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美好生活：數字化生存的困境及其超越

袁愛清，吳思嘉

(江西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南昌 330022)

關于技術起源，古希臘時期流傳著一個神話：神造萬物之后，派愛比米修斯給每一個物種分配一個本質(如動物厚實的皮毛、尖銳的牙齒、健壯的體格等生存性本質)。然而，由于愛比米修斯的失誤，人類未被賦予本質而缺乏一個先天的本能。因此，普羅米修斯從天國盜來了火、工具和技術以彌補人類本質的缺失。這一神話隱喻了技術起源的真正奧秘，即技術是人的生存方式。隨著數字化技術變革的加速，人類生活逐漸轉向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所言的“數字化生存”，在這一過程中，人與技術相互裹挾，齊頭并進?；ヂ摼W技術誕生伊始，有關“技術構建美好生活”的言論不絕于耳。有人認為，互聯網是中國的“賦權器”，推動權力的重新布局；也有人認為，互聯網是中國的“加濕器”，呼喚人情關系的回歸?？傊?，從小世界網絡中人際關系的無限延伸到社會行動中無組織的組織力量的凝聚，互聯網使我們的生活別開生面、氣象一新。表面上看，以上的預言在現實生活中似乎都有跡可循，然而在媒介技術深度融入人類生活的過程中，對美好生活的應然追求卻實然落空，技術似乎成為美好生活落地的壁壘之一。于是，相反的言論開始出現。有人認為，科技加速了社會變遷與生活節奏，人們變得越來越孤獨且忙碌；也有人認為，技術構建了與本真對立的偽欲望體系，人們無形中被資本邏輯所裹挾。筆者無意于討論上述兩種論調的正誤，也無意于思考媒介技術本身的善惡，而是試圖從人文關懷的視角去追問媒介技術究竟如何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力圖探索出一條人與媒介技術之間的互惠共生之道。

一、技術初心：數字化生存的美好生活暢想

“美好生活”自古以來既是無數思想家思考的哲學命題，亦是關乎人類命運與精神福祉的理想追求?！皾M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黨和政府始終不變的初心與矢志不渝的使命。技術誕生的初衷，本就是幫助人類更好地生存，從而為人類創造美好生活。隨著媒介技術變革的加速，數字化生存天然的“賦權”本質使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不斷朝向更為積極的方向變化與發展。具體而言，媒介賦權在日常實踐過程中映射于以下層面：信息、表達和行動，即媒介賦予個體涉獵信息、話語表達與付諸行動的機會和權利。筆者欲在此框架內梳理媒介技術對日常生活的積極影響。

(一)信息賦權：數字化生存中的啟蒙與覺醒

在古希臘哲學家關于“美好生活”的論述中，柏拉圖推崇“理性沉思的生活”，蘇格拉底倡導“省察的生活”，亞里士多德則主張“合乎德性的、智慧或沉思的公共生活”。由此，美好生活意指一種主體覺醒、自我沉思的生活。在數字化網絡中，信息大都不再以原子的形式傳播(如以紙張為載體等)，而是逐漸被比特(一種類似于人體DNA的、能以光速傳播、沒有實體的信息最小單位)取代。這不僅預示著信息傳播速率的大幅增長，也預示著信息呈現方式的巨大轉變。也就是說，人們不僅可以實現信息的即時傳播，更可以通過聲音、圖像、視頻等融合媒介實現信息的立體呈現。如今，媒介早已成為我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從媒介上獲得的信息正不斷建構我們的認知結構，進而影響我們的態度和行為。那么，身處數字化信息網絡之中的人們是如何實現自我啟蒙與內在覺醒的呢？一是媒介技術實質上賦予了信息傳播方式以更加多元且立體的選擇，同時也拓寬了“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交流空間。在數字化生存中，信息可視、可聽、可感，人體感官得以充分調動；受眾不再僵硬化，而是主動獲取信息、分享信息、交流信息。信息獲取渠道的拓寬與豐富、個體能動性的最大發揮極大改善了以往的信息不對稱狀況與信息單向性困境。二是信息處理的過程亦是個體認識自我、了解自我并發展自我的過程。在“接觸——關注——理解——編碼——提取”的信息處理過程中，人們的思維與意識具有潛在的生產性與創造性，它不是對信息進行簡單“復制”，而是將信息內化至已有的認知結構之中并加以整合，從而不斷優化認知結構以激發自我的啟蒙與覺醒。

(二)話語賦權：數字化生存中的自由與平等

漢娜·阿倫特認為，一個真正完整的人應當通過言語與行動去建立公共領域，以平等自由的公共生活去照亮繁忙枯燥的私人生活。由此，公共生活亦是美好生活的一個面向。而要實現公共生活，則要先進行公共領域的建構，“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公共輿論)這樣的事物能夠生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那么，媒介技術在公共領域的建構中承擔著怎樣的角色？在數字化生存中，人們仿佛變成了抽象的數字，現實的社會角色與責任規制恍若煙消云散，在匿名性與自由感所滋生的強大力量支配下，每個人都可暢所欲言、張揚個性。尤其是隨著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興起，人們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認為媒介技術將有助于推動公共領域的建構。一是媒介技術掃清了公眾表達的舊障礙，開創了一個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梢哉f，媒介技術革命打破了時空區隔和強權話語體系，轉而為人們開創了更為自由、平等的公共話語空間。二是公眾的話語表達與交流凝聚了公共意見，產生了無形的約束力與強大的推動力。在開放的新型場景中，互聯網逐漸成為公眾進行利益表達的重要渠道，進而影響公共事務的處理與解決。目前，盡管哈貝馬斯所言的公共領域離我們依舊很遙遠，但是媒介技術所賦予的話語表達“權利”和輿論影響“權力”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隱喻著權力布局的重構，象征著自由與平等。

(三)行動賦權：數字化生存中的活性與濕度

亞里士多德曾言，“從本質上講，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那些生來離群索居的個體，要么不值得我們關注，要么不是人類”。由此，建構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乃是人的社會性本質與內在美好生活需求。媒介技術使人們沖破了物理場景的藩籬，進入了“場景細分”或“場景融合”的時代，在動態的場景變換中不斷變換身份角色與腳本劇情，在數字化網絡空間中建立富有黏性的人際關系以尋找歸屬感與認同感。那么，“干巴巴”的軟件何以生發“濕乎乎”的人性關系？一是媒介技術延伸了人際關系網絡。在傳統鄉村社會中，由于地域的限制，人們的社會關系網絡大都由血緣、地緣、業緣等強關系交織而成。而在數字化網絡生活中，人們處在這樣一個“小世界”網絡中：最多以六個人為紐帶就可以結識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陌生人，即六度分隔。二是媒介技術消除了社會行動的舊有障礙。數字化網絡空間為人們提供了即時性與交互性的開放性舞臺，人們得以在其中進行信息共享、協同合作與集體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共享”意味著社會資源(如信息、知識、政治機會或社會關系等)的可得性大幅增加；“協同”改寫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權力分配邏輯，社會關系網絡成為社會資本的價值尺度；“行動”則表征著人性光輝的散發，是愛與共意驅動下的道德體現?？梢哉f，在網絡維權與公益眾籌等一系列社會行動中，個體力量與集體智慧凝聚成一股燎原之勢，將傳統部落村莊中的“活性”與人情關系間的“濕度”發揮得淋漓盡致。

二、技術異化：數字化生存的美好生活困境

19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的物質生活得以大大改善，但精神生活卻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摧殘。因此，法蘭克福學派從社會批判的敏銳視角出發，全面、尖銳地揭批了現代人的異化現象。時至今日，社會變遷的加速、生存方式的變革與思想觀念的轉變等正影響并存續于我國現代性危機之中。由此，我們有必要反思技術對人類美好生活的影響。

(一)自我失衡：數字化生存中的快節奏生活

現代技術本質上是一種崇尚效率的思維邏輯。如今，可操作性和效率至上的觀念已被無限放大。效率成為人們的價值尺度會導致一個后果——效率崇拜，即效率成為目的而非手段。一味追求效率的人，就如同一只在滾輪中不停奔跑的倉鼠，工作與勞動不僅無法帶來自我的肯定與主觀的幸福，反倒被卷入無盡的否定與挫敗之中，因為效率是永無止境的。那么，效率至上的觀念是如何一步步深入人心的？對此，德國社會批判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提出了“社會加速理論”，即“社會加速包含科技加速、社會變遷的加速和生活步調的加速三重面向”。一是科技加速，即運輸、傳播溝通與生產的目標導向過程的效率提升。嵌入媒介技術的實踐邏輯，從莎草紙到互聯網，媒介技術的革新不斷消融時空界限，使麥克盧漢口中的“地球村”逐漸成為現實，從而使人們運輸與傳播溝通的速率得以跨越式提升。二是社會變遷的加速，主要體現為社會事務、社會結構、行動模式以及行動方針愈來愈不穩定，即時效性的縮短。如今，我們生活在“比特的時代”，信息不再經由人緩慢處理，而是逐步被以光速為單位的數字傳輸所取代。一則新聞不到十分鐘就成為舊文，一臺電腦不到半年就已經過時。時效性的縮短，意味著我們必須以更短的時間完成更多的事務，即提升效率。三是生活步調的加速，主要體現為“時間匱乏”的主觀感知與忙碌焦慮的情感體驗。以效率為目的的勞動本質上是馬克思所言“勞動異化”的體現，它不屬于人的本質存在，而是被迫的“自我折磨的勞動”，人們的肉體被蠶食、精神遭到摧殘。

由此，人們對于科技的期待與現實生活實際上形成了兩級反轉。技術誕生的初衷本是提升工作效率，從而賦予人們更多的自由時間，過一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閑生活。然而，科技加速在與社會變遷不斷勾連的過程中將每一個人裹挾其中，人們被“效率至上”的競爭邏輯與“世俗”的美好生活觀所驅動，不斷加快生活步調以適應這一“加速”社會。也就是說，為了維持抑或提升個人在現代社會當中的競爭力，為了追求財富、身份、地位等社會資源，我們必須不斷敦促自我向上流動，久而久之，也就造成了埃倫博格所說的“自我的耗盡”，甚至是過勞或抑郁。而這必然不是“美好生活”應然的面貌。

(二)物我失衡：數字化生存中的虛假欲望體系

當前，越來越多的直覺體驗表明，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人們的幸福感卻不增反減。其主要源于人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片面理解，即把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物化為對商品、財富、地位等資源的追求。那么，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對于美好生活的“虛假需要”何以滋生且內化于人們心中？法國著名思想家居伊·德波曾斷言：“在現代生產條件占統治地位的各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顯示為一種巨大的景觀的積聚?！逼渲?，“景觀”一詞既可指代一種被展現出來的可視的客觀景色、景象，亦表征一種主體性的、有意識的表演或作秀。如今，人類已然步入全球化、數字化的媒介景觀當中，在“景觀”的娛樂外衣之下，人們有意無意地淪為“景觀控制”的奴隸，新聞、廣告、娛樂、自我形象、人際關系、社會資本等方方面面無不通過媒介技術被“景觀化”了。然而，“景觀”本質上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其基本邏輯就在于“景觀”所建構的偽欲望引導結構。正如德波所言，“景觀讓人們看到的是一個既在場又不在場的世界，這是一個商品的世界”。對此，德波的學生讓·鮑德里亞更是直接聚焦于消費本身，揭露現代消費結構中符號操縱與消費控制的本質秘密。他認為，資本邏輯正是通過操縱符號賦予物品以風格、權力、財富、地位等隱喻意義，從而不斷生成偽欲望場景，成為刺激消費的強大驅力。換言之，人們的消費不再拘泥于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價值，而延伸至其所代表的象征性符號意義。

無論是“景觀社會”還是“消費社會”，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媒介技術與文化價值相勾連的產物。層出不窮的影視劇、鋪天蓋地的廣告、喧嘩不已的直播帶貨等令人目不暇接的“景觀秀”不斷刺激人們的感官，一整套被賦予符號價值的“消費意象”不斷刺激人們的欲望。在此情境下，資本邏輯形塑的“虛假欲望”遮蔽了“本真需要”，成為壓迫主體的限制性因素。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合理性訴求逐漸異化為對于物品的世俗性追求，由于“景觀”制造的欲望的虛假性，當欲望得以滿足時不僅無法內生出滿足感與幸福感，反而會激發更高層次的欲望，往復循環。正如馬爾庫塞所指出的，人們“物質豐富、精神痛苦”源自于“人的需求遭到歪曲”，“人成了商品的奴隸”。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應時刻警醒，避免落入“景觀控制”與“偽欲望消費”的窠臼。

(三)人我失衡：數字化生存中的群體性孤獨

隨著社交媒介的興起與滲入，時空區隔不再成為阻礙人際交往的關鍵要素。然而，科技在拉近我們彼此距離的同時，亦使我們的心靈漸行漸遠?！叭后w性孤獨”悄然而生，“我們彼此聯系得更加緊密，但奇怪的是，也變得更加孤單”。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技術是如何一步步地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異化”的？正如前文所述，世界就是一幅無所不在的“景觀”，人本身也被“景觀化”了，即人們依托于媒介技術，將自我、日常生活、人際關系、社會資本等元素生產為“景觀”，并且在社交網絡中交換“景觀”?！熬坝^”的生產與交換本應如名片的流通一般，打破固有的時空界限，促進人際關系網絡的建構。然而，景觀背后的資本邏輯卻逐漸使人與人的關系開始異化。一是人本身被“景觀化”為一種商品，人與人的交往被異化為一種交易而被功利主義所裹挾。社交媒介雖然延伸了人際關系網絡，但這種關系更多是一種“弱連接”的存在，個體僅僅被抽象化為列表中的數字而已，關系網絡也被符號化為社會資本的象征。由此，哈貝馬斯所言的以目標為導向的、物化的、冰冷的“工具性交往方式”成為一種理性選擇。正是在這種功利性的交往環境中，人們逐漸養成一種“非有要事、不必聯絡”的社交觀念，隱約間包含著自我封閉、互不打擾的意味。久而久之，個體之間便開始疏離、冷漠，成為各自孤立的、僵硬的“原子化”個體。二是由于“景觀”本身的表演性特征，“景觀”自產生伊始就帶有一定的修飾性與虛假性。梅羅維茨的媒介情境論認為，媒介是構成情境的關鍵因素，其所創造出的“信息場景”使原本各自獨立的場景發生融合或區隔，形成一個新的傳播場景，其中，“觀眾”構成、行為秩序、公私情境等發生合并，促使新社會角色與新行為的生成。也就是說，在媒介所構筑的虛擬情境中，人們更為嚴格地區分前臺與后臺，真實的自我被封藏于狹小的區域，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刻意的、虛構的理想自我?？梢哉f，通過媒介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戴著面具”的交往，因而無法滿足人們內在的情感需求。

由此，人作為“景觀”的生產與交換過程表面上看是一種交往行為，實際上這種交往是建立在目的性與修飾性基礎上的，因而難以成為心靈與心靈間的對話，亦無法實現人與人之間真正的交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逐漸異化成一種“缺乏關系的關系”，這種交流是抽象的、空洞的甚至是無意義的，難以激起人們內心的共鳴。

三、技術倫理：數字化生存的美好生活保障

對技術的追問終將落到對人性的思考，對美好生活的追尋終將歸至人與世界的“共鳴”關系。對于個體而言，只有與世界保持良好的“共鳴”關系(自我的共鳴、物我的共鳴與人我的共鳴)，人們才能朝著美好的生活持續存活下去。依此邏輯，在技術與人性的互惠共生過程中，應強調以“信念”統合“責任”與“德性”，肯定人的主觀能動作用，重新審視并掌握技術(見圖1)。

圖1 技術倫理對構建美好生活新樣態的價值體現

(一)責任倫理：數字化生存中的擔當與使命

著名的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一次演講時提到責任倫理，即“當事人對于可預見的行動后果負有責任”。在數字化生存中，媒介化社會與媒介文化凝聚成一個動力系統，個體生活、社會事件與人際關系都可以在虛擬場域中生產、展演與運行。由此，媒介影響力遠超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媒介所構建的虛擬領域逐漸變得與先賦的物理場域同等重要。然而，與之對應的責任倫理體系尚未建立或者說難以建立。具體而言，一是“明知其害而為之”。主要體現為數字資本力量在“利己逐利”邏輯的支配下借助“景觀”或“商品”發揮消極作用，通過散布媚俗、刺激性的信息內容以吸引注意力與“收割”流量。比如，近幾年一些爆火的短視頻中就充斥著許多低俗惡搞、色情暴力、造謠炒作等負面內容，給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帶來了嚴峻挑戰。二是“知其利害而為之”。數字化技術變革對社會生活利害關系的影響很難洞察與言明，3G催生了微博，成為凝聚民心、推動民主的輿論場，卻也成為網絡暴力、資本狂歡的混雜場；4G催生了微信和短視頻，成為景觀彌漫、商品堆砌的開放舞臺，卻也成為消極文化、畸形價值觀的滋生平臺。三是“不知其害而為之”。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數字化網絡空間中，每個人都在向外輸出自己的價值觀，每個人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塑造媒介文化，個體的力量是渺小的，而當無數個體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虛擬的公共空間中生活，在強烈的碰撞與微妙的化合反應中可能會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由此，筆者認為應當盡快建立適用于數字化網絡空間的責任倫理體系，以普遍的責任約束與行為準則突破數字化生存的悖論與困境。一是要加強對資本力量的監管與引導，強化社會個人尤其是企業管理者的責任意識，不要“明知其害而為之”。二是要建設多元立體的網絡治理格局，通過法律規范、行政監管、社會監督形成的“他律”推動“責任”的落實，盡可能地“趨利避害”。三是要實現媒介素養教育全民化，提升公民的理性與批判能力，使其充分認識自己在網絡空間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激起的波瀾，不要“不知其害而為之”。

(二)德性倫理：數字化生存中的自律與節制

亞里士多德對幸福的追尋和孔子對“道”的探究導向同一方向，即關注德性，因為德性使一個人成為真正的人。然而，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人逐漸異化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自利者”。數字化技術打破了時空界限，將人們引入一個更為自由且開放的公共空間，信息、自我、關系等被數字化為公共資源，就像一塊豐富肥美的公共草場；而個體就如同牧羊者一般，每個人都想攫取更多的公共資源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然而，草場資源是有限的，如果每個牧羊者都縱容自己的羊去盡可能地多吃，草場生態健康很快將被破壞。公共資源亦是有限的，如果每個人都不加節制地消費公眾注意力與情感，社會價值體系與個體精神領域很快就會“荒漠化”。這就是“公地悲劇”：雖然每個人都同意普遍克制以實現集體利益的最大化，但人性的“逐利”與“貪婪”常常阻礙這樣的結果成真。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動態博弈中，避免“公地悲劇”有兩種方法，一是規制，即前文所提到的建設多元立體的網絡治理格局，以強制性手段克制人性的陰暗面向；二是德性約束，在合理尊重并滿足公民私有利益的基礎之上，以道德風尚約束人性的欲求。具體而言，在個體層面，引導網民由“私民”轉向“公民”，一方面，遵從德性約束自我欲望，通過主體的自我覺醒脫離消費主義的窠臼、應對物欲橫流的時代；另一方面，推己及人關注公共利益，學會從公共生活中找尋人生意義與自我價值。在社會層面，建構向善向德的社會倫理秩序，一方面，解構以外在社會標準為尺度衡量人之價值的世俗文化，因為生命的意義是多元的，不應以單一固化的地位高低、財富多寡或聲譽好壞來衡量；另一方面，建立“以個人內在德性完成或完善為基本價值尺度或評價標準的道德觀念體系”，人的社會性本質引導其按照外在的社會標準來思考生活價值，那么當人們共同呼喚德性的回歸時，產生的效應實則構成一個循環，即“推崇德性——踐行德性——德性社會”。

(三)信念倫理：數字化生存中的信仰與力量

信念倫理同樣出自馬克斯·韋伯的論述，他認為，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正義，后果予上帝”。信念倫理意指“個體以某種信念、風俗、學說、理論等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并將這些依據內化成約束自身行動的深刻自律”。自然科學的演變是一個不斷祛魅的過程，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死后世界”轉向“現世世界”，宗教信念體系崩塌，新的信念體系卻尚未建立。正因如此，技術時代人的精神世界被逐漸抽空，進而演變成為一個“虛空世界”?？梢哉f，這個時代是缺乏信念的時代，更是呼喚信念的時代。一是信念倫理推動“責任”由內向外，由話語落于實踐。從表面上看，信念倫理似乎與責任倫理相對，但如果進一步深入其內涵與動因，二者實則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正如韋伯本人所言，“真正能打動人心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后果感到責任，遵循責任倫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二是信念倫理驅動“德性”由知向行，將德性化為德行。在現代社會，人們似乎深陷“知行矛盾”的困境之中，每個人都在感嘆世態炎涼、人情淡漠，每個人都在呼喚人心回歸、道德歸至，但知與行之間存在著由“誠信缺失”“信任崩塌”等制造的一道道現實鴻溝?？偠灾?，行動的基礎源自信念，正如“夸父追日”“女媧補天”“精衛填?！薄坝薰粕健钡戎腥A神話故事中所彰顯的信念力量一般，在信念的指引下，自我、物我、人我才能回歸平衡。從中國現實語境來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恰與信念倫理相契合，其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指向引領著人們的“德性”追求與“責任”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