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郭英劍

西方馬克思主義迄今已有100年的歷史。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西歐與中歐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總結與探討本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其相關著述與論述與此前經典的（classical）和正統的（orthodox）馬克思主義以及后來的蘇聯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有顯著不同，從而成為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派，史稱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在中國簡稱“西馬”?！拔黢R”早期的代表人物有盧卡奇與葛蘭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主要有本雅明、阿多諾、霍克海默與馬爾庫塞。雖然“西馬”有百年的歷史，但“Western Marxism”這個詞是梅洛-龐蒂在他出版于1955年的著作《辯證法的歷險》中使用后才開始被普遍接受，書中他將“西馬”的起源追溯至盧卡奇。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焦點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但“西馬”關注的焦點則是上層建筑，特別是文化、哲學與藝術等問題。他們強調研究文化、階級意識與主體性之于馬克思主義理解社會的重要性。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相結合，是“西馬”不同于很多馬克思主義流派的一大特征，也曾因此產生了諸多新的思想體系。按照學術界的一般理解，“西馬”百年史經過四個發展時期：形成時期，1920—1930年代，此乃初創時期，逐步成為一種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鼎盛時期，1930—1960年代，這一時期形成了諸多的分支與流派，包括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新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等，開始具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力;發展時期，1970—198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始向多元化發展，諸如法蘭克福學派等各種流派開始走向分化，逐漸出現非馬克思主義思潮;轉型時期，1990年代至今，其研究主題從哲學、文化問題轉向政治、經濟等現實問題，重心從對資本主義批判轉向研究市場社會主義等?？傮w來說，“西馬”并無統一與完整的思想體系，內部流派眾多，觀點各異，有時候差別還很大乃至自相矛盾，但其始終有著非正統性、超然性、多變性的特征，同時，又有面向現代化、多元化與學院化的特點。

“西馬”進入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的1970年代末與1980年代初，算來已有40年時間，但真正為學術界所接受并開始流行，還是到了1990年代中國社會開始建立市場經濟之后。當時的中國處于改革與社會轉型期，經濟改革所帶來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中國開始進入商品社會時期，社會的商品化大潮沖擊著人們，特別是人們傳統的思想觀念。物質至上、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社會批評等等問題的出現，與“西馬”理論所面對與批判的問題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這是“西馬”在中國生根發芽并迅速流行的原因之一。應該說，從那時到現在，中國學者對“西馬”理論的引進與研究從未中斷過。在我看來，至少在外國文學研究界，在我們對諸多國外理論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翻譯與引介工作，使當下的人們與后人能夠看到一個完整的理論，依然是我們當代外國文學研究者與譯者需要努力奮斗的一個目標。對于20世紀所出現的諸多理論如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是如此，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亦是如此。

本專欄的三篇譯文，第一篇盧卡奇的《論瓦爾特·本雅明》，選自1978年《新左派評論》中的英譯文，主要探討了本雅明在研究巴洛克與浪漫主義之間的關聯時，如何論述作為風格的寄喻的精神及其與現代世界的情感、觀念以及經驗的契合度。第二篇盧卡奇的《歧路》，選自1995年在英國翻譯出版的《盧卡奇讀本》，所謂“歧路”，不過是喻指世事萬物有彼此對立的一面，而對立并非代表不同的趨向，它們就是存在的本質。第三篇阿多諾的《新音樂的老化》，是他1954年在斯圖加特新音樂周上發表的演講，選自《阿多諾全集》（第14卷），通過音樂的新與舊來探討事物的發展規律。他從新音樂之新談起，認為新音樂之新就在于拒絕同意與妥協，它與代表著對現存事物持認可態度的肯定性聲音互不相容。但當這種改變現狀的沖動消失并趨于穩定時，也是其走向老化之時。由此出發，阿多諾論及音樂與藝術，乃至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的演變規律。三篇譯文雖然論題不同，但有著內在的統一性。兩篇來自盧卡奇，一篇來自阿多諾，他們屬同時代人，但在“西馬”理論的分期中，盧卡奇在前，具有拓荒與開創之功，而阿多諾則屬于發展與推進者?？傮w而言，兩位都屬于經典時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三篇文章所討論的話題也屬于較為經典與傳統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并非沒有時代性，大都帶有各自的思想烙印。我以為，三篇譯文的價值在于，一方面可以使人了解“西馬”經典學者的經典論述，另一方面，它們在客觀上告訴我們，對于經典理論，還是要經?；貧w經典，要常常閱讀原典。唯有如此，當代學術才不至于走入“歧路”，也才能夠常常保持學術創新的動力而不至于走向“老化”。

2021年10月29日凌晨1：00-3：30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