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線路”：明代衛所制度與貴州地域社會變動

文/吳才茂

“一線路”的形成

明代貴州衛所分布呈“一線路”的特點，為世人所道及，這種觀點，明代就頗為盛行，如嘉靖期間兵部尚書楊博就說：“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錯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大抵貴州開為云南，無貴州是無云南也?！泵鞔賳T普遍認為，經營貴州的目的，只是要借助其地理上的“一線路”優勢，維護入滇驛路的暢通。

基于這樣的認識，到明代中期，出現了恢復洪武舊制的呼聲，即撤銷貴州布政司、按察司，只保留貴州都司。如景泰元年吏部左侍郎何文淵上奏：“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及都司衛所?！毕默u干脆說：“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郡縣”。

在當時出現的“罷省派”認為，只要設置貴州都司及轄下衛所就足夠了。因此，貴州衛所分布呈現出“一線路”形態，成為不證自明結論。實際上，從設置時間來看，并非前人所簡單以為的元代開辟通往云南路線，然后貴州衛所沿線依次分布，“一線路”的形成經過了非常復雜的變動過程。

首先，土官歸附與明王朝的對策。洪武初期，根據貴州的形勢，明王朝對貴州中東部的策略是以安撫為主，尤其注重于土司制度的重建，藉此把這些羈縻政權納入明王朝制度建設的系統之中。因此，直到洪武十四年之前，貴州地區除了洪武四年設置貴州衛、永寧衛和洪武十一年黃平守御千戶所之外，并無其他衛所建置，主要的工作，還是招撫土官并對土官進行管理。

其次，控制交通線政策的出臺。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指出，云南雖屬西南夷，但屬中國，既屬中國疆域，那么就在“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的范圍之內，在“詔諭”未歸附的情形下，必須征討，云南戰略由此出臺。在征服云南的過程中，貴州地區的建設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方面，一是穩固已降服的土官，進一步招降未歸附的羈縻政權；二是面對貴州西部的復雜局勢，“留兵筑城”，建立衛所，成為朱元璋此期經營貴州的主要策略；三是控制交通線戰略的出臺。

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指示傅友德等人：“往往人來，皆說各處守御衛分好生無糧。以朕遠料，云南莫若大將軍撥下，止守云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安，其身子里守御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少存，其余且休占住軍，都發去廝殺。等殺得蠻子畏服了，然后將東川位于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往北一日半，立為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人民供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為一衛，或烏蒙、或芒部，合令那處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迤南至七星關，分中札一衛，令六詔、羿子等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道路易行，軍士排在路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剿捕。若分守諸處，深入萬山，蠻人生變，頃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到之日，諸將當美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平定，方敢旋師，如敕奉行?！敝煸斑M一步告訴傅友德：“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云南道路往來無礙矣?！庇纱丝梢?，當時所謂控制交通線策略的出臺，只是停留在四川經貴州進云南這一條線上，并不是后世所言之“一線路”。

明代貴州政區、衛所、土司分布圖

其三，“一線路”的最終形成。貴州中東部的衛所設置，與少數民族社會變亂有密切關系。從洪武十八年開始，貴州中東部地區社會變亂蜂起，《明史》稱：“靖、沅、道、澧之間，十年內亦尋起尋滅?！辟F州西部也不平靜：“畢節羅羅諸蠻復叛，攻掠屯堡，殺傷屯田軍士五百余人，百戶宋禮御之，亦為所殺，群蠻遂并力攻堡，復殺閣雅驛丞，劫掠糧馬，焚六廣河巡檢司。于是，威清衛青龍山井堡啰啰相煽而起，掩襲守堡官軍……南侵貴州，北蹂畢節，東接沙溪，西通威清之境，往來殺掠?！痹谶@樣的情況下，武力平叛與衛所設置并舉，“一線路”上的衛所，在洪武十五年至洪武三十年這段時間內，逐漸形成。

因此，應該指出的是，從明初進入貴州開始，其初衷并非僅出于經營云南這么簡單，內在的動因還是朱元璋一統天下的戰略思想，在朱元璋的“疆域”觀中，本身就包含了對各少數民族一視同仁的意味，即所有的“夷”，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換言之，從洪武四年開始置貴州衛、永寧衛開始，明王朝即試圖努力開拓貴州地區，而后來所設都勻衛、五開衛、銅鼓衛等衛，都是以開拓少數民族地區為主的。只不過貴州地區的復雜程度，特別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將帶來的沖突，超出了朱元璋的估計，在大規模的社會變亂面前，其對策只能是以武力開拓為先，屯兵戍守為后。加上經營云南的道路，當時雖可由四川經烏撒而入云南，但由統治中心南京出發，最為便捷的仍是辰沅普安大道。因此，才呈現出來了“一線路”上的分布特點。而都勻衛、銅鼓衛不在“一線路”上。

作為“文化孤島”的隆里所

貴州省錦屏縣隆里鄉隆里所村，是明代五開衛轄下的千戶所，現在居住的人群，也以漢族為主，并宣稱是衛所軍戶后裔，另外，由于古城建筑完整，被外界稱為“漢文化孤島”。那么，這些人是如何堅守漢族身份的呢？講者從兩個方面進行了解釋：

一是通過身份記憶和歌謠傳唱來堅守這種身份認同。隆里人會說“我們祖先是朱元璋和永樂帝派來鎮守邊疆的”，他們也會以對聯的形式表達這種情感，如江氏宗祠門聯“祖籍肇江南溯前代芳聲子盡孝臣盡忠斕陵世序傳香遠，孫支繁黎北憶先人勛業武封候文封相濟水根源啟運長”，又如胡氏宗祠門聯“派衍自鳳陽憶我先人當日奉命行軍曾垂偉績豐功榮增史冊，族聚于隆里斯爾后輩及時追蹤步武共播令名寄譽光耀祖宗”。另外，還有 一 些 歌 謠， 如“ 城 內三千七，城外七千三，七十二姓氏，七十二眼井”唱的是隆里所人口問題，又如“好女不出江，好牛不過江。南面不翻巖坎橋，西門不翻平水橋，北門不翻三拱橋，東門不翻董家凹”唱的是婚姻圈，再如“陶姚王、鮑尹張、七百戶、加所王，三千戶、江李楊，鎮撫胡、都司莊、指揮一、是東王”唱的是姓氏和官銜，這些歷史記憶與歌謠傳唱，在正史系統和民間文獻中，皆有所本。舉例而言，《清軍冊》就載：“正軍千戶三員：江騰蛟，田二十四畝，糧六石三斗；李占先，田二十四畝，糧六石零七升，楊腫秀，田二十五畝，糧六石八斗。正副百戶七員：陶舜臣，田二十畝，糧六石；姚世臣，田二十畝，糧六石；王老清，田二十畝，糧六石；王廷聘，田二十畝，糧六石；尹仲義，田二十畝，糧六石；鮑承勛，田十九畝，糧五石九斗；張起龍，田二十畝，糧六石。鎮撫一：胡起鳳，田二十畝，糧三石三斗?！边@和姓氏官銜三字歌謠暗合。

二是隆里所人引入王昌齡作為社會文化符號。從明代中后期開始，隆里所與王昌齡有關的遺跡開始得到塑造，舉凡龍標寨、龍溪、龍標山、龍標沖、狀元祠、狀元墓、狀元橋、狀元閣、狀元碑、狀元亭、龍標書院等皆是。當然，這其中對隆里所影響最大的是龍標書院，隆里所人王師泰《重修龍標書院碑記》稱：“仰惟少伯王公……盛唐才子，指秦郡而遠赴黔中，射鴨名堂，尉因郊重，翔鸞棲枳以香傳。蓋獲屈惟一時，而龍標遂名千古。隨風明月，寄予到達夜郎之西。前明時之封墓建祠，實造端于萬歷、天啟之際。地開文運，橋號‘狀元’，邱垅巋然，碑碣炳若。幸育才之有地，豈遺韻之無存？此龍標書院之所由……此龍標書院，根于唐少伯先生，重修于前明梓里先輩。當年鴻臚少卿業為重建，而今日諸君子雅意更新者也?！痹诒闹?，王師泰細致地追溯了王昌齡的才子風流及其對龍標的影響，并尤其強調了龍標書院與“狀元”王昌齡之間的關聯，其意自然很明確，“從此春干秋羽，盛集衣冠”，繼續在科舉事業中取得更大的成功。而龍標書院，亦籍王昌齡之名頭，成為黎平府八大書院之首，學生多時可達110 人，隆里所之所以文風鼎盛，人才輩出，其功甚偉。

誠然，科舉的成功，并非王昌齡陰蔭的結果，然作為隆里人追尋的先賢，王昌齡確實起到了鼓勵士子、振奮人心以及在促進文運方面的重要作用。因為民眾相信，“望狀元遺冢，矩步先型”，才使隆里所“科甲蟬聯，南魁北榜，歷歷堪稽，是隆里實為開邑之光，尤為合所之冠”，同時還希冀其能進一步“程指后學”。這種“曾開隆里之科甲，遂起龍標之景運”的信念堅持，既是隆里所人能保持在科舉成績上不斷進步的動力，也是他們得以在歷史變遷中堅守身份不變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