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丈夫是丈夫』類取款困境堵點在哪

□李英鋒

“明明是自己丈夫的錢，卻沒辦法取出來?！边^去近一年時間，李女士在廣西玉林和北海兩地來回奔波，只為證明自己丈夫的身份，取出她去世的丈夫留下的一筆存款。（6月26日每日經濟新聞）

在過去一年間，李女士先后七次奔波玉林、北海兩地，求助了北海多個部門，但也沒能證明“丈夫是丈夫”，沒能證明存折是“丈夫”的存折。直到記者于今年6月22日陪同李女士到銀行溝通之后，銀行才協調相關單位開具了證明，幫李女士取出了6000多元的存款。

需要證明“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父親是父親”“母親是母親”的取款難現象并不是第一次發生，近年來，媒體已經公開報道了多起類似事件。而事實上，在輿論的關注下，或者在媒體、相關部門介入后，涉事銀行以及證明關聯單位大都“特事特辦”，給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幫已故“儲戶”的親友取出了存款。這也就意味著，即便不把證明“丈夫是丈夫”等責任都壓給“李女士們”，或者不讓“李女士們”提供“丈夫是丈夫”等證明，銀行以及關聯單位也能找到證明的路徑，也有解決問題的辦法。那么，以結果來審視過程，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涉事銀行以及關聯單位沒能在“李女士們”申請取款之初或跑辦過程中更早地給出可以破解證明難題的答案？

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得探究一下在常態的銀行服務機制中證明“丈夫是丈夫”類取款困境的堵點、難點、痛點到底在哪。我們不妨剖析一下李女士取款事件——李女士丈夫遺留的存折上記載的身份信息與戶口本上的信息不一致，但其勞動合同檔案、養老保險繳費賬號記錄的身份信息與存折上的身份信息一致，綜合多方信息判斷，不難得出結論，存折就是李女士丈夫的存折。最終，涉事銀行也正是基于對上述事實和關系的梳理、比對、判斷，協調相關單位開具了證明，清除了李女士取款的障礙。涉事銀行以及關聯單位之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為李女士解決證明問題，主要是因為缺乏擔當意識和主動服務意識，僵硬理解和執行規則，沒有充分考量民眾的利益訴求和困難，沒有從己方責任立場出發盡最大努力“求解”，把證明責任都推給了李女士。其實，在其他類似取款難事件中，銀行等單位暴露出的也都是這樣的問題。

信息有頭，存款有主。在“放管服”改革和證明清理工作持續深入的大背景下，銀行及關聯單位針對支取已故儲戶的存款難題，應該秉持人性化思維，在恪守規則、保障儲戶權益與減輕儲戶親友的取款負擔、提升服務效率之間找準契合點，從細節入手不斷優化服務措施，多承擔主動溝通、查證、核實的責任，多替辦事民眾著想，讓“李女士們”少開證明，少跑路，少折騰，少費勁，讓證明“丈夫是丈夫”類取款難事件不再重演，讓民眾擁有更強的獲得感、便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