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嘉藻《中國建筑史》中關于古典園林的論述評析

賈珺

一、引言

樂嘉藻（？—1944）先生，字彩（采）澄（丞、臣）①，貴州黃平人，幼年隨父移居貴陽，光緒十九年（1893 年）中舉，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進京會試，參與“公車上書”?；剜l后積極提倡新學，當選貴州咨議局議長、貴州教育總會會長，自費赴日本考察，購置圖書、儀器、標本運回貴陽，與李端棻等人共同創立貴州公立師范學堂。民國時期主要在北京、天津居住，先后出任天津工商陳列所所長、農商部主事，并曾在京華美術?？茖W校（后更名為京華藝術?？茖W校）、北平大學建筑系任教，1944 年去世。

樂嘉藻雖是傳統文人，卻對建筑抱有濃厚興趣，“自成童之年，即知研究建筑，每有感觸，輒自為之計畫……民國2 年在津，始于公園圖書館，見東西人士建筑學之書，至此始有意為學。四年至美國巴博觀會，因政府館建筑之爭議，頗受激刺，至是始知治此學之已不可緩矣。五年歸國，開始收集圖書標本，自為研究?！盵1]樂氏苦心鉆研，寫成《中國建筑史》一書，于1933 年在杭州自費出版（圖1），后序中提及其女樂森珉（令芬）出資付印，并“為我繪圖，且助校也?！盵2]后序樂氏姻親漆運鈞所作書序回憶其編纂歷程：“君自幼喜研究中國建筑，自美日還，始收輯標本，博考舊籍；又十三年任藝術學院講師，始著手著書，稿凡六易始成?！盵2]序郭琦洋先生發現中央美術學院現藏樂氏執教期間所著的《中國建筑史》講義，應為后來正式刊本的前身[3]3-4。

圖1： 樂嘉藻著《中國建筑史》1933年版書影(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圖書館藏)

此書是近代中國人所著的第一部建筑史，影響頗大。樂氏曾將書贈給貴州同鄉朱啟鈐先生和中國營造學社，隨后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在《大公報》發表書評《讀樂嘉藻〈中國建筑史〉辟謬》[4]，言辭激烈，從研究方法、體例、實物、文獻、論點各方面提出否定意見。樂氏閱后，又作《讀〈梁思成《中國建筑史》辟謬〉之答辯》[1]回應，寄天津《大公報》，卻如石沉大海，直到2018 年才由李芳、厐思純二先生整理發表于《貴州文史叢刊》[5]。

平心而論，樂氏非建筑學專業出身，未受現代科學訓練，所著《中國建筑史》缺陷明顯，但在很多方面都有開拓性的貢獻，其價值不容抹殺。張帆先生指出，建筑學家童寯先生對此書較為重視，筆記中多處摘錄了書中的文獻片段，還臨摹其中插圖[6]。1938 年日本學者岡大路出版的《中國宮苑園林史考》，最后一章為“有關園林構筑的諸家論述”，專辟兩節討論樂氏《中國建筑史》中的園林部分，多加揄揚，說“這本書的優點是具備現代人的觀察和研究”[7]278?？梢娫诖藭鴨柺乐?，也得到同時代學者的正面評價。數十年后，現代學者楊鴻勛先生[8]、賴德霖先生[9]、崔勇先生[10]、張帆先生[6]、郭琦洋先生[3]都從不同角度對此書予以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中有大量內容涉及古典園林。楊兆凱先生考證，1928 年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創設建筑系，后劃歸北平大學工學院，樂嘉藻曾在建筑系講授“庭園建筑學”課程[11]，堪稱這個領域的重要先驅之一。本文擬對樂氏《中國建筑史》中的園林論述進行分析，總結其研究方法、主要觀點和存在的局限，以求重新探尋其學術意義。

二、著作

樂氏《中國建筑史》將園林定義為一種特殊的建筑類型，相關論述主要見于第一編“庭園建筑”和第二編“苑囿園林”兩章，此外“臺”“樓觀”“閣”“亭”等各章均涉及園林建筑，第三編“中國建筑上之美”提及人居環境的園林化問題，“北平舊建筑保存意見書”對北京西苑三海、頤和園、靜明園、靜宜園有較多的評析，第三冊包含多幅園林平面圖與景觀建筑透視圖。

“庭園建筑”主要敘述住宅中的庭院及私家園林，重點討論造園設計意匠。作者將“庭園”分為六個種類，即城內的庭（院內）、庭園（別院）、園（附于家宅的純粹的園），城外的園林（獨立擴大的園）、別業（塋地所在）、別莊（農莊所在），大致兼顧了不同規模和位置的園林類別。

就造園設計而言，作者分析了六個要素：花木、水泉、石、器具、建筑物、山及道路，囊括了古代造園的主要環節，與明代《長物志》“室廬”“花木”“水石”“器具”各卷、《園冶》“屋宇”“掇山”“選石”各篇相似，但樂氏對具體做法敘述更為詳細，如花、樹、藤、草四類植物的栽培，人工取水與蓄水的途徑，置石的方式，石案、石墩、石床、石盆、石屏等小品器具的選用，廳堂書齋、樓臺亭廊等建筑的配置原則，疊石掇山的手法等，均逐項列舉，不厭其煩。

“苑囿園林”一章較為蕪雜，先論園林的特殊功能屬性，再分別簡述歷代皇家園林和私家園林中的建筑、池沼、疊山，繼而記錄清代御苑中的寫仿景觀，綜述中國古代園林摹擬自然的宗旨，又列舉古籍中的園林圖繪，最后專門討論了園林中的山石種類與疊石匠師。

“城市”一章錄歷代都城，皆能標注御苑概況（圖2）?！芭_”“樓觀”“閣”“亭”等章節分析各種建筑類型的特點，所引證據有不少出自古代文賦中關于園林的描寫或風景園林圖畫，如東漢張衡《西京賦》以及南宋趙伯駒《仙山樓閣圖》、李嵩《內苑圖》和明代仇英《漢宮秋月圖》中的樓閣形象（圖3）。

圖2： 樂嘉藻《中國建筑史》中的唐西京洛陽宮城平面圖

圖3： 樂嘉藻《中國建筑史》中摹自古畫的樓閣插圖

“中國建筑上之美”一編引用古代詞賦，提及“苑囿離宮之廣布”[2]第三編：13“閑居之宅多尚簡素，且多尚自然之景物以為點綴”[2]第三編：13等內容。

書中最后一篇“北平舊建筑保存意見書”按藝術價值高低，將舊京文物建筑分為三等，并提出相應的保護策略，其中很多屬于皇家園林遺物，如南海云繪樓、中海延慶樓、北海白塔、景山五亭、頤和園西堤六橋、玉泉山玉峰塔等為一等，紫禁城御花園、北海團城等為二等。

三、方法

民國初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提倡二重證據法，“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12]，對20 世紀中國的考古、歷史等學科影響巨大。1930 年正式成立的中國營造學社分設法式、文獻二部，實物測繪與文獻考據并重，正是體現了“二重證據法”的精神。

樂氏科舉出身，并無現代教育背景，也沒有加入任何學術團體，但在研究建筑史的時候，同樣自覺采用“二重證據法”，既在文獻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做了一些實地考察，在古典園林領域尤有體現。

作者查閱了很多關于園林的歷史文獻，正史而外，有《說文解字》《玉篇》等辭書，《漢宮典》《漢紀》《西京雜記》等雜史，《劇談錄》《居易錄》等筆記，《三輔黃圖》《日下舊聞考》等方志，《南巡盛典》《鴻雪因緣圖記》等圖志，《長物志》等造園專著，還有若干古人詩文集、《紅樓夢》等小說以及山水園林畫，眼界甚寬。書中依據中華書局影印的文徵明《拙政園圖詠》繪出明代拙政園的平面示意圖，可算是古代園林復原研究的最早嘗試（圖4）。

圖4： 樂嘉藻《中國建筑史》中的明代拙政園復原平面圖

樂氏是貴州人，長居北京，曾經踏勘過一些北京的園林。書中關于造園各個要素的分析很少引用文獻，大多是作者本人的經驗之談?！巴@建筑”一章稱：“庭：為堂前空地，有大有小，雖貧家小戶，但有隙地，莫不設法點綴少許植物，以為美觀……至中等生活以上之人家，則多就地植花木兩株或四株，草花則多用盆景?；局?，有養金鯽之缸，及可上水之石，亦有配置太湖石一類者，但甚少矣?！盵2]第一編：19又稱：“庭園：多在別院（北平名跨院）。惟富裕者有之。屋宇率為廳堂或書齋，空地常寬綽有余，其布置之法，最簡者亦須具有竹木及太湖石等。地平不用磚石墁成，留出土面，以便生草，但以磚石等材，砌成寬窄等路。木石之外，兼有小池沼，又有石案石墩等物?！盵2]第一編：19-20這兩段文字所記均為北京城內私家花園的常見模式，且前人未曾述及。

書中所附庭園插圖，有幾幅格局方整對稱，大門設于外院東南角，一望可知為北京內城宅園的平面簡圖（圖5），非親臨實地，絕不可得。作者屢次游覽南海、北海等處，對其中的景物非常熟悉，如數家珍。書中另有貴陽按察司署夢草池和唐園兩座園林的平面圖（圖6），也應是作者親身調研的成果。

圖5： 樂嘉藻《中國建筑史》中庭園平面圖

圖6： 樂嘉藻《中國建筑史》中的貴陽唐園平面圖

四、論點

20 世紀20、30 年代，中國農學界的陳植、童玉民、范肖巖、葉廣度等學者率先開始研究古典園林，受日本影響較大，將造園視為建筑學之外獨立的學科[13]。中國營造學社則將園林看作是中國古代建筑體系中一個極具獨特性的組成部分。樂氏關于古典園林的視角與營造學社相近，諸多觀點頗有見地。

“苑囿園林”開篇稱：“人類建筑，有兩目的，其一為生活必需，其一為娛樂所主動……因其用途而分類者，如城市宮室等，乃生活所必需也；如苑囿園林，乃娛樂之設備也。苑囿為養禽獸之區，園林可供起居之用，要之皆屬于娛樂性質?！盵2]第二編下：25將園林功能定位為“娛樂”，未免簡單，但樂氏發現園林與其他建筑類型的最大差異在于滿足精神層面的需求，言之成理。

書中關于中國古典園林思想有大段論述：“中國文化，至周代八百年間而極盛，人為之勢力，向各方面發展。大之如政治學問，小之至衣服器具，莫不由含混而分明，由雜亂而整齊，而生息于此世界者，長久縛束于規矩準繩之內，積久亦生厭。故春秋戰國之際，老莊之學說，已有菲薄人為、返求自然之勢。人之居處，由宮室而變化至于園林，亦極人為之極轉而求安慰于自然也。故園林之制，在周時已有萌芽，歷秦至漢，而遂大盛。宮室皆平屋，而園林多亭閣，取其各個獨立，便于安置，疏密任意，高下參差也。此無異于對于人為之左右對稱務求一致者，直接破壞，而返自然之天地……居處之外，務模擬天然之風景，大之一山，小之一石，寬者如湖，狹者如溪……然模擬過于深刻，調和過于精致，則又嫌人為太過，與自然之本旨相背?！盵2]第二編下：34-35這段話非常精辟，總結中國園林一反對稱均齊之套路，以參差有致的形式體現回歸自然的理想，同時又指出如果人工模擬太過，也會導致不自然的藝術效果。

岡大路對此書“庭園建筑”一章非常欣賞，認為這“是一部很出色的庭園論”[6]277，“內容極為充實，編排得體?！盵6]281因此特意在自己所著的《中國宮苑園林史考》一書中摘錄了這一章的大部分內容和12 幅庭園插圖。本章關于造園意匠的論述確實是全書的精華，介紹植栽、理水、置石方法，詳盡豐富，同時強調應該避免的一些忌弊，如“藤之植法，有盤于高架者，有依附于墻壁籬落者，有纏于老樹者。高架宜于空曠處，若在庭院中用之，則藤架與檐宇之間，應有相當空處，若直接于檐，則只能用其狹而長者，以代廊棚之用，且架頂須高出于檐；架式總宜平頂，不可作亭樓等式，以免與建筑物相犯。園林之內路口交叉之處，亦可用之以作休息之所。其依附于墻壁籬落者，須注意彼此之顏色。其纏于他樹者，尤須注意寄主之健康?！盵2]第一編：30再如論選石的標準：“大抵取欹側不取平正，取丑怪不取端好，取驚奇不取故常，取空靈不取平實，而古今之佳石，亦必無兩具之互相類似者?！盵2]第一編：38-39又如作者虛擬了一整套水景的創設過程：“今假定作園之處，其附近高地，發現源泉，因引之至園中高處，由石壁之上墜落，成為瀑布，則可得一景矣。又于其下筑之為堰，作閘以司啟閉，則可得第二景矣。由堰而流之為溪，紆折縈帶，可平添無數風景，則可得第三景矣。由溪而放之為沼，則可得第四景矣。由沼而分之為港，或又別之而為溪以出于園，則可得五景六景矣?！盵2]第一編：32這一組動態水景連環相接，泉、瀑、堰、港、溪、沼俱全，手筆高明。又如論園林選址：“城外之園……選地為最要。相宜之地，并無一定格式，但憑審美眼光，摘取最勝之處。大抵崇山峻嶺之旁，宜去山稍遠之平處；洪荒大泊之上，宜去水不遠之高處；溪谷回環、陂陀起伏之區，則宜在稍為曠朗之處。以至農村小市之所在，樵人漁戶之所棲，無不可以安置園林者。而工廠附近，則往往不相宜?！盵2]第一編：19所列舉的各種情況均有很好的應對之策，堪比《園冶》中的“相地”篇。類似的描述在書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古今造園論著經常忽視園林中的附屬設施，樂氏卻能提出：“花窖處、肥料處，及廁所等，亦須安置妥帖，否則風景雖佳，有時亦受此等之累?！盵2]第一編：21

樂氏在園林審美方面也有自己的立場，推崇樸素、疏朗的風格，反對晚期園林華麗、繁密之病，強調：“無論城中之園與城外之園，其中之建筑物，在地面上皆應占最少之數?！盵2]第一編：45批評清代增飾西苑“：余初游三海，即訝其建筑物之過多，而亭館之位置又往往非其地，后考之《酌中志》，始知明初經營，原有心思，雖在后世，已有增置，然規模猶未盡變。經有清三百年間，隨意填補，天然風景，遂全為金碧所埋沒矣?！盵2]第二編下：28

此書最后一章品評北京御園，有褒有貶，不乏中肯的意見，如論頤和園“揚仁風殿作扇形，以小巧勝；宿云檐著孤亭于崇臺之上，如雞群中之鶴；文昌閣亦作崇臺，臺上中作層樓，四隅各作矩廊以拱護之，漢代神明別風之遺制也?！瓐@中景物如長廊及石船常為西人所稱道，長廊不過長耳，無容心思之余地；石船形態甚拙，上作西式層樓，太不相稱，且樓材以木為石，尤屬無謂?！盵2]第三編：36

五、局限

樂氏有海外訪問經歷，不懂外文，岡大路認為其研究方法和論點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6]282，也有學者認為書中一些建筑插圖或許參考了鮑希曼等人的論著[14]，但園林部分尚未發現有明顯借鑒的地方。他對于同時代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似乎缺乏了解，處于孤軍奮戰的境地，因此《中國建筑史》的局限性也非常明顯，梁思成先生《讀樂嘉藻〈中國建筑史〉辟謬》所指出的問題大多確實存在，此書園林部分的論述也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

樂氏并不具備完整的建筑歷史觀，除了做一些實物考察和文獻考證方面的工作之外，此書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個人的審美經驗和讀書心得。梁思成先生按照現代歷史研究的標準來衡量，認為難以接受這樣的寫法：“最簡單地講來，這部書既稱為‘中國’‘建筑’‘史’”了，那么我們至少要讀到他用若干中國各處現存的實物材料，和文籍中記載，專述中國建筑事項循年代次序賡續的活動，標明或分析各地方時代的特征，相當的給我們每時代其他歷史背景，如政治，宗教，經濟，科學等等所以影響這時代建筑造成其特征的。然后或比較各時代的總成績，或以現代眼光察其部分結構上演變，論其強弱優劣。然后庶幾可名稱其實。樂先生這部書非但不是這么一回事，并且有幾章根本就沒有‘史’的痕跡，而是他個人對于建筑上各種設計的意見?！盵3]291梁先生后來完成的《中國建筑史》很好地呼應了自己對于歷史著述的要求，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堪為史家典范。反觀樂氏《中國建筑史》，摻雜了太多的議論，很多地方都寫得比較隨意，也許將書名改為“中國建筑散論”更為合適。

在園林論述中，樂氏津津樂道于理水、植栽等各種造園細節，對于古代造園歷史分期和發展脈絡等更重要的內容交代過于簡略，沒有呈現時代特征和演變過程，正如梁先生所云：“苑囿園林一節，未能將歷代之苑囿園林，如城市宮室之敘述出來。其中一段只將漢唐以來的苑囿名稱羅列，而未能記其歷代活動之體相，尤嫌其太略，尚不如‘都城’‘宮室’兩節?！盵3]294-295

梁先生《中國建筑史》園林所占比重較低，主要以第六章第二節介紹北宋苑囿，第七章第四節概述清代苑囿離宮及庭園。試看梁書中的一段：“宋初宮苑已非秦漢游獵時代林囿之規模，即與唐代離宮園館相較亦大不相同。北宋百余年間，御苑作風漸趨綺麗纖巧，尤以徽宗宣政以后所辟諸苑為甚。玉津園，太祖之世習射、觀稼而已。乾德初，置瓊林苑，太宗鑿金明池于苑北，于是各朝每歲駕幸觀樓船水嬉，賜群臣宴射于此。后苑池名象瀛山，殿閣臨水，云屋連簃，諸帝常觀御書，流杯泛觴游宴于玉宸等殿。太宗雍熙三年后，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于苑中，命群臣賦詩，賞花曲宴自此始?！盵15]而樂書中沒有對任何一個朝代的園林作過這樣全面精到的描述，兩相比較，高下立判。

在章節安排方面，樂氏《中國建筑史》主要以第一編“庭園建筑”和第二編“苑囿園林”二章分述園林，前后割裂，邏輯關系不清，部分語句又有所重復，最易被人詬病。

作者將庭園分為六類，對于“別業”和“別莊”的定義較為牽強，且全書只論及私家園林和皇家苑囿，對于寺觀園林、衙署園林、書院園林等其他園林類型視而未見。

在文獻方面，盡管作者已經盡力搜求，但限于個人能力，仍屬掛一漏萬。20 世紀30 年代初中國營造學社重新刊刻明代計成《園冶》、清代李漁《一家言·居室器玩部》和李斗《揚州畫舫錄》（附《工段營造錄》）三大造園名著，征購樣式雷圖檔，對于研究古典園林有極大意義，而樂氏書中對這些珍貴資料幾乎均未提及，殊為遺憾。

在實地調研方面，作者主要考察了北京的舊園，記錄實景的文字偏于散漫，近乎游記。對于其他地方的園林遺存，特別是江南地區的諸多名園，均只引用文獻，無現場記錄，更無測繪和數據采集。

樂氏擅長國畫，但與其女樂森珉都沒有學習過現代制圖，書中所附亭臺樓閣的透視圖畫得較好，有《芥子園畫譜》的格調，而園林平面圖除了北京幾處宅園外都比較潦草粗率（圖7），與童寯先生《江南園林志》的精確測圖差距極大。對此梁先生說：

圖7： 樂嘉藻《中國建筑史》中的北海平面圖

“在今日制建筑圖，丁字尺和鴨嘴筆較毛筆方便。即使用毛筆，亦須準確，不能徒然寫意，尤其是建筑的部分……至于平面圖，只能算許多方格?！盵3]295此外，可能受出版時的印刷條件制約，盡管當時攝影已經相當普及，全書卻無一幀照片，圖像信息更顯匱乏。

書中最后一章以藝術水準評定包括園林在內的文物建筑的等級，予以不同的保護對策，過于主觀武斷，違背了遺產保護的基本原則，所提出的保護對策也不盡合理。

就園林部分的文字細節而言，無論論點還是論據，樂氏書中都出現不少錯誤。如書中曾論：“若圓明園也，則嘉道以來，間經歐化，吾不知其歐化部分如何，若果如今之居仁堂、財政處者，則英人之一炬，吾將舉手加額?！盵2]第二編：30圓明園歷史上并沒有經歷所謂嘉慶、道光以來的“歐化”階段，其中的西洋樓組群建于乾隆年間，僅占圓明三園2%的面積，其余景區均為中國傳統風格，包含的西洋元素很少。更重要的是，即便作者厭棄歐式風格，也絕不能因此贊許英法聯軍的焚掠破壞，以至于“舉手加額”（將手舉起，與額相齊，是古人表示喜悅慶幸的意思）。

斷代是建筑史、園林史研究的重點和難點，需要結合多重證據來判斷。這方面是樂氏的弱項，書中對于園林營造的具體年代大多表述草率，不夠準確。梁思成先生指出：“對于清代園囿建造之年代，老先生也如對于塔的年代一樣的不清楚。例如‘康熙有暢春園，清華園……’之句，不知樂先生何所據而作此論？近數月來專心研究圓明園史料的劉敦楨先生說，暢春園乃明李偉清華園故址，康熙并未另營清華園?！盵3]295樂氏辯解：“這兩句話，說得支離含糊，令人捉摸不定。先生即是未鬧清楚，何必就信筆雌黃。就照先生說的：‘暢春園乃明清華園故址’，是承認有暢春園了。究竟什么叫園？什么叫故址？這兩個名詞，先生是否弄清，由一個故址，變到一個園，中間不經過一番營的工作，就會平地涌現了嗎……清華園，現在卻無證據，但是明朝故址，到康熙時會變成園，不營一下子成嗎？況且我并未說他營，僅是說他有??！”[1]此處樂氏的錯誤在于不知康熙時期的暢春園建于明代李氏清華園舊址之上，誤以為是清代同時存在的兩座皇家園林，故而愈辯愈亂。

六、辯白

值得說明的是，梁先生對于樂氏園林論述有三個批評意見未必完全成立。

一是書中“庭園建筑”引《左傳》，言：“鉏麑往賊趙盾，寢門辟矣。觸槐而死，此槐自當在庭內，此為居室前有植物之證?！盵2]第一編：18梁先生云：“至于趙盾院內有一株槐樹，有甚稀奇？何必大驚小怪引為史證？北方的槐樹比北平街上的野狗還多；趙宅院內有一株槐樹，不要說不足為史證，況且何必要證？證又何益？”[3]292樂氏反駁：“著書求證據，是問他確實不確實，不是問他希奇不希奇。此段是說庭，引此以證明周時庭中亦有樹，在考證上說，此是確實的證據，也就是珍奇的證據。先生說他不希奇，請試舉幾條來。若舉得出，那‘有啥希奇’四字，也就無大誤了。然而例可以替我多添些證據，我是歡迎的。不然的話，那四個字，也就下得太浮躁點。尤其可笑的，是不問時代，不問地域，拿今日北京來比，雖然，就算放開時代地域，就說今日北京罷，北京人家庭中無槐樹者（前以人手為比，人無無手者，就是說庭中無槐樹者），這個斷定，請先生自己去證實罷了。聞先生居于人家園中，或者就認定北京人都是住在園中了?！盵1]客觀地說，樂氏的反駁很有道理，原書引相關文獻證明先秦時期的庭院綠化毫無問題，童寯先生所作《中國建筑史》閱讀筆記還特意摘錄了這一條[16]。而梁先生以民國時期北平槐樹多見的情況來指斥兩千多年前的史料“有甚稀奇”，并不妥當。

二是 “庭園建筑”論庭院植物配置：“老人婦孺，喜種有果實者，如向日葵、玉蜀黍及瓜豆等，取其不費一錢而又略有收獲也；青年男女則喜觀賞之植物，其類甚多，不能具述?！盵2]第一編：19 梁先生評論：“第一章后半‘庭園’，他并沒有敘述由文獻或實例上所得知道的古今庭園是若何，卻只說老太太愛在院內種葵花，玉米，黃瓜，蠶豆……年輕人愛種花，誰有金魚缸……”[3]291-292樂氏回應：“我說老人婦孺、青年男女，先生卻改成老太太、青年人，以為可笑，其實照先生所改，也不見得可笑。此處是說庭，老太太、年輕人，就是庭的主人，有何可笑。若說可笑，則孟子的墻下樹桑、五母雞、二母彘，那不更成了笑話嗎？”[1]此處分歧同樣反映了兩位前輩不同的歷史觀念。梁先生認為這些內容不屬于“史”的范疇，無須贅述，樂氏卻堅持自己所討論的問題自有價值。歸根結底，園林本是人居環境，與人的選擇喜好和棲居行為密不可分，現代園林史論著也經常討論相關問題。樂氏原文雖然沒有提出具體的文獻、實物證據和年代背景，有脫離“史”的嫌疑，卻能夠觀察到園林中不同的人群對于植物種類的偏好，也是有意義的發現，并非一無可取。

三是梁先生稱：“又如‘圓明園內之小有天，仿西湖汪氏’，案小有天在圓明園北路武陵春色，樂先生的話，出處不詳，恐怕尚待考罷?！盵3]295小有天園是圓明園附園——長春園中的一個園中之園，以杭州西湖南岸的汪氏小有天園（原名壑庵）及周圍的山水為原型縮微仿建而成，《日下舊聞考》載：“茜園后河北岸為思永齋七楹……齋東別院為小有天園?！盵17]乾隆帝《小有天園記》稱：“左凈慈，面明圣，兼挹湖山之秀，為南屏最佳處者，莫過于汪氏之小有天園。蓋辛未南巡所命名也。去歲丁丑，復至其地，為之流連，為之倚吟。歸而思畫家所為收千里于咫尺者，適得思永齋東林屋一區，室則十笏，窗乃半之。窗之外隙地方廣亦十笏，命匠氏疊石成峰，則居然慧日也。范錫為宇，又依然壑庵也（汪氏別業舊名）?！盵18]圓明園武陵春色景區的山石上另有“小有天”三字題刻[19]，與這座小有天園完全是兩回事，梁先生可能自己弄混了，樂氏之文有可靠的文獻出處，無需再考。

七、結語

綜上所述，樂嘉藻先生以個人力量著成《中國建筑史》，是近代學人突破傳統桎梏、投身新學的重要代表，其中關于古典園林的論述自有機杼，獨具開創意義，后人理當予以尊重。囿于歷史原因和個人條件，其中的種種缺陷在所難免，既需要匡正謬誤，又不必求全責備。經過一代又一代學者的努力，當代的古典園林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包括樂嘉藻先生在內的先行者所作的貢獻，仍是學術史上值得銘記的一頁。

注釋

① 現代著述大多將樂嘉藻出生年份記為同治六年（1867年），黃浩《中國建筑史學的先驅樂嘉藻》、郭琦洋《半舊：樂嘉藻中國建筑史研究再探》及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國建筑史》“作者生平”記為1868 年，賴德霖《中國近代時期重要建筑家（七）》記為1870 年。筆者查樂氏日記均以農歷標記年月，宣統三年（1911年）有“本年臘底滿四十三歲”的記錄，考慮到昔人多以虛歲紀年，依此推算，樂氏可能出生于同治八年臘月（十二月）底，已是1870 年初。確切年份尚待進一步的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