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哲學視域下的城市時標體系
——以哈爾濱城市時標體系為例

何永悅，姜海波

(1.黑龍江大學 哲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6；2.哈爾濱社會主義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10)

一、符號與人的生活世界

(一)符號的特點與人的生活世界

卡西爾強調，若無符號系統的輔助和影響，人類生活將與現如今所見的樣子大有不同。人類作為一種高等動物，其同樣具有一定的動物性，會在生存和生活的過程中追求保證其生命延續的實際利益。而一旦從中剔除符號系統的作用，那么人類就無法探知哲學、宗教、藝術等各領域的獨特魅力，其追尋的一種具有超然意義的“理想境界”亦將因此而難以實現。較之動物功能圈，人類的功能圈無論是在質或量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且此種差異性為正面差異性，可將之理解為一種人類所特有的、區分于動物的獨特優勢。在提升自身環境適應力方面，人類仿佛探索出了一條全新的道路。感受器系統、效應器系統這兩種系統是人類與動物共有的，而人類獨有的符號系統則以其獨特的優勢和特性改變著人類的生活和生存方式?？ㄎ鳡栔赋觯骸懊}語言與情感語言之間的區別是人類世界與動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線?！盵1](P42)在這個新的生活世界中，其時空及發展規律都具有動物世界所不可復制和超越的特性，人類生命的特性因為這種獨特性質的存在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亦在此過程中悄然出現著積極而正向的變化，從一定程度上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文化哲學的研究重點是探尋實在世界與人類本質的關系及特點，以此作為基礎對各項概念作出定義。然而，文化哲學家們對于實在世界的理解存在一定差異，較有代表性的有維科提出的“詩性智慧”世界、狄爾泰架構的有關生命理解的文化世界等。而本文所討論的是卡西爾提出的符號意義世界，這一提法具有獨特的哲學意義和學術光輝?？ㄎ鳡柫⒆阌诜柕奶匦詫ΜF實世界作出解釋，強調普適性及多變性是符號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普適性，即普遍適用性，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人類所特有的命題語言，其不似情感語言需以感性材料為基礎，超脫于主觀意識之外，凸顯了符號的功能，人類文化世界也因此而建立。符號多樣性的重要來源之一是命題語言，其同樣不依靠感性材料，但可以適用多種感性材料進行表達，故而可認為其同時具有普適性和多變性，由此凸顯了符號所具有的抽象性特征。此處所說的抽象性特征表現的并不是邏輯思維層面的抽象，而是人類所具有的某種分離能力。正是因為具備了這種能力，人類才能對符號加以靈活運用，凸顯其具有的多變性。故而人類所具有的創造性及自主性同樣是符號多變性的一種現實表現。

(二)符號的功能與人的生活世界

卡西爾強調，人類的本性不是通過形而上學或某種客觀存在而表現，只有勞作才能夠使人生而不同。因為勞作的符號的活動存在，人類及人性的范圍才得以確定。這個范圍內包括藝術、宗教、語言、科學等，人的特性也正是因此而得以完整?？ㄎ鳡栆詣谧髯鳛橐龑?，解釋了勞作符號活動中人的本質。人類的符號活動能力，具有前進性和發展性，人性的范圍具有拓展性。人的本質是一個前進上升、具有發展性的存在。這就是人類所具有的特殊的符號功能?？ㄎ鳡栒J為，宗教、語言、藝術等不是獨立存在的互不相關的個體或產物，它們被一條無形的紐帶連接著，相互之間具有緊密而不可消除的聯系性。這種紐帶并不是人們普遍理解的實體，其具有突出的功能性。人們要探尋其具有的功能，就必須深入此類活動的形態及表現中去加以分析和探尋，正如宗教、藝術、語言等具有的功能都是人們需要加以探尋的目標。在進入最終的分析階段后，人們必須首先為此類客體確定一個統一的起源。面對此類問題，卡西爾著重強調符號功能形式就是人類的活動結構。勞作即符號功能內容，符號功能形式因此得以確定，最終得出可將其理解為一種活動結構。正是在人的勞作的符號能力的作用下，雙方相互聯系，結構由此得以構造。在此層面，“人性”具有核心性的地位，對各類文化形式起到支配作用。宗教、科學、語言等處于整體范圍中的圓周位置，結構所具有的多樣性及統一性也因此得到凸顯。在與各類文化交融過程中，“人性”亦發揮出其具有的特殊功能性，構成了人類生命世界中最為基本的結構。

二、城市時標體系的生成

按卡西爾的觀點，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是兩者行為上可被觀察到的信號與符號之間的差別。信號是“操作者”，符號則是“指稱者”。這表明動物是被自然界規定的，而人則有著自己獨特的生活世界。這一世界的特殊生活空間和時間、以及它的發展性規律同人的勞作性標志活動相互影響，都對人的生命特性起著規定作用，而城市時標體系就是人的一種勞作的符號活動，其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符號，規定著一座城市的獨特文化以及城市的精神面貌。因此，對于一座城市的時標體系的觀念生成及具體脈絡分析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觀念上的表達

時標與傳統民俗節日不同，傳統民俗節日往往具備自然發展的特性。而時標是社會過程中形成的關于人物頭腦中影像或具體事件的時間符號。其作為一種特殊的時間符號，將政治、自然災害和社會時間結合起來，賦予社會生活一副時標骨架。由于事件或者人物本身分有不同的標簽，而時標又作為人的符號化的活動其受眾廣度并不相同，如：西安事變紀念日、南京大屠殺公祭日等。這些皆以“人性”為核，分有圓周的一扇。所以筆者認為，時標是人創造出來用來表達懷念的符號工具，以“喚醒”其時間點背后的記憶。增加市民對時標的認同感就是讓這一時標符號的結構與自身經歷有更多交叉點，因此應該設立城市時標。城市時標更是人的勞動活動，在其功能性上更深層次的體現，其作為同一“扇面”上的不同形式其“功能性”更加“垂直”。當時標與地標結合，城市的“性格”就有更深層次的體現，市民對于城市的歷史便會有相對應地明確的認知。城市時標以時標形式分布在目標城市的“三維”坐標系中的一軸，以這一軸向上延伸形成的“幾何體”就是城市時標體系。城市時標體系比以“點”的形式存在的城市時標在體驗上更為直觀、立體。當然，并非所有城市都可以形成城市時標體系，這對單個城市時標的影響力、數量都有一定的要求。影響力過小難以激發大眾的情感，數量太少則在坐標系中難以成“面”，更不要談成為體系了。

面對城市時標體系，市民可以感受到時間與空間的交疊，會收獲一種高層次的復雜感覺，這種感覺的復雜化，是人組成群體、構成社會、不斷進步的體現。人類不能失去這種感覺的能力，城市時標體系的生成過程便是這種能力延續的一個重要途徑。

(二)哈爾濱城市時標體系脈絡分析

關于城市時標體系，除了要增強研究的歷史感，更要發掘其中的社會性顯現。鑒于此，本文以哈爾濱為例，考察其城市時標體系從政治時間、災難時間轉化為社會時間的演化脈絡。

圖1 哈爾濱城市時標體系脈絡圖

1.城史時標。城史時標是客觀證明一座城市存在的符號。關于哈爾濱的誕生時間有多種說法，其中呼聲最高的說法是中東鐵路建成說。但筆者認為中東鐵路建成只是這座城市再次興起的一個發展階段標志。況且中東鐵路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產物，不能將一座城市的誕生時間定在這樣的日子。在城市發展史上，城史紀元是古代城市興起形成的一個標志，是哈爾濱這座城市古代歷史發展階段的客觀存在證明。早在金代時期，哈爾濱便擁有了極具特色的城市文明和功能。金滅亡后，哈爾濱衰落了一段時間，但在元明乃至清早中期仍以驛站等形式存在著。直到1905年10月31日哈爾濱官道設立，政權建立，政府開始維護主權。這意味著形成了行政建制，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得到了保障。這就是設治之日，是最具有權威的了，是哈爾濱近代再度興起之日。

2.社會事件時標。社會事件時標是凝聚著城市革命精神的符號標志。哈爾濱是一座英雄城，具有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一個標志，現在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五一勞動節是在1922年或1923年引入國內。事實上早在1907年5月14日，在哈爾濱工作的俄國勞動者就在太陽島舉辦了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同年5月22日，《盛京時報》報道了這一紀念活動，至此，中國工人了解了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意義。1908年5月1日，地包與三十六棚的全體中俄工人，聯合其他部門的工人在江北集會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這次紀念活動，可以說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對中國工人運動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一一·九”運動是哈爾濱青年學生發起的反對日本劫奪“東北五路”路權的愛國運動。自1905年俄國戰敗后，日本攫取中東鐵路南段和沙俄在“南滿”的特權，且以“南滿鐵路”為樞紐，企圖掌控東北地區全部路權。在“東方會議”后，日本不斷向張作霖索取“滿蒙”政權，即修筑“滿蒙新五路”的路權。而這五條鐵路一旦修建起來將會覆蓋大部分東北資源豐富的城市以及連接東北的幾大重要城市。那么日本想要侵占東北就有了強有力的“抓手”。在這一情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人民頑強反抗，哈爾濱“一一·九”運動更是把事件推向高潮。1928年11與9日，哈爾濱各大學校學生5千余人進行了大規模示威游行，人群與軍警發生沖突，造成近10人重傷，140余人輕傷，史稱“一一·九”慘案。這場游行示威運動破壞了日本帝國主義劫奪東北路權的計劃，彰顯了哈爾濱人民的愛國主義和斗爭精神。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有許多著名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役，哈爾濱保衛戰就是極具代表性的一例。雖然戰斗時間較短，但從嚴格意義上講，這是中國抗戰史上的首次城市保衛戰。哈爾濱保衛戰從1931年12月15日開始到1932年2月5日結束。在李杜、馮占海將軍的領導和指揮下，日軍受到重創，壓制了其囂張氣焰。哈爾濱保衛戰對于抗日斗爭而言具有十分積極的推動性意義，因而成為標志性戰役。

1946年4月28日，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哈爾濱勝利解放。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哈爾濱作為具有代表性的北方城市和工業化城市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引領作用。一是在解放戰爭中，為解放戰爭提供了充足的后備力量。二是在哈爾濱解放后，為和平解放提供了科學的范例。三是解放后的哈爾濱，在處理城市發展問題、避免混亂和穩定城市秩序方面提供了管理經驗。

1952年12月31日，中東鐵路主權完全收復。中東鐵路作為東北地區的主要交通干線，具有核心性的地位，它是西方列強為控制、掠奪和侵略中國而修建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產物，是沙俄、日寇以及列強侵略行為的見證者。它歷經多年斗爭的洗禮重回中國人民手中，使得哈爾濱又增添了幾分可歌可泣的色彩。

3.自然災害時標。自然災害時標是一座城市斗爭精神體現的符號。鼠疫在希臘語中的意思是“感染全民之病”，表明其傳染能力之強。1911年在哈爾濱就爆發了一場災難性鼠疫，對市民的生命安全產生了巨大的威脅。這次鼠疫拉開了中國“第一次衛生革命”的序幕。[7](P57)伍連德博士臨危受命來到哈爾濱進行疫情研究與防控。從疫情預警到醫療救助以及移風易俗方面制定了一整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同時相關防疫法律法規也頒布實施。至此，防疫體系初步建立。1911年4月，中國政府主持召開了萬國鼠疫會議，這是中國承辦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有來自12個國家的34位頂級專家代表參與，伍連德博士作為大會主席，會議官方用語定位漢語。此次會議交流了當時最前沿的防疫醫學成果，形成了多項國際通行的防疫準則。這次會議在人類防疫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為以后的國際防疫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同時也是中國融入世界的象征。

直到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松花江哈爾濱段洪水災害才有水文觀測記錄，而1957年的洪水是哈爾濱水文記錄以來最大的一次(后被1998年超越)，其水位上升迅速、高水位持續時間長、汛期結束晚，風雨多且浪大，洪水高峰水位達到120.30米，超過歷史最高水位24厘米，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和全國人民支持下，哈爾濱市民抗洪斗爭取得了巨大勝利。這次洪水給哈爾濱帶來了一定損失，死亡人數81人。對比1932年的洪水事件(1932年洪水高峰水位119.72米，死亡人數超過5萬，經濟損超過40億元)，而導致這一差距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綜上，哈爾濱的城市時標日體系就是在“城史時標+社會事件時標+自然災害時標”的符號序列中不斷生成出來的。

三、城市時標體系的作用與構建設想

城市時標體系是符號、人、文化三者連成的有機整體，從文化哲學角度來看，就是把人的創造性活動，即文化創造與符號聯系在一起。城市時標體系可以清晰描述一座城市的獨特發展歷程，有助于市民了解城市文化特色、增強城市認同感，進而強化市民精神意識。城市時標體系不能孤立發展，應當與城市地標結合，并通過城市與城市間時標與時標的交流活動，來促進其自身城市時標體系的生成。

(一)城市時標體系的作用

對于城市時標體系的發展趨勢做出正確預期，是城市時標體系能否成功建設的前提。筆者認為，未來城市時標體系的發展趨勢是：作為一種城市時標骨架，會在社會發展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其對城市旅游業發展、社會影響、市民城市認同感等，都會產生重大的促進作用。這一判斷主要有以下兩點理由。

1.城市時標體系是城市生活的必需品，英國人類學家利奇說：“我們是通過創造社會生活的間隔來創造時間的。[9](P501)”而時標就是一種由人類創造出來的“社會生活的間隔”。這一間隔的外在表現形式是符號。時間似乎永無休止，平常生活也難以泛起漣漪。正是因為人類的這一創造性行為，讓日子與日子之間產生了區別，人們從無休止的平常中跳出來獲得一種特殊的快樂與意義。而這一系列的時標符號串聯在一起，就是一副完整的城市時標骨架，時標體系可以清晰地描述出該城市的獨特歷史發展過程，是一座城市歷史沉淀下來的東西，而這座城市的人們面對這一系列的時標符號，可以獲得其他東西不能獲得的“感覺”，無論是愛、恨、歡樂、憂傷都是永恒不變的情感，而文化存在的意義就是激發人的情感。

2.隨著全球化、現代化、休閑化的時代到來，城市時標體系的多種功能將被挖掘。全球化、現代化進程促進了各種文化的成長、交流、融合，引發了人們對文化特色的反思。這種反思促進了國家、民族、區域對于自我認同的焦慮，以及在本土文化中尋求解決認同焦慮的方法。同時，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讓財富積累下來，讓很多人進入了“過剩經濟”的時代，人們在文化休閑上面的消費比重明顯增加，精神滿足與價值實現成為了普遍的需要。這些各種變化的產生，給城市時標體系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社會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化，必然會對休閑與娛樂提出更高要求。[8]城市時標體系與其他歷史文化資源的結合將會迭代以往的休閑娛樂模式。而在全球化認同危機的背景下，城市時標體系勢必是區域文化認同建設的利器之一。其作為一種區域的自我標識與時標骨架將會在城市影響力建設中發揮自身的獨特作用。所以本文認為，城市時標體系這種具有復合性、共享性、功能多樣性的符號體系，將會在未來的社會發展、區域文化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城市時標體系的構建設想

1.城市時標體系與地標聯名構建品牌特色。城市時標體系的構建過程同樣是城市相關歷史文化資源煥發生機的過程。利用現代化建設契機，合理開發城市歷史文化資源，打造文化品牌，讓一系列城市文化資源處于良性發展的態勢中。與城市時標體系相關的地標文化資源，要進行充分地挖掘，在滿足社會需要的同時，打造特色城市品牌，使其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力。比如，哈爾濱城市時標體系的主要構成時標與中東鐵路幾乎都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關聯，以中鐵路為地標軸線加之與時標相關的其他地標，設計出多條旅游和研學線路。豐富旅行內容的同時，增強城市品牌特色。同時以品牌為龍頭，發展城市文化產業，調整文化產業結構，鼓勵社會資本為文化產業進行投資。創辦相關項目，不斷強化城市時標體系與地標結合的品牌特色。促進其在歷史教育、研究鑒賞、文化旅游等方面將作用發揮到最大化。同時在品牌建設過程中對于相關文化遺產也會起到保護作用，那些在現實中逐漸遺忘、消亡的文化遺產在這個過程中會重新獲得生命力，這對于整個文化生態健康發展起到正向作用。

2.開展城市時標交流活動。城市時標體系是城市文化的表現形式，其自身具有獨立性，在保有獨立性的同時還要保持其獨特性。堅持城市時標體系的獨特性，首要要正確認識目標城市的文化獨特性。筆者認為，哈爾濱作為移民城市，受到很多外來文化的影響，但一座城市的生成是由內部發生的，應當考察其城市自身獨特的生成過程。在堅持這種城市自身獨特性中促進城市時標體系的建設，廣泛進行時標交流活動。以城市時標作為載體開展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流活動。內容主要是思想、感情、感受。城市時標體系的建設區別于單純的文化建設，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城市時標體系的開放性、系統性與發展性。而文化交流正是建立在開放性的基礎上的一種“文化對話”，這樣可以使城市時標體系在時標的動態流動中生成。并且在交流過程中要注重人文性，體現人文關懷，避免形式主義的宣傳。只有通過城市時標這種點與點之間的交流讓城市時標體系從這種交流中生成并且真正地走出去，這樣一種文化形式才能真正地滲透并且為他人所接受。

四、結語

城市時標體系作為人的勞動的符號活動，將人、符號、文化三者連成一個有機整體。城市時標體系可以清晰地描述一座城市的獨特發展歷程，規定著城市的“個性”。人的勞作即人的符號活動能力是發展的，因此城市的“個性”也是發展的。城市的精神與文化不在是一種僵直的抽象的狀態，而是鮮活的，是隨著人的符號活動能力具體的歷史的變化的。所以在城市時標體系中城市的本質以符號化的形式體現。只有通過這樣一種符號化的形式，才能指明一座城市的獨特之處，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