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界20世紀大陸女作家研究

國外漢學界對于丁玲的研究，是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同樣也是借由文學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方式。本文對美國漢學界丁玲研究方面的發展狀況展開了分析，確定出大體的發展脈絡和關鍵節點，也對于加強我們對于美國漢學界的認知有著一定積極意義。

20世紀的中國文壇中，丁玲占據著一席之地。其作品每每出現在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之上，因此也必然會成為國際環境中研究中國的一個重要途徑。美國漢學界對于丁玲的研究經歷了幾次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僅根源于學術界的觀點，同樣也受到中美關系以及歷史發展的影響。相對的，對于美國漢學界在丁玲研究方面的態度以及成果的判斷和分析，同樣也必須結合歷史時期才能實現客觀確定。

對于一個客體的研究，基本都是從最開始的初步嘗試而不斷發展最終走向繁榮，美國漢學界對于丁玲的研究同樣呈現出這樣的階段性特征。雖然階段的劃分在具體的發展歷程中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但是整體發展大概保持了這樣的節奏。

1 美國漢學界丁玲研究的起步階段

美國漢學界對于丁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60年代，這同樣也是美國漢學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起步點。在此之前，雖然也有美國記者關于丁玲早期生活和創作的文獻，但是并不能算作是一種研究，只能說是報道而已。最早的記錄產生于1931年，丁玲在馮雪峰的介紹下見了一位國外女記者，就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正是這位女記者將丁玲的信息帶到了美國。而除此以外，另一個國外女記者同樣不能忽視，就是尼姆·韋爾斯（Nym Wales），在尼姆·韋爾斯的多個著作中都有丁玲的相關描述，并且她著有《現代中國的婦女》中的一些章節，這些都成為丁玲在美國漢學界早期的文獻。

中國建國之后，美國漢學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開始步入了正規，并且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迎來了初步的繁榮。雖然說從這個時期，美國的漢學研究框架得到建立，很多專項資金也開始到位，但是當時的中美關系緊張，因此，對于中國文學的研究，很少涉及到當代文學，更多展開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考察。這種情況一直到夏志清和梅爾·戈德曼開始關注丁玲，才有所改善。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多次提到了丁玲，但是整體來說，夏志清對于丁玲的評價并不算高，甚至于對丁玲在抗戰時期的作品提出了批評。這種態度從根本上看源于夏志清個人的政治傾向，也是因為這種傾向，決定了他的一些研究結論并未被歐美研究中國的學者所認同，但是即便如此，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也仍然以先入的姿態成為影響后人的一個關鍵思想所在[1]。而梅爾·戈德曼著的《共產黨中國文學界的持異論者》一書，所針對的主要是延安時期的文學整風運動，對于隨后其他時期的文學整風運動也都有所涉及?？梢哉f，在當時那個年代的中國作家，在這本書中都多少有所涉及，除了丁玲以外，陳伯達、郭沫若也在其中。這一著作將丁玲定義為“共產黨中國文學界的持異論者”，認為這些作家的生活境遇比他們的作品更為重要，甚至認為丁玲未能抵擋住社會主義文學，這本身就算是一個悲劇。

從這兩個文學評論研究人員的觀點看，當時美國漢學界對待中國現代文學仍然是存在著很大偏見的，他們整體保持了否定的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當時的歷史環境使然。這種評論態度隨著中美關系的發展，也會隨之發生著變化。

2 丁玲研究的重要轉型階段

進入到20世紀70年代，中美冷戰結束，各方面政治因素的影響之下，美國漢學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也開始步入正軌，“客觀”成為了這個新時期美國漢學界看待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全新屬性詞。1947年8月，“五四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在馬薩諸塞州的得達姆召開，這成為西方現代文學研究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對于美國漢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一樣的意義。這一次會議吸引了該領域眾多學者，李歐梵等人均在其列。會上提出需要將中國現代文學放在整個中國文學史的長河中進行審查，也指明需要運用西方文藝理論來貫穿作家和作品之間的關系，從總體上看，這種轉折是要求從系統性的角度來展開對中國的現代文學進行審視，這也意味著曾經早起那種帶有政治色彩的文學研究得到了終結。沒有了政治因素的束縛，又開始在未來新的研究階段中強調客觀，美國漢學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開始呈現出逐步繁榮的態勢，梅儀慈、張潤梅、周芬娜等，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研究者。

在對于丁玲的研究中，梅儀慈的研究占據重要的位置，就是在“五四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上，梅儀慈也發表了《文學與人生的變化關系：丁玲作家角色的方方面面》?？梢哉f，梅儀慈給予了丁玲以很大的關注度。在這一文章中，梅儀慈對丁玲的作品和人生軌跡都進行了考察，這篇文章也成為美國漢學界在丁玲研究領域徹底擺脫政治思維的重要里程碑[2]。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梅儀慈涉及到丁玲研究的文章層出不窮，諸如《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以及《文學的用途：丁玲在延安》，這些文章秉承了會議的相關精神，將作家和作品以及社會中的其他背景元素結合起來進行客觀看待，因此相關的分析結論也比較中肯。除此以外，梅儀慈的博士論文同樣與丁玲有關，該論文于1982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丁玲的小說：現代中國文學中的意識形態與敘述》。在這一論文中可以看到，梅儀慈并沒有避開政治問題，而是將丁玲的作品與當時的歷史和社會上的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進行分析和解讀。這種分析方式，可以說是美國研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整體看是比較客觀的，也能做出公正的判斷。這一博士論文是美國漢學界關于丁玲研究的早期的，最完善的成果之一。

當然除了梅儀慈以外，周芬娜和張潤梅在丁玲研究中同樣不容忽視。這兩個均是旅美臺灣學者，二者分別著有《丁玲與中共文學》以及《丁玲的生平與創作》，二者都是比較全面的丁玲研究呈現。周芬娜的著作，同時也是她的博士論文，具有兩個方面比較突出的特征。其一，其對于丁玲生平資料的收集和整理相對而言比較全面;其二，則是她為了確定丁玲和中共文學之間的關系，幾乎是強行的將二者進行了關聯。這兩個方面對于周芬娜的研究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對于第二個方面，則不可避免地讓該論著染上了政治色彩，從而導致了整個研究客觀性有所不足。但是張潤梅的研究就以客觀見長，資料的收集方面也具有一定優勢，整體而言更顯公正中立。

處于這個時期的研究人員，同樣也有美國本土學者，加里·約翰·布喬治就是其中之一，其博士論文《丁玲的早期生活與文學創作（1927—1942）》，同樣是美國漢學界丁玲研究的一個重要著作，其中對丁玲在這個時期作品展開了深入的分析，不僅對丁玲在這一時期中經歷、思想做出了分析，更加對其創作手法展開了細致的探討。因此他也會更多傾向于將丁玲作品放在具體產生的環境中進行看待，并且展開綜合分析。

3 開放環境下的丁玲研究

隨著時代的發展，國際社會也呈現出越來越開放的整體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漢學界對于丁玲的研究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局面，對應的研究成果也有長足的進展。而進入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社會也同樣呈現出平穩發展的新特征，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同時呈現出復興局面。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尤其是丁玲1986年去世之后，美國漢學界對于丁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熱度，并且可謂碩果累累。例如丁淑芬的《丁玲和她的母親：文化心理學研究》，以及查爾斯·J·艾勃的《忍受革命：丁玲與國民黨中國的文學政策》等，都在眾多研究成果之中。

這一個時期美國漢學界對于丁玲的研究，比之前的研究呈現出更多的理論范式，或者說，研究展開的眼界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都有了很多擴展。具體來說，首先就是完整地重現了丁玲的生平，尤其是在丁玲去世之后，這種對于其生命的整理就更加完善。這種生平資料的整理，能夠給予其他研究人員以更好的角度，去從宏觀的角度評論丁玲以及其作品。除此以外，在展開對于丁玲作品的研究過程中，更多的社會背景被整理并且引入到研究之中，這對于客觀評論作家來說意義重大。不能否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每一個作家，包括丁玲在內，都有著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們看到只是當時的社會，體會到的也是當時社會中的喜怒哀樂，因此他們的文字所反映的，大多也都局限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中。脫離了歷史環境去談文學，本身就是一個空中樓閣。更何況丁玲處于中國抗戰和崛起的特殊年代，這個年代之中的文字和文學作品，不僅僅是文學藝術，更加具有一定的面向社會的特殊意義和價值，這些都是丁玲作品中不能忽視的關鍵所在。最后，女性相關問題在這個階段的研究中逐漸凸顯出來，例如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識，以及特定歷史環境之下女性意識的表現方式，都開始從丁玲的作品中剝離出來并且展開針對性的分析。例如童魯定的《寫作與轉化：在中國現代女性小說中尋找女性主體性》，這篇博士論文探討的是20世紀30年代極具代表性的三位女作家：丁玲、張愛玲和王安憶，以此研究女性寫作與女性主體意識的關系。

在美國漢學界對于丁玲研究的繁榮階段中，查爾斯·J·艾勃關于丁玲的生平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讓人不能忽視。其有兩部重要的論著，即《忍受革命：丁玲與國民黨中國的文學政策》和《擁抱謊言：丁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政策》。這兩部著作分別針對丁玲不同時期的發展和相關作品展開分析，并且基本以新中國成立作為分界線。對于查爾斯·J·艾勃的研究而言，有兩個方面尤其不能忽視，其一，即艾勃的著作不能僅僅當做是美國漢學界當做丁玲的研究，他同樣也是將中國和美國兩國對于丁玲的研究放在一起進行對比，而產生的一種加強的分析。其二，則是艾勃實現了對于丁玲生平的最忠實的還原，其對于丁玲一生歷程相關材料的收集整理，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一方面看，可謂無出其右。在美國漢學界這個特殊的環境中，想要對丁玲這個異國他鄉的作家進行分析，必然會遇到大量的二手材料，這些材料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有材料寫作人員的主觀傾向，而艾勃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其將材料中的事實性要素作為核心進行聚焦，因此得到最為客觀的結論。他在《忍受革命：丁玲與國民黨中國的文學政策》一書的前言中寫到：“丁玲的一生應該盡可能客觀地講述。我就是希望這樣做。我希望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去掉我的西方偏見，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理解丁玲?！卑倪@種將作家放在具體的社會、文化和歷史環境中進行還原的態度，決定了其必然成為丁玲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作為20世紀的文壇大家，丁玲的作品和人生軌跡是中國社會發展跌宕起伏的重要反映，也因此成為國外漢學界研究中國的一個重要通道。對于美國漢學界來說，對于丁玲的研究是處于不斷變化和修正過程之中的，不僅僅受到研究學者個人主觀因素和政治傾向的影響，也會受到更為宏觀因素，諸如兩國關系的影響。但是最終，研究必然還是要走向客觀的角度，實現最全面最中肯的分析。

引用

[1] 羅婷.女性主義文學與歐美文學研究[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2] 閻純德.漢學研究第7集[C].北京：中華書局，2003.

基金項目：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美國漢學界20世紀大陸女作家研究”研究成果（AHSKQ2017D36）

作者簡介：丁惠（1982—），女，安徽宿州人，博士研究生，就職于安徽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