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文脈中的儒學傳承與江蘇文化精神

徐克謙

(三江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2)

儒學作為中國兩千多年傳統思想文化中的主干，對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歷史文明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學界對儒學在韓國、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地區的傳承與影響已有不少專門研究，但對儒學在中國范圍內不同地區的傳承與發展的研究卻相對欠缺。實際上儒學在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也呈現出一些多樣性和地方特色，值得加以專門研究。今江蘇地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獨特的人文地理板塊。它橫跨長江南北，一直都是中國南北文化交匯與糅雜的一個地區；它偏居華東一隅，在歷史上并非總是處于大中華政治和文化區域的中心，但在整個中國歷史文化漫長的發展進程不僅從來沒有缺席，而且還以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時常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和文化的多元發展做出了自己獨特而又重要的貢獻。儒學在江蘇地域的發展也形成了自己的獨特傳統和特色。江蘇儒學不僅大師輩出，成果卓著，而且在江蘇地區社會歷史發展和江蘇文化精神的形成過程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記。本文擬從宏觀角度對儒學江蘇地區的歷史發展、成就與特色及其與江蘇地方文化的關系做一簡略的探討。

一、儒學在江蘇的歷史傳承及其突出成就

江蘇地域橫跨長江、淮河，其北部地區與作為儒學發源地的魯文化圈相鄰，文化上相互影響，關系密切。春秋末年孔子在魯國開創的儒家學說，在其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中，就與處于江淮沿海地區的東夷文化以及江南地區的吳文化有著歷史淵源關系。

早在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形成之前，在今江蘇地域就曾出現過一些對儒學的形成和早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和事件。商朝晚期遷居江南開創了東吳文化的吳泰伯，曾受到孔子的高度稱贊?！墩撜Z·泰伯》篇記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1)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111頁。泰伯仁孝謙讓、清廉守信的人格因而成為代表某種儒家精神的典范，對后來儒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春秋時期的吳公子季札，則是又一位產生于江蘇地域的儒者先賢，對早期儒學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他不僅具有高尚的美德，是早期儒家謙讓、誠信精神的代表，而且具有深厚的禮樂和詩學修養?！蹲髠鳌分杏涊d季札訪問魯國“觀詩”并發表對“詩三百”各部分的評論，是現存早期儒家經典中最早的詩評，具體闡發了詩歌與社會政治密切相關的儒家詩學觀，對后來孔子和早期儒家的詩學和禮樂精神，特別是其中所蘊含的“中和”美學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此外，孔子曾向東夷人建立的郯國的君主郯子學習東夷文化，早期儒家的仁義禮樂學說，也吸收了某些東夷文化的因素。在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后，孔門弟子中的子游(言偃)、澹臺滅明等，曾在江南地區傳授儒學。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儒家學說在江蘇地域也有一定程度的流傳與影響。

漢代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主流意識形態地位得以確立的時期，而這種地位的確立，與起源于今江蘇豐沛地區的彭城劉氏皇族的關系十分密切。漢武帝劉徹崇尚文教，獨尊儒術，其所任用的文臣亦多有來自今江蘇地域者，如來自江南的吳人嚴助、朱買臣等，皆以文學與儒術得到漢武帝的青睞，為武帝說《春秋》、言《楚辭》。而彭城劉氏皇族中的劉向、劉歆父子對儒學經典的整理傳授做出了巨大貢獻。兩漢時期，儒學以官方經學的形態呈現，而在今江蘇地域范圍內，特別是在與齊魯地區相接的蘇北一代，也涌現出了不少以儒家經典傳授聞名的碩儒經師。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中原板蕩、外族入侵、爆發戰亂的時期，江南就往往成為上層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避難退隱之地，這在客觀上對保存和延續中華文化血脈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兩漢之際，北方士人逃避戰亂紛紛南下，不少人在江蘇地域定居；東漢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梁鴻等就曾到吳地隱居避亂。中原士人的南下與東遷，促進了江蘇地區文化的發展。到了東漢時期，江蘇地區已然成為儒學重鎮，產生了大批儒家學者，如唐固、包咸、皋宏、高彪、高岱等，并且出現了一些儒學世家，例如吳郡的陸氏家族、顧氏家族等。這里既有一批憑儒學入仕的儒家官吏在此任職，也有不少堅守儒家道德人格的儒家隱士在此隱居。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基礎，所以到了三國鼎立時期，東吳便成為魏、蜀、吳三國中儒學色彩最濃的地區。較之魏、蜀兩國，孫吳政權更加重視儒學教化，所用之臣也頗多以儒學晉身者，如張昭、顧雍、諸葛謹、闞澤、唐固、謝承、程秉等。

兩晉之際，更有一大批北方士族渡江南下，僑居江左，給江蘇地區文化注入了新的發展因素。其中不少人對玄學清談導致西晉滅亡的教訓進行反思，如范寧、戴逵、孫盛、王坦之、袁宏、范宣等人，都對中朝玄學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的情況加以批評，從而扭轉學術風氣，重新敦崇儒學，使儒學在東晉統治下的江左地區得到了新的發展。

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政局很不穩定，東晉與南朝官方雖不時也會推出崇儒興教的措施，但實難對儒學的發展提供穩定而持續的政治支持。然而這一時期江南的儒學卻仍然在士人群體和一些儒學世家的傳承下獲得了長足的進展。有許多儒學素養深厚的士人，以不同方式傳承著儒學傳統及其精神，推動著儒學的發展。像荀崧、袁瑰、范太、王儉那樣的儒臣，利用在職時的權力，倡導儒學；更有像雷次宗、劉瓛那樣的名儒，不任官職，卻被皇帝請到京師開館講學，為王者師；而孫盛、徐廣、臧榮緒等史官，則通過史書的編撰，延續儒家的春秋大義；還有像戴逵、周續之、顧歡那樣的儒家隱士，以自身高尚的道德品行，為世人垂范，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隋唐時期，隨著大運河的開鑿，江蘇地區與中央王朝和北方在經濟上的聯系更加緊密。由此也促進了江南地區社會文化的進一步繁榮，儒學在江蘇地區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當時運河沿岸的主要城市中，都出現了不少儒學大家，其中尤以江南地區薈萃的名儒為多，如吳郡陸德明、朱子奢、陸質、施士匄，句容許淹、許叔牙，丹陽施敬本，吳縣沈氏父子、義興蔣氏父子等，皆通儒碩學，名列史傳。

宋、元、明時期，是中國儒學史上重要的轉型和復興時期，傳統儒學經過宋明理學的改造，以新的面貌實現了復興。在這一儒學轉型與復興的歷史過程中，江蘇地域的儒學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宋初江蘇地區產生了開宋代理學新風氣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儒學思想對后來理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宋代江蘇地區的儒學在《易》學、《春秋》學領域成就突出，產生了一批杰出的儒家學者，如彭城劉牧、吳縣朱長文、江都李衡、丹陽都絜、高郵孫覺等。明代的儒學突出表現為陽明心學的流行，而明代心學的早期萌動，實際上在明初作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南京時期的儒學思想中已見端倪。宋濂在其《六經論》一文中已倡言“六經皆心學也……圣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眾事無不正”。(2)宋濂.六經論[M].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第72頁。此說已揭示出明代儒學之“心學”傳統的致思取向與核心精神?！疤┲輰W派”作為明代儒學發展的一個獨特流派在江蘇地區形成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明末以蘇南人士為核心的“東林黨人”則以儒家傳統中敢于擔當的弘毅精神挺身而出，轟動朝野，對明末清初儒學風氣的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獨特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使清代儒學樸學之風大興，在儒學典籍的整理和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江蘇地區的學者在清代儒學的發展過程中做出了其他任何地區都無法比擬的重要貢獻。當時江蘇地區書院、刻書與藏書都蓬勃發展，歷年全國考中狀元的人數中，江蘇籍人士所占比重超過五分之二。徐世昌所編《清儒學案》共計介紹清代學者1169人，其中江蘇籍學者就有359人，幾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作為清代儒學新形態的樸學之代表的乾嘉之學，即以江蘇學者為主體并以江蘇地域為中心，揚州、高郵、常州、吳縣等地都出現了一些世代相傳的儒學名家大師和儒家學者群體。當時江蘇學術幾占天下學術的半壁江山。江蘇地區這種儒學興盛和人才輩出的情況一直延續到近現代，直到今天這一地區仍然一直是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最為發達的地區。

江蘇儒學不僅歷史傳承綿延不絕，而且取得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對整個中國儒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古代江蘇地域產生了不少在中國儒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重要人物。從孔子門下專擅“文學”的大弟子言偃(子游)，漢初幫助劉邦改變了對儒家學說成見的儒生陸賈，東晉的范寧、梁代的皇侃、唐代的陸德明、宋初的胡瑗、明代的王艮、清代的顧炎武、直至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張君勱、錢穆等，這些在中國儒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大儒，都是出生于江蘇地域的人士。此外一些出生地或籍貫并非屬于江蘇地區的重要儒學人物，例如王安石、王陽明、戴震等，生平也與江蘇地域關系密切，可以說是與江蘇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是古代江蘇地域的學者貢獻了一大批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著作。例如東漢時期，江南人包咸所作的《論語章句》，是漢代《論語》章句學的代表性著作，雖然后來已失傳，但對后人影響深遠。出生于江南的梁代大儒皇侃，曾為多種儒家經典作“義疏”，其《論語義疏》是現今完整流傳下來的南北朝時期的唯一義疏體著作。唐代吳郡陸德明所作《經典釋文》，是儒家經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為儒家經義注釋的統一奠定了文字學、音韻學的基礎。唐代彭城劉知幾所著《史通》不僅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史學理論著作，在儒學史上也同樣占有重要的地位，開啟了“六經皆史”的儒家經學史學化的研究導向。宋代江蘇地區學者在《春秋》學、《易》學領域名家輩出，碩果累累。作為明清之際中國三大思想家之一的昆山人顧炎武所著《日知錄》，也是中國儒學史上一部巨著，字里行間充分體現了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經世致用的儒學精神。而清代乾嘉時期江蘇地區更是學術大師云集，儒學著述層出不窮。

三是江蘇地域也是中國儒學史上一些有影響的重大事件的發生地或重要學派的活動中心之所在。自東晉時期中原士族向江左遷移，六朝故都所在的江蘇地域就逐漸成為文人和儒生匯聚之地，此后江蘇地域便一直是大中華多元文化格局中一個舉足輕重的文化中心，也成為中國儒學史上一些引人注目的學派與事件的發生地，如明代的泰州學派、明末的東林黨人事件、清代的常州學派、乾嘉學術中的揚州學派、吳派等。

總之，兩千多年來儒學在江蘇地域歷史傳承綿延不絕，代有傳人，大師輩出，成果累累，構成了江蘇歷史文脈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江蘇地域文化背景與江蘇儒學的特色

江蘇的儒學不僅歷史悠久，成果卓著，而且也形成了一些有別于其他地區儒學的鮮明地域特色。而這種地域特色的形成，與江蘇地區獨特的地理、人文、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江蘇地區獨特的地理、人文、社會環境與江蘇儒學發展的關系，有以下這些方面特別值得注意。

一是“小橋流水人家”的典型水鄉地理特征對江蘇儒學發展的影響。江蘇東臨大海，境內多江河湖泊，長江橫穿東西，大運河縱貫南北，北有洪澤湖、高郵湖，南有太湖，其他大小湖泊星羅棋布、河流縱橫交錯，水域面積占比之大，為全國各省區之冠。水是江蘇的社會經濟命脈，也孕育了江蘇文化的特質，可以說江蘇地理文化是以水文化為主導，平原文化、山文化為襯托。以水為主導，也使得江蘇人文地理與周邊其他一些省份形成區別。水具有自由、靈動、活潑、開放、融會貫通、向下滲透等特征。正所謂“智者樂水”，水文化是智者的象征。江蘇人聰明靈慧，開放包容的文化氣質，使得儒學崇尚知識和智慧的一面在江蘇地區呈現得更為突出，也促進了江蘇儒學與時俱進、兼容并蓄、融會貫通精神的發展。

二是高度發達的都市文化與江蘇儒學的相互關系。江蘇地區都市形成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傳說大禹治水后定九州，江蘇地域就占有有徐、揚二州，至今徐州、揚州仍沿用為江蘇境內重要城市的名稱。其中徐州為古彭城之地，已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為江蘇境內最早形成都市的地方。京杭大運河開通之后，進一步促進了江蘇境內運河沿岸都市文化的發展，大運河在江蘇境內所經過的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再加上作為六朝古都的南京，經濟發達，人口眾庶，使得江蘇很早就成為中國都市文化高度發達的地區。都市的繁榮，生活的便利，有利于吸引包括儒家士人在內的各種人才的到來，也為書院講學、學術交游、刻書印刷等儒學相關活動提供了方便。

三是江蘇商業文化與儒學發展的關系。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江蘇地區的手工業及其產品的貿易就已經比較發達，特別是冶煉和鍛造技術名聞天下。由于大運河貫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使得江蘇地區內外水路交通十分發達，極大地便利了江蘇地區及其與外部的商品貿易。江蘇又有連云港、鹽城、南通等沿海港口城市，自古與海外就有經貿往來，接受到海洋商業文化的影響。這些都促進了江蘇地區商業文化的形成與發達。在這種商業文化影響下，江蘇地區的儒生不僅不輕視商業，而且往往能使治生與講學兼顧，儒與商結合，形成儒商精神。而商業活動發達帶來的社會經濟利益，也使得江蘇地區的儒生可以不必完全依附于皇權國家政治體制，從社會獲得對其相對獨立的學術地位的經濟支撐。

四是閑暇雅致的江南生活方式與儒學發展的關系。都市文化和商業文化的發達，又逐漸培育了江蘇地區特別是維揚和蘇南地區那種閑暇雅致的生活方式，而儒家士大夫階層又正是這種生活方式最為典型的體現者和倡導者。這種閑暇雅致的生活方式不僅非常直觀地體現于雅致的園林設計、考究的烹調飲食、精致的藝術追求等方面，也體現于一些儒家士流的學術研究活動之中。江南儒林中多有儒學世家、退隱朝官、大家貴族，不乏既有錢又有閑的人物，他們的儒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越了仕途經濟、官場利祿的功利目的，從事學術研究不僅是他們實現人生不朽價值的途徑，也是他們閑暇雅致生活方式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種生活狀態也有助于他們以非功利的心態鉆研學術，追求盡善盡美，將學問做到極致。

上述江蘇地域文化背景，為儒學在江蘇地區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條件與環境，對江蘇儒學地域特色的形成產生了或直接或間接、或明顯或隱約的影響。概括來說，江蘇儒學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現在如下這些方面：

第一，相比較而言，古代江蘇地域的儒學更多地具有民間與士人的自發性，而較少官方主導色彩。儒學在中國古代是一種與王朝政治關系十分密切的意識形態，它的思想主導地位與統治者的官方扶持也是分不開的。但是如果把儒學僅僅看做是一種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工具，或者把儒學僅僅看成是政治儒學，則可能忽視其在中國古代社會文化中影響的廣泛性和深刻性。實際上，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的儒學發展中，官方主導和介入因素的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江蘇地域在古代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并非整個中國的政治中心，故相比較而言，儒學在江蘇地域特別是江南的發展中，官方直接主導的因素并不是很強。相反，我們在這一地域的儒學發展過程中卻可以看到更多士人階層的自發性與民間廣泛的滲透性。從吳泰伯逃離中原開化吳地開始，江南這個地方，就帶有對政治權力中心逃逸和退卻的象征意義。即使當江南在歷史上某些時期成為某個偏安的朝廷所在地的時期，相對于占據了中原的更強大的政治、軍事實體而言，江南也仍然帶有某種退卻的意味。江南地區的儒林中，歷來頗有一些“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3)晉書·隱逸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2458頁。的人物，他們似乎對仕途與官場并不十分感興趣，但同時在自己的日常社會生活中，卻也是儒學精神和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實踐行者。另一方面，一些世家大族非常重視對家族后人的儒學教育，影響至整個社會，儒學幾乎成為知識分子的基本素養。進而使得整個地區民間社會文化素養、教育程度都比較高。特別是到了宋代以后，江蘇地區經濟日益發達，有足夠的經濟基礎使民間儒學可以保持一種超然于王朝政治體制的主體性。江蘇各地書院林立，私塾教育也比較普及，民間有許多沒有官方身份的儒生，一方面教授門徒，講學明道，傳播儒學，另一方面也以自身的人格為世人垂范，或通過民間組織踐行儒家社會理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科舉被廢，漢族士人仕途受阻。遠離北方權力中心的江南一帶遂成為儒生與文人的藏身退隱之地。當時在江浙等地，有不少書院仍在進行民間的儒學講授，傳授斯文。所以到了至元二十三年程鉅夫向元世祖建議興建國學、復興儒學時，便提出要到江南去求賢(4)元史·程鉅夫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4015-4016頁。。明代在江蘇地區產生重大影響的泰州學派人物，大都也是布衣儒者，他們的儒學以平民化、大眾化為特色，下沉于民間，走基層路線，注重平常日用、社會實踐。明末清初出生于昆山的大儒顧炎武，終身并未入仕，也可以說是一位布衣學者。又如清代康熙乾隆年間武進的“舜山先生”是鏡(仲明)也是一位民間儒者的典型，他放棄舉業，終身不仕，專心于為己之學，以靜坐讀書、教授生徒為業，但在地方上卻享有較高的聲譽和影響力。這些具有深厚儒學素養的知識分子的傳承和堅守，使得儒學作為一種悠久的文化傳統在江蘇地域社會文化中延續，并深入地影響到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得江蘇地域的儒學帶有明顯的民間色彩，在與王朝政治體制保持一定距離的同時，以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身份踐行儒學兼濟天下、改造社會的責任。

第二，江蘇地域的儒學更具有兼容并蓄，融會貫通的色彩。這既體現于對不同學派思想的包容與吸收，也體現于不同學術門類之間的貫通與聯系，還表現為南北學術風格的交融與綜合。

就不同思想觀點的兼收并蓄而言，江蘇地域的儒者似乎相對較少門戶之見。例如漢代陸賈的思想，雖然以儒家為主，但其中也吸取了某些法家、道家、陰陽家乃至縱橫家等各家學說的成分，比較講究變通，反對泥古不化，主張因世而權行。東晉時期江左的儒學更多與玄學結合，相互交融，與北方儒生恪守漢代章句訓詁的傳統不同。南朝儒學家一方面崇儒抑玄，維護儒家的價值和立場；另一方面他們也并不排斥對玄學家成果的吸收，借鑒玄學的哲理來增強儒學的思辨性。江南士族出身的葛洪，自幼熟讀儒家經典，著有《抱樸子外篇》，所論皆為儒家社會政治觀點，但他同時又是一位道教丹鼎派大師，且兼通醫藥學，可以說是一位外儒內道的士人。劉宋時在京城講學的大儒雷次宗曾師從佛學大師慧遠。南朝不少儒生皆能出入儒佛之間。梁代劉勰所著《文心雕龍》，以儒家之道為本，以圣人孔子為師，以儒學經典為宗，但同時又體現出思想糅合的特征，兼采道、玄與佛學思維之精華，從而構建出一個博大精深的儒家文論思想體系。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是以儒家思想為本體，但也不排斥釋道之學，對佛家道家思想持一種開放的態度。清初蘇地的儒者，無論朱學學者或王學學者，都較少褊狹之氣，大抵皆有融合程朱陸王的氣象。在所謂“漢學”與“宋學”之間，江蘇儒學者也多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者，所謂“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5)江藩、方東樹.漢學師承記[M].北京：中西書局，2012，第173頁。。清代乾嘉學術中吳派的代表人物惠棟嘗記其父惠士奇之語曰：“章句訓詁，知也；灑掃應對，行也。二者廢其一，非學也?！?6)惠棟.九曜齋筆記[M].卷二，聚學軒叢書本，光緒二十九年(1904)貴池劉氏刻本。清代揚州學派的儒學，也以調和漢宋、融合經子，并且綜合吳皖為其特色。清代后期江蘇學者丁晏也倡導對漢、宋之爭的采取融通態度。清末民初出生于江南的學者吳雷川，從小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教育，但卻能將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精神結合，發展出帶有儒家色彩的中國基督教神學，堪稱是一位儒家基督教徒。

就不同學科門類之間的貫通而言，江蘇地域也多有能貫通經史子集，兼擅辭章考據與義理的儒家學者。江南儒士，往往皆具有多才多藝的兼才的特點，而非單一擅長儒術。例如西晉時出自江南的陸機，既“伏膺儒術，非禮不動”(7)晉書[M].卷五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1467頁。，同時又以文章冠世，在文學、書法方面都卓有成就。南朝時期許多江南文人學者，往往都是經史兼通、儒道合一、既以儒學立身，又以文學見長。如劉勰便既是一位崇經重道的儒者，也是一位思想邃密的文學理論家。唐代前期中原地區的儒者多精研“三禮”，直接為朝廷制禮作樂的政治需求服務；而江蘇的儒家學者，則多有儒學與文史兼通的大家通才，使儒學向文學、史學領域滲透。如江淮地區以李善等人為代表的“文選學”，把儒家經學的學術方法與文學研究相結合；彭城劉知幾，既熟讀儒家經典，“上窮王道，下掞人倫”(8)劉知幾.浦起龍釋.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292頁。，同時也是一位史學家和史學理論家。清初江蘇的儒家學者，在性理之學外，亦精研經學、史學乃至朝政典章，并且普遍有與經世致用之學結合的趨向。清代乾嘉時期江蘇諸儒的學術范圍，往往貫通經學、史學、子學、音韻、金石、碑刻、天文歷算、輿地等諸多領域。

就南北學術風格的交融而言，前人嘗評論南北學術特色不同云：“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9)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M].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216頁。。由于江蘇是中國南北文化的交匯之地，所以古代江蘇地域的儒學，也呈現出南北學術風格雜糅的特點，既具有南方學術的清簡精致，又不失北方學術的深厚廣博，可謂得南北學術之長。像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那樣的著作，規模宏大，內容廣博，同時又具有理論上的精致，思想上的深刻。唐代吳縣陸德明作《經典釋文》，亦能兼采南北義疏之學，為群經遍注音義，既重漢學鄭注，又重玄學王注；既能證之以實，又能運之以虛；具有融通儒道、匯合南北學風、承襲和發展漢魏經學傳統之特點，為南北經學的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對隋唐及以后的學術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第三，江蘇儒學似乎更具有與時俱進、善于變通、敢于創新的精神，在中國儒學史上一些關鍵時期，江蘇地域的儒者的學術起到了引領儒學發展新方向的作用。如隋唐之際吳人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在儒家經典研究史上獨辟蹊徑，通過注音的方法來注釋儒家經典，并能打破儒家經典與其他經典之間的界限，博采漢代經學和魏晉玄學注疏之長，既注重名物訓詁，又長于辨析名理，開辟了儒家經典注釋的新路徑，堪稱唐代儒家經學研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學術著作，為孔穎達等人主持編訂“五經正義”奠定了基礎。唐代吳郡人陸淳(陸質)，也是一位開辟儒家經學研究新方向的代表人物。他精通《春秋》學，其所著《春秋集傳辨疑》等書突破唐代官學義疏的藩籬，大膽創新，反對專守章句訓詁，敢于挑戰“春秋三傳”的權威地位，在《春秋》學研究方面可謂獨樹一幟，開創了所謂新《春秋》學派，為后來宋儒疑經風氣的先聲。彭城劉知幾著《史通》，一方面認同孔子秉筆直書、善善惡惡的儒家史學精神的實質，另一方面又敢于對孔子《春秋》本身提出質疑，破除漢代經學家附加在儒家經典上的神秘權威，開“六經皆史”之先河，為儒學的發展開辟新的道路。宋代，被稱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泰州胡瑗，也是一位開儒學新風氣的人物，他的《易》學、《春秋》學研究，都為構建宋代新型儒學做出了貢獻。他對儒家經典的闡發，敢于突破前代的注釋，發表新見。例如其《周易口義》中就經常對孔穎達的疏提出質疑和批駁。南宋時期蘇州葉夢得的《春秋》學，對“三傳”及前人注疏進行大膽的質疑與辯駁，提出許多新鮮的見解。而明清之際昆山顧炎武，突破宋明以來儒學專注于理氣性命玄談的風氣，開學術新風，倡導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經世致用，對有清一代學術新范式的形成起到了引領作用，被梁啟超譽為“清學的開山之祖”(10)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59頁。。清代以乾嘉學術為代表的新的學術思潮實際上也是在江蘇地域發生的，許多江蘇學者對新的學術方法的形成有開創之功。例如揚州學派焦循的《易》學方法以注重“實測”為特色，它既包含一種以“實測經文傳文”為對象的過程研究法，也包含援引西洋測天之法進行實證的科學精神?？梢哉f是對傳統儒家經學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與創新。

三、儒家思想與江蘇文化精神

儒家思想傳統和江蘇文化精神這兩者之間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實際上呈現為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建構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如前所述，江蘇獨特的地域文化背景，對江蘇儒學地域特色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另一方面，作為江蘇歷史文脈中的一個重要精神傳統，儒學的基本思想、核心價值，對整個江蘇文化乃至江蘇人的精神風貌也有著深刻的影響。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地域分布廣大。中華民族文化既有鮮明的同一性和強烈的文化認同，同時其內部又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特色、民風民俗、人民氣質也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正是這種內部的多樣性與特殊性從總體上構成了我們中華文明既悠久厚重又豐富多彩的內涵。因此探討和發現各地區文化的地域特性，也是中國文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一個地區的文化特色、精神氣質，往往比較直觀地呈現于歷史遺跡、城市建筑、衣食住行、民俗風情、工藝美術、表演藝術等等許多方面，也會隱約地流露在人民的言談舉止、交往方式乃至性格氣質上。當然，就江蘇地域文化本身而言，其內部亦有細微差異，蘇南蘇北文化亦有不同，蘇南文化更加精致、細膩、秀氣，蘇北文化中則多一些豪爽與俠義。但從整體上與其他不同地域文化進行宏觀比較，也還是可以歸納出一些江蘇文化的總體特色。例如有人就把江蘇人的總體性格特點概括為“溫婉清雅，聰明穩重，憨厚實在，外柔內剛，開放包容”(11)余勝海.形形色色的中國人：全國各地人性格特點解讀[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第188頁。。在文化不同層面的具體呈現之上，亦更有一種內在的人文精神。正是在這種內在人文精神的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傳統對江蘇文化特質乃至江蘇人精神氣質形成的一些影響。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概括儒學基本思想和核心價值與江蘇人文精神氣質之間的相關性。

(一)面向生活，注重實踐的現實主義精神

儒家學說具有濃厚的實踐理性精神，從一開始就是一種腳踏實地、講求實用、立足社會現實、關注人類生活世界的學問。盡管在儒學歷史傳統中也有不同的致思傾向，或偏重于尊德性、或偏重于道問學；或強調天理和外在秩序的超越性，或更強調良知與本心本性的主體性，但就總體來說，儒家學說是強調“道不遠人”“學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學問，以面向現實、解決社會人生的實際問題為宗旨的。具體表現就是對超驗的、終極的、形上的玄理傾向于存而不論，不作深究，如孔子之不語怪力亂神，罕言性與天道，而是把為學和致思的重點更多放在個人的修身養性、社會的倫常日用、當下的道德政治實踐等現實問題上。這在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層面常表現為在學說上主張經世致用，在學風上提倡實事求是、務真求實的實學精神，在社會實踐中以務實的態度來面對和處理當下現實事務。這種精神在江蘇儒學中有更為明顯的表現。如陸賈就曾強調“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遠者考之于近”(12)陸賈.新語·術事[M].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37頁。，也就是說研究學術要切合當下現實，要對解決現實問題有用。宋明時期江蘇地域的儒生雖然在學術上也善言心性之學，但專門以空談性理名家的卻并不多，大多數儒學人物為學的落腳點還是在經世致用之學，他們留下的文集中往往都有許多策問、政論或公文類的文章，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鮮明的實際針對性。泰州學派的王艮等人立足于基層民眾，重視學問的實際功用，強調“百姓日用是道”，具有強烈的踐履和濟世的精神。明末江南的東林學人，也是不滿于王學后人的空談心性之學，轉而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提倡實學精神和社會責任。清代江蘇儒學的總體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實學或樸學，同時清代江蘇儒者大都非常重視經世致用，強調學問要“有志于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13)汪中.與朱武曹書[M].田漢云點校.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第442頁。。儒學的這種重實踐、講實用的精神，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就是關心現實生活，把儒家之道落實于平常日用，較少不切實際、好高騖遠的玄想，也不太會過于沉迷于宗教性的精神生活，而是以安逸、穩定、快樂、富足的現實生活為人生目標，熱愛并享受當下的現實生活。因此江蘇地區的民眾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比較精致、優雅、考究的具體表現，孔子在飲食上“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品味，在江蘇地區特別是揚州、蘇州等地的飲食文化中，可以說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曲藝、繪畫、園林、盆景、花卉這些現實生活享受和樂趣方面，江蘇人也很舍得花時間和精力來細心打理，精雕細琢，追求完美。

(二)兼容并蓄，靈活變通的開拓創新精神

(三)穩健篤實、溫柔敦厚的中道精神

中道精神、中庸之德，是儒家學說的精髓，也是儒家文化的特色。這種特色在江蘇文化中也體現得比較突出。早期儒家從上古圣王的政治傳統中繼承了“允執厥中”“執兩用中”的智慧，并將其發展為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在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就是在處理任何事務時，都應綜合考慮多種因素，辯證全面地看待問題，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力求平衡矛盾，照顧各方訴求，避免過與不及，避免極端與過激。儒家認為中庸之道既是一種哲學思維方法，也是君子品格的一種極高境界。這種中道哲學體現在文化上，就表現為一種穩健篤實、溫柔敦厚的文化特色，也形成一種中庸平和的民風。江蘇人與其他某些地區的人相比，較少火暴脾氣，心態比較平和，性情比較溫和，遇事謹慎，善于忍耐，不輕易動怒發火，較少以暴力解決問題。江蘇人的飲食，無論是維揚菜系還是蘇南菜系，都比較清淡，偏甜，不追求過分麻辣或香濃的重口味，而追求一種比較含蓄、令人回味的鮮美；江蘇的戲曲表演藝術大抵唱腔細膩纏綿，曲調平和抒情，表演活潑含蓄，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美學觀。江蘇人為人踏實穩重，做事比較穩妥，安于穩定正常的生活，一般不會鋌而走險。江蘇歷代產生的文人、狀元、官吏，以及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等等可謂代不乏人，舉不勝舉，但造反起義的首領，或征戰天下的梟雄之類的人物，卻是屈指寥寥。江蘇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通常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和持續的發展。在中國歷史上曾多次發生歷史大變局，中原鼎沸，群雄逐鹿，而江蘇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憑借比較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厚實的經濟基礎，社會發展總的來說比較穩定。尤其是唐代以后，江蘇地區的生產力和經濟水平就不斷提高，明清時期，江蘇糧、鹽等經濟命脈物資的產量已經居全國之首。這當然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與江蘇地區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和穩健踏實的民風也有一定的關系。江蘇人以“中道”為常道，不走極端，平穩堅韌而不激進，這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深受傳統儒家哲學“中道”精神影響。但是，這種中道精神、中庸品格又絕不是“鄉愿”，絕不是沒有原則的老好人主義。江蘇人外柔內剛，內心是有血性，有原則、有底線的。特別是在天下興亡、國家存滅的重大歷史關頭，江蘇人亦能表現出罕見的勇氣與剛烈的氣節。正因為如此，我們在歷史上也就看到南宋末年陸秀夫蹈海殉國的悲壯，明末東林黨人敢為天下擔當大任的勇氣，明清之際揚州人民在史可法領導下拼死抵抗的慘烈……由此可知，江蘇人所堅持正是《中庸》里所說的那種“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堅強，是“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17)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1667頁。的真正君子之“中庸”！

總之，儒學傳統是兩千多年江蘇歷史文脈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儒學在江蘇地域的傳承與江蘇地域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的發展互相促進，相得益彰。深入研究江蘇儒學的發展歷程，不僅可以為我們深刻認識江蘇歷史文化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也可以為我們今天傳承江蘇歷史文化優秀傳統，建設文化強省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