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設計—建造二分討論
——以三位拉美建筑師的實踐為例

裴釗

一、廣義與狹義二分

設計與建造的分工（后文簡稱“二分”）古已有之。歐洲至少在古羅馬時代，已有對一些精于制圖、繪樣和介紹方案而不諳施工建造的建筑師事跡的記述。在中國古代，柳宗元在《梓人傳》中，介紹了一位典型角色二分的“建筑師”：初發現“其床闕足而不能理”，以為騙子；后在京兆尹官署整修施工中，此人指揮若定，“群工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最終有賴其“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厘而構大廈”。簡言之，建筑功能與結構的復雜化，以及大型工程施工作業所要求的技術分工與高度組織化，必然導致二分現象的出現，然而，二分作為問題出現則是近代之事。18 世紀上半葉，現代建筑學科中發生一次重要專業分化——在彼時工業革命背景下，結構工程專業從傳統意義的建筑學行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新的專業學科；土木工程師（結構師）由此與建筑師作為不同現代職業角色在建造活動中各司其職。自此而后，基于經驗的建筑設計走向萬物可被量度的建筑與工程設計，土木工程師（結構師）更多承擔在施工現場建造活動中完成技術對接的工作。①

考察工程的整體建造過程，會發現除了腦力勞動中建筑師和其他工程師之間的分工外，還存在腦力勞動（建筑師、結構師、工程師、項目管理者等）和體力勞動（建造工人）之間的分工，以及體力勞動中的細化分工。前者可稱之為狹義的二分現象（建筑師與工程師的專業分離），后者可稱之為廣義的二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在現有建筑學者的研究中，對二分問題的大部分討論都集中于狹義二分②，少有涉及廣義二分。但這不意味著廣義二分就沒有問題。如果說狹義二分導致了現代建筑師角色的萎縮，那么廣義二分則是異化了所有建造的參與者。

關于這一點，盧卡奇·格奧爾格（Gy?rgy Lukács）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解釋道：“在一切經濟體系當中，由于資本主義是環節聯結最為復雜清晰的和量化最為詳盡的體系，其統治下人類生活和勞動中的一切都不會被遺漏掉：客體、人、地域以及時間等，一切都可以被計算，所有人性的、流動的、過程中的、有機的和關聯的事物，都被抽象化為不相關聯的和異化的客體、實體以及無生命的原子?！雹蹫榱俗非罄麧?，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將勞動主體抽象化，作為可量化的勞力置入資本體系，將維系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紐帶的勞動機械地分割成不同的生產程序，個體變成了不同工作程序中孤立而抽象的原子。如此，哲學分析已然可以給出抽象的分析，但仍需還原到具體的建造活動中進行討論。

人的建造行為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面是生物性，如同蜜蜂和螞蟻筑巢一樣，這是人的一種生物本能，人類天生就會探索使用工具進行建造，而無須后天刻意習得；另一方面是社會性，正如螞蟻和蜜蜂也被稱為社會性動物一樣，每個個體與其生活的環境、彼此之間、所在的社會緊密相連，這些要素需要在社會中按照一定方式組織起來，才能展開建造活動。當現代建造體系出現后，為了追求效率和利潤，適應大型復雜的項目，將總體意義上的工程分為設計、工程、建造等不同工種，每個工種的參與者被固定在特定的建造環節，以鋼筋混凝土施工為例，整個流程分為搭模板，扎鋼筋、攪拌混凝土，以及澆筑混凝土等程序，每組工人只熟悉自己負責的環節，對于整體建造卻不甚了了。同理，建筑師和工程師也處于相似的境地，僅負責建造中的某一環節，參與建造者無法整體地了解項目。最終，建造的社會性被簡化為工具理性，建造組織轉化為技術層次上的管理，所有建造參與者的主體性消失，被異化為工具和實現技術目的的手段，勞動變成了可以被資本量化的工作，最為關鍵處是所有建造的參與者都（極有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喪失了主體能動性。這也是為什么二分討論不能僅停留在狹義層面——狹義二分討論只涉及腦力勞動者（建筑師與工程師）的賦權問題，而沒有涉及體力勞動者。這樣看似釋放了建筑師的一部分能動性，但事實上，由于堅守腦力勞動的邊界，反而強化了分工存在的合理性。二分問題的嚴重性不在于專業之間賦權大?。íM義的二分討論），而是人為的分工異化了建造中人類勞動的自然屬性，同時破壞了建造活動中所蘊含的社會性?，F代建造體系可以快速地完成中世紀需要百年才能建成的一個教堂，但兩者對于參與建造者的意義卻是迥然不同，中世紀的建造者們多是帶著信仰和熱情從事一件偉大的事業，而對于當代建造者而言，這不過只是一份獲取工資的工作?？梢?，現代建造體系中的廣義二分導致建造活動遺失了某些對于人類而言極其重要的東西，而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基于現實的想象力和創造性，而不是盲目拒絕現代建造體系，或者懷舊地回歸地方和傳統建造體系。

討論廣義二分問題對于學術和實踐都具有現實意義。在當今發達地區和國際大都市中，資本和市場控制下的現代建造體系已經占據主導地位，針對分工的任何改變都絕非易事；然而，由于全球化和地區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仍處于現代建造體系和地方建造體系的混合狀態下。在這些地區，建筑師依然有機會在實踐中嘗試解決廣義二分問題。譬如，在發展中地區，需要討論的是如何在不排斥現代建造技術的基礎上，結合本地建造體系，避免分工對人和勞動的異化；在中國當下如火如荼的鄉建活動中，如何避免為追求效率和利潤，簡單粗暴地將現代建造體系復制到農村，對本地社會生活網絡和意義造成毀滅性破壞。狹義二分討論在這些問題面前難免無能為力，需要從廣義二分的角度展開思考。必須承認，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有意識和主動地對廣義二分問題進行思考并付諸實踐的建筑師并不多見，因為這種思考和實踐已經超出建筑學科邊界，突入到其他學科和專業領域之中。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看到廣義二分問題之于建筑學的學術意義：作為建筑學開拓前沿、自我革新和與其他學科融合的一個機遇。

因此，本文嘗試以20 世紀三位現代拉美建筑師的實踐為例，討論他們在解決廣義二分問題方面的探索，并引申至建筑學邊界以及建筑師角色的可能性。

二、三位拉美建筑師的實踐

進入20 世紀后，拉美憑借出口貿易積累了大量財富，二戰后伴隨著高速城市化，現代建造體系得以確立了主導地位，但是拉美地區極端的發展不平衡又保留了多元的地方和傳統建造體系。這種混雜的狀況在占據主導地位的現代建造體系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為解決廣義二分問題提供了實驗的契機。極少數自覺的拉美建筑師就此進行了獨立而深入的思考，在實踐中提出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下文將考察三位拉美建筑師在解決廣義二分問題方面所做出的思考和實踐。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次考察的重點不是建筑空間、形式語言和設計理念，而是建筑師如何介入建造活動的重組。

1.烏拉圭工程師&建筑師埃拉蒂奧·迪埃斯特（Eladio Dieste，1917—2000）

埃拉蒂奧·迪埃斯特是烏拉圭杰出的建筑和結構大師，創造出了具有高度美學價值的建筑作品。人所共知，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精致的形式語言、深刻的技術和結構理性，以及針對本地經濟和生產能力的現實態度。

烏拉圭是一個農業國家，為了儲藏、運輸和出口農產品，需要大量的大跨度建筑，但其缺少自然資源，不能生產鋼材和水泥，唯一不依賴進口的建造材料就是磚；此外，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烏拉圭也缺少熟練的建造工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迪埃斯特在傳統的加泰羅尼亞拱的基礎上，發展出的一套獨特的配筋磚砌體曲面建造技術④，解決了不用鋼和鋼筋混凝土結構就能建造大跨度建筑屋面的問題。他所創建的公司在烏拉圭和阿根廷等地區共計完成了150 萬m2加筋磚砌體大跨度建筑，多為倉庫、廠房和農產品儲藏空間。

盡管迪埃斯特所設計的曲面薄殼磚拱極具美學意義，且結構精巧，但本文將聚焦他在建造施工階段的工作。迪埃斯特的所有作品都具備這樣的特點：無論建筑屋面形式多么復雜和豐富，都是由一個標準的曲面單元組合而成。這樣，屋面可以被分成為標準的建造單元，配合迪埃斯特發明的活動模板支架系統，一組不熟練的工人建造完一個單元后，可以移動模板到下一個單元，以同樣的方式建造。一個標準單元的建造程序是：首先，陶土磚被放置在模板支架上，中間的連接部分布置加強鋼筋，這里工人可以就所出現的誤差和錯誤進行調整，直到滿意后再使用水泥砂漿灌漿接縫硬化。因為磚拱90%的材料都已經是固化材料，而陶土材料因其多孔特性吸收水分很快，在灌注后，水泥砂漿馬上就開始硬化過程，使結構整體性能更好，結構硬化速度更快。與傳統的加泰羅尼亞磚拱逐層受力的砌筑方式相比，這種的做法大大降低了對工人砌筑水平的要求。其次，在單層磚拱之上再罩上一層輕質鋼絲網，用水泥砂漿找平；通常在天氣好的情況下，一天就可以移除模板支架，即使在天氣差的情況下也只需要兩天。⑤為了提高模板組裝的效率，迪埃斯特采用移動模板支架，并對其進行了改進?？梢苿幽０搴椭Ъ苡赡静暮弯摬慕ㄔ?，在可移動支架支撐下，模板可以升高到合適的位置。在傳統的液壓提升系統中，模板需要支撐沉重的荷載且保持同樣的位置2～3 天，如果采用液壓提升，就必須要使用機械方法鎖定模板位置，防止因液壓泄露帶來高度升降變化。迪埃斯特用電力齒輪機械系統取代了這種傳統的液壓加機械的雙系統，又用電動機械系統同時解決承重和固定的問題。在他的設計中，模板支架的每條腿上都通過齒輪將一個電動馬達和滑輪相連接，轉動滑輪，模板可以上下調整位置，當關閉馬達的時候，模板就被鎖死在固定位置上。⑥盡管這種模板造價較高，但其可以被重復使用10～20 次，從而也可以有效控制成本。

此外，在建造中迪埃斯特圍繞著建造工人設計了許多施工工具和裝置，以克服缺乏機械設備的問題，例如，在他的第一個加筋磚砌體建筑基督圣工教堂項目（Iglesia del Cristo Obrero，1960 年）中，因為缺乏機械設備而設計的人工施加預應力的裝置。這些圍繞建造工人量身定制的建造技術知識和發明，在他后續項目中被持續使用了30 年之久（圖1～圖3）。

圖1： 迪埃斯特，基督圣工教堂項目，1960年

圖2： 建造中的基督圣工教堂

圖3： 迪埃斯特設計的活動模板支架

與大部分建筑師在工程中的角色不同，身兼建筑師和工程師的迪埃斯特回歸到了傳統建筑師的角色——工地現場的總管理者和協調者。建筑師考慮建造過程中的全部問題，為每一個建造環節提供可行的操作方案：建筑設計、工程圖設計、建筑材料制作（現場燒磚）、施工工具設計（移動模板設計）、施工工藝設計（手工施加鋼筋預應力，如何增大施工容錯率等）、建造工人的培訓和組織（承擔建造的主力是本地農民）。對于大部分建筑師而言，迪埃斯特的做法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完美解決之道。迪埃斯特曾寫道：“發展是什么？我們期待的發展是讓每一個人幸福，并得以充分發揮其潛力?！边@與馬克思對自由的定義幾乎完全一致。他認為發展就是參與建造的個體都能獲得滿足和自由，這也是消除廣義二分問題的關鍵所在。然而審視他的項目建造過程，會發現他的愿望并沒有完全達成。在這些項目中，建造技術、施工工藝以及建造管理等每個環節都被精巧地設計，但參與建造的體力勞動者的角色依然是被動地接受指令和完成局部的工作，與現代建造體系中的角色一樣。因此，盡管迪埃斯特近乎完美地解決了建筑師所關心的狹義二分問題，但卻遺憾地沒有觸及他自己關注的廣義二分問題。

2.巴西建筑師塞爾吉奧·費羅（Sérgio Ferro，1938— ）

巴西建筑師、畫家和理論家塞爾吉奧·費羅于 1959 年加入巴西共產黨， 后參加了巴西利亞建設。在巴西利亞擔任現場建筑師時，他發現建設工人身處惡劣的工作環境之中，于是開始思考建造者的生存狀態。他認為設計（者）與建筑工地分離后，就成為資本征用勞動力的同謀，而建筑工地只是資本主義價值生產過程中的服務提供者。為此，他批判了當時的巴西建筑大師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1907—2012），也批判了他自己的老師——圣保羅學派的創始人若昂·巴蒂斯塔·比拉諾瓦·阿蒂加斯（Jo?o Batista Vilanova Artigas，1915—1985），稱二人都是本質上的形式主義者，主張設計實踐應該“為被資本奴役和侮辱的人”服務。1967 年，費羅發表《新建筑》宣言，這篇宣言借鑒了巴西電影制片人格勞伯·羅查（Glauber Rocha）的《饑餓美學》（An Aesthetic of Hunger），并和兩位志同道合的建筑師弗拉維奧·因佩里奧（Flávio Império）和羅德里戈·勒菲弗爾（Rodrigo Lefèvre）一起成立了新建筑（Arquitetura Nova）小組。費羅是這個小組的理論家。他們以解放思想為出發點——這里的解放意味著從異化的工作、工資奴役和社會階層中獲得自由，認為建筑應該關注建造過程而不是產品，如果把重點放在設計上，只能生產出可消費的產品，進一步加強建筑的商品地位。為此，Arquitetura Nova 用集體創作來代替建筑師個人署名，并把建造者的體認（know-how）置于設計和建造過程的中心，主張使用民間材料和技術，以便建筑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并主張讓所有建造參與者都理解建設過程和手段。

Arquitetura Nova 完成的建筑作品很少，大多是為他們朋友所設計的小型實驗住宅，都位于圣保羅市。其中的重要作品有因佩里奧設計的西蒙福斯托住宅（Casa Simon Faust，1961 年），費羅設計的鮑里斯-福斯托住宅（Casa Boris Fausto，1961 年）、貝爾納多—伊斯勒住宅（Casa Bernardo Issler，1962 年），因佩里奧和勒菲弗爾設計的漢堡住宅（Casa Hamburger，1965 年）和華雷斯—布蘭道—洛佩斯住宅（Casa Juarez Brandao Lopes，1968 年），勒菲弗爾設計的迪諾—扎馬特羅住宅（Casa Dino Zamataro，1971 年）和佩里—坎波斯住宅（Casa Pery Campos，1972 年）。這些項目的共同之處，就是都使用了簡單的拱頂來覆蓋整個住宅——這是出于功能和象征性的雙重考慮（圖4～圖6）。Arquitetura Nova 主張以一種“窮人”的方式進行建設，使用最少的材料，并且易于建造，來尋找適合巴西大眾的建筑模式。而建造拱頂是一種簡單、廉價且易于批量生產的技術，與平頂和坡頂相比，其防水問題更易解決，建造和維護更加簡單。建造拱頂所需的支架和模板被分解為人力可運輸和搭建的標準單元，在專業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工人可以快速地學會建造，并用于自建或社區互助建屋。

圖4： Arquitetura Nova不同項目的施工現場（可人工運輸、安裝的拱頂模板和支架）

圖5： 費羅設計的貝爾納多—伊斯勒住宅施工現場，1962年

圖6： 費羅設計的貝爾納多—伊斯勒住宅，1962年

建筑師將政治意圖也貫徹于住宅的室內空間設計中：在拱頂覆蓋之下是一個大的流動空間，工作、廚房和臥室之間沒有明確的分隔，Arquitetura Nova 認為巴西中產階級住宅中復雜的內部格局代表了一種僵化的社會等級制度，因此廢除了室內分隔來表明現有的社會等級終將會消失。盡管Arquitetura Nova 三位建筑師與他的老師阿蒂加斯都秉承貧困美學，采用樸素的材料進行建造，但與阿蒂加斯的作品相比，他們的設計似乎不那么固定，材料和工藝水平明顯較低（無論是建造過程中還是建成后），作品呈現出一種即興而為的特點。費羅以爵士樂來比喻他們的作品：爵士樂是演奏者的音樂，強調過程并受到偶然性的影響。這顯然是他們自下而上建造主張的另一種解釋。

1960 年代中期巴西軍政府上臺，1968 年，費羅和勒費弗爾在圣保羅以暴力反抗軍政府統治。費羅于1970 年被監禁，1971 年獲釋后前往法國，在格勒諾布爾大學擔任教職至今；勒菲弗爾于1970—1971 年期間入獄，出獄后繼續從事建筑設計；因佩里奧于1968 年放棄了建筑，轉向戲劇和繪畫。因為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Arquitetura Nova 和費羅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理論層面，難有機會得以大規模實踐，但他們敏銳地觀察到了廣義二分問題的實質所在——如果只關心設計層面的問題，而忽視建造中人的問題，建筑和建造活動將會越來越遠離人的生活，成為資本的一種掩飾和幫兇。他們的思考對當代拉美建筑師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如果說尼邁耶希望自己的建筑為欣賞者提供一種視覺上的沖擊感，那么費羅則是希望賦予建筑的生產者某種權力。他關注建造工地和工人生存狀態，提倡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結合，讓工人全面了解自己所從事的建造內容，掌握自建技術，以削弱建筑的商品屬性。在解決廣義二分問題的道路上，費羅在迪埃斯特的基礎上進了一步，不僅從設計上思考建造技術、材料和工藝的可行性，而且開始關注建造過程和建造者，嘗試改變體力建造者的角色，讓他們不再只是單純接受指令以完成指定任務，而是以對等的身份參加建造，了解整個建造過程，進而利用習得的建造技術自建，讓建造活動擺脫資本回歸人類日常生活。

3.智利建筑師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ra，1967— ）

2003 年，阿拉維納受智利政府委托在智利北部的伊基克（Iquique）設計一個社會住宅項目，簡稱為QM 社會住宅（Quinta Monroy houses）。項目基地占地半公頃，需建造93 戶住宅，每個住宅的預算是7400 美金，包括地價和建造成本。阿拉維納團隊調查了市場上所有的住宅類型，發現這筆錢無法建造政府所需數量和標準的住宅。因為基地位于城市中心附近，其土地成本遠高于一般社會住宅的項目，這意味著政府資助資金的大部分將用于土地成本的支付。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拉美地區通常的做法是通過降低土地成本來保證住宅數量——這也是拉美各國社會住宅項目基本都距離城市兩小時車程以上的原因。對于這些社會底層住戶而言，這樣的做法盡管滿足了住戶的居住需求，但卻將他們驅趕到方便就業和謀生的城市中心區之外，兩小時的車程對于他們而言，幾乎是剝奪了他們大部分的就業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項目通常會迅速衰敗為貧民窟。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阿拉維納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解決方案：為每個家庭建造一半面積的住宅，剩下的部分留給這個家庭以后有條件自行建造。也就是說，只建造社會住宅中的結構、屋頂、廚房和衛生間部分，每戶建筑面積只有30m2，比智利社會住宅的國家標準少10m2；但在每戶之間都留有空間，當這些家庭有剩余資金時，他們可以擴建到60m2（圖7）。若干年后，如建筑師預想的一樣，這個社區中住宅之間的空隙被住戶以不同的建筑材料、色彩和形態填滿。最初政府補助每戶7000 美金，每戶居民自己需要交納400 美金，總成本是7400 美金，到了2015 年時，這個項目中每戶住宅市場價格已接近50000 美金，盡管這是一個很粗糙的數據，但清楚地表明這個社會住宅項目成功了（圖8）。

圖7： 阿拉維納，QM社會住宅，2003年（剛建成）

圖8： QM社會住宅（2015年回訪）

早期拉美現代主義大師們所設計的社會住宅項目，從建筑設計角度來看都屬于建筑杰作，被寄予厚望來改變城市，但若干年后都衰退為城市貧民窟。阿拉維納雖然只為93 戶家庭提供了“半個住宅”，但卻保證了他們能夠生活在城市中心附近，獲得便利的設施服務，以及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確保了他們未來擁有自建的經濟能力；同時，也不會出現任何新的貧民窟。在這個意義上，這個項目避免了施加在拉美社會住宅項目頭上的詛咒，也成為社會關懷和社區營造的典范。很明顯，這個項目對于廣義二分問題的解決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設計中，阿拉維納從使用者的現實生存需要出發制定設計策略，充分考慮建造之外的因素，出讓了建筑師最重要的“權力”——對于建筑最終形式的控制權，并突破了常規的建造組織方式。與費羅理想化的策略不同，阿拉維納沒有企圖消滅每一個建造環節中的分工問題，徹底抹平腦體勞動之間所有的差異，而是在項目前期務實地以現代建造體系為主，在項目后期將建造權力轉交給住戶（使用者兼建造者），在建造的不同階段賦予參與建造者不同的權力，使其承擔不同的職責。自建（DIY）的意義由此凸顯：我的房子我做主——體驗、思考、增建、改造……

三、結語

“工程活動具有突出的社會性和集體性，人們必須結成一定的關系，才能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展開建造活動?！雹叻止な墙ㄔ旖M織中關系的一種體現，并非在任何時間和地方都一定會作為問題而存在，但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確實構成問題，使得腦力和體力勞動者在建造活動中被工具化，喪失了主體性和社會性。上述三位拉美建筑師都意識到了廣義二分問題，并在實踐中嘗試解決。工程師兼藝術家的迪埃斯特以知識精英自上而下的關懷模式來組織建造，但回歸古典建筑師的全面管理者角色并無助于解決廣義二分問題，只能緩解建筑師對狹義二分問題的焦慮；激進的費羅和他的伙伴們將目光轉移到施工現場的工人身上，期待一種理想化的絕對平等主義，以自下而上的建造方式抵抗資本主義體系，但準確發現問題和解決現實問題之間依然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阿拉維納則是以一種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來重組建造過程，他沒有嘗試緩釋建造中分工問題，而是根據現實，在保證各方利益的前提下，重新分配其在建造中的角色和分工，追求總體的善，而非每個局部的善。

2015 年，威尼斯雙年展主辦方任命阿拉維納為第15 屆威尼斯雙年展主策展人，他在《來自前沿的報告》（Reporting from the Front）中提到：“為了改善建筑環境和人們的生活質量，我們需要贏得一些戰斗并擴展一些邊界……建筑曾經、正在或將要在這些戰斗過程中，以及擴展邊界的過程中，產生某種影響?！本蛷V義二分問題而言，三位拉美建筑師在建筑學邊界外一片烏黑的領域中展開了富有勇氣的探索，用他們的思想和實踐砌筑起一座座燈塔，照亮這片曾經是幾乎無人敢于涉足的區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啟示：首先，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同體系的共存和競爭條件下，二分既是問題，也是機遇，建筑師和建造參與者并非完全無力展開行動；其次，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下，建筑師可以發揮能動性介入建造的全過程，策略性地重組建造，調整建造現場的權力分配，激勵參與各方以發揮各自的能動性，改變體力勞動者的地位和處境。在當下，廣義二分問題雖不可能被徹底解決，但并非不可改變。

改革開放后40 多年里，中國土地上發生了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和最高速的建造活動，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全球數億人的生活。這一切都建立在幾千萬參與建造的農民工辛苦勞動的基礎之上，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得到了什么，社會處境有何改變？在這數十年實踐中，中國是否有建筑師（如同上文中三位拉美建筑師一樣）考慮改善他們在建造中以及建造后的境遇呢？——在任何情況下，幾千萬建造工人都不應只是一個數字，而是幾千萬活生生的人。如果建造活動不能（試圖）為他們帶來改變，則所謂建筑學的意義還是存有缺陷的。在城鄉建設邁入存量時代的今天，大批建筑師涌向小城鎮乃至偏遠鄉村，那里的情況遠比大城市更為復雜，困難和機遇并存于鄉建之中。那么，這一次我們是否能嘗試關注建造過程中的每一個人，而不僅僅是其視覺意義上的結果？

注釋

① 參見：李海清. 技術史，技術觀與技術史觀——關于建筑技術史研究的理論檢討[J]. 時代建筑，2020（03）：24-31.

② 關于歷史中建筑師角色，以及專業分工后建筑師角色轉變的詳細討論，參見：Kostof，Spiro編輯的The Architect（1977年）一書。

③ 盧卡奇. 歷史與階級意識[M]. 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2011：151-152.

④ 烏拉圭位于南美洲東海岸，地質條件穩定，建筑物需考慮抗震要求，因此整體性較差的薄殼磚拱結構可以被建造。

⑤ Mesi Koponen. Problems of importing Dieste’s masonry shells in an industrialized society，in D’Alen?on，Renato；Appropriate Technologies.TUB-PUC Energy and Building Teaching - Research Group，Berlin，2008.

⑥ Remo Pedreschi. The Engineer’s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Eladio Dieste[M].Thomas Telford Publishing，2000.

⑦ 李伯聰等.工程社會學導論：工程共同體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