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提升的農地股權運作創新

伍中信（博士生導師），唐毅豪

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目傄?，其中“產業興旺”處于總要求的首位。通過農地股權運作、提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產權助興”方式，是達到“產業興旺”要求的最佳措施，對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本文從財產性收入的產權本質出發，結合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提升原理，對相關問題的內在機理進行討論與分析，進而對我國農地股權運作提出具體舉措和政策建議。

一、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提升原理的產權解釋

1. 財產性收入的產權本質。盡管“財產性收入”一詞當前在我國已受到廣泛關注，然而各界人士對其本質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乃至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鎮）生活與價格年鑒》和聯合國有關部門所編寫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與之相關的表述也大相徑庭。原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1]就曾指出，我國國內社會乃至統計系統對“財產性收入的定義、分類、口徑和范圍都有所不同”。

為此，眾多學者針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例如：周彥文等[2]、陳曉楓[3]認為財產性收入是財產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高敏雪等[4]認為財產性收入是一種由資產使用權轉讓而產生的“租金”；石磊等[5]認為財產性收入是由財產權利流轉而獲得的一種“溢出性收益”，其“本質上就是以契約形式將財產資本化的所得”；周林彬等[6]認為財產性收入是個人財產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張俊山[7]認為財產性收入是一種資本價值增值收入，是“作為資本的財產所有者單純憑借所有權或占有權所取得的收入”。即使不同學者的相關表述之間存在細微差別，但結合“產權”對財產性收入概念進行理解的視角已成為一種主流觀點。

本文認為，財產性收入的本質特征是其“產權屬性”。在《中國統計年鑒》[8]居民可支配收入概念下屬的四種收入類型中，只有財產性收入是主體針對財產這一要素所獲得的回報（見表1），其在整體中占據了與產權相關的獨特部分。為此，伍中信[9]曾指出財產性收入具有非勞動性和對財產的依賴性，并依據現代產權理論，將其重新表述為“產權性收入”。過去一些定義對財產性收入是否包含“租金”和“財產增值收益”等內容的表述存在矛盾，而從財產性收入的產權本質看，這些部分理應歸屬于其概念范疇。對財產性收入本質的探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關于財產性收入概念的分歧，有利于后文對農村居民財產收入提升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表1 財產性收入的本質特征

2. 財產性收入本質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提升的內在邏輯。既然財產性收入具有非勞動性和對財產的依賴性，那么農村居民的相關特征就決定了其財產性收入提升的根本性質。為此，有必要圍繞農村居民進行必要的討論。

“農村居民”這一概念有多種理解方式，為保持一致性，本文對其沿用《中國統計年鑒》[8]中對“農村住戶”的表述，即“長期（一年以上）居住在鄉鎮（不包括城關鎮）行政管理區域內的住戶，以及長期居住在城關鎮所轄行政村范圍內的農村住戶”。

延續前文對財產性收入本質的分析思路，可以依據財產基礎和勞動能力對農村居民進行分類。與城市居民相比，我國農村居民普遍擁有農地（土地經營權）這一類特殊財產，其財產基礎事實上可以被視為農地與非農地兩大組成部分，因而可以將我國大多數農村居民劃分為表2中的四種類型?？梢钥闯?，由于在財產基礎和勞動能力兩方面存在不同特征，四類農村居民在可獲取收入類型上也呈現出較大差異。

表2 農村居民特征與可獲取收入類型

第一類農村居民具有較好的財產基礎及勞動能力，具有獲取四種收入類型的潛力。該類農村居民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較強，由于同時擁有農地和其他閑置財產，其不僅能通過農地獲取財產性收入，還能利用非農地財產這一更為豐富的手段獲取財產性收入。第二類農村居民具有較好的勞動能力，但財產基礎薄弱，一般以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或通過從事農業種植活動獲取經營性收入。由于非農地財產基礎的欠缺，在經濟條件發生實質改善前，該類農村居民僅能依托于農地獲取財產性收入。第三類農村居民具有較好的財產基礎，但無法參與勞動環節，只能獲取財產性收入與轉移性收入。該類農村居民往往與少子化、老齡化、嚴重疾病、意外殘疾或其他客觀情況相關，難以參與復雜的經濟活動，因此通過農地獲取財產性收入是其更為可行的選擇。第四類農村居民的財產基礎與勞動能力均相對較差，一般難以獲取轉移性收入以外的收入類型，因而通過農地增加其財產性收入顯得尤為迫切。

顯然，農村居民的財產基礎和勞動能力特征不但與其收入構成直接相關，還與其財產性收入提升存在本質聯系，由于土地經營權的普遍存在，財產性收入的產權屬性賦予了我國農村居民依托于產業興旺提升收入的可行性。從財產基礎看，我國農村居民均可獲得財產性收入，其獲取途徑主要包含兩類情形：一是依靠農地與非農地財產獲取財產性收入，二是僅依靠農地獲取財產性收入。從勞動能力看，由于財產性收入的固有性質，農村居民對財產性收入的獲取能力不受其勞動能力的直接影響。盡管不同類型農村居民的現實處境各有差異，但依托于財產性收入的非勞動性和對財產的依賴性，不論其自身勞動能力與財產基礎如何，只要圍繞農地產權進行有效的價值利用，以產權運作帶動鄉村產業發展，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就能得以有效提升。從這一層面上看，借助土地經營權提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是我國對鄉村振興戰略問題的現實選擇。

3. 產權助興：鄉村振興的核心內涵。所謂產權助興，就是以財產性收入為核心增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種“產業振興”模式，其基本依據是財產性收入所具有的“產權屬性”。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大組成部分中：經營性收入波動性較大；工資性收入可以較好地提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但農村居民的工作穩定性與安全性相對較低，一般只能從事可替代性較高的工種，收入獲取的持續性仍可能被失業風險所影響，且部分個人或家庭無法參與勞動；轉移性收入具有穩定持續的特征，但其實現手段難以從本質上改善農村居民的經濟狀況。因此，以上三類收入均難以成為我國鄉村振興中增加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類型。

與上述情況相比，以產權助興方式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具有以下優勢：一是財產性收入具有非勞動性，可以使得本文所述的第三類和第四類農村居民在難以參與勞動的情況下獲取經濟來源，同時降低農村居民失業風險的影響；二是財產性收入具有穩定性，在合理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可以成為農村居民長久的收入來源；三是財產性收入在形成過程中可以“鎖定”農村居民財產，幫助其避免財產閑置，并杜絕過度消費和財產不當處置等現象；四是財產性收入提升的過程也是以產權運作推動農村地區產業發展的過程，通過資源與資金的合理配置，可以更好地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中產業興旺的總要求，也是實現農村居民生活富裕的根本途徑。由此可見，以財產性收入提升為關鍵的“產權助興”是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內涵和最佳選擇。

二、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提升的產權實現形式

1. 財產性收入提升的產權實現形式。財產性收入的本質是產權屬性，其產生必定與股權、債權等不同形式產權的形成相關。為此，本文將借助不同產權形式獲取財產性收入的一組方式稱為“財產性收入產權實現形式”，其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別：

（1）股權實現形式。股權實現形式是指在股權形成的基礎上借助分紅和財產增值等手段獲取財產性收入。通過該形式產生的財產性收入具有較大波動性，其回報數額和回報周期的不確定性較高，在根本上取決于另一方的經營業績等因素。相應地，該形式還存在另一特征：由于“股權”這一概念往往僅與企業等大型組織相關，因此農村居民在通過該形式獲得財產性收入時，可能還涉及生產經營決策，以及了解與商定股利分配機制和退出機制等內容。

（2）債權實現形式。債權實現形式是指在債權形成的基礎上借助利息和財產增值收益獲取財產性收入。通過該形式產生的財產性收入較穩定，其回報數額和回報周期的確定性較高，與另一方后續行為無關。債權實現形式可以產生于個人、銀行、企業等主體之間，存在更為廣泛。當然，由于風險相對較低，通過其獲取的財產性收入數額一般相對較小。在實際應用中，該形式下的農村居民參與事項相對較少，但需更加關注債權人利益保護機制。

（3）租賃實現形式。租賃實現形式是指在經營租賃行為的基礎上借助租金獲取財產性收入。租賃實現形式與債權實現形式具有較為相似的性質，其回報數額和回報周期的確定性較高，也與對方后續行為無關，回報數額與風險均相對較小。二者的本質不同在于，租賃實現形式的財產基礎一般是具有直接生產功能的實物資產、無形資產或土地經營權等其他類型財產，而債權實現形式的財產基礎一般為金融性資產。顯然，前者在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提升的實際應用中更為普遍。

（4）其他實現形式。其他實現形式是指除股權、債權和租賃實現形式以外的獲取財產性收入的方式。作為上述三類財產性收入產權實現形式的補充，其他實現形式所對應的部分較為模糊，難以被簡單認定為股權、債權或租賃行為中的任何一種情形，一般涉及更為復雜的金融行為?；谶@樣的特征，其與財產性收入相關的回報數額和回報周期等更為靈活多變，風險和回報也相對較高。對于農村居民而言，自主通過其他實現形式獲取財產性收入的情形相對較少。

2. 我國農地產權實現形式的主要類型。在我國現行農地制度下，農地運作的根本對象是土地經營權。2021年1月，我國農業農村部發布《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將相關行為定義為“在承包方與發包方承包關系保持不變的前提下，承包方依法在一定期限內將土地經營權部分或者全部交由他人自主開展農業生產經營的行為”，并指出其包括“出租（轉包）、入股或者其他符合有關法律和國家政策規定的方式”。依據現實情況，本文將農地運作劃分為以下四種主要類型：

（1）農地租賃運作。農地租賃運作是農村居民通過租賃方式，將全部或部分土地經營權讓渡給個人等其他主體從事農業活動，并獲取租金收入的行為。農地租賃運作屬于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租賃實現形式范疇，其租金回報數額與周期的確定性較高，加之其合同簽訂流程相對靈活和簡便，便于參與者理解，因而成為我國農村居民解決農地閑置問題并獲取財產性收入的普遍選擇。

（2）農地股權運作。農地股權運作是農村居民通過入股方式，將全部或部分土地經營權讓渡給企業等其他主體從事農業活動，并獲取股份分紅等收入的行為。農地股權運作屬于財產性收入股權實現形式范疇。一般而言，其分紅數額與產業主體經營成果直接相關，可以提高農村居民參與公司治理和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并創造獲取較高財產性收入的機會，因而也成為我國農地運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3）農地抵押運作。農地抵押運作是農村居民將全部或部分土地經營權抵押給金融機構等其他主體以獲取抵押貸款的行為，其不能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為防范風險，我國過去對農地抵押持謹慎態度，直到2014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中首次提出對其研究推進后，農地抵押運作才在我國開始逐漸普及。

（4）農地信托運作。農地信托運作是農村居民將全部或部分土地經營權信托給企業等其他主體從事農業活動，并獲取信托收益的行為。農村居民在農地信托運作中獲取財產性收入的依據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股權或債權，而是更具綜合性的信托受益權，因而該行為應當屬于財產性收入的其他實現形式。由于實施內容相對復雜，我國農地信托運作一般只在政府和專業機構的引導下開展。

三、農地股權運作是提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恰當選擇

與其他模式相比，農地股權運作可以更好地與農村地區產業興旺相結合，通過公司治理、專業化運作和外部監管介入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其他模式不利因素的影響，實現提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目標。具體而言，其優勢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 有利于農地產業化運作，有助于實現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最大化。如果農地運作過于分散，則難以促成各交易之間對農地利用的內在一致性，可能導致農村居民損失本可獲得的農地規?；\作收益，降低整體層面的財產性收入?？梢越Y合生產技術和外部指導等資源對農地進行集中產業開發，從根本上提升土地經營權所產生的經濟價值。

2. 可降低農村居民獲取財產性收入的交易費用。我國農地制度仍處于完善階段，產權界定與保護機制相對缺乏，產權模糊必將提升農地利用的交易費用?？扑菇淌谠岢?，企業存在的本質目的即是降低交易費用，而依托于產業化運作的農地股權運作具有降低財產性收入交易費用的天然優勢，可以更好地提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獲取的綜合效益。

3. 靈活性較大，可針對不同農村居民類型進行差異化實施。在前文中，本文將我國農村居民劃分為四種不同類型的群體，其在農地運作中的阻礙與需求均有所不同。農地股權運作可以在創造財產性收入的同時為農村居民提供工作機會和收購政策，從而進一步通過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提升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并提升其專業技能與就業水平。

4. 符合當前我國農村居民對于獲取財產性收入的現實要求。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20年精準扶貧結束以后，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已得到普遍提升。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維持與改善需要借助傳統收入類型以外的新增長點。農村居民通過農地股權運作所獲得的財產性收入是對產業主體經營效益的分享，具有更大的價值成長空間，更有助于滿足當前農村居民對財產性收入的需求和實現農村地區產業興旺，促進農村居民個人和地區的共同發展。相較于其他模式，農地股權運作是我國提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恰當選擇。

四、農地股權運作在提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中的現實困境與模式創新

1. 我國農地股權運作的現實困境。我國早期農村經濟發展落后，且長期受不完全農地產權制度所困，農地運作起步較晚。從提升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角度看，我國農地股權運作仍存在以下不足：

（1）農地股權運作在我國農村地區普及面極窄。在我國過去的鄉村振興工作中，大多數措施并未涉及股權運作，即使涉及，也大多被應用于本文所述的第一類農村居民群體中，未能充分發揮其在鄉村振興中的應有作用，這將使一些農民失去本可擁有的收入來源，從本質上降低了農民獲取收入的能力。從遠期看，當地產業的發展也可能由此錯失本可把握的發展機遇。

（2）農地股權運作的運作模型簡單僵化。近年來，我國已探索出多種農地股權運作的開展方式，如“農戶+合作社”“農戶+公司”“農戶+合作社+公司”等，為不同地區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提供了充足的選擇方案。然而，伴隨我國農村經濟和產業的發展，既有農地股權運作模式已難以適應現實情形，無法較好地與農村居民獲取財產性收入和農村地區產業興旺的實際訴求相匹配，應當對農地股權運作的基本模型進行創新。

（3）農地股權運作實施中部分流程制度仍待完善。一是部分地區在實施農地股權運作時不夠重視前期調研與分析，未對我國四類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基本需求進行差異化設計；二是部分產業主體的股利分配政策不健全，在經營狀況突變時容易給農村居民相關利益帶來負面影響；三是部分產業主體的股東保護措施缺位，而農地股權運作的實施多具規模，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如果大面積受損，可能會引發社會問題。

2. 我國農地股權運作的模式創新。

（1）創新農地股權運作產權模型。對農地股權運作產權模型進行創新，可以使其更好地助力鄉村產業振興，符合農村居民對于獲取財產性收入的要求。農地股權運作的財產性收入產權實現形式是股權實現形式，對其進行產權模型創新的一個思路是將其與現有其他非股權實現形式的農地運作模式充分結合。

一是農地股權運作與農地租賃運作相結合，形成農地租金入股。在該模式下，農村居民先以其若干年的租金為對價入股，后續再通過分紅的方式獲取財產性收入。該模式較為適合在農地租賃運作發展成熟的地區開展，有利于促進雙方就土地經營權股權價值達成一致。同時，農地租金入股有利于產業主體降低農地運作前期費用支出，使其獲得更為穩定的經營周期。

二是農地股權運作與農地抵押運作相結合，形成農地抵押入股。在該模式下，農村居民先將土地經營權抵押給有關金融機構以獲取農地抵押貸款，再使用貸款資金入股。這一模式可以解決我國部分地區農地資源與既有產業需求不匹配的困局，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媒介作用，為農村居民獲取財產性收入掃除阻礙，同時滿足產業主體的融資需求，降低其財務開支。

三是農地股權運作與農地信托運作相結合，形成農地信托入股。在該模式下，農村居民先將土地經營權讓渡給信托公司，再借助信托公司在第三方實現入股，使農戶間接獲得股權實現形式的財產性收入。我國部分農村居民具有受教育程度低、高齡化等特征，不便于參與農地股權運作實施，也難以在風險發生時恰當保護其自身利益。農地信托入股可以緩解其在傳統模式中可能面臨的困難，通過機構對相關流程的專業化代理，幫助實現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提升。

（2）完善農地股權運作流程制度。

一是加強農村居民特征分析。產業主體應當在農地運作實施前期結合調研與分析結論，制定與現實情況相符的農地股權運作方案。當參股者多為勞動能力充足的農村居民時，產業主體可以發揮其自身優勢，通過有關政策豐富農村居民收入類型，形成以財產性收入為核心、工資性收入與經營性收入為補充的運作方式；當參股者多為財產基礎薄弱的農村居民時，產業主體可以結合當地政策，利用扶貧資金作為對其財產性收入財產基礎的補充，實現轉移性收入的財產性收入化。

二是完善股利分配政策。首先，除傳統分紅機制外，產業主體可參照優先股股息派發機制，為農村居民設定保底分紅數額，增強其財產性收入獲取的穩定程度。其次，在制定和修正股利分配政策時應充分結合土地經營權價值評估，避免價值高估導致產業主體股權現金流承壓，損害公司利益，或由于價值低估導致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受損。最后，應明確主體發生重大經營虧損時的應對策略，制定股份分紅的累計結轉機制和股權退出機制。

三是健全股東保護措施。首先，產業主體可成立農地股權運作相關監督部門，委派企業管理人員、農村居民代表、村委會和其他政府人員共同參與。其次，建立農地股權運作資金專項管理制度，由專人負責相關賬務處理，借助內部機構和外部第三方的監管保障資金安全。最后，定期召開農地股權運作實施進度跟蹤會議，定期分析產業主體經營狀況并公開數據，使農村居民股東針對農地運作充分進行意見交換，合理控制農地股權運作風險。

【 主要參考文獻】

［1］許憲春.關于與GDP核算有關的若干統計問題［J］.財貿經濟，2009（4）：5 ～10+136.

［2］周彥文，陳莉霞.試論財產收入的概念、性質和功能［J］.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98（1）：12 ～18.

［3］陳曉楓.影響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的因素分析［J］.中國經濟問題，2010（1）：65 ～70.

［4］高敏雪，王丹丹.“群眾”所擁有的財產性收入［J］.中國統計，2008（1）：24.

［5］石磊，張翼.農地制度、財產性收入與城鄉協調發展［J］.學術月刊，2010（4）：62 ～68.

［6］周林彬，于鳳瑞.我國農民財產性收入的財產權制度研究：一個法經濟學的思路［J］.甘肅社會科學，2011（4）：62 ～67.

［7］張俊山.關于“財產性收入”的思考——基于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84 ～90+159.

［8］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

［9］伍中信.產權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的恰當表述［J］.財會月刊，2020（17）：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