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順應理論的四個主要方面入手,以西班牙語為例,探析造成學習西班牙語的中國學生常見的跨文化交際失誤現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對西班牙語教學提出一些建議,以期促進學生西班牙語的學習和運用。
國際語用學學會秘書長比利時語言學家維索爾倫(Verschueren)指出,不應孤立地研究語用問題,強調了認知、社會、文化等語用學研究中必須重點關注的視角,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對語用學有著綜觀性指導意義的語言順應理論。該理論兼顧語言結構和語境,重視言語交際中的順應意識。從宏觀上把握了整個語用學研究的各個重要環節,辯證地發展了合作原則、禮貌原則、言語行為理論等語用學的重要理論,對于分析和解決跨文化交際中的語用問題有著重要意義。
本文將從語言順應理論的四個重要方面入手,以學習西班牙語的中國學生為例,分析造成二語學習者各類跨文化交際失誤現象的原因,尋求解決辦法。
1 語言順應的特征
語言的使用“是一個經常不斷的、有意無意的、受語言內或語言外因素左右的語言選擇的過程”[1](“Verschueren”,1999:55—56),而“與語言選擇形影不離的是語言的順應,選擇與順應是辯證的統一。選擇是手段,順應是目的和結果。[1]”
維索爾倫提出,語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夠做出各種選擇,是因為語言具有變異性、協商性和順應性。變異性和協商性是順應性的前提,順應性則是兩者的體現。正因為語言的這三種特性,語言選擇具有以下特點:
(1)語言使用者不僅要在語言結構層面做出選擇,還要選擇語言策略以順應語境。
(2)語言使用是根據動態發展的語境不斷做出選擇的過程。
(3)語言選擇存在于話語生成和話語理解兩個方面,因而語用失誤也包括兩個層面。
(4)意識對語言選擇具有指導作用,但不同說話者和聽話者的意識層級各異,存在完全無意識到完全有意識的各個層級。
(5)語言的選擇具有傾向性。交際者對多樣的語言可選項的選擇傾向是不同的。
2 語言順應的四個方面及相關語用失誤舉例
語言順應理論分為結構順應、語境順應、順應的動態性和順應過程的意識程度四個方面。前二者用于闡釋交際過程中選擇和順應的具體內容,動態性是順應過程的核心特征,順應的意識程度則指的是交際者的意識凸顯程度,即前文所列語言選擇特點中的第(4)條。
2.1 結構順應
結構順應涵蓋語音、詞語、句式、語段語篇和整體話語構建等方面。其中語音包括語調、重音、語速、停頓等,詞語涵蓋詞語本身和詞語間的組合,句式涉及語法、語序及其整體意義。以上要素又是一個有機整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這些要素的選擇不僅依靠固定的語言規則,還根據交際實情靈活變通,這是語言變異性和協商性的體現。
在跨文化交際中,語言使用雙方受社會文化、交際情境、語言能力和偏好的綜合影響,在多樣的語言結構中做出選擇。
在中國學生與西語國家人民的交際中,除卻語音知識本身的缺失,涉及語用學語音層面的最明顯的不足存在于語調、連讀、語速和停頓上。甚至中高級水平的中國西語學生都很難掌握西語的地道語調,即使是在西生活數年,語調依保留著中式痕跡。影響中國學生西語語調的并非只有漢語,還有英語。由于中國學生接觸西語前,英語已根深蒂固,漢語(北京話)和英語都屬于“音步型節奏”,而西語是“音節型節奏”,其語調習慣與同屬印歐語系的英語也有較大區別,這就致使中國學生掌握起來難度較大。也導致中國學生常常因差異在交際中表現出不自信現象,進一步促使了交際失誤的發生。
連讀(西班牙語:sinalefa)問題的成因與語調相似。漢語、英語都極少有詞間連讀情況,西語詞間連讀不僅表現在句中兩詞相接處的共同元音之間,還發生在元音與輔音之間。這給中國學生的交際理解造成了困難。如:
Juana_estaba_acostada.
胡安娜正躺著。
Caminaba_a_ella.
(他/她/您)走向了她。
第一句中,由于“Juana”末尾的“a”與“estaba”開頭的“e”連讀,可能造成“e”的發音不清;而“estaba”末尾的“a”與“acostada”開頭的“a”的連讀,可能導致誤聽為“costado”。第二句中的“caminaba”與前置詞“a”的連讀,則可能使得因未聽到“a”,而將原本的賓語“ella(她)”理解成主語。
此外,句中兩詞連接處的字母還可能發生與詞中相連詞語相同的語流音變,如元音后的“b/v”不再發“[b]”,而是發“[β]”,顫音“r([r])”前的“s”時常不發音等。這些音素因連讀而不易被辨別,造成西語學習者在交際過程中對于詞義理解的模棱兩可甚至偏差,影響交際。
必須在初中級階段對學生進行針對性訓練,使其在熟悉連讀規則的基礎上,一方面作為表達者能夠慣于使用,另一方面作為聽話者能夠熟練區分,從而使語言交際順利進行。
語速上,西語發音語速明顯快于英語、漢語等語言,這與西語國家的社會文化因素有關。停頓上,中國人在交際中遇到思維或表達障礙時,常以“嗯”等語氣詞填補空白,或索性不發聲。而西語交際中則極其忌諱語言空白,語氣詞亦與漢語不同,常用“pues”或“A ver”等詞。語氣詞的習慣根深蒂固,難以更改。致使中國西語使用者在口語考試、面試、演說等場合的失誤。
用詞方面同樣受著英語的負遷移。例如西語“conveniente”一詞,在詞源詞根與寫法讀音上都與英語的“convenient”一詞相似,字典中的釋義也是“方便的”。但在實際交際運用中,“conveniente”及其否定式“inconveniente”的使用頻率很低,只用于書面或非常正事的場合。其詞語負荷量遠低于英文詞“convenient”。而中國學習者因“convenient”一詞用法的影響,時常在日常交際中運用該詞,如:
“?Te parece conveniente que...?”
你覺得…方便嗎?
“Es inconveniente venir a la Universidad porque mi casa queda lejos.”
我來大學不太方便,因為家離得很遠。
而西語母語者則很可能驚怪于該詞的嚴重程度。對于相類似的詢問,他們則習慣于采用“?Te parece bien que...?(你認為…好嗎?)”,“No es fácil…(……不容易)”的形式。
用句和篇章結構失誤則還與中國教師的錯誤引導有關。漢語書面語多長句,教師也鼓勵學生多用從句等復雜結構。而事實上,西班牙人卻更青睞句子的精煉清晰和用詞準確,更看重畫龍點睛似的短語插入。而諸如“cuyo/cuya”這一組從句關聯詞(表示“誰的”),西班牙本土老師甚至表示是古代用法,如今幾乎不用,而是以分句替換。而中國老師們卻仍鼓勵其運用。
這些結構順應失誤就造成了語言的離格現象。
2.2 語境順應
維索爾倫認為,語境順應包括交際語境和語言語境的順應。
(1)交際語境的順應。交際語境包括交際雙方及其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其中交際雙方處中心地位。心理世界側重內因,包括“交際雙方個性、情緒和意圖等認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1]”而社交世界側重外因,包含社會文化背景和具體交際場合。交際雙方不僅要考慮自身心理世界和社交背景,還應考慮對方的這些因素,即跨文化交際的語用移情。物理世界著重于時間空間因素:前者包括交際時間和話語指示時間等;后者不僅包括事件空間、說話雙方位置、話語指稱空間,還包括與有關的體態語、生理因素等。由此可看出,物理世界超出了語言領域,而站在交際過程的宏觀視角。
例如西語交際時最常見的問候用語:西語見面時的問候語主要是“?Cómo estás(就第二人稱單數而言)?”或者“?Qué tal?”。如果是親朋好友間的對話,我們可以不局限于運用最簡單的“Muy bien”(非常好),或“Bien”(不錯)來回答,這樣顯得較為刻板、僵硬,不妨隨性發揮以表達真實情感:如“Más o menos.”(一般般吧。),“Mal, muy mal.”/“Fatal.”(糟糕,非常糟糕。),甚至是一些更地道的表達:“Estoy de mala leche.”/“Estoy que muerdo.”(我很煩。)在氛圍比較開放的課堂,這樣的回答亦會受到青睞。但是在正式場合,西班牙外教指出,回答方式只能是表示積極的“Muy bien”(非常好),或“Bien”(不錯),而西班牙人習慣于以說“Bien”時伴隨的不同語氣和神情間接表達心理。我們應根據具體的交際語境,結合社會文化特點,合理地選擇交際用語。
此外,正如克里帕爾和威多遜(Criper&Widdowson, 1975)所指出的,“外語教學中存在一種傾向,那就是在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之間劃等號……致使學生錯誤地認為,要發號命令就一律使用祈使句,要提問就一律使用疑問句?!边@種不結合具體語境孤立地教授知識的現象無疑會導致學生在實際交際中的失誤,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2)語言語境的順應。語言語境分為信道和上下文兩方面。前者包括自然信道(說話聲音和手勢、表情等非語言手段)和人工信道(“人類創造的各種語言符號和語言形式”[2])。后者涉及篇內銜接、篇際關系和線性關系,即話語出現的順序。
語言語境順應的人工信道與結構順應關系密切,而自然信道與交際語境中的交際空間概念有所關聯。此處我們主要談及話語出現的線性關系。
普遍觀點認為,在對地點的描述中,中國人習慣于從大到小,而西方人則是從小到大,并從社會文化角度闡明了其原因。然而事實并非簡單如此。在西語表述中,亦有從大到小的成分。如信件中的地址書寫格式:
“D.a Lola Rodríguez Sanjuán
Avda. de los Toreros, 18, 1°izda.
28005
MADRID”
按順序依次為:人名、街道、樓房編號、樓層和門牌,郵編,城市??煽闯?,在街道到門牌號這一段,西語也采用了從大到小的順序。因此,如果對這一方面進行籠統的歸納,或者簡單地以熟悉的英語來“負遷移”,則會導致交際運用上的失誤。
2.3 順應的動態性
動態性是交際順應的核心特性,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交際過程中,語境的動態性要求順應的動態性,而順應的動態性又造成了語境的不斷變化,從而給語言順應提出了新要求;二是在宏觀背景中,社會文化和語言本身都是不斷發展的,因此個體交際活動也需要不斷對其做出順應。
跨文化交際在動態性上的缺失的明顯體現之一是所學語言知識與實際運用的脫節。當前我國在西班牙語教學中所運用的各科教材,便或多或少地存在這一問題。
2.4 順應過程中的意識程度
順應理論對意識程度的研究,著重從認知心理角度考量語言順應過程。
“語用理論是一種交際理論,同時交際理論又是一種認知理論”,“維索爾倫認為,……交際一體化過程必然涉及說話人的認知心理因素。這就是交際中順應的意識程度問題。[1]”意識程度涉及感知與表述、計劃與策劃和記憶等方面。人們在對客觀世界產生感知的基礎上進行表述,在此過程中,計劃與策劃反映了語言使用者對即將發生的言語行為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的規劃,即言語行為理論中對言內(以言指事)、言外(以言行事)和言后(以言成事)的總體策劃。而記憶則是語言使用者順應已知記憶的傾向。
順應的記憶傾向在跨文化交際中造成的語用失誤的典型例證是涉及不同文化認知先例的語言要素,如特殊詞語、俗語、固定用法等。如:
“Ser una mosquita muerta”
直譯:是一只死蚊子,實義:是一個偽善的人
“Ser una gallina”
直譯:是一只母雞,實義:是一個懦夫
“Ir/salir como alma que lleva el diablo”
直譯:像魔鬼所攜靈魂一般走了,實義:走得很快(且一般無強烈的貶義色彩。)
“Estar como un tren”
直譯:像個火車一樣,實義:身材好
“Dar gato por liebre”
直譯:把貓當兔子給(賣),實義:掛著羊頭賣狗肉,以次充好
“Echar le?a al fuego”
直譯:向火中加柴火,實義:雪中送炭,幫大忙
類似例證還有許多。其中,前四例涉及的比喻不僅是中國文化中沒有的,而且是以中國人的慣有思維極易猜測錯誤的。而后兩例可在漢語中找到相似說法,但隱喻事物有所不同。如果一些中國學習者借用漢語說法來表達,就可能導致互相不理解。尤其是“Dar gato por liebre”,在中國,兔肉并不非常值錢,而在西方文化中,狗肉是不能販賣的。故而這可能不止造成雙方理解困難,還會造成文化認識沖突。在跨文化交際中,這種更嚴重的語言文化差異,也可能使語言離格現象達到第二個層面,即以言行事用意的誤解。
3 克服順應問題的對策
3.1 加強對語言各層面的特殊性知識的教學
語言規則中的特殊性知識是語言學習的重難點所在,這就要求在語言的教學中對這些特殊性知識進行有效的總結歸納和加強訓練。這些特殊性知識又常是基于不同的特殊語境而產生的變體,因而務必使學生辨清語境,靈活運用。
3.2 營造更為真實的教學語境
語用失誤常是對語境的辨識和順應不到位的結果,在教學過程中未能使學生感悟真實的、多變的語境,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首要原因。應增加情景式教學法、發現式教學法的運用,引導學生在課堂中感受真實語境,對不同語境下的語用要領做出歸納,從而使其在實際的跨文化交際過程中能夠正確地做出順應。
3.3 注重社會文化知識的講解和融合
社會文化知識的教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環。對社會文化知識的教學不應是簡單孤立的,應將之與具體的語言知識相融合,使學生更好地感悟到這些社會文化知識對語言、語境產生的影響,從而助其在交際中良好地順應社會文化的要求。
3.4 及時更新語言知識
語言知識是動態的、發展的,必須對語言做出動態的順應。這就要求敏感地掌握當前語言規則的新變化和語言運用的新趨勢,在靜態的教學材料的基礎上,做出及時的補充。
4 總結
我們從語言順應理論的四個主要方面入手,分列了與每一方面相關的漢語——西班牙語跨文化交際失誤的例證。要強調的是,語言順應理論的語言的三特性和四角度是一個有機整體,雖然這些例證所照應的方面各有側重,但一種語用失誤,可能是多方面的順應失誤造成的。
總之,語用的失誤即是順應的失誤,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只有兼備語言知識和語用能力,并在交際過程中做到恰當的語用語言移情和社交語用移情,才能在跨文化交際中隨著情景變化不斷做出正確的語言選擇,順應交際的需要,達成交際雙方的信息溝通和情感理解。
引用
[1] 謝少萬.順應理論與外語教學[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4): 25-27.
[2] 何其然,冉永平.新編語用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李季詩語(1995—),女,湖北宜昌人,碩士,助教,就職于重慶外語外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