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出口復雜度指數研究

吳曉芳 ，馮德連

(1.安徽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南京大學 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未來經濟發展仍要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高質量發展驅動力是創新，基礎是技術進步，并要立足于新型工業化基礎設施、更大范圍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強化競爭服務科技的產業政策體系[1]。從而，高質量發展取決于創新能力、技術升級能力，以及基礎設施服務能力、政策導向力、市場機制的效率等多維能力，這些能力最終凝結在新型產品、高質量產品以及差異化產品的供給上。近60年來，經濟學界通過出口產品網絡測度產品復雜度就是國家生產能力的綜合度量和反映。

經濟學對復雜度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早期基于投入產出分析框架描述一國不同行業間產出相關性、技術關聯性等經濟聯系的復雜程度[2-4]。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來自知識、技術進步[5-6]，在這一理論的啟發下，國際貿易學者在21世紀伊始開始關注技術進步，并對技術復雜度進行測度和研究。拉奧等(Sanjaya Lall)[7]首個提出產品技術復雜度(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概念，并將米凱利(Michael Michaely[8]提出的出口品和進口品收入水平指數(income levels index of exports and imports)作為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index，TSI)，也就是產品所有出口國人均收入加權平均水平。拉奧等指出該指數不是特定技術的測度方法，因為產品生產受多種非技術因素的影響，比如，政策環境、自然資源、基礎設施、空間分布和距離等，也就是出口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反映一國具體產品技術層面和非技術層面的綜合生產能力信息。此外，將一國所有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TSI)加權平均，得到國家(地區)技術復雜度指數(technological content index,TCI)(1)楊汝岱、姚洋(2008)將國家技術復雜度指數稱為技術含量指數(technological content index,TCI)，本文沿用他們的翻譯，并且TSI特指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而TCI特指國家技術復雜度指數，不加說明技術復雜度指數既指產品層面又指國家層面。，它反映一國綜合生產能力，它對經濟增長、地區差距、收入不平等、產業發展等諸多變量產生重要影響，大量學者對技術復雜度指數進行深度研究，尤其是中國學者，因為技術復雜度提升不僅是中國提升經濟增長質量，還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核心途徑[9]。

將產品結構、貿易數據相結合，通過經濟體產品空間捕捉和衡量內在生產能力的研究方法統稱為出口復雜度研究，除了技術復雜度研究，還有經濟復雜度研究。伊達爾戈和豪斯曼(Cesar A.Hidalg,Ricardo Hausmann)[10]指出生產活動需要的部分能力是不可貿易品，如特殊基礎設施、勞動技能、產權、規則、營商環境等，尤其是高度專業化(highly specific)知識和技術，他們具有非排他性，但復制和共享難度大，擴散受地理環境、關系網絡限制。這些生產能力表現出地理黏性(geographically sticky)，特定國家產品生產行為攜帶了當地積累的生產能力以及一些專業化知識、技術能力[11]。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首個采用反射法(the method of reflection，MR)構造經濟復雜度指數(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ECI(2)國內文獻中經濟復雜度與技術含量、技術復雜度三個專有名詞存在混用的情況，本文闡述中為以示區別，基于拉奧等[7]文獻構造的稱為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index，TSI)和國家技術復雜度指數(technological content index,TCI)；基于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文獻構造國家層面的復雜度稱為經濟復雜度指數(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ECI)、產品層面的復雜度稱為產品復雜度指數(product complexity index，PCI)，四者都具有技術含量的信息。)，通過出口產品種類數(3)產品種類數也就是產品的多樣化水平。和產品普遍性(4)產品普遍性反映產品被多少國家生產，普遍性越低表示產品技術水平越高。，同時捕捉產品和國家生產能力信息，揭示經濟系統的生產屬性、經濟增長潛力和國際競爭力[12-13]。但經濟復雜度不等同于出口貿易，以貿易數據為計量基礎只是為了方便起見，并沒有任何關鍵性的含義[11]。

無論是技術復雜度指數還是經濟復雜度指數，都是對出口產品網絡進行聚類、關聯等基礎分析。近幾年，由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特別是神經網絡與機器學習(包含深度學習)的支持，出口產品數據挖掘得以深化，使技術復雜度指數和經濟復雜度指數構造得以優化、運用得以拓展，尤其是經濟復雜度指數。但不可否認的是兩指數的構造及優化路徑都存在較大差異，國內對技術復雜度指數的相關研究較為充分，而對經濟復雜度的研究明顯落后于國際。本文為了研判哪種出口復雜度指數更適合測度我國經濟體系高質量發展能力，先通過梳理文獻概括與評述技術復雜度指數的構造與優化，后詳細解析基于反射法編制的經濟復雜度指數，再通過對兩者的比較展示指數之間的差異性和適用性。

一、技術復雜度指數構造及優化的文獻綜述

米凱利[8]構造出口品收入水平指數和進口品收入水平指數，并研究兩者之間相關關系的方向。以此為基礎，拉奧等[7]提出并構造出口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TSI)，具體是指某產品所有出口國人均收入的加權平均水平，而權重為某出口國該產品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公式表述為：

這一指數構造邏輯根基于要素稟賦理論：往往富國是資本豐富的國家，在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并出口；往往窮國是勞動豐富的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并出口。從而富國往往出口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并處于國際分工鏈的上端；窮國往往出口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并處于國際分工鏈的下端[8]。從而，一種產品所有出口國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往往反映出它主要在發達國家生產，并擁有較高技術含量和技術復雜度。

但拉奧[7]采用的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權重問題，以出口份額為權重容易忽略出口量較小的國家，產生小國效應帶來的信息失真和偏誤。二是核心指標問題，采用人均GDP來表示出口國生產能力可信度較低，更遑論用以表示具體產品生產能力，因為一國會生產大量質量參差不齊的差異化產品，國家層面的勞動生產率(5)人均GDP就是宏觀層面的勞動生產率。無法體現具體產品的專業化、特異化能力，這需要從產品本身的屬性，比如產品質量來獲得真實信息。此外，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之間常常表現出嚴重的出口不均衡分布特征，國家層面人均GDP無法真實反映出口地的生產能力。三是技術復雜度指數的結構問題，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深度發展的背景下，一國出口產品有最終品和中間品，而最終品出口價值中包含了大量進口中間品價值，故最終品技術復雜度指數是個復合指數，包含了國內技術和國外技術兩部分，可以根據增加值貿易分解將復合指數中的國外部分剔除掉，剩下國內技術才真實反映一國具體產品綜合生產能力。大量學者就這三個層面進行了充分而高品質的研究，本文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和分類，如表1所示，以下分別介紹。

1.對權重進行優化

羅德里克[14]和豪斯曼[15]在拉奧等[7]基礎上將指標權重修正為各國出口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產品技術復雜度公式重新表述為：

樊綱等[16]在拉奧等[7]基礎上將權重修正為產品比較優勢指數，得到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的顯示技術附加值指數(revealed technology value，就是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的另一種表達)。指數用公式表述為：

其中，Rl為產品l的顯示技術附加值；Yi為i國的人均GDP；wil為i國產品l比較優勢指數，且：

出口數據并不能完整表示生產能力，杜修立和王維國[17]在拉奧等[7]基礎上以產品的生產份額代替出口份額來測度產品技術含量(technical content，也就是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用公式表述為：

這一測算方法背后邏輯是：認為正是各國出口傾向不同(出口依存度不同)，導致出口份額和生產份額不同，使用出口依存度來調整出口份額，從而得到生產份額的估計值。但是該方法暗含的假設是每類商品的出口傾向都相同，且等于出口依存度，這不太符合現實。

以上學者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將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權重進行了修正和優化，使之更加準確地反映各出口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并使技術復雜度指數更能真實地體現產品在所有出口國具有的平均技術含量。在后續研究中，大多學者沿用了顯示比較優勢指數[18-22]。雖然學界認可了對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權重的優化，但這種優化終究是細枝末節的調整，因為，核心指標的優化以及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內在結構的探索和辨析才是關鍵。

2.對核心指標進行優化

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的核心指標是產品出口國的技術含量，拉奧等[7]、羅德里克[14]、豪斯曼等[15]、樊綱等[16]以及杜修立和王維國[17]均使用各國人均GDP指標來表示。但由于一國內部不同地區收入和出口分布不均衡，比如中國東部與中西部收入差異較大，出口多集中在東部沿海的9個省份[23]，鑒于此，許斌和路江涌[24]基于省級數據對豪斯曼等[15]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的核心指標進行修正，使用各省人均GDP的加權平均水平來替代全國人均GDP，權重為各省單個產品的出口比重與各省單個產品出口比重之和的比值。但許斌和路江涌只對中國數據進行了修正，而收入和出口的不均衡分布問題不僅僅發生在中國，所以這種修正顯得較為片面。

一國生產大量質量參差不齊的差異化產品，僅從全國人均GDP單一視角來表示出口國所有產品內含的技術和非技術能力非常粗糙，許斌[23]在豪斯曼等[15]基礎上進一步挖掘產品質量信息，將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優化為：

許斌和路江涌[24]和許斌[23]兩篇文獻對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的核心指標進行了修正，分別將出口國各地區收入不均衡問題以及出口產品質量差異納入考察范疇，這種修正雖然原則上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產品內含的技術和非技術能力信息，但它仍然受到了現實的挑戰。在全球價值鏈深度發展的當下，一國的出口產品不僅承載了本國的生產能力，還承載了價值鏈上其他國家的生產能力，若要清晰地甄別本國生產能力信息，需要將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這個復合體分解成國內部分和國外部分，可以采用全球價值鏈的增加值貿易分解法來實現，這正體現了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近幾年的優化和研究的深化。

3.基于增加值貿易分解優化指數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深入發展，出現大規模的產品內貿易，一國出口產品含有的技術不僅指最終工序里的技術，還包括進口中間品所蘊含的直接及間接國外技術和間接返回的國內技術。姚洋和張曄[25]構建了中國出口品的國內技術含量指數，利用中國投入產出表和中間品的進口比例，扣除進口中間品對最終品技術含量的貢獻，從而得到產品的國內技術含量。姚洋和張曄[25]關于國內技術含量指數的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第一步，計算產品i的技術復雜度指數：

其中，k表示國家，i為任意產品，它包括中間品和最終品。

第二步，計算復合技術含量指數：

第三步，剔除進口中間品的直接貢獻，得出口品的國內技術含量：

其中，βi表示第i種投入品的進口占使用量的比例。

利用進口比例只是剔除了進口中間品的直接貢獻，而沒有剔除其間接消耗的國外技術的貢獻，故計算的出口品國內技術含量仍然不夠準確，這也體現了使用單個國家投入產出表的局限性。并且，將所有進口中間品全部視為中間投入品，導致一些部門甚至出現了國內技術含量為負的情況。

庫普曼[26]使用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測算方法剔除國外進口中間投入品價值，得到出口品(或進口品)技術含量凈值的新方法。具體的測算步驟為：

第一步，基于豪斯曼等[15]方法測算行業l商品i的技術復雜度指數：

其中，k表示國家。

第二步，測算行業l剔除國外進口中間投入品價值之后的產品技術含量凈值：

齊俊妍和王嵐[27]指出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將權重使用各國出口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存在一定缺陷，因為RCA指數以總值貿易數據為基礎，而總值貿易在價值鏈分工背景下存在重復計算問題，會高估在產品價值鏈上處于下游環節國家的出口優勢。從而他們定義了基于增加值貿易的RCA替代基于總值貿易的RCA。用公式表達為：

倪紅福[28]提出產品的完全國內技術含量，即從產品全部技術含量中扣除從國外進口的技術含量，這種扣除包括直接和間接的國外中間投入品的技術含量，而完全的國內技術含量不僅包括國內生產的技術含量還包括了從國外進口中間品中返回的國內技術含量。用兩國兩個部門全球投入產出模型可以將產品復合技術復雜度公式表述為：

使用增加值貿易分解法剝離國外進口中間投入品的直接和間接技術含量，獲得完全國內技術含量，對最初拉奧等[7]的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進行了深度修正。綜合來看，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修正凸顯了產品國際競爭力、產品差異性和全球價值鏈生產方式的重要性，雖然對產品及國家技術含量的度量更趨準確，但測度的信息維度和準確度仍需提高。

在產品技術復雜度研究不斷深入的同時，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提出了經濟復雜度概念，并使用貿易數據通過反射法凝練產品結構的特征，構造經濟復雜度指數(ECI)和產品復雜度指數(PCI)同時度量國家和產品生產能力，這一構造方法與技術復雜度指數基本方法差異顯著，國內文獻雖然近幾年開始關注經濟復雜度的研究，但對指數構造方法的描述太過精煉，且對指數背后的經濟學內涵闡述嚴重不足。

二、經濟復雜度指數構造方法詳解及相關文獻綜述

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將世界經濟視為一個大型經濟系統，將系統內不同主體之間的貿易視為經濟關聯方式，他們利用反射法提取全球產品空間的國家—產品二維矩陣Mcp(c為國家、p為產品)中的國家生產能力和產品生產能力信息，進而構造國家和產品經濟復雜度指數，前者直接稱為經濟復雜度指數(ECI)，現有文獻驗證了其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10]、收入不平等[29]等諸多宏觀經濟變量密切相關；后者稱為產品復雜度指數(product complexity index，PCI)(8)此處經濟復雜度具體指國家層面的經濟復雜度，以示區別，產品層面的經濟復雜度簡稱為產品復雜度，本文不加說明時，經濟復雜度泛指國家層面和產品層面經濟復雜度。，經濟活動空間集中度對產品復雜度有重要作用[30]。以下結合表2說明經濟復雜度指數和產品復雜度指數的構造過程和構造方法。

表2 反射法迭代計算國家和產品變量集的一個簡單模型

第一步，構造國家—產品二維矩陣Mcp，當c國出口產品p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CAcp≥1時，稱c國有能力出口產品p，則Mcp=1；否則，Mcp=0。如表2所示，國家C1、C2、C3、C4分別在產品P1、P2、P3、P4上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得值決定了Mcp矩陣各元素的取值。

第二步，將矩陣Mcp各元素分別對產品(列)和國家(行)進行邊際加總，可得：

kc,o衡量c國出口(比較優勢)產品種類數，也就是國家層面的產品多樣化水平(product diversity)。當產品多樣化水平越高，說明一國具有的能力種類、能力組合就越多，供給新產品的能力也越強。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將每一個產品視為積木塊，每一種產品視為積木模型，產品種類越多，即積木模型越多，意味著積木塊也越多，大量差異化的積木塊組合出新積木模型的概率就越大，從而該國研發和設計出新產品的能力就越強。此外，產品多樣化水平越高，說明一國產品空間的密集度越高，產品升級斷檔的可能性越小，比較優勢演化的速度相對越快。伯剛軍[31]還指出一國現有出口產品種類越多，出口與這些產品相關新產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現有產品種類越多，那么與新產品存在共享能力(shared capabilities)的可能性就越大，現有產品與新產品之間知識擴散(knowledge diffusion)就越充分。

如表2所示，國家C1、C2、C3、C4分別在兩種產品上具有顯示比較優勢，從而各國產品多樣化指數kc,o都為2。但多樣化指數并不完美，即使擁有相同產品種類數的國家之間往往生產能力不同，因為每種產品復雜程度不同，需要的能力水平不同，從而需要產品普遍性信息加以修正和補充。

kp,o衡量產品p的普遍性(ubiquity)，或者反過來說衡量產品的特殊性和排他性，某種產品出口國較少、產品普遍性較低，亦即產品特殊性和排他性較高，說明生產需要高端的專業化和特異化知識和技術[11](9)這通常是針對工業制成品來說的，因為有些普遍性較低的農產品是因為特定土壤、氣候或水質條件等自然因素，而與一國生產能力無關。。如表2所示，產品P1、P2、P3、P4的普遍性指數kp,o分別取值2、1、2、3，其中P4的普遍性最高，說明它需要的生產技術和知識水平最低。同樣，產品普遍性指數也不完美，因為具體產品技術能力主要反映該產品的專業化和特異化生產能力，而無法反映產品生產需要的能力種類。此外，根據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的研究kc,o和kp,o負相關，因為一國產品多樣化水平越高，能力種類就越多，擁有某產品專業化和特異化能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從而越可能生產出低普遍性的產品。

綜上，基于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經濟復雜度和產品復雜度都需要融合產品多樣化和產品普遍性信息。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采用反射法捕捉全球產品空間矩陣Mcp的變量集合來描述國家綜合生產能力和各種產品生產所需要的能力信息，這種方法能產生兩種類型節點kc,N和kp,N(N≥1)，一條節點序列的產生順序為kp,0→kc,1→kp,2→kc,3→kp,4→……，另一條產生順序為kc,0→kp,1→kc,2→kp,3→kc,4→……，也就是反射法由迭代計算相鄰節點前一期屬性平均值的方程組成，最終獲得經濟復雜度指數(ECI)和產品復雜度指數(PCI)的構造公式：

第三步：使用反射法計算經濟復雜度指數和產品復雜度指數：

其中，kc,N為經濟復雜度指數(ECI)，kp,N為產品復雜度指數(PCI)，且N≥1。

為方便闡述，以下分別展示N=1或2時kc,N、kp,N的經濟學內涵。

當N=1時

當N=2時

綜上，國家層面的經濟復雜度(ECI)可由向量kc,0、kc,1、kc,2……kc,N來描述，其中，偶數變量集合kc,0、kc,2、kc,2i(10)kc,2i中的i表示反射次數，與kc,2i+1中i相同。衡量一國(地區)具有的產品(平均)多樣化水平，描述一國(相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擁有的生產能力種類以及提供新產品的能力大??；奇數變量集合kc,1、kc,3、kc,2i+1衡量國家具有的產品(平均)普遍性，描述國家擁有高端知識、技術能力大??；產品層面的經濟復雜度，也就是產品復雜度(PCI)可由向量kp,0、kp,1、kp,2……kp,N來描述，其中偶數變量集合衡量某產品(平均)普遍性，從全球產品空間的視角來測算該產品生產需要的技術水平；奇數變量集合衡量某產品(平均)多樣化水平，同樣從全球產品空間的視角來測算該產品生產需要的能力種類。此外，高階變量更加準確地反映了產品普遍性和多樣化信息，從而修正了復雜度的排序，隨著N的增加，無論是kc,N，還是kp,N最終會收斂于均值。當kc,N=kc,N+2時，就可以得到國家間能力的不重疊排名，并最終得到ECI取值，反映了國家能力種類和能力專業化的綜合水平；同樣，當kp,N=kp,N+2時，也可以得到產品復雜度的不重疊排名，并最終得到PCI取值，反映某產品生產需要的能力種類和能力專業化程度的綜合信息[33]。

豪斯曼和伊達爾戈[12]還指出國家層面產品(平均)多樣化水平(kc,2N)提高有利于國家層面產品普遍性(kc,2N+1)下降，因為產品普遍性下降，亦即產品特異性和專業化提高，需要廣泛能力組合。此外，產品(平均)多樣化水平(kc,2N)提高，有利于提高產品(平均)多樣化水平(kp,2N+1)、降低產品(平均)普遍性(kp,2N)，因為國家擁有廣泛能力(kc,2N提高)，生產的產品才會被少數多能力的國家掌握(kp,2N+1提高、kp,2N下降)，多樣化程度較低的經濟體往往專注于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都出口的少數產品[34]。

經濟復雜度衡量方法除了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提出的基于線性方程組迭代的反射法，還有被克里斯泰利(Matthieu Cristelli)[35]運用的高度非線性排序算法——適應度復雜度法(fitness-complexity ，FC)，它也可以對國家和產品復雜度進行排序，該方法比反射法更復雜，但并沒有改變所囊括生產能力信息的維度。

除了經濟復雜度，文獻還對產品空間的其他特性進行了研究，比如，產品鄰近度(product proximity)、產品密度(product density)、機會價值(opportunity value)[33,36-39]，并研究了他們與一國經濟發展、比較優勢演化之間的關系[40-42]。隨著經濟復雜度的提高，一國會具有更高的產品鄰近度和產品密度，尤其中等復雜度的經濟體會隨著復雜度的提升產品升級空間較大、技術價值也較大[33]。

三、技術復雜度和經濟復雜度指數差異性分析

以拉奧等[7]為代表的關于技術復雜度的研究，首先，基于產品所有出口國收入的加權平均，獲得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TSI)，后基于一國所有出口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的加權平均，獲得國家技術復雜度指數(TCI)(11)兩次加權平均的貿易份額內涵不同，第一次是i國產品l出口占世界l出口總額的比重，第二次是i國產品l出口占本國總出口的比重。。伊達爾戈和豪斯曼[10]通過反射法將生產能力信息不斷在產品和國家之間傳遞，同時獲得了產品復雜度指數(PCI)和經濟復雜度指數(ECI)。兩種類型的復雜度指數存在諸多方面的差異，以下詳細闡述。

1.側重點不同

TSI使用產品出口國人均GDP反映產品的技術水平，這是一種簡化處理，但沒有考慮國家內部不同產品技術水平的巨大差異，即使發達國家人均GDP較高，并不意味著他們只生產高技術產品，從而一種產品被發達國家出口，所含有的關于產品本身復雜度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43]，國家技術復雜度指數(TCI)亦是如此。ECI從產品(平均)普遍性(如kp,0、kp,2、kp,4、kp,6……)(12)產品普遍性指數通過反射法得到國家平均產品普遍性信息，具體為kp,0→kc,1、kp,2→kc,3、kp,4→kc,5，以此類推，最終得到ECI指數。來衡量技術水平，若產品普遍性較高、出口國眾多，說明產品生產技術低端，產品專業化、特異化程度低；若產品普遍性較低，則相反。此外，ECI的產品(平均)多樣化指數(如kc,1、kc,3、kc,5……)不僅囊括產品普遍性信息，還囊括產品多樣化信息，也就是反映產品能力種類信息。相比較而言，ECI對產品整合能力信息的描述比TCI更充分更準確。

成力為、關書和戴小勇[44]在關于TCI和ECI(13)TCI亦即成力為、關書和戴小勇(2017)的研究中的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數(EXPY)。的比較分析中發現，ECI取值較高的國家，TCI小于ECI，因為經濟復雜度較高的國家，產品技術含量較高，但TCI存在低估技術含量的問題；而ECI取值較低的國家，TCI大于ECI，因為經濟復雜度較低的國家，產品技術含量較低，但TCI又存在高估技術含量的問題。為何如此呢？因為TCI更容易受經濟規模、貿易規模的作用，而ECI更容易受技術水平的作用，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羅德里克[14]測算1999—2001年中國出口技術復雜度，發現中國出口產品的復雜度遠遠超過了其經濟發展水平，大約與比其人均GDP高3倍的國家相類似。

2.小國效應的嚴重性不同

產品TSI是產品出口國人均GDP的加權平均，國家TCI是產品TSI的再平均，兩次加權平均的權重都與產品出口份額息息相關，雖然第一次加權平均使用顯示比較優勢指數能夠一定程度上消除小國效應，但第二次加權平均仍然使用貿易份額，仍然容易忽略小規模高技術出口品的技術信息，因此，對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來說，即使出口產品技術水平較高，但困于指數構造的局限，其產品技術含量信息被較少地提取。ECI指數第一步就使用顯示比較優勢指數的值來構造國家—產品二維矩陣(Mcp)，從而一開始就規避了小國效應[44]。

3.指數內涵的解讀不同

先獲得產品TSI才能獲得國家TCI，前者決定后者。ECI則不同，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ECI直接將產品生產能力和國家生產能力信息綜合在一個指數里，比如，kc,1根據一國所有出口產品平均普遍性來反映國家生產能力，將產品普遍性指數kp,0納入國家的平均產品普遍性指數里(kc,1)，也就是kp,0決定kc,1，但同時kc,1也決定kp,2，以此類推，產品多樣化指數(kp,1、kp,3、kp,5等)與國家的產品多樣化指數(kc,2、kc,4、kc,6等)亦是如此。說明產品復雜度(PCI)與經濟復雜度(ECI)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ECI與TCI的不同點還表現在另一方面：前者將產品普遍性和產品多樣化信息綜合在一個指數里，如kc,1和kc,3，以及更高階的kc,2N+1，既反映了生產能力種類信息，又反映生產技術水平信息；而TCI只反映生產技術水平信息。

4.指數可分解性不同

在全球價值鏈深度發展的背景下，一國最終品出口復雜度是復合技術含量，包括了國內部分和國外部分，利用增加值貿易分解法對TSI進行分解，體現出TSI較強的可分解性優勢。而ECI國家—產品二維矩陣不是世界投入產出表，無法進行增加值貿易分解，無法分解出國內生產能力和國外生產能力，所以，ECI指數在這一層面的可分解性不如TSI。

正如豪斯曼等[15]所言，“一國出口多少不重要，出口什么更重要?！币簿褪菍σ粐洕l展來說，已有產品大規模重復出口不如持續推出新產品及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因為前者只是重復大量使用特定能力，不利于技術創新、價值創造，更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而后者持續推出新產品及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反映了一國生產能力種類的增加、高端知識技術的升級。根據本文分析，技術復雜度指數(TCI)提取了更多貿易規模信息，對產品內涵技術水平信息的凝練不足，而經濟復雜度指數(ECI)受貿易規模影響較小，同時提取了能力多樣化和技術水平信息[33，44]。

四、結語

高質量發展取決于一國創新能力、技術升級能力，以及基礎設施服務能力、政策導向力、市場機制的效率等多維能力[1]，基于產品空間測算的經濟復雜度指數(ECI)通過產品多樣化指數和普遍性指數分別反映了一國綜合要素稟賦具有的創新能力和技術能力，基于產品空間測算的與經濟復雜度相關的產品鄰近度、產品密度、機會價值等指數能清晰地演示一國比較優勢的升級難度、升級路徑和升級價值[33]。經濟復雜度指數內涵在技術信息的準確性上、在產品空間的系統性上，指數外延研究呈現出的數據可視化方面都取得了諸多突破，是測度我國經濟體系高質量發展能力的又一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