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票號：成也官場，敗也官場

│文 蘇白嫵

清代后期，為了適應商品的流通及資金周轉、調撥的需要，票號業應運而生，逐漸發展成為業務功能完善的經營組織，被稱作“銀行的前身”，其業務遍布中國海外，其中以山西票號實力最為強勁。票號興衰與清政府的命運緊密相連，隨著清政府統治的崩潰，票號也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唯有晉商留下的深宅大院，訴說著昔日票號商人的豪富與輝煌。

票號的官場基因

明洪武三年（1370年），一個名為楊憲的山西籍官員向朱元璋提了一個建議：由商人代為運輸物資到邊關，待運輸完成后，朝廷給予商人一定數量的鹽引作為報酬，商人憑借鹽引到指定鹽場購鹽進行販賣。這一做法被稱作“開中制”。

自漢代以后，朝廷對鹽實施壟斷經營，利潤極高。對于商人來說，獲得了鹽引就是獲得了朝廷的特許經營權，其中暴利不言而喻。而山西擁有著名的解州鹽池，于是山西商人近水樓臺先得月，迅速崛起，一個新的群體——商幫由此誕生。

可以說，從鹽業起步的晉商，從一開始就與朝廷密不可分，擁有龐大深厚的官場背景。萬歷年間擔任內閣首輔的張四維，其父就是蒲州的鹽商；先后擔任刑部主事、兵部右侍郎等官職的王崇古，也是蒲州鹽商出身，他的二姐嫁給了張四維之父。晉商與官場的盤根錯節，可見一斑。

明代中期，隨著白銀成為貨幣主流，“開中制”被“折色制”所取代，晉商陸續從鹽業中退出，漸漸開啟了新的產業版圖。明代末年，晉商在遼東一帶極活躍，他們為清軍提供了大量的鐵器。清軍入關以后，清廷投桃報李，對晉商頗為看重，將其視為“皇商”，給予了許多便利。

1727年，清俄簽訂《恰克圖條約》，一條橫跨歐亞大陸南北的商業通道誕生，從福建至恰克圖再至圣彼得堡這一線，成為了“茶葉之路”，晉商也通過運銷茶葉積攢了大量財富。同時，晉商在各地建立起了大量會館，用以維護商幫關系及利益。這些遍布各地的晉商和商業據點，是日后山西票號能迅速在各地建立、營業的基礎。

票號的誕生

1840年，鴉片戰爭打響，國際形勢風云變幻，晉商的茶葉產業迅速衰敗。他們在政策上競爭不過享有特權的外國商人，在產業和運輸上競爭不過新興的工業方式，茶葉不再能為晉商提供足夠大的利益，這時，他們將眼光轉向了一項新興的業務——票號。

票號其實并不新鮮，對于遠程大額交易來說，大量銅錢和白銀攜帶不便且不夠安全，因此就有了“飛錢”和“會票”。對于商業網絡遍布天下的晉商來說，大宗的、遠程的交易不在少數，加上同鄉之間相互信任，這為遠程匯兌創造了有利條件。

嘉慶后期，北方相繼爆發起義，局勢不穩，運送現銀風險變高。因此，一些山西籍小商人找到了西裕成顏料莊的主理人雷履泰，請他幫忙往山西老家捎帶銀錢。后來，他們之間就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商人們先將錢交到西裕成顏料莊北京分號，西裕成顏料莊收到錢后會寫信至山西平遙總號，這樣商人們可以直接在平遙提取銀錢。通過這樣的方法，商人節約了運輸成本、規避了運輸風險，西裕成也從中收取一定的手續費作為利潤，即“內貼”。

雷履泰敏銳地從這樣的模式里發現了商機，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顏料莊搖身一變成為了日升昌記票號。日升昌記票號以匯兌為主要業務，其東家為李大全，雷履泰擔任大掌柜，實行總號、分號制，采取“北存南放”的經營策略——這是因為北京權貴多、資金充足，而南方商業發達，利于放款。

日升昌模式的大獲成功，讓票號產業迅速發展，很快就形成了遍布各大城市的票號網絡，“山西票號”由此名重天下，就連道光皇帝都親自寫下了“匯通天下”的牌匾，賜予日升昌記。

票號誕生、壯大于晉商之手，晉商強勁的商業實力促成了票號的誕生，票號又將晉商的商業推向了巔峰。

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人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記。

官場“風向標”

晉商的商業基因就是與官場互相捆綁，作為晉商新晉產業的票號業自然也不例外，通過票號，晉商與官場甚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綁定。

票號對“潛力股”和上層官員都悉心經營，對于入京參加科舉的寒門學子，票號會為他們提供借款；對于票號認可的“潛力股”，票號會為其墊款；對于外放的貧困官員，票號也會先行墊款。這些人發達之后，他們的公私款項都會存于票莊，與票莊關系密切。

據說，張之洞未發達之時曾提出向資本雄厚的日升昌借款十萬兩，但日升昌并不看好張之洞，拒絕了他的請求。而協同慶票號則慧眼識珠，主動找上張之洞進行投資。結果張之洞時來運轉，連升四級，兩年后官至兩廣總督。張之洞發達后，協同慶票號直接受益，在張之洞的扶持下壟斷兩廣金融業，風頭直逼日升昌。

票號不僅對官員進行投資，他們還通過捐納買取官銜，讓自己也成為官場的一員。日升昌的財東李箴視不僅為自己買了官銜，還為自己死去的父親、祖父也買了官銜，他們家兄弟七人和下一代男丁也擁有各種文武官銜。蔚字號的經理毛鴻翙，三晉源、長盛川的財東渠家，大德通、大德恒的財東喬家皆是如此，清政府通過賣官鬻爵獲得了金錢，票號商人通過捐納封典獲得了政治特權，就在商人和官員的互相勾結之中，票號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

票號除了日常經營匯兌，還是消息的中轉站。得益于在全國乃至國外都開設的“連鎖店”，票號匯聚了各種官場的人事信息，某地有官出缺，或是官員有升遷、貶謫，票號都能提前掌握，而這些往往是官場極為看重的情報，使得票號與官員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

畸形的繁榮

票號誕生時，清政府已是西山日暮之勢。太平天國戰事一起，南方陷入戰亂，經濟崩潰之下，當地許多票號撤出。按理來說，票號產業應該遭受重創，然而時勢卻讓票號進入了畸形的繁榮。

戰爭導致清政府的運銀道路斷絕，無奈之下，清政府只能通過票號來匯兌京餉，后來各省份之間的“協餉”也由各票號來承辦，就連左宗棠平定西北的軍餉都是由票號承匯。

從同治元年（1862年）到甲午戰爭前夕，這期間相繼有幾十家山西票號成立，投資者基本是平遙、祁縣、太谷的商人，統稱西幫。南方的商人也仿效晉商開辦票號，被稱作南幫。二十余年間，票號儼然成為了清政府的財政支柱，它們是捐官納銀的承辦機構，也為戶部解繳稅收，為各省、關借墊餉銀。票號，已經成為依托于清政府的龐然大物。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票號在短暫的惶恐觀望后，與清政府的關系更加“如膠似漆”，票號大力支持清政府的財政需求，同時承辦“四國借款”的還本付息——《馬關條約》簽訂后，清政府需向日賠款2億兩，賠款數額遠超清政府財政收入，清政府被迫向俄、法、英、德大量借款，這讓山西票號的生意更上一層樓。

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倉皇逃竄，途經山西受到晉商熱情接待，慈禧更是安置在大德通票號。為了回報大德通票號的逢迎，慈禧將各省督府上繳中央的款項交予大德通經營?！缎脸髼l約》后，清政府背負巨額賠款，龐大的賠款匯兌為票號生意“增磚添瓦”。

票號依托清政府繁榮，也必將隨著清政府的衰敗而衰敗。票號本是市場發展的產物，卻演變成了依托于官場、攀附清政府的機構，對普通商人百姓的小額業務不屑一顧，脫離了它產生的土壤。因此，隨著清朝的覆滅，票號的放款無法收回，提款也捉襟見肘。

辛亥革命以后，大批票號破產關閉，勉強維持的幾家票號也成為了普通的信用機構，讓位于新式銀行。票號，成于官場也敗于官場，它徘徊于封建商人與封建統治階級之間，性質上的落后、經營方式上的固步自封，讓票號失去了現代化、更進一步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