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探索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經驗與新的實踐要求

孫文飛 王立峰

摘 要：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型政黨制度在維護政治穩定、回應人民的利益需求、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等方面展現出巨大的制度優勢。中國共產黨探索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階段可以劃分為：初步探索時期、正式確立與曲折發展時期、恢復與制度化時期和完善成熟時期。在百年發展歷程中，中國共產黨探索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新時代進一步完善新型政黨制度應當繼續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凝聚價值共識與政治共識;強化民主黨派自身建設，提升其履職盡責的能力與意愿;優化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制度機制，增進治理效能;加快構建新型政黨制度的話語體系，擴大制度影響力。

關鍵詞：新型政黨制度;政黨政治;民主黨派;多黨合作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2）07-0015-07

政黨制度在現代政治制度中起著關鍵性作用，是現代國家實現利益整合、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制度保障。盡管現代政黨制度起源于西方現代國家的議會政治，但是不同國家在構建政黨政治時，必須結合本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條件，探索適合自身的政黨制度。中國近代開啟的政黨制度探索之路幾經曲折，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形成了適合我國政黨政治發展的新型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盵1]雖然作為正式概念的“新型政黨制度”是近年才提出的，但是中國共產黨探索新型政黨制度的歷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梳理中國共產黨探索新型政黨制度的演進歷程，有助于我們理解新型政黨制度在社會重大轉型時發揮何種作用，揭示中國特色的黨政體制形成的原因。在分析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積累的基本經驗的同時，本文對新時代新型政黨制度進一步完善的時代要求進行了初步探討，以期有益于更好地發揮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優勢。

一、中國共產黨探索新型政黨制度的歷程全景

作為一種政治力量，政黨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是近代中國被卷入現代化的必然結果。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進入了短暫的“政黨林立時代”[2]，但是隨著民國國會的解散和軍閥統治的開始，依靠多黨競爭性政黨制度來實現國家革新與現代化的嘗試最終失敗。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其歷程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初步探索時期、正式確立與曲折發展時期、恢復與制度化時期和完善成熟時期。

（一）初步探索時期（1921—1948年）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中國革命事業和中國政黨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22年，黨的二大對當時的國情與革命任務有了新的認識，制定了“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民主革命政策。黨的三大將“民主的聯合戰線”政策落實為與國民黨開展民主革命合作的決定，這成為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新的政黨合作關系的開端。1927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結束后，受到排擠和打壓的國民黨左派很快就認識到單單依靠自身的力量是無法推翻蔣介石施行的“一黨專政”，只有和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社會黨派聯合起來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同時，中國共產黨也逐漸認識到形成統一戰線的重要性，這為日后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開展多黨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礎。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和群眾路線思想逐漸成熟，多黨合作的制度實踐也有序開展。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陜甘寧邊區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如何組建抗日民主政權成為中國共產黨亟須面對的問題。1940年，毛澤東對組建抗日民主政權的原則進行了概括，即抗日民主政權的人員分配和組織形式分別為共產黨員、黨外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和實行民主集中制[3]，這種“三三制”的政治制度安排極大地調動了抗日力量，也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進行團結合作的制度實踐。在“三三制”政權結構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是多黨團結合作的關系，這種政黨制度安排既能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又能調動各民主黨派參與抗戰的積極性?！叭啤钡膶嵺`探索為之后新型政黨制度正式確立奠定了基礎。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之時，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圍繞如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基礎上建立全國范圍的政權形式進行了協商互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4]?！拔逡豢谔枴卑l布之后，受到國民黨壓迫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與中國共產黨展開積極合作。

（二）正式確立與曲折發展時期（1949—1977年）

1949年是中國政黨制度發展歷史上的關鍵節點。是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順利召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了組織載體和工作機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新型政黨制度得以正式確立。從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原因來看，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創造和領導的統一戰線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爸袊厣h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力量，尤其是統一戰線理論和政策指導下，領導中國革命的結果?！盵5]從新型政黨制度的主體來看，到1949年1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的民主黨派最終變成八個，也就是后來延續至今的八大民主黨派。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國各民主黨派的階級基礎發生根本性變化，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在充分肯定民主黨派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用的同時，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黨派的方式逐漸明確化，規范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民主黨派從“五一口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到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自覺將社會主義政治路線、方針作為自身的奮斗目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制不斷創新。除了定期舉行會議，人民政協的日常辦公、人員配置和工作程序等也得到了相應完善。為了更好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國共產黨還通過各種“座談會”機制積極聽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代表的建議意見。三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主體建設不斷完善。中國共產黨通過整黨運動完善自身組織形態、運行機制的同時，也幫助民主黨派健全自身的組織形態、工作機制和指導思想。1957年之后，中國共產黨對政黨關系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進入曲折發展時期，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機制遭到嚴重破壞?！拔幕蟾锩睍r期，民主黨派無法繼續發揮“互相監督”的作用，多黨合作制度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也遭受嚴重破壞。1966年之后，全國各級人民政協被迫停止辦公，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具體機制也無法運行。另外，作為統一戰線政策實施管理組織機構的中國共產黨統戰部門也被迫停止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一時期的民主黨派人士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人民協商機制也受到沖擊，但是中國共產黨并未在法律意義上徹底廢除多黨合作制度。

（三）恢復與制度化發展時期（1978—2011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共產黨重新科學認識其與民主黨派的關系。1979年，鄧小平指出，民主黨派“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6]，并且他強調了“多黨派合作”在我國政治制度層面的特點和優點。1982年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系以及統一戰線內部關系的基本方針。隨著各民主黨派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民主黨派和多黨派合作的定位如何從統一戰線的政策層面上升為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層面成為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論問題。繼黨的十三大報告首次正式提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概念之后，1989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成為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理論的標志性文件，它從國家政黨制度層面對新型政黨制度進行了說明，提出了“參政黨”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術語。歷史實踐表明，民主黨派的性質和定位問題關乎其自身建設的發展方向，進而影響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水準。為此，中國共產黨積極幫助和推動民主黨派自身建設。例如，在思想建設方面，各民主黨派不斷凝聚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政治共識;在組織建設方面，各民主黨派逐漸形成了不同層級的組織體系，其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不斷健全;在制度建設方面，各民主黨派逐漸明確自身的發展綱領和章程。這一時期，除了相關規范性文件的出臺，如《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2006年），中國共產黨推進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化建設還體現在相關具體機制的構建上。一是政治協商機制的不斷完善。中國共產黨既通過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代表人士共商國是，也直接同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雖然兩者在協商內容、協商形式等方面存在不同，但都是通過一定的具體機制進行的。二是參政議政的規范化。2005年，中共中央提出各民主黨派參政應當堅持“一個參加、三個參與”原則，同時對各民主黨派人士擔任國家機關領導的條件、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人民政協中職位的比例進行了細化規定。三是民主監督機制不斷健全。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關系恢復以來，民主黨派進行民主監督呈現出監督對象層次分明、監督途徑多樣、監督形式靈活等特征。

（四）走向深化與完善時期（2012年以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新型政黨制度的作用價值，新型政黨制度建設走向深化和完善。一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體制機制不斷優化。中共中央不僅出臺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等規范性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正式文件，而且于2015年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以領導小組制度保障新型政黨制度的有效運行。此外，中國共產黨還積極探索與建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實現機制。例如，雙周協商座談會、黨外人士專題研討會、調研建議“直通車”制度、重點考察調研制度等[7]。2020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細化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機制，詳細規定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等的工作任務，成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的主要法規依據。二是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與話語體系建設步伐加快。制度的成長是理論發展與話語體系建設的基礎，理論自信與話語體系的建立則是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型政黨制度”概念，為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理論的發展注入新的元素?！靶滦驼h制度”概念出現之前，理論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理論上存在不同的理解[8]。新型政黨制度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度中國化的最新成果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9]，極大促進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理論的整合與發展。2021年6月，《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的公開發布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話語自信，促進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傳播和話語認同。三是人民政協的職能定位逐漸成熟定型。作為新型政黨制度和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人民政協的職能完善與機構定位的明確有助于其在國家治理中作用的發揮，人民政協制度的成熟定型直接促進了新型政黨制度的成熟發展。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的作用，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不斷提高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盵10]之后，人民政協沿著正確的道路不斷發揮在推進協商民主建設中的優勢，對社會矛盾的化解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其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功能進一步得到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保障。四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效能優勢日益凸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更加注重實際的治理效能。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獨特優勢與治理效能日益凸顯。從政黨制度結構來看，新型政黨制度呈現“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11]的特征。這種政黨制度結構打破了西方多黨競爭執政模式，從根本上保障了國家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政治結構穩定。從政黨制度與人民民主的關系來看，新型政黨制度以協商民主的形式實現了代表利益的真實性、廣泛性和持久性，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將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發展目標，這就使得新型政黨制度在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具有凝聚共識、團結力量等效能。

二、中國共產黨探索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的基本經驗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的歷程中，始終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形成了“一體多元”的制度結構，創造了新型和諧的黨際關系，不斷推進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化水平，積累了寶貴經驗。

（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新型政黨制度的正確發展方向

新型政黨制度形成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長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的領導保證了新型政黨制度的正確發展方向。其一，從政黨制度的形成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實踐促成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近代中國面臨著國家與社會現代化轉型的雙重任務，然而當時無論是國家政府還是社會力量都無法實現這一目標，作為國家與社會中介橋梁的政黨便承擔起這一雙重任務。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是政黨產生的重要條件，而由政黨來主導國家與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實踐則決定了中國政黨制度的內生性。在對近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布和政黨革命的任務有了清晰認識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政黨合作思想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創造性地提出了統一戰線政策，將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黨派整合起來，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選擇政黨制度時，并未取締各民主黨派的合法性，而是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同各民主黨派開展政治協商，從而促成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其二，從政黨制度的發展來看，黨的領導是新型政黨制度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完善的根本保障。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突出人民民主的價值追求。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政治領導，意味著各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路線方針政策，以及為人民謀幸福的價值目標?？梢哉f，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新型政黨制度在組織上嵌入社會主義政治系統之中，在價值上契合了社會主義民主價值。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形成的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品質，使得中國共產黨有能力為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指明方向。

（二）“一體多元”的制度結構提升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效能

中國特色政黨制度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自身的結構特色，即復合形式、立體結構[12]，這種特色的制度結構也被稱為“一體多元”?！耙惑w多元”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組成了中國政黨政治的主體，并且中國共產黨處于執政黨和領導黨地位，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同時各個政黨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耙惑w多元”的制度結構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作為政黨組織同時嵌入國家與社會治理之中，因而能夠“更好地統合多方力量、協調各方利益和保持國家與民眾的持續互動，將治理過程推向良政與善治”[13]。其一，“一體多元”的政黨制度結構符合中國政治發展的實際需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制度韌性。新型政黨制度的“一體多元”制度結構既是近代中國政黨之間合作實踐的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傳統“和合”政治文化的體現，滿足了中國政治實踐與政治文化的雙重需求，所以它展現出了強大的制度活力。從政治發展學的觀點來看，現代國家之間政治發展上存在的差異主要體現為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強大的適應能力，而政黨制度的結構是否具有生命力與韌性是政治制度適應能力的重要指標，因此國家只有建立符合自身實際的政黨制度結構才能獲得政治發展。其二，“一體多元”的制度結構特征使得新型政黨制度嵌入國家與社會治理時能夠實現包容性治理與協商治理，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轉型時期的中國面臨著復雜的國家與社會治理難題，新型政黨制度的“一體多元”結構特征既能夠發揮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優勢，又能夠發揮不同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優勢，促進治理機制和治理結果更加包容。與西方排他性政黨制度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一體多元”結構特征意味著各黨派的意見都能夠得到充分的討論與協商，不同利益群體的意見和建議都能夠得到及時反映和有效整合。

（三）新型和諧的黨際關系保障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健康發展

政黨制度是政黨關系的制度化安排，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一種使命型、目標驅動型、任務型政黨制度[14]，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形成團結合作的和諧關系，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其一，和諧的黨際關系建立在政黨性質與地位正確界定的基礎之上，這是新型政黨制度健康發展的起點。歷史發展表明，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建立良好關系時，新型政黨制度不僅自身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而且也促進了國家與社會的進步。自新型政黨制度正式建立時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領導黨地位就被各民主黨派自覺接受，并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性質與地位認識卻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民主黨派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參政黨地位逐漸得到確立，并且在“十六字”方針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建設了良好的合作關系，滿足了新型政黨制度健康發展所需要的內部基礎。其二，和諧的黨際關系是發揮新型政黨制度內部不同主體積極性的必然要求。歷史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如果和各民主黨派保持友好的合作關系，會極大促進新型政黨制度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反之則會將新型政黨制度置于“空轉”困境。雖然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處于領導地位，但是國家治理中很多專業性的難題需要各民主黨派發揮專業性優勢，提出科學合理的政策建議，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給各民主黨派提供和諧的合作環境，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新型和諧的黨際關系也能夠讓各民主黨派真正落實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職能，促進新型政黨制度健康發展。此外，和諧的黨際關系有利于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健全組織體系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適應新型政黨制度的實踐要求，保證我國政治結構的穩定性、合法性。改革開放以來，各民主黨派迅速恢復了組織建構，并且在與中國共產黨形成良好合作關系的過程中，民主黨派的組織原則、運行機制、工作程序逐漸規范化、制度化，增強了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了政黨協商的質量。

（四）制度化是新型政黨制度走向成熟穩定的內在邏輯

政黨制度包含基本制度和具體運行機制兩個層面，前者是政黨性質、政黨關系以及不同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制度化規定，后者則是現實政治生活中黨政關系、黨際關系、政黨與社會關系等的具體實踐形式[15]。從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歷程來看，制度化建設既為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制度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也為新型政黨制度的運行機制規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提供了基礎，因而制度化建設是新型政黨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保障。其一，新型政黨制度被定位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之后，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都是在制度化軌道上進行的。雖然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制度具有基礎性、整體性、宏觀性和穩定性，但是制度變遷的政治發展邏輯要求新型政黨制度通過制度化再構建的方式不斷克服制度內部的弊病，從而實現制度體系的優化。其二，新型政黨制度的運行機制需要根據時代的發展要求不斷進行制度化構建，從而保證新型政黨制度的有效性和穩定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機制、政治協商機制和民主監督機制的制度化建設取得了重大突破，無論黨內法規還是國家法律都對新型政黨制度的這些運行機制進行了相關規定。進入新時代以來，新型政黨制度的運行機制得到進一步完善，制度化程度明顯增強。作為新型政黨制度的組織載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不僅被明確界定為專門的協商機構，而且其運行機制也得到相關制度規定的保障?！罢h協商”的突出和運行機制的制度化體現了新型政黨制度不斷創新實現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形式，展現中國特色政黨政治的實踐優勢。新型政黨制度的運行機制不僅包括組織層面，還包括思想意識層面。統一戰線政策是整合不同黨派、社會團體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重要法寶，有助于不同黨派、社會團體形成共同的理想目標，為新型政黨制度的順利運行提供思想基礎?！吨袊伯a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的頒布促進了統一戰線政策的制度化，為新型政黨制度內部達成思想共識、堅定不移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制度化支撐。

三、新時代加強和完善新型政黨制度的新要求

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符合中國政治實踐的政黨制度，新中國成立后，新型政黨制度最終得以正式確立。新型政黨制度能夠不斷發展完善得益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原則、堅持統一戰線等正確政策、發揮人民政協的組織功能、加強民主黨派自身建設、完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設計等。當然，任何制度都是隨著時代變化而不斷完善發展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明確要求堅持“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立足新時代的新要求，充分堅持上述有益經驗的同時，應不斷提高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識，發揮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入發展。

（一）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凝聚價值共識與政治共識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盵16]未來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也應當繼續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凝聚價值共識，形成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強大合力。一是要提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站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起點，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既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諸多國內外新情況、新問題，這就需要提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更好地帶領各民主黨派制定和規劃出符合國家發展利益的重大戰略決策。當前，黨中央繼續加強相關專題的集體學習活動，可邀請有關專家學者、民主黨派代表人士擔任相關專題的主講人，匯聚更多的發展共識。地方黨員領導干部應當加強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和落實，切實提升應對治理風險的能力。二是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黨在提升中國共產黨領導力和威信力的同時，也會強化各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沒有私利，任何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都將得到懲罰，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與各民主黨派根本目的是實現人民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深化全面從嚴治黨能夠凝聚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共識，彰顯新型政黨制度的人民性。三是要更加注重政治共識建設。在新型政黨制度發展建設中，政治共識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主要內容包括認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為此，各民主黨派應強化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黨的重要會議作出的決定等的學習和落實，在歷史觀、大局觀上形成正確的認識，為新型政黨制度的完善發展提供政治共識保障。各民主黨派也要積極學習中國共產黨在學習制度機制方面的有益經驗，保證黨內成員能夠學到心里、用在實處。

（二）強化民主黨派自身建設，提升其履職盡責的能力與意愿

作為新型政黨制度體系的重要主體，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能力和意愿是影響新型政黨制度效能發揮的重要條件，未來應當強化民主黨派自身建設，提升其履職盡責的能力與意愿。一是要增強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能力。各民主黨派既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學習，增強政治定力;又要通過深入開展社會調研，關注國家和社會發展需要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提出真正有價值的建議和意見;還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內部制度體系、規范參政議政的方式，提升參政議政的效率。二是要加強各民主黨派的人才儲備，提升其政治素質。各民主黨派自身具有專業性優勢，進一步加強各民主黨派的人才儲備建設有利于充分發揮其密切聯系社會各界人士的優勢。為此，各民主黨派應當制定科學的發展黨員的指標和程序，堅持選才用才的政治原則，擴大各民主黨派所需要的專業性人才，尤其是要提升地方層面上參政議政人員的比例和數量，讓新型政黨制度在地方治理實踐中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三是要強化各民主黨派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增進履職盡責的意愿。習近平強調“多黨合作要有新氣象，思想共識要有新提高，履職盡責要有新作為，參政黨要有新面貌”，希望“做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增強責任和擔當，共同把中國的事情辦好”[17]。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各民主黨派應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提高思想認識水平，主動承擔參政議政的使命與責任。各民主黨派也應當借鑒中國共產黨加強作風建設的有益經驗，端正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恪守參政議政是為全體人民利益實現的初衷，積極主動履職盡責。

（三）優化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制度機制，增進治理效能

新型政黨制度治理效能的增進需要不斷優化制度執行的機制。一是要建立健全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相關制度體系。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內容包括黨的領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因此新型政黨制度的運行優化需要促進這三個方面制度體系之間的銜接協調。同時，要建立健全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配套機制，創新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具體機制，例如調研考察保障機制、定期座談交流機制、建言獻策機制等。二是健全人民政協平臺運行機制。人民政協平臺是新型政黨制度的組織載體，是彰顯新型政黨制度的民主治理優勢和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徑。由于人民政協同時承擔了政黨協商和社會協商的雙重功能，在政黨協商方面應當規范“依規協商機制”，促進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各民主黨派制定的黨內法規之間的銜接與協調。在社會協商方面，應當細化不同協商主體之間的權責關系，進一步規范協商的議題設置、會議流程、問題反饋等機制。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人民政協的常態化運行機制也需要進一步規范，尤其是促進縣級人民政協委員會運行機制標準化，切實發揮協商民主在促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化解基層矛盾等方面的作用。三是完善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監督機制。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監督機制的完善需要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著手。在內部方面，中國共產黨要繼續規范其權力運行，進一步完善各民主黨派對重大決策部署落實的專項監督機制;在外部方面，既要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細化民主監督的規定，推進民主監督同其他類型監督的有機結合，也要切實發揮國家監察委員會對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監督作用。

（四）加快構建新型政黨制度的話語體系，擴大制度影響力

“新型政黨制度”之所以是“新型”，就在于其超越了舊式政黨制度。與新型政黨制度實踐取得的重大成就相比，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話語體系還顯得比較薄弱，未能充分向國際社會展現新型政黨制度應有的價值作用和影響力。為此，一是要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民主政治實踐，豐富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范疇、核心概念，提升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水平。統一戰線理論是新型政黨制度的基礎理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傳統中“和合文化”等的當代創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創新需要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統一戰線理論，“講好中國故事”。二是加強理論宣傳管理工作。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宣傳工作需要設置專門的管理機構，加強國內宣傳工作和對外宣傳工作的力度。通過設置專項資金，激發廣大理論工作者對新型政黨制度研究的熱情，保障其從事新型政黨制度理論與實踐研究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增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理論出版方面的資助;設置合理的評估評價體系，細化新型政黨制度理論宣傳工作的具體指標，切實壓實理論宣傳工作的責任。三是創新對外宣傳方式。新型政黨制度在通過舉行國際學術會議擴大影響力的同時，還應當通過具體化的新聞報道，宣傳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采用國際社會容易接受的話語表達方式，擴大新型政黨制度在其他國家人民中的影響力，讓國際社會全面真實地了解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特色、運行機制、功能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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