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聊齋志異》的文士治生生態

徐永斌

提 要：《聊齋志異》中的一些篇章描寫到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處館、傭書、書畫、經商幾個領域?！读凝S志異》對文士治生的摹寫，反映了清代文士治生的社會現實；元代許衡的“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治生思想及其后受其影響的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論基礎，也反映了下層文士艱難的生活狀態。蒲父和松齡父子自身的治生生涯，使他對文士治生這種社會現象有所關注，并在其文學作品中對下層文士治生生態有所反映。蒲松齡的治生實踐為《聊齋志異》注入了新內涵。

《聊齋志異》中描寫文士治生生態的篇章雖沒有《儒林外史》那樣集中，但前者所涉及文士治生的描寫，如描寫處館授徒和文人經商的情形，卻非常細膩和深刻；而其他如傭書自給、繪畫治生等多是依附于小說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節構建的需要，有的甚至附以神異色彩，并沒有以之為小說描寫的重點，在小說中僅起到鋪墊作用。在文言小說中，像《聊齋志異》這樣描寫文士治生的實不多見。我們不能忽視《聊齋志異》中的文士治生描寫，因為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古代下層文士的生活狀態，另一方面，蒲父和松齡父子自身的治生生涯和感悟也為創作《聊齋志異》注入了活力。

明清時期，文士治生的現象非常普遍，學界前賢已注意到這一問題，并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筆者亦有近20篇已發表的論述文士治生的核心期刊論文和學術專著《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中華書局，2019年)。關于蒲松齡做塾師、游幕生涯和《聊齋志異》中的文士經商現象的研究，學界同仁多有關注，這些研究成果對本文的撰寫具有一定的啟迪。如果我們認真翻檢《聊齋志異》《蒲松齡全集》等相關文獻，就不難發現在蒲松齡的文集、小說等中，描寫文士治生雖然主要集中于處館、游幕這兩種途徑，但也涉及其他治生途徑，而且蒲松齡對文士治生及其影響頗有感悟；如果再與現存文獻資料相印證，不難發現蒲松齡創作的文學作品中所描寫的文士治生，與明清文士治生的現實很吻合；蒲松齡的治生觀念與前代先哲的治生思想一脈相承。研究《聊齋志異》文士治生這一課題，有助于我們深化研究蒲松齡。本文擬結合蒲松齡的相關文獻資料對《聊齋志異》中文士治生生態進行探析，不當之處，敬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 《聊齋志異》對文士治生生態的描摹

《聊齋志異》中所描寫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處館、經商兩個方面，其次也對文士傭書、書畫治生進行了描寫，這四種途徑也是明清文士從事治生所常采用的手段，《聊齋志異》對前兩種文士治生途徑不吝筆墨，對后兩種文士治生途徑進行簡要描寫，從而使《聊齋志異》對文士治生生態予以展現。

中國古代教育，注重家中男丁的啟蒙教育，而且特別尊師重教。蒙館之風，雖在唐代已行，但以宋代最盛。劉禹生《世載堂雜憶》不僅對此曾有記載，而且對主人和蒙師之間的稱謂、蒙師種類、教學內容和方式作了說明。對于有志于科舉者，教師對弟子“以八股試帖為正課，其余詩賦文辭為雜作”(劉禹生 2—3)。除了蒙館之外，又有賓師之說(徐珂 3580)。賓師不同于蒙師，賓師之職責，比較廣泛。延訂賓師之書，曰關書，亦曰關聘，上載所任之事及酬報之數，好似今日之契約書。送關書時，必附以聘金。賓師的范圍較蒙師為廣，既有蒙師一類，也有幕賓一類，從事游幕的文士，官員也稱之為西席，有時也稱其“席賓”，稱謂在不同時代也有所不同。

《聊齋志異》對文士處館和授徒的情形也多有描寫，涉及的篇幅也比較多。如第一卷《宅妖》言王俊生處館：“長山李公，大司寇之侄也?？滴跏吣?1678年)，王生俊升設帳其家?！?《聊齋志異(圖文本)》 9)第四卷《念秧》言清苑人許生在官員府中設帳授徒：“我清苑人，許姓。臨淄令高檠是我中表。家兄設帳于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饋貽。[……]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211)第十卷《又》雖以神鬼為背景，但也提及文士以處館授徒治生的情況：“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于淮，館縉紳園中?！?547)第三卷《庚娘》言河南名門之后的金大用在被揚州王十八設計陷害而未死，后流亡至淮揚一帶，被當地富室尹翁聘為塾師：“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曉，至淮上，為小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決?！?143—144)

第九卷《愛奴》雖以虛幻之鬼魅為描寫對象，但蒲松齡用大量筆墨詳細描寫了文士以塾師治生的情形，包括東家延請塾師的程序、束脩厚薄及應聘者的素質，如文中所描寫的河間徐生以授徒為生，注重誠信，面對第二位東家的利誘，不愿違約而就，只愿在空檔之時，在不違背信約的情形下，答應第二位東家的聘請(《聊齋志異(圖文本)》 459)。徐生對所教學生要求嚴格，即使面對東家的歉意，甚至寧愿辭館也不愿放棄自己的教學標準和原則：

然公子不善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為緩頰。初猶遣婢傳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顧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狈蛉饲叉局x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怏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毙炫唬骸笆苋藬到?，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為恥，贄固猶在囊耳?！彼斐鼋鹬脦咨?，治裝欲行。夫人出，脈脈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返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戶偪側；走數步，目光射入，則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然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去。(459)

同篇又描寫了章丘朱生的處館情形，他和徐生一樣，對弟子嚴格要求，面對主家的求情，嚴詞苛責，甚至痛罵主家之溺子：“章丘朱生，索剛鯁，設帳于某貢士家。每譴弟子，內輒遣婢為乞免，不聽。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關說。朱怒，執界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迫之，自后橫市臀股，鏘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聊齋志異(圖文本)》 459)同篇又生動描寫了受聘者與東家之間的微妙關系，一方面，東家為了讓受聘者盡職盡責，錙銖必較；另一方面，受聘者設計應對，令東家苦不堪言：

長山某，每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虛盈，計每日得如干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為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故甚駭；既而暗生一術，反嗔為喜，聽其復算不少校。翁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辭以故。遂薦一生乖謬者自代。及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含忍之。歲杪，攜珠盤至。生勃然忿極，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盡歸于兩，生不受，撥珠歸東。兩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聊齋志異(圖文本)》 459—460)

與之可作印證的是第九卷《云蘿公主》。此篇除了描寫受聘者與東家之間的微妙關系外，還描述了受聘者夫妻對待束脩厚薄之不同態度：

又耿進士崧生，亦章丘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蚺笈f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瀹茗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逆之。設帳得金，悉內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饋遺，恒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算良難也。后為婦翁延教內弟。是年游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榼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周親，然舌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心終歉焉，思暗償之。于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余，得如干數。(《聊齋志異(圖文本)》 492)

《云蘿公主》中描寫了章丘孝廉李善遷不愿走科舉仕進之路，以教授音樂為生，最后也成為孝廉(《聊齋志異(圖文本)》 492—493)。

古代文人稱受雇為人抄書而獲得報酬的人為“傭書”，不同時代的稱謂有所不同，如魏晉南北朝時稱之為“經生”，唐時稱之為“鈔書人”。歷代不乏文人傭書之事，文獻中對此多有記載，如《后漢書·班超傳》記載了班超攜其母到洛陽后，因家貧為人傭書自給：“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范曄 1571)《三國志·吳書·闞澤傳》記載會稽山陰人闞澤早年因生計為人傭書自給之事：“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焙蟪梢淮枌W之士、東吳顯宦。歐陽修《歸田錄》卷一記載揚州人仲簡“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奇之”(歐陽修 27)。明清時期，文人傭書自給的現象更加普遍，大多是貧寒書生出于生計所迫而為之。今僅以與蒲松齡同時代的文人以傭書自給為例，如浙江秀水人錢文端“幼貧甚，隆冬早起讀書，灶無宿薪，汲井水盥手，膚為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師，傭書糊口，冬無裘，入市以三百錢買皮袖，自綴于袍，鈔纂益力。[……]如是者兩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異遇。[……]士之匿影蓬畢，憔悴謀生者，觀于公，無自戚戚也”(葛虛存 209)。乾隆時人王源，“年四十余，以家貧父老，始游京師，傭筆墨”(周家楣 繆荃孫等 4749)。金家塢人金廷蕙，在未仕之前，因家貧先以傭書度日，后以授徒自給：“家素貧，弱冠游京師，傭書度日。久之，見知怡邸，延之授讀?！?彭延慶等 609)

文人以傭書治生的現象在《聊齋志異》中也多有涉及。如第一卷《嬌娜》篇描寫孔氏后人孔雪笠應做官之友人所招，前往相聚，卻因友人不幸去世而落拓，只好以為寺廟抄書治生：“孔生雪笠，圣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臺，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為寺僧抄錄?！?《聊齋志異(圖文本)》 20—21)第七卷《胡四娘》篇描寫陜西劍南人以傭書治生之事：“程孝思，劍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為胡銀臺司筆札?！?367—368)第十二卷《房文淑》篇描寫了開封人鄧成德先因游學而傭書：“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寓敗寺中，傭為造齒籍者繕寫?！?655—656)后在逃婦的勸說下，處館授徒。

書畫治生也是一些文人經常采用的手段。明清時期文人以書畫治生的情形很普遍，特別是明中期以來，文人墨客漸漸將書畫商品化，將書畫藝術推向市場，出現了許多職業和兼職書畫家。文士以書畫治生而獲利者代不乏人，尤為突出的如明代吳派書畫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清中期揚州八怪等，借書畫治生，因其在書畫界的盛名，其書畫作品為世所重，時人爭相購求；晚清“海派”書畫家，如趙之謙、虛谷、任熊、任薰、任頤、吳昌碩等名家的書畫作品非常暢銷，對上海書畫市場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清中期始，有的書畫家甚至明碼標價，以金銀為標的，鄭板橋首開先河。鄭板橋曾為此制定了書畫價格和出售規矩，即《板橋潤格》。鄭板橋之后，吳平齋、周存伯則加以效法，明定書畫價格：

書畫潤筆，皆準板橋所定，即以此帖為仿單，不復增減。[……]余謂東坡字在當日只換羊肉而已，吾輩率爾落筆，便欲白銀，亦大罪過。然年來以筆墨為人役，亦甚苦之。讀板橋此帖，輒為誦古詩曰：“齊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蓖藰侵T公聞知，當干笑也。(俞樾 29)

引文中的“退樓”，即吳平齋；“范湖居士”，即周存伯。

宋人作畫，尚未直接要求求購者需付具體數額的酬金，主要根據求購者的意愿，或物品，或酬金，或物品兼酬金；而清人為人作畫，則于宋人大不同，如清末書法家侯云松，擅書畫，求者接踵，他也仿效鄭板橋，不講情面，一意以書畫價格為衡量是否作書的標準。他曾作《金縷曲》二闋貼于門上以達此意：

對客頻揮手，愿諸君收回絹素，那容分剖。書畫詞章三絕技，此語最難消受，況八十龍鐘衰朽？終日涂鴉涂不了，慣直從辰巳交申酉，問所得，幾曾有？尤多親友之親友，貼簽條某翁某老，不知誰某。積壓縱橫放散失，尋覓幾番搔首。愧爽約又將誰咎？要不食言原有術，或先將潤筆從豐厚。問破鈔，可能否？

潤筆由來久，古之人一絲一縑，不嫌情厚。翰墨生涯論價值，不出板橋窠臼，于廉惠何傷之有？風雅錢仍風雅用，向荒園老屋添花柳。五簋約，燕良友。漫嗤自享千金帚，算老來只余拙筆，尚夸人口。便類碔砆同瓦礫，索報卻須瓊玖。書數目榜之門右，博得道涂聞者笑，謂是翁罔顧言之丑。掩兩耳，掉頭走！(馬宗霍 104)

文人以書畫治生的情形，《聊齋志異》中也有所涉及，只是著墨不多而已。如第二卷《俠女》篇描寫南京人顧生以書畫自給：“顧生，金陵人。博于才藝，而家綦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為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聊齋志異(圖文本)》 79)

文人經商自古有之，范蠡在輔佐越王勾踐復國后，隱退經商，成為富商的事跡眾所周知。降及明清，特別是自明中期以來，商品經濟日益發達，一些文人出于各種原因涉足商業界，文人經商較之前代更加普遍。清代初中期最有成就的當屬徽商，號稱“無徽不成鎮”，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如鹽業、木業、茶業、典業、放貸業等，從商的方式主要有佐人經商和獨立經商兩大類，這其中都不乏文人身影。到了晚清，隨著西方列強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入侵，上海成為文士尋覓治生之樂土，許多文士投身于實業，更有商戰救國之論，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民族實業家。筆者曾有專文予以論述，恕不贅述。

文人經商的情形，《聊齋志異》中也多有描寫，如第九卷《劉夫人》篇比較細致地摹寫了彰德人廉生棄儒經商的情形。小說先是描寫廉生雖家貧，卻癡迷于讀書，起初雖經一婦人勸說，仍不愿棄儒就商；后在婦人的極力勸說和幫助下，廉生才決定下海經商。廉生雖不懂經商之道，但在婦人及其手下人的鼎力輔佐下，獲利甚多，成為一代鹽商。即使如此，廉生仍不忘讀書本業，最終放棄經商獲利之道：“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任于伍?！?《聊齋志異(圖文本》》 498)

第二卷《紉針》篇描寫了王心齋因家道中落而貸款經商卻失利之事，女兒差一點被債權人所謀奪的情形：

乃知其夫王心齋，亦宦商也。家中落，無衣食業，浼中保貸宮室黃氏金，作賈。中途遭寇，喪資，幸不死。至家，黃素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準抵。黃窺其女紉針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質告之：如肯可，折債外，仍以廿金壓券。(《聊齋志異(圖文本》》 643)

《聊齋志異》其他篇章也在不同程度上描寫了文人經商的情形，如《羅剎海市》描寫了馬驥出身于商賈之家，其父因年老“罷賈而歸”，馬驥在其父的勸說下，繼承父業，棄儒就商；《雷曹》描寫了樂云鶴科試屢敗后，面臨生計問題而不得不棄儒經商，經商半年就略有小成；《房文淑》描寫了鄧成德因開館授徒難以維持生計所需，無顏回家，遂棄塾師之業而出外經商，歷經四年而獲利歸家。

由上所論，我們可以看到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一些篇章已觸及文人因各種原因而治生這一社會現象?！读凝S志異》中描寫了文人治生的一些途徑，如處館授徒、傭書、出售書畫、經商等，其中對文人處館授徒、經商這兩種治生途徑的描寫著墨較多，這恐怕與蒲松齡父子從事治生的方式不無關系，蒲松齡試圖將他的這種情感注入《聊齋志異》之中，實現他的“意圖力”與“敘事個性化”的有機結合。

二、 《聊齋志異》反映的文士治生生態

《聊齋志異》中描寫了一些文士治生的情形，雖有的篇幅較短，但一些篇章卻描寫得很生動，主要反映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文士生態。

文士從事治生活動，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如子貢、范蠡、白圭等人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又如戰國四君子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嘗君田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楚國春申君黃歇廣收門客，許多身懷一技之長的文士慕名投奔其門下，成為他們的食客或貴賓，當時的許多文士游食于江湖；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在出山輔佐劉備之前，就曾與他的弟弟諸葛均“躬耕于南陽”，另外三國時期的許多名士徐庶、龐統、荀彧、荀攸、賈詡、郭嘉等，都是依附于亂世豪杰的杰出謀士。其后歷朝歷代都不乏治生之文士；不過宋代之前的文士治生狀況，文獻記載較少，這可能與宋代之前對文士治生重要性的認識不足有關系。延至宋代，文士治生開始逐漸增多起來，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宋代的許多文士從事治生活動，名人或踏入仕途的文士從事這類活動多不是生活貧苦所致，其治生手段主要是通過為人作文或撰寫碑銘來獲取報酬，且具有一定的商業化和文化性特點；下層文士常常是因生計所需不得不從事治生活動，甚至從事一些為時人所不齒的行業；去職或遭罷官的文士，也加入了治生行列。對此筆者曾有專文予以論述。

元代，雖歷時不到百年，但亦不乏文士治生者。元朝建立后，一些文士鑒于統治者對中土文人采取的打壓和歧視政策而不得不隱于民間，參與詞曲創作，元雜劇因之而興起，至于文士參與戲曲創作和舞臺藝術而取酬的現實，雖缺乏文獻記載，但研究者多認為這種現象會有所存在。元代末年，劉基棄官隱居家鄉，以授徒為業。而尤為重要的是，不僅元代文人親身實踐，而且在治生理論上也獨樹一幟，元代理學家許衡提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的治生理論，深深影響了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

降及明清兩代，科舉制度日益完備，眾多文人孜孜以求于科試中第而窮首皓經。雖然科舉中式名額較之前代不斷增加，但相對于不斷增長的文士數量，中式比例卻日益下降。生計問題擺在了眾多未仕士子面前，成為不得不考慮的現實問題，尋求適合自己的謀生之道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明清時期，文人治生的現象較之前代更為普遍，涉及的治生領域日益集中，記載文士治生的文獻資料較之前代更加繁多，這顯示出明清文士治生的普遍性。

“治生”一詞，語出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焙鬄闅v代多采用，言即通過授徒、游幕、行醫、問卜、業農、經商等手段謀生。古代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在《論語注疏》中，《解經卷第七·述而第七》曾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96)，孔子認為授徒治生是很正當的行為；《解經卷第七·述而第七》又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98)，又認為治生求富是很正當的需求，即使從事一些低賤的行業也無所謂；如果做不到治生求富，也可從事個人的興趣愛好?！督饨浘淼谒摹だ锶实谒摹酚盅浴案慌c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52)，認為追求富貴是人類正常的欲望，需要以正當途徑獲得，貧賤是人類所不希望的，但如果不用正當手段擺脫它，就難以消除這種不利狀態。有道德的人，需要時刻注意仁德，即使在困境之中也不能忘記。

迨及南宋，以陳亮、葉適等人為代表的永嘉永康事功學派興起，他們主張“農商并重”和“功利并舉”，與朱熹等人所代表的傳統理學觀念發生了激烈碰撞和沖突，被朱熹等理學家視為“功利之學”而大加鞭伐，也進而引起眾多文人對義、利何者為重的思考，即義利之辯。及至元代，理學家許衡明確提出了“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的觀點，他認為治生應是學者首先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治生是治學的物質基礎，只有解決了治生這個問題，才不至于妨礙治學和自身的品行修為：“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茍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許紅霞 576)這種觀念奠定了文人的治生理論，深深地影響了明清學者，不少明清文人對許衡的這種治生思想進行繼承和延伸，形成了很有學理性的明清文人治生思想。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易代之際的思想家陳確《學者以治生為本論》一文，是繼承和發展許衡治生思想的集大成者(陳確 158—159)。其后無論王守仁的“四民異業而同道”、李贄的“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唐寅的“書畫治生論”以及清代學者陸以湉、全祖望、戴名世、張履祥等人的各種治生理念，都是在《論語》中的治生理念和許衡的“學者以治生為急”治生思想上的繼承和發展，治生之風氣彌漫于社會各個階層。明代《增廣賢文》亦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視之有度，用之有節”(馮國超 83)，對文士治生進行理論上的規范。

與蒲松齡差不多同時代的文人也對許衡的這種治生思想多有繼承和拓展，如理學家張履祥，除了自己勤于治生，如處館授徒、從事和研究農事外，還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治生觀，即“治生以稼穡為先”：“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為急?！拗^治生以稼穡為先，舍稼穡無可為治生者?！?張履祥 994)清代理學名家戴名世提出種樹作為文人治生的論斷。他認為盡管種樹屬于勤苦的勞作，而且歷時十年左右才能獲利，不過它卻是最適合文人治生的途徑。戴名世認為，種樹可在讀書之余操作，用時不多，不僅不會因之荒廢學業，而且比起處館授徒所得微薄束脩，更能因之得獲厚利；戴名世又提出種樹需要因地制宜，根據土質、區位選擇最適宜的種植品種。(戴名世 83—84)

一些文人士大夫雖仍堅持正統的儒家理念，但也對文士治生給予理解，如沈德符認為：“士大夫黷貨無厭者，固云齷齪下流，然為子孫計，或是一理?！?沈德符 210)正如上文所引《聊齋志異》第九卷《劉夫人》中婦人勸廩生治生所言：“讀書之計，先于謀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蒲松齡在小說中借婦人之言，道出了他的治生理念，在《賀宋靜軒入泮序》中又言：

古人云：“讀書之計，先在謀生?！必M非以富者貴之資耶？至于士也者，執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以為業，既不得分其身以事生產；不惟不得，亦不能。甚且八口啼號，往往掬破硯而食之，日日蕓人田，而家多廢垅，其膝下癡兒，有肯以閑放之身，忍凍抱餒，而矻矻于斯者無之矣。故今日士之子，求其能躬親耒耜之外，猶記姓名不訛，亦已過望，敢云肯我堂構乎？(《聊齋文集》卷2；《蒲松齡全集》第2冊 85)

蒲松齡《卷堂文》中有云：“學以致圣為先，不可無謀食之計?！?楊海儒，《蒲松齡遺文》 63)這也從側面體現出蒲松齡的治生觀念與元代許衡“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的治生觀念一脈相承。

蒲松齡雖數十年從事處館授徒和出外游幕，但他很重視農桑，如他在《家政外編》的序言中云：

竊以四民之生,胥資南畝；八口之計,重賴西成。今日而無宵旰之勞，則明日遂無寢食之適。人生斯世,雖欲無勞,不可得矣。然或貴介之子孫,不分菽麥;秀才之莊稼,貽笑耕夫。日用之事,習而不察者,寧少乎哉!他如朝饔夕爨,云剪夏畦之蔬;乘屋牽蘿,實落秋園之樹：為橐駝之弟子,乃神農之功臣也。下此則釋耒耜而問花竹,亦田舍之高風;去淫賭而耽林泉,猶陶朱之令嗣：又烏知藍蔚之生風月,非所以慰藉勞人乎？集為外政,公之同人。(《雜著》；《蒲松齡全集》第3冊 173)

蒲松齡又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為《農桑經》所作的序言中寫道：

居家要務，外惟農而內惟蠶。昔韓氏有《農訓》，其言井井；可使紈绔子弟，抱卷書生，人人皆知稼穡。余讀而善之。中或言不盡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妄為增刪;又博采古今之論蠶者，集為一書，附諸其后。雖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貽子孫云爾。(《雜著》；《蒲松齡全集》第3冊 247) 247)

從蒲松齡對農桑重視的言語中，我們仿佛看到了張履祥“治生以稼穡為先”治生理念的影子。從時代來看，張履祥是明末至清中期人，稍早于蒲松齡。作為清初中期著名理學家、農學家的張履祥，十分重視農桑，晚年時，他一邊出外處館，一邊身體力行，帶領家仆從事農事活動。張履祥還根據自己歷年的農業實踐，對沈氏《農書》進行了增刪和修訂，著成他的農學著作《補農書》，為后世所重。從這個方面來看，張履祥不僅有長期的農作實踐，并善于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形成實踐性很強的農學理論。

三、 蒲松齡的治生實踐為《聊齋志異》注入了新內涵

蒲松齡的一生，與治生密切關聯。蒲松齡出生于一個商人家庭，其父早年雖立志科舉，但因屢敗科場，只好棄儒經商：“初，松齡父處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讀，文效陶、鄧；而操童子業，苦不售。家貧甚，遂去而學賈，積二十余年，稱素封?！?《聊齋文集》卷7；《蒲松齡全集》第2冊 301)后厭倦商事，“不理生產”，將精力放于讀書教子和施濟建寺，家產隨之敗落。至蒲松齡時，蒲家已是處于貧窶之境。因家道中落，無力延師，蒲松齡早年所學都是在其父教育下完成的。盡管如此，蒲松齡早年在科場上奮發有為，縣、府、道試連拔頭籌，然其后連挫科場，難有建樹，七十余歲時才成歲貢生，直至被其妻苦心勸阻才作罷。迫于生計，不得不治生：“然自析箸，薄產不足自給，故歲歲游學，無暇治舉子業?！?《附錄》；《蒲松齡全集》第3冊 4)蒲松齡主要采用游幕和授徒兩種治生手段：應原同鄉、后出任寶應縣的知縣孫蕙所請，在其幕中做幕賓數年；其次，蒲松齡又在本縣西鋪村畢際友家處館，授徒四十余年，直至年屆七十歲才撤帳歸家。蒲松齡及其子孫為了生計，各自出外處館，平時難得一見，如其子蒲箬《清故顯考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柳泉公行述》中言：“此三十年內，不孝輩以次析炊，歲各謀一館，以自糊其口，父子祖孫分散各方，惟過節歸來，始為團圓之日?！?《附錄》；《蒲松齡全集》第3冊 4)蒲松齡與所處館主家的交情很好，而且也是深懷感激之情的，畢竟像蒲松齡這種落第文人，想長期受雇于一家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盡管如此，蒲松齡在《聊齋志異·田七郎》中，一方面摻入了恩報主題，另一方面也隱約揭示了這種恩報主題背后隱藏的不平等性，顯示出蒲松齡的這種復雜心態。

蒲松齡一生落拓不第，筆耕不輟，治生數十年，對下層文士的窘態深有體驗和感觸，如在《蒲松齡全集》的一些篇章中，他對自身落拓科場和治生窘況深感無奈和苦悶，如他在《聊齋詞集》[附錄]《念奴嬌》中感慨一生落拓不堪、貧病交加的凄慘遭遇，令人讀后忍不住潸然淚下：

韶華易逝去，嘆鳧沉鷗汛，年年落魄。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來先覺。夢鳥驚籠，吟蟲吊砌，多是眠難著。梧桐知否？一宵冷透簾箔。[……]

前身何似？想半生貧賤，不償業果。春去秋來常是病，辜負柳絲花朵。未聽新鶯，早驚客雁，瘦影愁千里。煎心自急，便同鸚鵡罵鎖。[……]

我狂生耳，自摸索今世，已拼寒窘。老大只求癯骨健，猶似蒼蒼未允。爛漫花朝，團圞月夕，俱向床頭盡。攬衾長嘆，韶光空擲虛牝！堪憐多病沈郎，頻移帶孔，未覺腰圍。憔悴那禁秋氣烈！但怨露嬌風忍。禾稼不詢，妻孥總置，真似無腸蚓。伶仃病鶴，摶秋漫羨鷹隼。(《蒲松齡全集》第2冊 19—20)

蒲松齡在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答汪令公見招》詩中言道：“年年落魄抱煙霞，回首平時意轉差。倘有一人能相骨，何妨四海更無家？儒冠未達狂生刺，呵叱恐遭醉尉加。蹤跡迂疏應勿怪，生平曾不到公衙?！?《聊齋詩集》卷2；《蒲松齡全集》第2冊 121)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偶感》詩中云：“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風披拂凍云開。窮途已盡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來。一字褒疑華袞賜，千秋業付后人猜。此生所恨無知己，縱不成名未足哀?！?《聊齋詩集》卷2；《蒲松齡全集》第2冊 151)

蒲松齡為生計游幕四方，雖被幕主所禮敬，但他對于游幕之苦頗多感慨，如他在《又小啟代孫蕙(據手稿)》中言：

卑職芻牧微司，沖?？嗬?，送迎緩急，賤卑不啻馬牛，浩蕩河渠，溢涸總屬罪罹。名為錢谷職掌，每半夜而接使臣者二三，任他幾案塵生，恒十日而在河干者八九；兼之連歲水荒，撫綏整頓，心血幾枯，萬苦千辛，無可控訴。(《聊齋文集》卷4；《蒲松齡全集》第2冊 156)

他又在《上藩司徐代孫蕙(據手稿)》中云：“卑職職同牛馬，苦若檗冰?！?《聊齋文集》卷4；《蒲松齡全集》第2冊 158)離鄉游幕，備嘗艱辛，不僅事務繁冗，而且官場之事又時常風云變幻，如履薄冰，如蒲松齡《附小啟代孫蕙(據手稿)》言：

卑職牛馬沖疲，苦難名狀，三年以來，心碎血枯，直落得一副傭保骨，伶仃僅在，不意又以浮名而賈實禍，復蒙諸上臺委署秦郵，東撐西欹，捉襟肘見，如處頹屋，面面皆風；明知保障之為難，只覺繭絲之不忍。(《聊齋文集》卷4；《蒲松齡全集》第2冊 187—188)

蒲松齡游幕三年，游幕所得脩金微薄，除了日常用度，幾無剩余，如蒲松齡《十二日答平原張諱德伯代孫蕙(據手稿)》言：“但弟遭逢不偶，牛馬沖疲，宦業三年，囊空如洗，所不乏者，日暮江云，只恨不堪持贈耳?！?《聊齋文集》卷4；《蒲松齡全集》第2冊 198)這種貧窘之態，僅能維持日常生計，要想過上體面生活基本上是一種奢望，更談不上像明代文人那樣追求閑情逸致和奢侈性食品消費了。

蒲松齡一生廢于科舉，為生計奔波，窮愁不堪，他屢在所作中抒發自己的愁苦之情，如他在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詩作《撥悶》中言：“白云綠樹隔紅塵，湖海飄零寄此身?；湟幌伺P病，家無四壁婦愁貧。生涯聊復讀書老，事業無勞看鏡頻。何日得錢十萬貫，煙波深處買芳鄰?！?《聊齋詩集》卷1；《蒲松齡全集》第2冊 56)他為治生計拙并因治生而荒廢舉業而愁苦，如在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詠懷》詩中言道：“謀生計拙探鳩巢，半夜寒窗憶故交。歲月已隨人事故，詩書總為世緣拋?！?《聊齋詩集》卷1；《蒲松齡全集》第2冊 60)蒲松齡又在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詩作《九日同王如水登高，時定甫欲北上》中言：“窮途落魄嘆遭逢，把酒登臨問化工。三載浮名憐主棄，十年孤調與君同?！峨x騷》欲讀羞名士，山水之間見醉翁。夜夜豐城高劍氣，誰從雷雨辨雌雄?！?《聊齋詩集》卷1；《蒲松齡全集》第2冊 86)

蒲松齡為屢敗科場，難博一第而備感苦悶，羞對妻子，如他在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詩作《語內》中云：“少時嫁衣無紈绔，暮年挑菜供盤飧。未能富貴身先老，慚愧不曾報汝恩?！?《聊齋詩集》卷4；《蒲松齡全集》第2冊 316)他在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詩作《蒙賓朋賜賀》中言道：“落拓名場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頭。腐儒也得賓朋賀，歸對妻孥夢亦羞?！?《聊齋詩集》卷5；《蒲松齡全集》第2冊 352)

尤其遇到自然災害時，雖有治生所得束脩，但仍入不敷出，蒲松齡一家面臨饑寒之窘境，如在他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的詩作《霪雨之后，繼以大旱，七夕得家書作(據手稿)》中言：“方今秋成谷騰貴，市上斗米如斗珠。吾家婦子三十口，豐歲不免餅晷虞。況有累弟老無力，四壁圮盡半垅無。家書覽愁不寐，但聞蛩聲唧唧泣向隅?！?《聊齋詩集》卷4；《蒲松齡全集》第2冊 250)蒲松齡在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詩作《斂畢》中亦言：“倚杖衡門下，瑟瑟秋聲寒。年荒新谷貴，寧免凍餒干？田舍對妻孥，脈脈蹙愁顏。鄰父有好懷，攜酒相與歡。座中無雜言，各道秋成慳。畝田無斗粟，今歲一釀艱。傾觴宜盡醉，后此宴會難！”(《聊齋詩集》卷4；《蒲松齡全集》第2冊 314)

在蒲松齡之前，針對文人落魄和窮愁之境，有的文人曾作《貧士吟》類的長篇詩作或詞作，如明人唐寅曾作《貧士吟》以自嘲，并作《風雨浹旬，廚煙不繼，滌硯吮筆，蕭條若僧；因題絕句八首，奉寄孫思和》詩訴說貧士之苦；《金瓶梅詞話》作者借用《別頭巾文》痛訴科舉制度下士子的悲慘境地和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痛苦。無獨有偶，蒲松齡也作了《學究自嘲》曲子，揭示了“只少一張雇工紙”的教書先生的“為師之苦”和“為師之賤”(《附錄》；《蒲松齡全集》第3冊 53—57)。有詩一首：

暑往寒來冬復秋，悠悠白了少年頭！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

課少東家嫌懶惰，工多子弟結冤仇。有時遂我平生愿，早把五湖泛輕舟。(53)

另外，蒲松齡所作的《教書詞》《辭館歌》《先生論》《塾師四苦》《訓蒙訣》《卷堂文》等文，道盡了塾師之勞苦，抒發了他因科舉不第而不得不為了生計治生的無奈和抑郁、憤懣之情。如《教書詞》中言：“可嘆吾儒太薄命，室常如懸磐。無計去聊生，謀館教書茍延性命?！?楊海儒，《聊齋遺文》 81))《辭館歌》中言及塾師之苦：來去須依主家之意，教導子弟須看主家之臉色；塾師須使所教子弟出成績，否則又會受到主家的白眼和責備，可以說塾師在主家面前尊嚴喪盡：

連年流落在江湖，江湖生意多蕭索。一生去住由主人，三飡遲早由奴仆。[……]儼如有罪人，坐在無罪獄。利覓蠅頭且莫言，弟子愚頑難教育。教育規矩嚴，護短不容加鞭撲。教育無功程，又責先生才不足。此情此情訴向誰？長嘆一聲自藏蓄。(楊海儒，《聊齋遺文》 82)

《先生論》道出了塾師背井離鄉出外處館授徒的諸多苦楚，如塾師為生計不得已別離妻子，離家出外授徒，但常常處于所得脩金微薄，難以維持生計的窘境：

舌耕之苦楚，只可自知。身將離而仍合，心欲改而悔遲。饑來青燈不諶(堪)煮，寒時黃卷難為衣。不得已，還借教書為活計。依然假館作生涯，束脩數金奉身去。柬帖十二送愁來，于是背井離鄉，舍我田園而不顧。咬文嚼字，求人衣食欲何之？戀蝸角之微名，直(置)妻孥于行路；謀蠅頭之小利，難侍父母于庭帷。(楊海儒，《聊齋遺文》 83))

《先生論》又對主家不尊師重教，以艱苦的飲食和住宿條件對待塾師的情況予以無情控訴：“白日里厭餐疏水饑如飽，到晚來怕睡孤衾冷如冰。[……]等閑霜落少年頭，半饑半飽懷愁客，無枷無銷(鎖)自在囚?！臂訋煂τ诮虒W之寬嚴程度難以自己決定，對待所授子弟寬松了，主家不滿意；若對子弟嚴格了，又容易引起所授子弟之不滿：“課少東君言懶惰，功多弟子結冤愁(仇)。寬嚴都是難為處，誰與先生一解憂?！?楊海儒，《聊齋遺文》 84))塾師只能仰主家之鼻息，不敢對于處館待遇和脩金有所索求：

今而后揣東君之意，愛的是學生樸野，莫粗暴也；訓誨淳淳(諄)，弗憚勞也；杯瓶痛絕，戒醇醪也；菜羹疏食，忌嘉(佳)肴也；終身監守，坐囚牢也；束脩薄取，價不高也；家常便飯，終歲熬也；搬送車馬，一筆消也；擔簦負笈，往來跑也；下氣柔聲，休發黲也；雖極無理，犯不校也。(楊海儒，《聊齋遺文》 84))

《塾師四苦》又道出塾師四大苦處：一是教書辛苦，束脩不定期支付：“清晨便教書，口舌都干苦。方才教寫字，又要教讀古。[……]開學不回家，清明到端午。臨期候書金，看看日將午。若還不至誠，留待后人補?！倍墙虝h境低劣：“塾堂兩三間，東穿又西破。上漏并下濕，常在泥中坐。炎天氣郁蒸，難學羲皇臥。一朝朔風悲，林端發恐怒。窗破不能遮，颼然入門戶。一吹寒徹骨，再吹指欲墮。爆日無陽鳥，撥爐又絕火?！?楊海儒，《蒲松齡遺文》 60-61)三是教書待遇低下：“兩捆亂稻柴，一條粗衾布。雖有青麻帳，又被鼠穿破。夏間燈燼時，便受蚊蟲蠹。倏忽秋冬□[至]，霜雪紛紛墮。枕席涼如冰，四體難捱過。才聞雞喔聲，不寐而常寤?！彼氖侵骷医o塾師的飲食比較粗劣：“粥飯只尋常，酒肴亦粗鹵。魚肉不周全，時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醬又沒醋。烹調搃[總]不精，如何下得肚。勉強吃些飯，腹中常常餓?？蕘碜约宀?，主翁若不睹?！?《蒲松齡遺文》 61-62)

《卷堂文》中又道出塾師之苦：離鄉背井，拋妻舍子；束脩微薄，難以維持生計；主家要求塾師盡心教授，卻對束脩付出錙銖必較，甚至拖延支付。塾師之業，如同“無枷無鎖”之囚徒：

一金雖薄，俯首于濁富之門；百里莫辭，委身于不親之地。視生徒猶骨肉，遂棄子與拋妻；以館舍為福地，遽離鄉而背井。坐時動經累月，不道歸遲；去時未經半旬，卻嫌久滯。無枷無鎖，實為自在之囚；不啞不聾，化作癡呆之漢。[……]總覓得一兩五錢，怎添補千窟百孔，徒使斯文掃地；豈知富貴在天，幾番欲發奮辭歸，當不得婉言留住。[……]算功課論長說短，欲訴無門；討束脩指東說西，要歸不得。農工商賈莫非人，奚必教書為業；城市鄉村皆有利，何須處館營生。從今奮翼，定飛過愁山；及早回頭，好脫離苦海。(楊海儒，《蒲松齡遺文》 63)

與蒲松齡差不多同時代的文人對于處館授徒的窘況頗有感慨，如清代浙江山陰人金埴，曾作詩訴說處館之艱難：“謀館多艱覓食竦，旅禾誰與借書娛？此鄉自斷聞君后，羹店牙行總絕無?！?金埴 99)汪輝祖《佐治藥言·范家》亦言及處館授徒的束脩微?。骸昂痴n徒者，數月之脩，少止數金，多亦不過十數金。家之人目擊其艱，是以節嗇相佐?！?汪輝祖 4)鄭板橋對此也深有感受：“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卻當年一半羞?！?鄭燮 198)

蒲松齡又作《除日祭窮神文》《窮神答文》《歷下吟》以自嘲。在蒲松齡死后，其子等所作《祭父文》對蒲松齡的治生狀況作了總結：

若夫家計蕭條，五十年以舌耕度日，凡所交游，皆知我父之至誠不欺，胸無城府；而東西師生三十年生死不二，至托諸夢魂者，則又無過于刺史畢先生家。嗚呼！我父奔波勞瘁，七十歲始不趁食于四方，雖有兒輩四人，將焉用耶！[……]我叔蕩析離居，日以薄產修儀，不能兼贍其多口為恨。(《附錄》；《蒲松齡全集》第3冊 8)

由上論析來看，自蒲松齡父輩雖經商卻因后期不理生產而致家道中落后，蒲松齡面臨著嚴重的生計問題，他不得不一邊備考，一邊治生，為家計奔波四方，勞碌一生，不僅在科場上屢遭敗績，而且在治生所得上也是捉襟見肘?？圃嚐o成和生計所迫如同兩座大山一樣，重重地壓在了他的身上，令他愁苦異常。蒲松齡這種窘態使他難以做到像中國古代，特別是明中期以來的所謂“山人”那樣能脫離世俗，率性而為，不以功名為念。這種貧窘之態令他對人生感悟甚深，故而蒲松齡在他的詩文詞曲中，經常抒發自己窮愁苦悶的情懷。數十年的離家外出治生生涯，也使蒲松齡對文士治生的迫切性有了進一步認識，在《聊齋志異》中所描寫的文士治生情形顯得細致而深刻，主要集中在處館授徒和文士經商兩大類，這也正是蒲松齡與其父、其子長期從事治生的主要途徑和手段，這無疑給《聊齋志異》描寫文士治生注入了素材和活力。

結 論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用不少筆墨描寫了文士治生。他所描摹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于處館授徒、經商兩個方面，另外也對傭書自給、文士書畫治生予以描寫。這一方面真實反映了明清時期的文士治生生態，明清文人治生現象較前代尤為普遍，有些文人為治生薪酬不再遮遮掩掩，甚至錙銖必較，明碼標價，這在江南一帶尤為突出。元代許衡的“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治生思想深深影響了后世學者，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多是繼承和發展許衡的思想，這些思想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論基礎，正統文人開始理解和尊重文士治生，社會風氣也隨之發生了巨變；另一方面揭示了下層文士面臨的艱難處境，下層文人多因家貧不得不為生計而治生，面臨的窘況令人心酸。一些文人開始以詩文詞訴說這種艱辛，如明代唐寅、《金瓶梅詞話》作者，清代張履祥、鄭板橋、蒲松齡等，或作“貧士吟”類自嘲，或作反映科舉制度下下層文人窘況的篇章，這都是社會現實的反映。

蒲松齡一生困頓科場，為生計辛苦治生數十年的經歷和對此的深切感悟，為《聊齋志異》文士治生的摹寫注入了活力?！读凝S志異》所描寫的文士治生情形，有的著墨不多，有的進行細致摩畫，反映了小說作者的取舍有別：對于自己很有感悟的治生情形，如處館授徒和文人經商進行細致描寫，這恐怕與蒲松齡及其父、子的治生經歷不無關系。蒲松齡父親經商多年，蒲松齡處館授徒數十年，這些長時間的治生經歷自然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子。蒲松齡父親經商多年，雖有所得，但后因不理生產而致家境敗落。在其父死后，蒲松齡一方面致力于科試，屢試不售；另一方面不得不挑起維持家庭生計的重擔，出外游幕和處館，所得束脩微薄，一遇天災，一家面臨窘境，這對蒲松齡的沖擊很大，故而在他的詩文詞曲中多有抒發愁悶、凄苦之辭，讀后令人嘆惋。

研究《聊齋志異》中的文士治生和蒲松齡的治生情形，有助于我們深入把握《聊齋志異》中所表現出的文人生活史，也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蒲松齡的心路歷程。

① 關于吳門畫派、揚州八怪書畫治生的論述，筆者曾有專文予以論析，請參見拙文《明清時期長江下游地區文人與書畫治生》，《蘇州大學學報》3(2009)：97-101；《明清時期揚州與文人治生》，《安徽史學》6(2011)：52-60；《晚清時期上海與文士治生》，《學?！?(2011)：164-168；《唐伯虎治生探微》，《安徽史學》6(2014)：37-42。

② 參見拙文《明清時期徽州文士的治生與經商》，《安徽大學學報》5(2013)：121-127；《晚清時期上海與文士治生》，《學?！?(2011)：164-168。

③ 關于意圖力與中國古代小說敘事個性化關系的論述，請參見公維軍、陽玉平：《意圖力與中國古代小說敘事個性化關系研究——以明清小說文本為例》，《明清小說研究》4(2019)：141-155。

④ 關于文人治生情況的論述，請參見拙文《宋代文人的治生與商化》，《社會科學輯刊》2(2005)：100-105。

⑤ 關于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以及受許衡治生思想的影響的論述，請參見拙文《明清時期文人的治生觀念》，《中國文化研究》4(2011)：123-129。

⑥ 關于《聊齋志異·田七郎》恩報主題的具體論述，請參見陳瑜：《“士為知已者死”的觀念嬗變——從《聊齋志異》經典文本微觀分析出發》，《明清小說研究》1(2019)：232-246。

⑦ 關于明代奢侈性食品消費的論述，請參見劉曉藝：《明代奢侈性食品消費的階層下移趨向——兼考〈醒世姻緣傳〉中的罕異方物名吃》，《明清小說研究》2(2019)：133-149。

⑧ 20世紀80年代學界發現的蒲松齡《教書詞》《辭館歌》《先生論》《討青蠅文》《塾師四苦》《訓蒙訣》《卷堂文》等文等道盡塾師之苦。參見楊海儒：《聊齋遺文〈教書詞〉〈辭館歌〉〈先生論〉〈討青蠅文〉》、楊海儒輯錄標點《蒲松齡遺文〈塾師四苦〉〈訓蒙訣〉〈卷堂文〉》。以下引自《教書詞》《辭館歌》《先生論》《塾師四苦》《卷堂文》的文字均據此而來，不再注明出處。

⑨ 關于中國古代山人文化的論述，請參見馮保善：《山人文化視野中的〈儒林外史〉》，《明清小說研究》4(201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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