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自隨流水去
——李劍國教授訪談錄（下）

天津 李劍國 北京 楊阿敏

李劍國，山西靈丘人。1943 年1 月生。1967 年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1979 年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師從朱一玄、寧宗一先生攻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中國小說史方向研究生，1982年畢業，獲文學碩士，留校任教。1991 年被國務院學位辦和國家教委評為“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碩士生”，事跡收入國務院學位辦編《華夏沃土育英才》一書（1991）?，F為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專業與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以研究文言小說和古代文化為主。講授過《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唐代小說研究》《道教與文學》《文獻學》《?？睂W》等碩士博士生課程，指導和培養國內外碩士生、博士生、高級進修生、訪問學者60 多人。在國內外出版著作30 種，發表論文130 余篇，主要論著獲國家教委、天津市及南開大學16 項獎。治學崇尚謹嚴，強調學識的扎實性和廣博性，提倡務實精神，反對天馬行空、主觀臆想的空疏之學。奉章學誠“業必貴于專精”（《文史通義·博約》）為座右銘，確立了“打深井”的治學原則。極為重視基礎研究，重視研究的系統性，主張要具備多種文史知識和基本功以及必要的理論方法，要最大限量地占據原始資料，竭澤而漁，務求窮盡；主張從材料中從事實中引出觀點，反對本末倒置。同時還主張研究者必須富有戰略眼光和開拓精神，開創自己的研究領域，在本領域取得最大的發言權。

您曾指出，整理文言小說既要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規律，諳熟?？?、輯佚、辨偽之道，同時還要諳熟文言小說，二者缺一不可，否則便會出問題。您在文言小說的整理上用力頗勤，請談談您的整理經驗。

我很重視文言小說的整理——主要就是?？?、輯佚、辨偽，出版過《唐前志怪小說輯釋》（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又出修訂本）、《唐五代傳奇集》（后出增訂本）、《宋代傳奇集》（后亦出增訂本）、《新輯搜神記新輯搜神后記》（后又出 《搜神記輯校搜神后記輯?！罚?、《紀聞輯?！?、《廣古今五行記記》、《纂異記輯證》（以上均為中華書局出版），在韓國出版《新羅殊異傳輯校與譯注》。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出版《杜光庭小說六種校證》、《王仁裕小說三種輯證》、《綠窗新話校證》（〔南宋〕皇都風月主人撰），還撰有《逸史輯?！罚ā蔡啤潮R肇撰），現正在撰寫《獨異志校證》（〔唐〕李伉撰）。

前些年我應《文學遺產》竺青先生約稿，連續發表《唐傳奇校讀札記》四篇。我一直在輯?！短莆宕鷤髌婕?，這些札記都是一些?？背晒恼?。?？睂W是文獻學一個重要分支，清儒和近代學者已經總結出一套相當成熟完整的?？痹瓌t和方法。如何科學地運用和完善?？睂W，對于古籍整理來說非常重要。編輯部發表這組札記，就是希望通過對唐傳奇的?？笨偨Y出一般意義的?？苯涷?，把握好?？钡幕痉椒ê驮瓌t，認識到學養對于?？钡闹匾饬x。我經常感到在當前的古籍?？敝袉栴}不少，不諳?？痹瓌t，操作不當，而且學養欠缺，從而造成?？辟|量的低下。我不敢說我的?？倍嗝锤呙?，但我要求自己在唐傳奇?？敝姓莆兆顬槌浞值男？辟Y料，慎重處理文字的改與不改，牢記顏之推的一句話：“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保ā额伿霞矣枴っ銓W篇》）遇到疑問和拿不準的問題多查書，避免誤判誤改。古籍?？钡娜蝿站褪钦炑a缺，最大限度恢復古書原貌，如果適得其反那就是失敗，清人顧廣圻說“書籍之誤實由于?！保ā端歼m齋集》卷一五《文苑英華辨證后》），實在是當頭棒喝。

古書存世者或殘缺者需要?？毖a綴，而亡佚者需要輯佚，凡此都需要搜集占有詳盡的原始資料，需要考證辨析。古小說佚書的佚文主要存在于類書、舊注等古籍中，但實際上幾乎無所不包，經史子集樣樣都有，搜集起來很辛苦。最大限度復原古籍，輯佚學出焉。在現存的古小說中，有許多實際是前人的輯本，并非原帙。其中如張讀《宣室志》、徐鉉《稽神錄》等大約都是宋人輯本。這些輯本大抵都是依據《太平廣記》輯錄，雖然也偶有誤輯，但基本是可靠的，主要問題是遺漏較多，輯錄未備，需要補正。

明人尤喜輯錄佚書，但普遍態度粗率，極不慎重。萬歷三十年（1602）前后，胡震亨等人編輯刊刻《秘冊匯函》，其中《搜神記》《搜神后記》《異苑》三部晉宋志怪小說，都是這樣的偽濫之作。魯迅早就指出，通行本《搜神記》二十卷“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實際上《搜神后記》和《異苑》也都是“半真半假”，其中也塞進大量假貨。正是有鑒于此，我才下大力氣重新輯錄《搜神》二記，此書可說是全面展示我的輯佚、?？?、辨偽考證成果。中華書局版本列入《古體小說叢刊》（上下二冊），2007 年至2017 年凡印5 次，二印三印有修改。2019 年中華書局出新版，改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由“新輯”改名“輯?！?，文字校改頗多，編輯體例也有調整。2020 年又出簡體橫排本一冊，列入《中華國學文庫》，2004 年9月24 日，我作《題新輯搜神記新輯搜神后記后》一絕，新版編定后于2018 年8月29 日又作一絕?，F將二絕句抄錄如下：

蝸室一間書九櫥，春秋六度采驪珠。

短長惟待今人說，無處咨求鬼董狐。

神道宣明本不誣，搜今稽古兔毫枯。

一編寫盡荒茫事，千載傳名鬼董狐。

?？?、輯佚、辨偽這些基礎研究工作需要具備多方面的、豐富的文史修養，我們常說某某功力深厚指的主要就是這些治學功夫。從讀研究生開始我是邊干邊學的，一點一點積累，日積月累，漸漸明白了此中道理和方法。

這里舉一個小例子。祖沖之寫過一本志怪小說《述異記》，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在著錄梁任昉《述異記》時說“《唐志》以為祖同所作”，稱為祖同。我讀研究生時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琢磨了幾天突然想到該不會是避家諱吧，查查書果然晁公武父名沖之，才長出一口氣。──順便說說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著錄贊善大夫潘若沖撰《郡閣雅言》二卷，點校者按云：“晁公武《讀書志》稱潘若同撰?！蔽醇颖嫖?，顯然也是不明白晁公武避父諱改沖為同。自那以后我特地了解了古人的避諱，算是長了番見識，以后的考證常常利用避諱知識解決一些問題。

1997 年7月我在武夷山中國小說史國際研討會上提交了題為《文言小說的理論研究與基礎研究──關于文言小說研究的幾點看法》的論文（《文學遺產》1998 年第2 期發表），談到文言小說研究的特殊性問題（與白話小說研究比較而言），談了七點，其中第七點說：“文言小說大批散佚，現存者在文本版本上亦存在諸多問題。因此文言小說的考證和輯佚整理工作非常重要，要求研究者具備多方面的文史素養和基本功?！边@是文言小說研究的一個很大的難題，必須實實在在去做。有鑒于此，我特別強調基礎研究，所謂基礎研究，我在那篇論文中有這樣的具體說明：

歷代文言小說數量極大，但由于大部分散佚，因此問題極多。問題主要是：

1.作者問題。情況有五：一是作者不明；二是作者身世不明；三是作者有歧；四是作者有誤；五是作者系偽托。

2.創作時代及年代問題。這一問題和作者問題密切相關。

3.作品書（篇）名問題。文言小說作品題目常有異稱，除古書無定名的情況外，主要是后人改題和傳錄的訛誤所造成。

4.作品存佚問題及版本問題。情況復雜，主要有這樣幾種情況：一是全存，原書或原篇俱在，但又常常形成不同版本；二是原書經后人增益，加入后出的內容或他書的內容；三是殘存，卷帙有所闕佚；四是經后人重編，卷帙篇目與原書有所不同；五是節存，現存者是摘錄本，不是全帙；六是輯存，現存者是后人的輯佚本；七是原書原篇散佚，只存佚文；八是全佚，一字不存。

5.原書卷帙篇目問題及佚文問題。

6.偽書偽作問題。自宋以降，偽小說層出不窮，明清尤劇，諸如《五朝小說》《重編說郛》《剪燈叢話》《合刻三志》《綠窗女史》《唐人說薈》《舊小說》等小說筆記叢書中有大量偽唐人宋人小說。

所謂基礎研究指的正是對文言小說的這些問題進行比較確鑿的考證辨析，目的是搞清基本情況基本事實──每一部作品的基本情況和每一代作品的基本底數。

您認為研治文史不懂考證不行，考證是門綜合了許多學科知識的大學問?？甲C工作也確實在您治學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在這方面您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請談談考證工作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

考據學的建立和完善清儒功不可沒，梁啟超論清代考據說：“啟蒙期之考證學，不過居一部分勢力。全盛期則占領全學界。故治全盛期學史者，考證學以外，殆不必置論?！庇终f：“夫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也，故言清學必以此時期為中堅?！保ā肚宕鷮W術概論》）他說的全盛期考證學就是所謂乾嘉學派。他舉出的代表人物是惠棟和戴震，尤其推崇戴學之精深，認為戴震的考證具有“科學精神”。他在另一篇文章中還說“戴東原先生為前清學者第一人，其考證學集一代大成”（《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戴東原圖書館緣起》）。

桐城派姚鼐曾說學問之事有三端，即義理、考證、文章，后人習慣稱作義理、考據、辭章。清學重考據，不同于宋學（理學）重義理。義理即著述的思想內容，重義理自然不錯，但義理也應當實事求是，以事實為本，所謂“義理之學”也必須以文獻學、考據學及文章學為根基。而宋學大抵空談義理，恰如顧炎武批評的“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顧亭林詩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無本無根，實不可取。

考證涉及廣泛，天上地下包羅萬象，需要多方面的知識，但并不要求你必須是樣樣精通，像陶弘景那樣“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而是要求你懂得考證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涉及不明白的具體知識，懂得如何去查找如何去運用就是了。

考據學講究實證，以事實為依據，實打實，絕對排斥臆想和空談?？紦目茖W性就在于此。梁啟超論“樸學”，提出正統派學風十條，第一條是“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撰著立義（觀點）是這樣，作考據也是這樣。清儒論考據，講究實事求是，無證不信，一個字、一個詞、一句話、一個事件，都要引用可靠可信而充分明確的資料來證明，沒有這樣的資料證明而講空話便不足為信。自然不是任何事都是可證的，但可做某種判斷，而推測性的判斷也還是需要資料的支持?？紦?，或廣征博引，或要言不煩，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不過既要避免煩瑣，也要避免簡陋。

對于考證我本是門外漢，但我感到治學不懂考證不行，考證是弄清事實，不弄清事實怎么做出評騭論證？有些人認為考證是技術性工作，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不客氣地說，這是無知和淺薄。

我研治小說的考證工作，涉及作者、版本、流傳、內容等，這里不妨舉幾件具體事例，以見考證之法。

先說作者。作者問題始終是小說研究的重要問題，這方面的疑難問題很多?！洱埑卿洝奉}為柳宗元撰，但前人多認為系宋人偽托，幾乎成了定論。我從唐宋作家引證詩文用典入手，指出北宋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人乃至唐代韓愈、殷堯藩都曾用《龍城錄》中的典故。又從《龍城錄》與柳文的比較中尋找內證，以證明其出自柳宗元之手，作于柳州（唐代柳州又稱龍城）。

唐傳奇《古鏡記》見于《太平廣記》，中稱王度，故學者或認為作者非王度，但《太平御覽》卷九一二引隋王度《古鏡記》程雄婢鸚鵡一節，作者自稱皆作“余”，知原文為第一人稱，而《太平廣記》改作“王度”“度”者，正是因為《太平廣記》編纂者所見此傳撰人署為王度?！短綇V記》之例，凡遇第一人稱“余”“予”“吾”者皆改作作者姓名，此等例證極多。一些人不明白這一點，常常為此所困擾，甚至產生錯誤判斷。如《太平廣記》引用王仁?！队裉瞄e話》，引文中多處稱“王仁?！?，有的學者遂認為《玉堂閑話》不是王仁裕所作，而是后人編纂。其實《玉堂閑話》原文作者稱“余”，有《竹莊詩話》為證。

《獨異志》作者，明鈔本題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冗纂，《新唐書·藝文志》作李亢，《崇文總目》等作李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李冘，名字不同。我從《寶刻叢編》《寶慶四明志》查尋到作者資料，考知他開成中曾為夏州節度掌書記，咸通六年官明州刺史，且知其名應作伉。由于對作者身世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這樣再結合內證就可以考知書約作于咸通六年后的咸通年間。

許多作者身世已無法弄清楚，我著力考證作品的產生年代。如羅燁《新編醉翁談錄》，許多老一輩研究者認為書中雜有元事，因此是宋末元初編，或經元人增益，今本原為元代刊本。所舉證據是書中吳伯固女和吳仁叔妻王氏都是元人。而我認為，稱其為元人見于《山堂肆考》《情史》《元詩選》等明清書，但這都是誤斷，我根據宋代的太學生三舍制度，判定吳伯固女夫和吳仁叔都是宋代太學上舍生。而且又根據《崇寧三年太學生上舍題名序》（《八瓊室金石補正》）、《宋史》和《淳熙三山志》，考定吳伯固女夫事所記“圣上幸學，全齋出官，榮歸故里”，指的是北宋崇寧三年徽宗幸太學上舍，賜十六人及第入官之事。此外，我根據書中《小說引子》中的一首歌和《小說開辟》中提到的州軍縣鎮，斷此書出于宋人手無疑，并通過與金盈之《醉翁談錄》的對比，斷為羅書出金書之后，亦即寧宗嘉定之后，約編于理宗朝。

再如作品題目名稱。唐傳奇李朝威《柳毅》原載于《太平廣記》卷四一九，注出《異聞集》?！懂惵劶肥翘颇╆惡菜幍膫髌婕?，多收單篇傳奇文，原書散佚，《類說》卷二八存摘錄本，此篇亦有節文，題《洞庭靈姻傳》。我以《類說》及許多宋人著作所引為據，同時參酌他書，考定原題乃《洞庭靈姻傳》。而《太平廣記》體例，標目皆自擬，而且多以人名為題，因此《柳毅》絕非原題。這類考證作品原題的例證還有很多，如《虬須客傳》《崔徽歌序》《烏衣傳》等。

再如作品人物姓名?！读邢蓚鳌方癖鹃_頭稱“谷城鄉平常生”，《北堂書鈔》卷七七《卒篇》引《列仙傳》作“谷城鄉卒常生”，是知“平”字應為“卒”字，形似而訛也。文末云其后“復為華陰市門卒”，由鄉卒到市門卒，皆為卒也。

唐傳奇《李娃傳》有一段描述李娃等人設圈套擺脫滎陽生的過程，提到李娃在竹林神祠住兩夜，信宿而返。韓愈長慶三年在任京兆尹時為祈雨曾祭竹林神，作《祭竹林神文》。竹林神何在？各種韓集皆無注。有的研究者認為竹林神可能在長安郊外。檢唐文，提到竹林神的還有劉禹錫?！秳舻梦募肪硪黄哂小洞┱醉f尹賀祈晴獲應》一文，文中明謂興圣寺竹林神，知竹林神在興圣寺。而據《唐會要》卷四八和《長安志》卷九，興圣寺在長安通義坊。遺憾的是這竹林神究竟是何方神靈找不到文獻記錄。

又如地名。宋傳奇《卜起傳》云卜起授瑞州高安尉，而下文云卜起赴任“出大庾嶺，經韶，下泝江”，則顯然不可能是瑞州高安?！端问贰肪戆税恕兜乩碇舅摹份d，瑞州本名筠州，紹興十三年改高安郡，寶慶元年避理宗諱（昀）改瑞州。屬江南西路，治高安縣，即今江西高安市。而卷九〇《地理志六·廣南東路》載：“肇慶府，望，高要郡，肇慶軍節度。本端州軍事，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倍酥葜胃咭h，即今廣東肇慶市。顯然瑞州高安應當作端州高要，形似造成錯誤。

要之，考證需要多讀書多思考，如前所說，讀書要有目的性，帶著問題讀，因此我其實常常是翻書查書。我們現在有了全文檢索手段，如《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大正藏》《基本古籍庫》等，查找個東西方便多了。

在您進入文言小說領域時，曾有一個判斷，認為當時國內古代小說研究界的基本狀況是兩多兩少，即研究白話小說的多、研究文言小說的少，研究單部作品的多、研究小說史的少。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當下的文言小說研究現狀如何？有哪些值得關注和開拓的課題？

當下的文言小說研究現狀我很難詳加細說，只能大概地說研究隊伍擴大了，研究者充分看到了文言小說的研究價值，許多治通俗小說者也轉而關注文言小說，而研究的廣度深度大大擴展了，成果累累，異常豐富。碩士博士論文也常選擇文言小說為研究題目。當年我研究唐前志怪，那是一片荒漠，如今是“家家戶戶種田忙”，這片田園可熱鬧多了。人多了自然成果多，好成果自然也就不罕見。

研究文言小說的路數很多，此中文學研究可具體化為作家研究、文體研究、文本研究、敘事學研究、小說史研究等，此外諸如文獻研究、母題研究、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法尤多。而文化研究很廣泛，如文化制度、民俗、宗教、巫術、神話等。研究作品的體裁、題材、語言、藝術，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對文學研究不能做狹窄理解，20 世紀國內學者引進的西方所謂“形式主義文學批評”“文本細讀”，那是把文學研究完全語言學化了。

我很強調社會文化研究，認為它是文學研究的擴展和深化。但會遇到一些人的詰難，總是問：這是文學研究嗎？他們倡導“回歸文本”。這里應當厘清一個問題，就是：何謂文學研究？在我看來，所謂文學就是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前者是內容，后者是表現，二者密不可分。研究怎么寫和寫得怎么樣，研究文學思想和進行審美批評，自然是文學研究，但研究它寫的是什么，這個“什么”是怎么回事，它的淵源流變，它的本質和意義，它的社會影響，作者為什么要寫這個“什么”，這個“什么”在作品中具有什么思想意義和敘事學意義，如此同樣屬于文學研究。不能把文學研究關在一個狹窄的籠子里，應當給予它廣闊的天地。

對文學研究的狹窄理解，在國外尤其如此。二十多年前我在韓國任教，一位韓國博士生的博士論文是有關《孟子》的語言修辭，問我怎么做。我說孟子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要弄清孟子的雄辯，先好好看看《戰國策》，研究研究戰國策士吧。他說，韓國教授們說這不是文學研究。我感到好笑。不過國外的情況也在變化，就在同時，一位韓國知名教授說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宗教和民俗研究，已經逐漸被認可。多年前一位美國教授也對我講，美國學界如今也很重視文學的社會歷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語言和藝術。2002 年我接受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CLS）邀請，與美國教授開展合作研究，項目就是“小說與亂世”。

其實，我們講文學的三個作用是教育、認識和審美，審美作用并不是唯一的，教育和認識作用同樣重要。文學的認識功能和作用，體現在作品內容中。而一定社會的知識、思想與信仰，或隱或顯地以不同形式包含在小說敘事及意象中，需要研究者發掘、解讀、闡釋它們。只有這樣，才能認識歷史，也才能認識作品，正確而深入地理解作品敘事、作品意象的內涵和價值。而所謂著眼于語言的“細讀文本”，也才有了基礎和依據，不至于信口雌黃，驢唇不對馬嘴。

文學的文化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如今已經相當普遍，《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等，文化闡釋都成為研究視點。小說是《清明上河圖》式的社會畫卷，對社會生活有著最為真切最為廣闊的描述，它是社會的“百科全書”，因而也就具有最為開闊的研究空間。事實上正是如此，從社會文化角度研究小說的論文著作層出不窮，這實在是小說研究擴展和深化的必然結果。

當然，我以為小說的文化研究畢竟有自身的特性，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研究，其研究主體仍還是小說而不是文化。用一位學者的有趣比喻說，“文化給文學打工”。在一般的文化研究中，小說文本和素材與其他文獻資料一樣，只充當引用和論證的材料，而小說的文化研究、文化闡釋仍服務于小說文本，諸如小說母題、敘事模式、文化現象在小說文本中的表現和意義，這些屬于小說表現的問題，自然應成為研究的歸宿。

二十多年來，我所指導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很大一部分選題都出自古小說與大文化這個范圍之內。如夢文化、樹文化、歲時民俗、巫術、精怪、災異、命定、漢魏亭、墓葬、寺院、音樂、胡人識寶、婦女、妒婦、城市、商業商人、民間社會以及亂世、唐代藩鎮、唐玄宗等，都是從歷史、社會、文化角度切入小說，對小說中這些文化和歷史現象做出論證和闡釋，并論述它們在小說敘事結構中的作用和意義。我自己的論著中也常常涉及文化問題，還專門寫過一本《中國狐文化》，主要考察的對象是神話、傳說、原始宗教、小說和戲曲。

這樣的研究，都涉及一宗專門的知識。因此首先你必須對小說之外的這門學問有深入準確的把握，你未必是這門學問的專家，但你必須進入，由門外漢變成內行，至少要比較熟悉。難度在這里，但挑戰和樂趣也在這里，所謂創意也正在這里。其次，必須處理好小說與文化的關系，說明文化進入小說敘事之后的狀態、形式、意義、變化，說明小說家對文化的選擇、態度和處理。這也是難點，同樣，所謂創意也正在這里?？梢?，這里存在著兩種闡釋，即文化闡釋與敘事闡釋，二者都是小說研究的題中固有之義。二者實際是聯系在一起的，文化闡釋是闡釋敘事中的文化內容，敘事闡釋就是闡釋小說文本中文化敘事的特征和模式。

以上主要是我在《古小說的文化闡釋與敘事闡釋》（《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0 年第5 期）中表述的論點，里邊對我的博士生張玉蓮、李艷茹、張同利的三篇論文（《宋代文言小說中相墓故事的文化闡釋》《唐代寺院故事的情節范式及其文化意蘊》《“長安小說”的命運主題及其文化意蘊》）各有評述。認為中國古代墓葬文化包含著原始宗教以來的祖先崇拜、靈魂不死觀念、陰陽五行思想以及儒家的孝道觀。研究相墓故事，本質是研究社會，研究社會文化心理，以及相墓文化與小說表現的互動關系。小說中的冢墓，是一個敘事空間，也是一個感性空間和文化空間，它承載著觀念的、情感的、敘事學的多種含義。作為承載佛、法、僧“三寶”的寺院，在小說中也是一個文化空間和敘事空間。寺院小說的寺院場景絕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空殼，寺院物理的、宗教的、世俗的特性，必然滲透在故事的敘事和含義中。較之墓葬文化和寺院文化，城市文化顯然蘊含著更為廣闊的內容。作為大唐都城的長安，不僅成為故事的產生地、傳播地和創作地，更是小說家描述的對象，小說的敘事也就不能不帶著長安特有的地域色彩和人文色彩，如唐人的命運觀、唐代科舉制度和門閥婚姻、城坊制度等都在長安小說中有著突出反映。

總之，我認為小說家的敘事對社會文化的關注，使得古小說成為文化寶庫，闡釋概括古小說敘事的文化內涵，是古小說研究的重要課題。

您研治文言小說數十年，在這一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請您回顧一下治學經歷，您是如何研治古典文學的？請談談您的治學理念及方法。

我的治學經歷始于20 世紀80 年代研究及撰寫《唐前志怪小說史》《唐前志怪小說輯釋》，以后專注于傳奇總集及單部作品輯校，如《唐五代傳奇集》《宋代傳奇集》《搜神記輯校搜神后記輯?！贰都o聞輯?！贰稄V古今五行記》《纂異記輯證》等。在韓國時撰寫出版過《新羅殊異傳輯校與譯注》及《新羅殊異傳考論》（《新羅殊異傳》是新羅作家崔致遠所著小說集）。文化史方面出過《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版）。通俗小說方面出過《鏡花緣叢談》（附《鏡花緣海外考》，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剁R花緣叢談》與弟子占驍勇合著。論文集有《古稗斗筲錄——李劍國自選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古稗今說》（北京出版社將出）。此外主編過《唐宋傳奇品讀辭典》上下冊（新世紀出版社2007 年版），與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還參與主編過《增訂注釋全唐詩》第二冊（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 年版），注釋過其中一部分。

當然我的主攻方向是文言小說，特別是先秦至宋遼金的小說。我曾撰文談到文言小說研究的特殊性，認為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或曰通俗小說）作為小說自然有許多共同的相近的特征，但二者畢竟是全然不同的兩種小說文體形態，在創作者和接受者、語言形式和文本體制、敘事模式和敘事結構等方面都有很大差異。這樣，文言小說的研究也就帶上了與白話小說研究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據我自己研治文言小說的體會，文言小說及其研究大致具有這樣幾個特點：

1.文言小說的概念和范圍一直模糊不清，這一點又影響到對文言小說的分類。因此科學地確定文言小說的概念內涵和界定其范圍是研究的重要課題和基本前提。

2.文言小說常以叢集形式出現，大都篇幅短小，即便是小說集中的傳奇體作品和單篇傳奇作品，除元明時期的一些長篇傳奇作品篇幅在萬字以上甚至長達數萬字外，一般來說篇幅也不算太長，無法與白話小說相比。篇幅限制著作品敘事結構的藝術容量和文化容量，一般來說內容比較單一，主題比較單純，因此文言小說的研究在更多的情況下比較適合于集團性的整體研究，也就是從共時性或歷時性的角度進行整體觀照。這一點在白話小說中也存在著，舉例說，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就適合于集團性研究而不大適合于個案研究，但文言小說最為突出。

3.文言小說以志怪與傳奇為主，而志怪傳奇與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有密切關系，同時它又反映著廣泛的社會生活。因此文言小說具有多文化元的豐富內容，較宜于成為跨文化綜合研究的對象。

4.文言小說在長期流傳和積淀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意蘊豐厚的母題和意象，例如猿意象、狐意象、仙窟意象、人神（或仙）遇合母題、化虎母題等，因此借用原型批評方法進行原型意象和母題研究具有廣闊天地。

5.文言小說基本屬于由正統文人創作的士人文學，突出反映著士人意識和士人生活，與文人詩文具有相同的文學淵源以及相通的文化精神與藝術精神，因此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與詩文研究諸多相通之處。

6.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同源異構——都起源于故事，二者相互影響，但文言之于白話影響更大，這主要表現在題材和素材上。戲曲的題材素材也常采自文言小說。而從宋元之后文言小說的某些通俗化傾向又帶來一定的文白合流趨勢。這樣文言小說研究不能不以白話小說為參照系統。

7.文言小說大批散佚，現存者在文本版本上亦存在諸多問題。因此文言小說的考證和輯佚整理工作非常重要，要求研究者具備多方面的文史素養和基本功。

以上幾點，筆者以為是研究文言小說應予以特別注意的問題，實際也正是我自己的關注點。

我在寫作《唐前志怪小說史》時，已著意于作品的鉤稽考證，但由于是在寫小說史，不能不在史和論的方面下大力氣，這樣對作品的稽考可能不夠深入細致，因此在接著進行的唐五代小說研究中便集中精力，采取了個案研究的方式，以敘錄的形式把研究成果反映出來。宋人小說研究也是這樣進行的，只是出于縮短篇幅的考慮有所簡化。這種敘錄之體，對單個作品的基本事實做出考證辨析，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務求窮盡。內容是全方位的，一是從總體說的，指的是盡量把某一時代各種類型的全部作品挖掘出來，不能有遺漏，至少不能有比較重要的遺漏；二是從個體上說的，指的是對一部作品展開最全面的考證，涉及書名、作者、卷帙、篇目、佚文、著錄、版本、流傳、成就、影響、故事源流等。

我之所以執意運用這種被某些人貶斥為“工具書”的敘錄形式進行個案研究，是因為文言小說的情況存在著一些特殊問題，主要是底數不清，事實不清。事實不清具體表現在作品的作者、卷帙、題目、篇目等問題上。古代文言小說數量巨大，可謂汗牛充棟，但散佚極為嚴重。原書完整傳下來的并不很多，許多是殘本、重編本、輯佚本、節錄本，甚至還有后人的偽造本。如東晉干寶《搜神記》、晉末宋初陶潛《搜神后記》，今存版本實際都是明人的輯錄本，輯錄質量極差，問題極多，明代還有一個八卷本《搜神記》更是偽書。又如唐代牛僧孺《玄怪錄》、李復言《續玄怪錄》，今存刊本實際都是宋人重編本，二書篇目每相混淆。北宋劉斧《青瑣高議》也是南宋書坊的重編本，與原書差異頗大。還有大批作品完全散佚，其目只見于書目著錄，其文只見于他書引用，或者連著錄亦無，甚者文字全佚，只存書名而已。與此相聯系，由于原書的散佚殘缺，著錄的不完善不準確，文獻資料的缺乏和不宜查找，作品的作者及其身世、作品的產生時代常常存在問題，不是容易弄清楚的。我曾標榜自己是材料第一主義者，我的精力首先花費在搜集材料和考證上，做這樣的鉤稽、考證、輯佚、辨偽是很艱難的，既需要學識和功力，也需要時間和毅力，需要翻閱大量的文獻。許多都是大部頭書，很費時間，《永樂大典》我就翻檢過兩遍。我把自己做這樣的研究叫作“自討苦吃”“自尋煩惱”，但自以為是極有價值、極有意義的。我同樣重視理論分析，如文體理論、敘事理論等，但我堅決反對天馬行空式的無端涯之辭和空疏之學，應當實實在在地討論問題，觀點應從材料中得出，而不是先驗地定下理論模式再削足適履地填充材料。

前賢論學，章學誠說“業必貴于專精”（《文史通義·博約下》），“?！本褪琼n愈所說“術業有專攻”的“專攻”，提倡治學專主而精深，不浮泛空洞。梁啟超論“樸學”，說“喜專治一業，作‘窄而深’的研究”，“窄而深”也是“專精”之意。梁啟超還說，“要之清學以提倡一‘實’字而盛”，又拈出一個“實”字?！皩崱闭邔嵲?、實事求是?！皩崱弊?，“?！弊?，“精”字，正是我的學術追求，我喜歡以務實的精神治學，腳踏實地，不回避難題，不繞道而行，不取巧，不偷懶，不?；?，不玩玄學。不要怕別人說你路子窄，不要眼饞別人的“博古通今”，自己“收心斂意，莫肯旁騖”而已。我所尊敬的前輩學者程毅中先生有“打深井”的治學主張，也是這個意思。浮光掠影、蜻蜓點水只能制造文字垃圾。精深見出博大，這是精深的高境界。研究可窄，學術視野卻不能窄，知識結構不能窄。這不光是我的學術好尚和治學個性使然，實際上和文言小說及其研究的特點也密切相關。我特別強調基礎研究，我不主張在對文言小說的基本情況還模模糊糊的情況下，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情況下就去概括什么這規律那規律，建構什么這理論模式那理論模式。

2014 年《文學遺產》創刊60 周年，我應約寫下《專精之學的學術殿堂——紀念〈文學遺產〉六十年歷程》一文（《文學遺產》編輯部編：《文學遺產六十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9月版），末賦五律一章，這里不妨引在下邊，以見“專精”之志焉。詩曰：

歲月今逢甲，高壇望大旗。

聲名馳遠域，文字樹豐碑。

鼓倡專精學，編開嚴謹儀。

風騷千古業，還向萬年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