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界“重走長征路”的記憶實踐與文化權威建構

周雅

【摘? ? 要】從“重走長征路”到“再走長征路”，中國新聞界對于長征的敘述一方面致力于豐富和完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試圖建構疊加在長征這個記憶場景之上的新變化。在“重走”與“再走”中，新聞記者對長征歷史的敘述被視為建構公眾集體記憶的來源，他們通過共享地理空間、重要戰役、尋訪親歷者、發掘長征路上新故事等話語，完成對“長征”這一歷史事件的集體闡釋。經由這項記憶實踐，“重走長征路”被內化為新聞界自身歷史的一部分，新聞界作為建構長征集體記憶的重要力量形塑起文化權威。

【關鍵詞】新聞界;重走長征路;記憶實踐;文化權威

【基金項目】本文為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數字時代廣播從業者職業認同研究”（2020SJA0474）的成果。

2019年6月11日至8月18日，先后1300余名新聞記者展開“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再次走上長征征途探訪那些紅色故事的當代傳承。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在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之際，在全黨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之際，中央宣傳部組織開展的“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生動再現壯懷激烈、驚天動地的革命故事，對闡釋用生命和鮮血鑄就的偉大長征精神很有意義。

在中國人民心中，長征成了為國家獨立、為民族解放而奮斗的代名詞。20世紀30年代起，長征從最初作為一場軍事戰略轉移，逐漸被抽象為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現實主義的觀念形態體系，[1]以長征精神及“新長征”的修辭描繪革命、改革、建設的復興之路。

對于長征征途的重述與意義再生產從上個世紀30年代后期延續至今，而所有回溯都無法離開湘江、遵義、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瀘定橋、夾金山、毛爾蓋、臘子口、會寧、陜北等地理空間，這些地理空間標示著紅軍的北上戰略、黨內的路線斗爭、重要會議、領導權力變動，以及長征勝利的意義等關鍵問題。[2]因此，在《隨軍西行見聞錄》《紅軍長征記》等親歷者回憶錄，毛澤東的長征主題詩詞，各界人士參與的“重走長征路”，以及舞臺和影視作品的藝術化展演等記憶實踐中，地理空間都作為核心媒介而存在。它們沉淀著關于長征的集體記憶與情感，具備著其他象征紀念物無法包涵的“記憶氛圍”。在所有的長征記憶書寫形式中，唯有“重走長征路”能夠完成對這場遠征的“朝圣”。

從老紅軍的懷舊式重溫，到記者、藝術家、作家的體驗式創作，再到有組織的教育實踐活動和普通人的旅行式觀察，亦有帶著對紅色中國何以誕生并蓬勃成長的追問展開重走之旅的外國人。這些重走者以全程或分段、團體或個人、徒步或組合交通工具的方式，[3]用身體實踐刻寫下個體化的記憶或媒介化的記憶。新聞界是重走長征路的一支重要力量，從最初個體、自發的體驗式采訪發展為逢長征周年紀念有組織的主題報道活動，“長征”和“新長征”的意義闡釋呼應著不同的政治語境和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吁求。本文力圖通過梳理新聞界“重走長征路”的歷史，探討這一記憶實踐如何型構了新聞界敘述長征的文化權威。

一、新聞界“重走長征路”的歷史溯源

新聞界“重走長征路”的先行者中最常被提及的是20世紀80年代《經濟日報》駐云南記者羅開富，他是繼紅軍之后徒步、原路走完長征路的第一人。而當探察重走長征路的發端時，需要將時間推向更早，1935年作為《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范長江，從成都出發在長征行進同期追隨紅軍路線，力圖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西北地區的真實樣貌，在距離長征最近的時空維度中描繪了切身所感。作為重走長征路的先驅，范長江的《成蘭紀行》和關于紅軍長征的數篇通訊，奠定了外界對于紅軍和長征最初的認知。

（一）范長江的長征通訊

1935年7月14日，范長江隨胡宗南部隊一個參謀團從成都出發，經過新都、德陽、綿陽、江油、平武，翻越大雪山后到達松潘，8月初進入甘肅境內，途經西固（今舟曲縣）、岷縣、洮州、拉卜楞（夏河）、臨夏各地，于9月2日抵達蘭州。[4]范長江西北考察的伊始恰逢紅軍行至川甘地區，蔣介石正坐鎮成都指揮對紅軍的“圍剿”，于是四川成為他追蹤紅軍足跡的起點。1935年7月15日范長江到江油中壩，看到徐向前部隊走后在中壩北門立起的石碑上鐫刻了“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八個大字，[5]另兩處徐向前部隊曾據留之地白石鋪、平謚鋪，在范到達時還留下很多“武裝擁護蘇聯”的標語或向農民解釋“蘇維?！钡男麄髌?。[6]22日到達平武，聽“土著某君”講述了兩大漢族土豪家族相爭，徐向前部隊趁機由當地人帶路翻越城墻缺口入城進而完全占領平武城的經過。從平武出發到松潘山路險要，二人無法并行，還有大雪山在前，胡宗南部隊和徐向前部隊交戰的槍孔隔涪江相望。涪江水來自雪山，寒度極大，游泳過江試圖攻擊駐扎在南岸的徐向前部隊的國民黨第二師官兵，大部分被凍僵下肢沒水而死。范長江“曾以足部試之，下水數分鐘，即失足部知覺，急提出水，必經五六分鐘，始能回復原狀”。[7]而雪山之所以可怕，“特因其地勢過高，空氣稀薄，心臟衰弱者，必因空氣之不足而危及生命?！盵8]此外，范長江在《成蘭紀行》中對川甘地區的民族關系、藏人社會、西北民風、宗教問題等的考察分析，同樣是選擇與紅軍行進路線、周邊境況和根據地相關的層面。

1935年9月至1936年初，范長江撰寫了多篇關于紅軍長征的通訊發表于天津《大公報》上，這是他第一次對于長征的集中報道。[9]《岷山南北剿匪之現勢》中對于紅軍北上的分析也來源于他重走長征路的判斷。作為沿局部路線重走長征路的第一人，范長江在紅軍之前進入甘肅，盡管沒有過大草地，但是他對甘南地區的軍事地理、攻守難易程度、土地民風等做了詳盡考察，判斷紅軍“以趨洮夏兩流域的可能最大”，而紅軍確實在穿越雪山草地后，沿洮河至夏河領域拿下臘子口進而占領哈達鋪。[10]1935年9月18日，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在永坪鎮與陜甘紅軍會師，得知此消息范長江立刻趕往二十五軍途經的隴東平涼一代，并寫下《徐海東果為肖克第二乎？》，分析徐海東進入陜北之后的形勢，文中提到紅二十五軍在隆德、六盤山、平涼、涇川、崇信、靈臺、慶陽等軍事要地盤旋，“凡所過之地秋毫不犯，所取用任何物資，一律給以現金”，目的在于為“朱毛中央部隊偵查道路和收拾人心”。[11]1935年11月2日，范長江離開西安前往隴東慶陽一帶旅行采訪，近兩個月前紅二十五軍正是在慶陽境內行軍十日后與陜甘紅軍會師的，中國兩大政治力量的對峙正在閉塞的陜甘邊境上演著，但范長江認為“對實際問題有解決辦法者，終歸是最后勝利者”[12]。

（二）長征記憶實踐的發端

由于當時所處的立場和對紅軍認識上的局限，以及很多信息來源于胡宗南及其軍隊，[13]范長江對于紅軍和長征的敘述難言完全客觀，但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源于其“重走長征路”的親身實踐，是無法否認的。在多篇刊登于《大公報》的旅行通訊中，范長江不斷追蹤紅軍的足跡，對于紅軍行進的川、甘、陜沿線的地理、軍事、民生、文化和民族狀況進行了細致的考察，這些文字是對《大公報》等國統區新聞媒體刊發的各路紅軍動態的證實與補充?；氐椒堕L江對于紅軍的追蹤以及對長征沿線的觀察，更能夠還原彼時作為特約通訊員，作為一個關注國家未來走向的青年學生的立場。也正因為他正面接觸紅軍的機會較少，更應放在“重走長征路”的維度中審視。此后范長江還曾兩度集中撰寫長征相關文章，對紅軍和長征的初印象有所更新，但這些依然是以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初的“重走”為基礎的。以范長江為起點，“重走長征路”從一種采訪方式變為一種重要的長征記憶實踐，并不斷觀照現實。

二、新聞界重返萬里征途

1984年春天，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從南昌出發，通過乘車、騎馬、步行等方式歷時兩個半月，行程約1.2萬公里追尋紅軍長征路線，不時選擇非主力部隊行進的崎嶇山道，去感受紅軍曾遭遇過的精疲力盡與黑暗無助，[14]這些身體所感受的強烈體驗作為一種敘事參照，出現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索爾茲伯里在這本書中將長征中的細節、人物、情景一一再現，并以一個外國記者的視角評估其作為一個重要歷史事件的意義。同年10月16日，在紅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五十周年紀念日這一天，羅開富在當年紅軍渡于都河的同一時刻獨自登程。[15]

（一）羅開富“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

1984年10月16日從江西瑞金出發，至1985年10月19日到達吳起鎮，《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用和紅軍當年長征相同的368天，沿第一方面軍長征路線徒步走完全程原路，成為第一個繼紅軍之后完成重走長征路壯舉的人。他的沿途見聞共320篇以“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為專欄名發表在《經濟日報》上，時值經濟改革全面啟動，有過從軍經歷的羅開富希望從切身體驗中書寫長征，尋找長征精神的時代價值。

在兩萬五千里的征途中，羅開富回顧紅軍經歷的重要戰役，遍尋紅軍留下的蹤跡、曾偶遇的故人，以新聞記者的職業敏感在今昔對比中透視西北地區的成績與困境。1935年1月28日夜至29日拂曉主力紅軍渡過赤水，1985年同期羅開富重臨習水土城追憶“一渡赤水出奇兵”，這里是連接川黔兩省的重要渡口，紅軍過赤水河準備西進四川時曾在這里架設浮橋，然而連接兩岸的橋依然沒有修建起來，行人和車輛的通行需要依靠擺渡船，當地居民希望通過記者將架橋的呼聲傳遞出去。[16]在江西信豐叉口村，83歲的韓啟洙和76歲的韓啟洪向羅開富憶起葉挺率部隊路過當地的情形;在贛粵交界處的油山，他遇到當年在此打游擊的老赤衛隊員葉新民，談到犧牲的紅軍戰士時“眼眶就含著淚水”，曾為紅軍燒水、做飯和抬傷員的李紹榮，向記者詳細詢問了健在老紅軍的情況。[17]羅開富重走長征路之際，很多和紅軍有過交集的村民尚在世，贛南等地在紅軍北上后很多群眾加入留守部隊的游擊戰爭中，許多人因此被殺害，但同時這里的人民和共產黨、紅軍締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這些老區在長征結束五十年后依然面臨著教育落后、交通不便、資源開發受限等實際困難。

（二）長征記憶實踐的現時化

作為中國新聞界第一個完整全程重走長征路的記者，羅開富親身體驗了紅軍曾經歷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艱險考驗，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疲憊、饑餓、寒冷”的感受，紅軍所克服的世所罕見的困苦在記者的筆端傳達出來?；氐介L征路上才能實事求是地還原長征原貌，才能不斷地從長征中汲取改革與建設的勇氣和智慧，[18]成為新聞界重走、再走長征路的動力之源，羅開富本人亦成為踐行和傳播長征精神的行業典范?！秮碜蚤L征路上的報告》系列報道刊發的同時，作者的個人記憶開始走向公共記憶。如果說上世紀三十年代范長江的系列通訊，是令根據地以外的公眾了解到彼時新興政治力量的一次重要軍事行動，那么《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則通過連續報道喚起人們對長征的記憶，旨在回應80年代改革攻堅的時代呼喚。

羅開富的報道使得長征沿線被重新認為是與共和國起源、中西部經濟振興、民族政策以及歷史文化資源發掘等議題密切相關的新聞現場，這里回蕩的民生訴求亦是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的焦點。

三、作為記憶實踐的“重走長征路”

“重走長征路”是一場以身體為媒介的紀念儀式操演。將“重走”當作一種共享信仰和目標的行為時，群體成員相同的操演行為積累了共同記憶，儀式的完成確證了身份的歸屬。

（一）新聞界“重走長征路”的持續啟動

上世紀90年代以后，從地方媒體到中央媒體，有組織的重走長征路采訪報道活動以周年紀念為契機持續啟動。1996年3月28日至9月18日，《羊城晚報》和廣州軍區《戰士報》聯合發起“手拉手重走長征路，心連心齊奔新世紀”大型系列采訪活動，兩報記者共發布300余篇各類報道，記者著眼于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一方面歌頌長征中撼人心魄的故事，另一方面介紹老區對革命的貢獻及經濟發展的現狀。[19]2006年7月28日，交通部發起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暨長征路上看交通”系列采訪活動在江西瑞金舉行出征儀式，來自《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經濟日報》等近20家媒體的記者組成聯合采訪團，沿著中央紅軍的足跡，一路經過江西、貴州、四川、甘肅、陜西五省，此次采訪活動集中展示了長征路上的交通變遷尤其是農村公路建設的成績，交通狀況的改變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同年8月29日至9月30日，大眾報業集團旗下的《大眾日報》《齊魯晚報》《生活日報》《半島都市報》、大眾網五家媒體派出6人組成的聯合采訪團展開“重走長征路”采訪活動。采訪團行經六省，行程一萬余公里，采訪了30多位相關人物，以紅一方面軍長征事跡為重點，圖文并茂，兼顧山東省內11位老紅軍的故事，推出“我的長征故事”等獨家報道。[20]與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和70周年的跨省重走不同，2011年，與慶祝建黨90周年相呼應，全國黨刊和四川新聞媒體分別開展了“走進紅色貴州”和“重走四川境內紅軍長征路”的采訪活動，報道聚焦于兩省境內的長征遺址、紀念空間、重要會議和歷史事件等，并致力于展現地區經濟建設實現的新跨越。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在優化區域發展格局，實施精準扶貧的政策背景下，9月7日中宣部和江西省委宣傳部主辦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全國新聞媒體“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啟動。近30家媒體的數百位記者分為兩組從瑞金出發，以紅一方面軍走過的路線為主，同時兼顧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在貴州、四川、甘肅、陜西等地區走過的路線，于10月17日到達寧夏。采訪團的記者用文字、視頻、照片、無人機航拍等方式記錄下新長征路上的生動景象。[21]

（二）“再走長征路”：新時代長征路上的數字記憶實踐

2019年6月11日，由中宣部發起組織的“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在江西于都、瑞金和福建長汀、寧化舉行啟動儀式，活動歷時兩個多月，行程累計16000多公里，先后有1300余名記者踏上紅軍長征的路途，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光明日報等媒體運用全媒體終端矩陣，推出形式生動、內容鮮活的報道10000余篇。新華社以評論、直播、體驗式報道、記者手記、交互地圖等多種形式刊發了大量專題報道，跟隨記者行程在新華網主題頁面滾動即時報道，并在新浪微博發起#一起再走長征路#的話題互動。光明日報記者再走長征路的路線軌跡以可視化地圖出現在光明網的主題頁面上，點擊每一個地點呈現的是光明日報記者發于當地的報道鏈接，與可視化地圖相互參照的則是紅一、二、四、二十五軍的行軍路線圖。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派出近60名編輯記者、主持人和技術保障團隊組成“長征路萬里行”移動直播報道組，從6月11日開始分別從江西于都、瑞金，福建長汀、寧化四個中央紅軍長征主要出發地出發，于8月18日抵達長征勝利會師地甘肅會寧。

在紅軍長征出發85年后，這段紅色傳奇被編碼為可調用和追憶的數字記憶。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前夕和全黨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對“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偉大長征精神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不斷砥礪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這一重要指示，鮮明揭示了在新時代弘揚偉大長征精神的重大意義，并向全黨鄭重發出走好新時代長征路的偉大號召。[22]長征的原因決定了其不可能是一場坦途，“婁山關”、“臘子口”等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長征路上跨越險阻的隱喻，各路紅軍走過的大部分省區，今天仍然是亟待實現平衡發展的關鍵地區，這就使得“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顯得必要且重要。

四、從“重走長征路”到“再走長征路”：文化權威的建構

新聞記者不僅是社會學框架下的一種職業，而且還是以敘事和集體記憶維系起來的闡釋共同體。[23]從“重走長征路”到“再走長征路”，中國新聞界在對于長征的敘述中一方面致力于豐富和完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試圖建構疊加在長征這個記憶場景之上的新變化，一代代新聞工作者親自去體驗、證實長征史詩是如何由紅軍的身軀書寫而成的。他們通過共享地理空間、回顧重要戰役、尋訪親歷者、發掘長征路上新故事等話語，完成對“長征”這一歷史事件的集體闡釋。

“重走長征路”之所以能夠成為新聞界一場特殊的“朝圣”，就在于所有的報道都來自于參與者的親身實踐，這種實踐經語言闡釋形成的媒介文本，包含強烈而豐富的情感體驗。因此，在“重走”與“再走”中，新聞記者對長征歷史的敘述被視為建構公眾集體記憶的來源，同時記者的體驗以文字、影像等方式隨長征歷史敘事被刊載，這些體驗在記者團成員的相互參照下更為深刻且具體。記者采訪中的遭遇和感受在“重走”中被納入到對長征的公共歷史敘事中，新聞界作為建構長征集體記憶的重要力量形塑起文化權威。文化權威在共享相同觀念的人們中間創造了共同體，它通過分享、參與、聯合等傳播實踐把人們凝聚在一起。文化權威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對公眾的影響上，更在于對傳播者的影響上。文化權威對記者而言即是指其督促自己成為現實生活事件權威性和可信性發言人的能力。[24]

中國新聞界有組織地“重走長征路”采訪活動發生于對長征已有明確定性的時代語境中，無論是全程還是局部，無論是中央媒體主導還是地方媒體發起的，無論采用傳統報道方式還是融合新媒體元素，闡釋的中心議題均指向長征及其沿途的過去與現在，都把長征精神的傳續描繪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紐帶。這種集體性的闡釋使得中國新聞界成為敘述長征的權威性社群，一代代記者通過“重走”和“再走”而共享敘事傳統，在對集體價值和觀念的贊同中保持著一個權威性的闡釋共同體?！爸刈唛L征路”被內化為新聞界自身歷史的一部分，“長征”是將新聞界的過去與現在有效連結起來的關鍵事件。新聞界“重走長征路”之所以獨特，就在于這一職業群體如此持續地挖掘長征史實，發掘意義嬗變，不間斷地訴說長征故事。在對長征的重述中，新聞界完成了文化權威的自主建構，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新聞記者的自我認知在此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

注釋：

[1]胡芳.長征精神動態演化歷程的特點、反思與展望——紀念長征勝利八十周年[J].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3）.

[2] 吳曉軍，董漢河.十年來紅軍長征研究綜述（上）[J].甘肅社會科學，2006（03）.

[3]韓洪泉.重走長征路回眸[J].黨史博采（紀實），2016（12）.

[4]范長江.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N].大公報，1935-09-13.

[5][6][7][8]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6，8-9，13-16，20.

[9]藍鴻文.范長江三次寫紅軍長征[J].軍事記者，2009（01）.

[10]藍鴻文.從一篇通訊看范長江驚人的分析和判斷能力[J].新聞知識，1986（10）.

[11]范長江.徐海東果為肖克第二乎？[N].大公報，1935-10-09.

[12]范長江.陜北甘東邊境上[N].大公報，1935-11-25.

[13]尹韻公.為什么不是范長江[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02）.

[14]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M].朱曉宇 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15][16][17]羅開富.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7：1-2，104-107，6-13.

[18]羅開富.長征精神魅力永存——重走長征路的感悟[J].北京黨史，2006（05）.

[19]樊克寧，周方平.重走長征路——讀者與我們同行[J].新聞戰線，1996（10）.

[20]王學文.區域突破與聯合采訪——記大眾報業集團“重走長征路”報道活動[J].青年記者，2006（22）.

[21]倪光輝，蘇銀成.“宣傳新長征，我們在路上”——中央和地方媒體記者“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綜述[N].人民日報，2016-10-27.

[22]本刊評論員.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EB/OL].求是網，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8/30/c_1124939277.htm.

[23]Zelizer，B.（1992：9）.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4]Zelizer， B.（1992：2-3）.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單位：南京曉莊學院新聞傳播學院）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