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走 寫
——我這一輩子在干些啥

□鄧偉志

老漢我今年八十有五，已成風中之燭。在行將就木時，免不了要回憶過去，想來想去我這一輩子輕如鴻毛，似乎就干了三個字：讀，走，寫。

詩詞是我童年的精神食糧

我出身于小知識分子家庭。曾祖父行醫，他脾氣很怪，窮人請他看病，不分晝夜奔去，如果路途遙遠他會騎著小毛驢去給窮人醫治；達官貴人請他看病，如果不來轎子、馬車接他，他不走。有次給鄰縣的縣太爺看病，縣太爺死了。官府咬定是他有意害的。在清末那年代，文人跟官員打官司是打不贏的。曾祖父被判“穿紅繡鞋”，即是走在燒紅的烙鐵上。曾祖冤死后，祖父也氣死了，從此家境衰落。十多歲的伯父只好放棄讀書，耕田種地，維持生活。父親和叔父在親戚支助下讀書。父親讀完師范，1925年18歲到上海大學讀書，1926年在上海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又被黨組織派到由毛澤東同志主辦的武昌農講所學習，從此很少回家。

解放戰爭時間，我家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交界，京滬和隴海兩條鐵路都經過蕭縣。我們在蕭宿永一帶住過一二十個小村莊，好在母親讀過師范，不管住哪里，她都要教我們背詩詞，白天沒時間教，晚上睡在床上教?！赌咎m詞》、岳飛的《滿江紅》，背一遍再背一遍，字不識，照樣背，錯一個字重新背。幾十年過去了，今天我仍然滾瓜爛熟。在“跑反”時，六七歲的我跑不動，母親就叫我背“乞丐詩”：“賦性生來本野流，手提竹杖過通州。飯籃向曉迎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腳踢翻塵世路，一肩擔盡古今愁。如今不受嗟來粟，村犬何須吠不休?！痹诤诎档呐f社會，背這首詩時，渾身是力量。幼小的我萌生了踢翻舊社會的念頭，在跑不動時，更想踢翻塵世路。母親鼓勵我：“要有‘一肩擔盡古今愁’的抱負?！?/p>

有時候，我們也會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詩人，他也在被窩里教我詩詞。有一次，敵人掃蕩，我們不得不離開外祖家，逃向河南省。臨別時外祖寫了首詩給我們姊弟三個送行：“三個小兒童，今將有遠行。前程期廣大，一路祝安平。學與年同進，身隨日俱增。待當歸來日，四海望澄清?！币宦飞?，母親叫我們反復背外祖的詩，鼓勵我們向前，向前。

詩詞是我童年時的精神食糧。背詩的時候，吃野菜、窩窩頭也不覺苦。詩詞伴隨我成長。

讀

1960年，我從上海社會科學院本科畢業后，留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創辦的學習室。

經過一年多，我在導師精心培養下養成了讀書的追求和方法?！俺科瘌B啼前，夜臥人靜后”“吃穿簡單點，頭腦復雜點”成了我的座右銘。在吃不飽的困難時期，我從筷子底省出錢來買書。我到好多大學圖書館借過書，向名人家屬借過書。孤本、善本不可出館，我就在南京路上海圖書館吃住了一個多月，讀孤本、善本。我在古籍版本學家顧廷龍和古醫史專家劉書農指導下讀過馬王堆出土的竹簡。我還在北大考古學家指導下，手捧甲骨文讀周朝人的日記。我還出乎人們意料地賣過書?！拔幕蟾锩鼻?，每周四上午干部都要勞動。經領導批準，我到福州路新華書店、徐家匯書店、淮海路思南路書店以及淮海路華亭路書店賣書。我認為賣書也是讀書，利用賣書了解讀者的真正愛好和評論。我每次出國講學，都要去他們的圖書館，前前后后，去了捷克、英國、愛爾蘭、美國等幾十個外國的圖書館。在奧地利圖書館背過他們的木質背斗借書。奧地利學人見我這位“老外”背得不熟練，先微笑而后幫我糾正背書斗的姿勢。

走

在名片時髦的日子里，我名片上寫的是“讀書人鄧偉志”。讀書人誠然要讀書，但是如果不了解社會，很難讀懂書；如果脫離實際，書房會變成空中樓閣、象牙之塔。在學習室時，幾位導師教導我們“要眼睛向下”“沉到底”。因此，我兩條腿不停地到處走。

上海紡織、冶金、機電、儀表、輕工等工業系統的工廠，我去過120多家，邊勞動，邊調查。我當過上鋼三廠二轉爐的爐前工；我到過臭氣薰天的皮鞋廠、污水橫流的造紙廠勞動過；我在造鈾造鐳的工廠里見過鐳；我在上港五區、七區背著200斤重的棉布包過“天橋”，上外輪；我在劉志丹的侄子劉從軍工程師的帶領下，抱過尚未安裝的導彈殼。我還與聾啞人一起織過五彩斑斕的被單。我在精神病院與各類精神病患者一起生活了好幾天。林林總總，豁目開襟。

讀書是為了強國。為了國強必須了解國情。寫文章要從國情出發。為了熟悉國情，我北從黑河，南到睦南關，東從長白山，西到嘉峪關，跑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

“春雨不攀高墩”。出門走紅地毯方便，爬山間小路困難。為了熟悉國情，我爬過幾十米高的懸崖，越過激流險灘，穿過樹上有螞蝗的密林和荊棘，在金沙江、瀾滄江、圖門江里洗過澡。我訪問過住在沙漠上、因缺水一年只洗三四次臉的可愛的農民?！白怨攀ベt多貧賤”。就是這個沒穿過一件衣的民族兄弟的老氏族長，為保存火種彎腰用胸口擋雨，胸部燒得傷疤連傷疤，傷疤疊傷疤，他真是以身作則的“優秀領導干部”。我前后寫過《論乞丐》等幾十篇呼吁共同富裕的文章。

我走訪過60多個國家，接觸過150多個國家的百姓。在馬克思調查玻璃廠的舊廠房前，我哼出了“咱們工人有力量”。在古羅馬遺址，看到奴隸主住的高大建筑只剩下幾根斷了的柱子，而奴隸住的矮小地下室仍完好存在，讓我想起窮且益堅。走進過世世代代發諾貝爾獎的那既小而又建筑出錯的禮堂，我很自然地背出“室雅何須大”“廟小乾坤大”。走進因思想自由而出過40多名諾貝爾獎的慕尼里大學，看到他們百年前的“學生監獄”遺址，讓我強烈地感到改革之重要，改革是解放人才。坐在南美以“錯誤的港灣”命名的港灣旁，想起“錯誤是正確的先導”。

寫

使命和癖好決定我不管看到什么社會現象，總要想一下能從中引出什么觀點，能不能進入筆下。上海有位筆桿子寫文章，贊我與他一起參觀采礦展覽也拿出筆記本記錄。我說，那是因為我想變無知為有知。參加集體活動，有的自己有興趣，有的自己沒有興趣，既然去了，就要學會變沒興趣為有興趣，盡量進入筆下。沒興趣往往是不懂門道，沒進入角色，但是不能一味地看熱鬧，要學會進入角色，看門道。

看書，看報，我愛拿筆摘兩句，或者做個記號，做最重要記號，做次重要記號，對不贊成的打叉，有疑點的打問號。問號像把鑰匙，在我眼里是打開真理之門的鑰匙。形形色色的符號集零為整，積少成多，不知哪一天“讀”和“走”接上頭，就會升華為比較系統的想法，試著提筆寫點什么。有了理論沖動，不吃飯也得寫，不睡覺也得寫，不看病也得寫，寫，寫，寫成了“寫癮”。讀加走化合成寫，是我人生的公式。

從1956年進大學至今66年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強大威力，逼著我“拼多多”，出版了全集25卷，發表了一千多萬字（還有幾百萬字日記未發表），有長有短，有深有淺，良莠不齊，有被人認為對的，有被人認為錯的。面對形形色色的議論我冷靜思考，擇其正確者而從之，對未必正確的我不從，不從也不埋怨，不生氣，壓力變動力，有坑就填坑，填不了就縱身跳過去，跳不過去即使掉進坑里也無所謂。我是中國共產黨把我從死的邊緣救出來的。1948年我10足歲，在淮海戰役中遭飛機轟炸，父親請王文書送我轉移，走在濉溪鎮的橋上，敵機炸彈落在距離我倆一米遠，結果是啞彈，未炸；走出濉溪東關剛到場地上，飛機又來了，王文書把我摟在懷里，抓起一把又一把沙土當煙幕彈，炸彈沒能落我倆頭上；走到麥田邊的車道上，敵機又來了，沒有了沙土。王文書見飛機從東來，拉我躺在路邊墳墓的西邊。飛機瘋狂地掃了我倆幾梭子，有的掃在墳東邊，有的掃在我倆腳的西邊，就是沒掃在我倆身上，再一次讓我與他死里逃生。飛機飛跑后，王文書得意地說：“我料他們角度算不準！”小時候不怕死，到中青年時還會怕離死有十萬八千里的墨筆官司嗎？

幾十年來，我文章受到批評和商榷的有十來篇。

1980年，富有欺騙性的“耳朵認字”在報刊上、電視上猖獗。我毫不買賬，既寫文章又出書揭穿“耳朵認字”作假。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文匯報》上接連發表了《家庭的淡化問題》《淡化當官心理》《中國的學派為什么這么少》，被人稱作“鄧氏三論”。每一論都受到很多批判文章?！段膮R報》公開發表了一些批評文章；《文匯報》辦的內參《理論討論》也發了幾篇。

1982年，我提出“婦女學”。有婦女理論專家批評說：“婦女學”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我立即寫文章講明婦女學既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東方的。

1986年，我應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之邀辦了《鄧偉志信箱》，就聽眾所提理論問題作些回答，全國廣播電視會議予以贊揚，1987年獲獎。有人上告《鄧偉志信箱》是自由化：“在社會主義輿論陣地上節目以個人命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卑l獎大會不讓我參加，不登臺，會后把獎狀、獎品送到我家中。

1999年，我寫了篇《不創新毋寧死》，后來發表在一家雜志上，緊接著又陸續寫了十幾篇倡導創新的文章，于2006年用《不創新毋寧死》為書名，出了本小集子。

幾十年來，我讀過多少有關學者的小傳，記不得了，寫學者傳記的大書家里大約有一二百本。我在寫作中遇到的這些麻煩，說實在的，較之老一輩只能算雞毛蒜皮。我堅信“雙百”方針。我認為“商榷→商榷的商榷”是新思想的催生婆。都用“酸甜苦辣”形容人生，我覺得用在我身上不盡然，面對曲曲折折，我說人生有八味：酸甜苦辣、咸癢澀麻。我嘗的多是咸癢澀麻。面對起起伏伏，我無怨無悔，起不俏，伏不倒，攔不住，甩不掉。云卷云舒是氣象的研究對象?；ㄩ_花落是植物的生長規律。挫折是歷練。在我眼里是褒是貶不關情。行藏用舍是任何人都脫不開的經歷。千變萬變，追求真理的志向不可有一絲一毫的動搖和放松。聲如鐘，站如松，是文化人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