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六國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

謝 彪，張嘉琦

中國與東盟自建立對話關系以來已過去30多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從1991年的79.6億美元提升至2020年的6846億美元，增幅達86倍①數據來源：商務部，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1/20210103033653.shtml。。截至2020年末，中國已經連續12年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而東盟也超過歐盟，首次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經濟體。2021年1月1日，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生效，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金融合作持續加強。經濟的持續發展也推動金融合作的持續加深。目前，中國已與新加坡等八個東盟國家的證券期貨監管機構簽署雙邊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多次實現高層會晤，持續開展人員交流、技術援助、交易所合作等項目，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和合作框架②數據來源：商務部，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gfgd/202112/46420_1.html。。東盟的銀行業在東盟各國的金融體系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研究東盟國家的銀行業發展及風險問題，對我們加強東盟的經濟金融認識以及合作起著重要的作用。由于東盟十國的金融發展差異較大，考慮到數據的可及性與完整性后，本文選取了東盟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越南、新加坡、菲律賓六個國家的銀行樣本進行研究。

一、東盟六國銀行業發展概況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東盟的經濟在復蘇中加速增長。2020年，東盟十國的總GDP為3萬億美元，占同期全球經濟總量的3.5%，人均GDP為4849美元，同期全球人均GDP為10910美元。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東盟銀行業迅速發展壯大，截至2019年底，東盟七國的銀行業總資產（筆者無老撾、越南、緬甸資料）已達4.77萬億美元，占GDP（當年）的比例高達178.77%。銀行業在東盟國家的金融體系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幅員廣闊，但各個島嶼之間分散以及農村交通不便使得印尼的金融滲透率較低。截至2021年底，印尼商業銀行總資產為6919億美元，占印尼GDP比值為65.39%，比例遠低于新加坡、泰國等金融業發展更為成熟的國家。印尼銀行業機構數眾多，銀行類型主要分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農村銀行。目前印尼有120家商業銀行與1000多家農村銀行，商業銀行包括4家國有銀行和117家私人銀行。四家國有銀行資產市場占有率高達40%，相對于為數眾多的小型銀行，在利率競爭及獲利表現方面占有較大優勢。并且印尼政府積極推動銀行合并，以增強銀行的競爭力，未來印尼的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滲透率有望持續提升。

根據馬來西亞中央銀行統計資料，馬來西亞銀行體系由27家商業銀行、18家伊斯蘭銀行以及11家投資銀行組成。商業銀行是馬來西亞銀行體系的主體，資產在銀行體系的占比在72%左右。伊斯蘭銀行為馬來西亞銀行體系的一大特色，近年來馬來西亞政府有意推動伊斯蘭銀行的發展，伊斯蘭銀行資產占馬來西亞銀行業體系比例約為26%。截至2021年底，僅商業銀行總資產就達7237.6億美元，是當年GDP的216.14%。自2011年起，伊斯蘭銀行每年的增長率超過10%，遠遠超過商業銀行5%的增速水平。馬來西亞銀行體系存有高度集中現象，根據穆迪評級的報告，前八大銀行的資產合計占銀行體系總資產的75%，存、放款市場占有率亦分別高達79%、77%。此外，馬來西亞的銀行房貸比重較高，截至2018年6月，房貸占銀行的放款比例為40%左右。

菲律賓銀行主要分為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和農村與合作銀行。商業銀行占主導地位，資產規模約占銀行系統的70%，截至2021年底，商業銀行總資產規模達3733億美元，是當年GDP的103.26%。菲律賓政府為提升銀行業的競爭力而不斷推動銀行合并整合，銀行數量由1998年的996家持續減至2018年的571家。目前菲律賓商業銀行集中度較高，前五大銀行資產規模占商業銀行總資產的比重約為55%。

新加坡金融業高度發達，銀行業發展較早，且國內銀行業務自由化程度高。截至2021年底，新加坡國內商業銀行的總資產達2.27萬億美元，是當年GDP的668.33%。新加坡銀行業機構主要分為4家本地銀行與119家外資銀行，本地銀行通過并購加強其影響力。目前新加坡最具規模的3家銀行都是本土銀行，分別是星展銀行、大華銀行與華僑銀行。新加坡雖然對金融開放程度較深，但政府通過三類銀行的牌照發放措施對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進行限制。金融管理局嚴格控制外資銀行對本土銀行的入股、并購和設立分行資本份額，并且新加坡一直偏向于外資銀行在新加坡可設立分行而不是具有法人資格的子行，外資銀行進入新加坡具有較高的準入門檻。新加坡本土銀行在政府有意識的扶持和保護下，雖然數量少但是卻擁有較大的市場份額，三大本土商業銀行占銀行業總資產比值達54%。

商業銀行是泰國金融體系的支柱，根據泰國的中央銀行統計，2017年底泰國銀行體系由30家商業銀行構成，涵蓋14家全功能銀行、1家零售銀行、4家外國銀行子銀行和11家外國銀行分行。泰國銀行體系以商業銀行為主，2021年底商業銀行總資產達7044億美元，是當年GDP的140.37%。其中泰京銀行、盤谷銀行、匯商銀行、開泰銀行和大城銀行規模最大，該五大銀行的資產約占商業銀行體系總資產的70%。目前泰國商業銀行體系的部分凈利潤來自按權利計提的應收利息收入，并且泰國商業銀行的財務狀況相對較差、復蘇較慢，還面臨債務質量問題，使用金融救助措施的債務組合規模的減少也比其他五國緩慢，經營業績面臨較大壓力。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原本已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加劇，例如服務業之前就已面臨許多挑戰，目前進一步遭受來自國內外客戶行為改變、數字平臺和新技術的競爭等更多挑戰，導致傳統經營商家必須調整企業目標和經營方式，加大泰國銀行業發展的挑戰。

越南的銀行業體系與中國相似，越南的銀行業主要由越南工商銀行、越南外商銀行等四大國有銀行占主導地位。越南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9月，七大國有銀行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資產達6401.8億美元，是當年GDP的235.6%。越南目前的金融業仍然處于起步階段，銀行體系放貸方向偏于生產與貿易行業。但由于越南強勢的經濟增速，越南的銀行業發展迅猛，資產質量與銀行的獲利能力不斷增強，在存款與放貸的快速增長背景下，銀行的流動性保持充裕。但越南銀行業的發展仍然存在不小的問題，由于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構成越南金融市場主要的借貸主體，越南銀行體系和企業體系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不利于銀行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于越南金融市場化的進一步深化。從銀行體系來看，雖然越南有數家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以及100%獨資性質的外國保險公司與借貸公司，但是，國有商業銀行占整個金融體系比重太高，資產占比達41.19%，并且存在經營效率不高的問題，在經濟轉軌路徑下，進一步深化產權改革，提高銀行效率必然是越南未來金融市場化發展的方向。

二、數據處理與模型設定

（一）SRISK計算

本文借鑒Acharya et al.[1]、Browlees和Engle[2]基于市場的風險度量來調查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指標SRISK。SRISK對應的是金融機構在長期市場壓力條件下的預期資本短缺。高風險的金融機構在“危機”時期對資本化不足感到壓力，隨后對實體經濟產生負外部性。具體來說，金融機構資本不足是金融部門信貸過度增長的信號。當“信貸繁榮破滅”時，通常在信貸周期末期發行的高風險信貸將導致金融部門的重大損失，并可能引發金融危機[3][4]。

SRISK是指如果發生一場系統性金融危機，單個金融機構的預期資本缺口，對于金融機構i,其在t期的系統性風險指數為：

我們依據SRISK指數來定義系統性風險。根據市場指數的期限長短可將系統性危機分為兩類。當市場的主要指數在1天內下降1%時，金融系統面臨的是短期危機，此時單個金融機構i的證券價格下跌的比例為短期邊際期望損失MES。如果市場的指數在未來6個月內下降40%，此時金融系統面臨的是長期的系統性危機，此時單個金融機構面臨的證券價格下跌比例稱為長期邊際期望損失LRMES。

依據Brownlees和Engle把金融機構i在t時期的資本短缺定義為金融監管條件下所需資產與其權益的市場價值之差[2][3]：

其中k為穩健的資本充足率，管理良好的金融機構在非危機時期的資本充足率為8%。Ai,t為資產的價值，等于負債的賬面價值Di,t與權益的市場價值Wi,t之和。

（二）數據來源

由于各國的金融發展情況與數據可得性，我們選取了東盟六國的49家銀行作為樣本銀行（具體參見附錄）。選取的銀行依據為2018年12月前市值超過2億美元的大型銀行，樣本的選取日期為2002年1月3日—2021年9月30日，由于各國的銀行系統發展差異，各國的日期選取有所不同。由于SRISK模型中需要計算DCC-GARCH模型，我們剔除了在2010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來確保歷史數據計算。最后，我們選取了東盟國家主要的股票市場指數來作為DCC-GARCH模型估計中的市場指數。本文所有的數據來源為S&P CapitalIQ數據庫與CEIC數據庫。

附錄 本文研究選取的樣本銀行

三、實證結果

計算了東盟六國的銀行SRISK后，分別對各國樣本銀行的SRISK值進行加總，為了消除樣本的選擇與量綱的影響，我們分別對各國的SRISK加總值除以各國樣本銀行的總資產，得出的指標代表各國銀行的風險值。SRISK值代表銀行的資產缺口，當銀行實施較為審慎的經營方針時，銀行的資本缺口可能為負值，但這并不代表銀行沒有風險，僅代表銀行的風險小于SRISK為正值的國家。各國2021年第三季度的風險值排名如表1。

表1 東盟六國銀行系統風險排名

對各國的風險值進行排名后可以得到，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泰國的銀行風險值最高，達到0.0383，隨后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前三個國家的風險值為正，菲律賓、越南與印度尼西亞的風險值較低，且都小于0，其中印度尼西亞的銀行風險值最低，為-0.0636。

圖1 東盟六國銀行風險值

模型結果顯示，各國風險值高點的時間節點較為一致，與現實較為符合。一方面，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一旦發生全球性系統風險事件，各國的證券都會顯著受到沖擊；另一方面，由于全球金融市場風險的快速傳染性，使得各國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同時受到系統性金融風險事件的負面沖擊。比如在2007年第二季度，由于美國次貸危機逐漸顯現，各國金融風險開始上升，并且都在2009年第一季度達到峰值，隨后風險值開始下跌。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股市在2020年3月都經歷了一波急劇的下跌，各國的金融市場風險與銀行的經營風險也急劇上升。但各國的風險值低點卻不盡相同，主要與各國的金融市場與銀行經營體制不同有關。菲律賓與印度尼西亞的銀行風險波動較大，菲律賓的銀行系統最低值在2013年第二季度，印度尼西亞的低點在2017年第四季度與2020年第一季度。其余四國的銀行風險較為穩定。

泰國的銀行風險在東盟六國中最大。泰國的銀行業風險在2002年處于高位，隨后開始下降，2012年后逐漸上升。泰國的銀行風險一直居于較高位置，與泰國的銀行體系有關。由于泰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相關企業資產負債率較高，銀行業的經營環境面臨挑戰，特別是近年來泰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緩慢上升，導致泰國銀行業的風險較大。

新加坡由于金融開放度與經濟體制原因，整體銀行風險長期處于高位。新加坡的銀行業高度集中，本土三大銀行資產占比60%以上，風險也較為集中。相比東盟其余國家銀行風險值較高。

馬來西亞銀行風險在東盟六國中處于中等水平，但受系統性風險事件影響較大。

菲律賓銀行風險波動最大，且受系統性金融風險事件影響顯著，銀行系統的波動大。一方面，菲律賓相對于新加坡、越南等國家的政局更為動蕩；另一方面，菲律賓的銀行風險主要由大型銀行驅動，由于這幾家大型銀行受政府支持力度較大，政局的輪替對于國內銀行的風險影響也較大。

越南銀行近年來風險緩慢下降，特別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明顯。一是疫情管控有效，在疫情早期，越南采取與中國相同的嚴格管控策略，國內的經濟及金融業受到的影響較小。近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嚴重，銀行風險整體有所上升。二是資本市場發展迅速，近年來越南的資本市場表現較好，導致相關銀行的風險有所降低。

印度尼西亞銀行風險長期處于低位，但波動較大。由于印度尼西亞的金融業滲透率較低，銀行業與金融業發展程度較低，商業銀行的凈息差大于4%，顯著高于新加坡、泰國，銀行獲利能力較強。并且印尼放款多數為長期，信貸成本降低，使得銀行的資產快速增加，降低了銀行業的風險值。但印尼的政局不確定性也導致了銀行業的風險波動值加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模型結果顯示，東盟六國的銀行風險由大到小依次為：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泰國與新加坡的風險值長期處于高位，馬來西亞與越南風險在東盟六國中處于中等水平。菲律賓與印度尼西亞的銀行風險波動較大，其余四國的風險值較為穩定。

本文的政策建議主要從東盟六國的銀行業風險來分析其投資價值。從風險的絕對值上來看，印尼、越南與菲律賓的風險值較低，但主要與其金融滲透率相對較低有關。投資銀行業風險值較高的國家時，應充分考慮市場的影響，當市場風險較大時，對這些國家的銀行風險影響較高。

從波動角度來看，應選擇波動較小的國家進行投資。菲律賓與印度尼西亞的經濟與政治環境相對于其他國家波動較大。當這些國家遇到或遭遇系統性金融事件或政治事件時，對于該國的銀行業風險影響較大，投資這些國家時，更應注重其政治與經濟體制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