭示預測偏差負性驅動機制的適應性作用, 促使研究者重新審視“何為理性”, 增添了生態理性觀的影響力。

最后, 本項目有助于沖突管理。揭示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規律與心理機制, 可有效提高個體、企業與政府的沖突管理能力與效率, 為沖突管理提供科學依據。設計去偏差方案, 減少具有消極結果的預測偏差, 有助于使人保持理性客觀, 惠人惠己, 還有助于高效化解沖突和矛盾, 最終防止決策失誤, 提升決策質量。對個體而言, 理解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成因有助于準確預測他人, 采用理性的方式消解人際矛盾, 作出合理的決策。對企業而言, 準確預測沖突事件中消費者、客戶公司或競爭對手的喜好、想法與反應, 有助于提升沖突管理的能力與效率, 針對他人的想法, 提供精準的服務, 采取有效的公關策略, 有針對性地應對沖突, 實現互惠與雙贏。對政府與社會治理者而言, 理解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表現形式與心理機制, 可精準理解社會沖突, 從源頭抓住社會矛盾的焦點, 有利于引導與管控社會事件的發展; 掌握去偏差方案, 有助于消除社會成員之間的偏見, 改善社會氛圍?？傊? 關于沖突事件中預測偏差的研究結果將為精準的社會治理提供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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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ccurate mind reading: The misprediction in conflicts and its mechanisms

LU Jingyi, QIU Tian, CHEN Yuqi, FANG Qingwen, SHANG Xues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The prevalence of misprediction hinders conflict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e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However, research has mainly shed light on mispredictions in non-conflicts and neglected the uniqueness of conflicts. This project investigates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and their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Specifically,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fourfold. First, it explores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and proposes the bias-amplification effect of conflicts. Second, it investigates the negativity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bias-amplification effect. Third, it examines consequences of the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Last, it develops effective and feasible interventions to eliminate these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This project is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of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The results help to extend theories on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as guide the public and social governors to make accurate predictions about others, to improv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to reach high-quality decisions.

misprediction, conflict, negative bias, motivated reasoning

B849:C91

2021-11-20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2171087)資助。

陸靜怡, E-mail: jylu@psy.e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