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與遺憾
——陳獨秀的北京浮沉

從1916年11月到1920年年初，陳獨秀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時間并不算長。但是在這段時間里，他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組織領導了震古爍今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對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也有所了解。因此，從陳獨秀一生的思想軌跡來看，在北京的這段經歷可謂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

1916年11月28日，37 歲的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的創辦人汪孟鄒一同進京，住進了北京前門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館。這是陳獨秀第一次北上進京，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安徽等地辦報，此次進京本是為了將亞東圖書館、益群書社合并改為“大書店”，但是蔡元培的造訪顯然改變了陳獨秀的原定計劃。蔡元培對于陳獨秀和他辦的《安徽俗話報》“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也認為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遂拿著《新青年》向蔡元培舉薦，這才使得蔡元培“決意聘他”，“與之訂定”。12月26日，也就是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當天早上9 點，蔡元培專程到中西旅館來拜會陳獨秀，力邀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道貌溫言，令人起敬”。陳獨秀以正在辦雜志為由回絕了，蔡元培則表示可以把雜志一起帶到學校里來辦，而且此后差不多天天到旅館來，有時候到得比陳獨秀起床的時間還早。經過這樣“三顧茅廬”式的邀請，陳獨秀最終應允下來。

1917年1月13日，教育部專函回復了蔡元培以北大校長身份提出的請求，批準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月15日，陳獨秀走馬上任。他先在打磨廠胡同停頓了幾日，不久將家眷和《新青年》編輯部全都安頓在箭桿胡同里。箭桿胡同往北不遠便是北大，當年這一帶是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陳獨秀最初計劃試干三個月，但實際上做了有兩年半。在北京期間，他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個偏僻胡同的小院里度過的。

隨著陳獨秀的到來，從1917年4月起，周作人、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以及魯迅等先后在北大任職。1918年1月，《新青年》正式改為同人刊物：“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辈浑y想象，新文化運動的同人們會頻繁出入箭桿胡同?！缎虑嗄辍肥沟帽贝蟪蔀樾挛幕\動的核心，也正因如此，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正是由北大和《新青年》，尤其是箭桿胡同時期的《新青年》這“一校一刊”雙輪驅動的。坐鎮箭桿胡同，陳獨秀一手策劃并親自投身于“文學革命”之中。

《新青年》同人們顯然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但他們也在總體的策略、方式上達成了共識，即“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只不過具體操作起來，每個人的尺度又不太一樣，相比較而言，胡適顯得要執著、篤定一些，而陳獨秀則更靈活一些。陳獨秀不但很早就關注政治，而且還直接參與過拒俄、反清、“倒袁”的活動。在箭桿胡同里編輯《新青年》時，陳獨秀發表過不少指點江山的文字，諸如《民黨與時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駁康有為〈共和評議〉》《克林德碑》，等等。作為一個經歷和經驗都非常豐富的宣傳家，尤其在當時“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政治氛圍里，陳獨秀是不可能完全回避政治問題的。1918年11月，伴隨著“一戰”歐洲戰場戰爭的結束，國內一時陷入“公理戰勝強權”的狂歡之中，國內洶涌的愛國熱情使得陳獨秀認為“不談政治”的戒條已經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從而決心再創辦一份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刊物，介入到“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政治討論中來。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

1918年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他的辦公室里召集了李大釗、周作人等人，議定編輯出版《每周評論》，刊物發行所就在米市胡同79 號院，即原來的安徽涇縣會館。米市胡同形成于明朝永樂年間，迄今已經有六百余年的歷史。清朝時，米市胡同所處的宣南一帶修建了大量的會館，康有為曾住過的南海會館也在這條胡同里。令人遺憾的是，進入新世紀不久，米市胡同就消失在城市改造的轟鳴之中，涇縣會館早已被夷為平地，康有為故居也前途未卜。1919年4月底，北洋政府的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徹底失敗，“公理戰勝強權”的迷夢完全破滅，受《新青年》《每周評論》影響的青年學生在激憤之中聚集起來，五四運動隨即爆發。

《每周評論》第一號

短短兩年的時間，得益于《新青年》《每周評論》的廣泛傳播和進步思想的深入影響，陳獨秀很快成為一時的焦點人物，但是不同營壘對他的評價卻呈現兩極化：擁戴者稱贊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敵視者則極盡詆毀、中傷之能事。1919年3月26日晚，迫于壓力，蔡元培與“關系諸君”在湯爾和家中會商，討論陳獨秀在北大的去留問題，會上湯爾和、沈尹默的發言都極不利于陳獨秀，這恐怕是最讓人費解與唏噓之處，因為當初正是他們二位向蔡元培舉薦陳獨秀的。不久，陳獨秀便被變相免去了文科學長的職務，可謂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腹背受敵?！拔逅摹敝?，因為學生抗議聲浪巨大，整個形勢急轉直下，陳獨秀明知“在京必多危險”，但仍堅持抗爭。6月11日午后，他在北京前門外的新世界游樂場散發指導六三運動的《北京市民宣告》時被捕。當晚，箭桿胡同陳宅亦遭查抄。

新世界游樂場大致位于現在北京萬明路、香廠路十字路口的東北角。當時，朱啟鈐在這一帶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打造北京的“新市區”，繁華熱鬧一時無兩，位于十字路口東北角的新世界游樂場和西北角的東方飯店便是這個宏大工程的產物。想必也正是因為游人如織，所以陳獨秀才選擇在這里散發傳單?，F在，萬明路、香廠路的十字路口與尋常巷陌無異，只不過東方飯店還屹立在原址，并且還加蓋了新的大樓，而新世界則命運多舛，如今占據原址的是一樁普普通通的高層塔樓，讓人無可憑吊。陳獨秀案震動一時，三個月后陳獨秀出獄，第二年曾短暫南下，返京后又于1920年2月由李大釗護送，離京避難，隨后在上海參與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相較于這些改變中國社會走向的重大變革，新世界游樂場的黯然退場也許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1918年，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留影（前排右三為陳獨秀）

陳獨秀在北京的三年多時間里說不上春風得意，但是在這個古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陳獨秀以其不朽的功績而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統帥”，這段時間無疑是陳獨秀人生中的“高光時刻”；但另一方面，恰如魯迅曾深深體會到的“彷徨”，北京時期的陳獨秀又給人一種“未完成”感，新文化運動仍然時時遭到保守勢力的反撲，“五四”所開啟的民族自強、復興之路仍然漫長，所以回想起這一時期的陳獨秀，總讓人有一種壯志未酬的遺憾，這似乎正應了他早年寫的一句詩“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也許這便是魯迅感到的“彷徨”。當然，離京之后，陳獨秀以參與建黨的不朽功勛和深遠影響彌補了這種遺憾，只是他本人卻再未返京。所以回想起北京時期的陳獨秀，敬佩、惋惜、欣慰似乎都兼而有之，可謂是五味雜陳吧。

注釋：

[1]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5 頁。

[2][5]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5 頁，第35 頁。

[3][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49 頁，第349 頁。

[6]參見安徽同鄉會編：《安徽旅京同鄉錄》，安徽同鄉會1917年版，第7 頁。

[7]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2 頁。

[8]《本志編輯部啟事》，《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三號。

[9]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 頁。

[10]胡適后來也轉而談論政治，他說：“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伙。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于是發憤要想談政治?！眳⒁姾m：《我的歧路》，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 頁。

[11]張申府：《五四運動的今昔——有關五四運動的零感散憶之一》，《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 期。

[12]陳獨秀：《〈每周評論〉發刊詞》，《陳獨秀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344 頁。

[13]2012年4月25日，《新京報》A36 版刊文《康有為故居將原址保留》。2018年9月7日，《南方日報》ND02 版刊文《北京康有為故居需加快保護修繕》。

[14]毛澤東：《“七大”工作方針》，《人民日報》1981年7月16日。

[15]《陳獨秀案之大謎團》，強重華、楊淑娟、王樹棣、李學文編：《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 頁。

[16]陳獨秀：《題西鄉南洲游獵圖》，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