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之治”的百年探索

呂璐璐

(華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州 510631)

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專注于探索中國特色的治理之路，致力于以科學的指導思想、完善的制度體系不斷推動形成良好的治理局面，引發了學界對“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之治”等問題的熱烈討論。概括來說，其中的研究路線主要有以下幾種：或立足中國傳統解讀“中國之治”，研究歷史脈絡中“中國之治”的提出、豐富與發展，并指出其核心意旨乃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華夏禮儀之治?；蛄⒆阒形鞅容^視閾解讀“中國之治”，認為“中國之治”離不開我們的政黨、國家和人民，是相對當前“西方之亂”而展現出的一種文明之治?；蛄⒆泓h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解讀“中國之治”，明確新時代的“中國之治”重點在于國家之制和政黨之治。圍繞“國家治理”“中國之治”，學者們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出發詮釋“中國之治”的相關研究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爸袊巍辈⒎且怀弥?，而是有著豐富的歷史底蘊、理論基礎及實踐經驗。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黨的歷屆領導人就開始了獨立探索自己的治理思想、治理制度、治理體系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黨不斷把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以不斷形成“中國之智”的過程，是中國共產黨不斷用“中國之智”推動形成“中國之制”的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以“中國之治”彰顯“中國之能”的過程?；诖?，本文所認為的“中國之治”，就是通過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所形成的基于本國時代特點、民族特色、文化特質的國家治理經驗、治理方式、治理實踐。從歷史唯物主義視域探尋“中國之治”的歷史傳承及豐富內涵，對于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之治”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中國之治”的提出并非偶然得之，而是有其必然的歷史淵源。在漢語詞典中，“治”作動詞有“管理、治理”的意思，作名詞有“安定、太平”之意。自古以來，“天下大治”都是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 “善治”更被認為是對統治者的極大贊譽，諸如“文景之治” “貞觀之治”等便是如此。宋代學者蘇軾曾提出過“中國之治”，他在《王者不治夷狄論》中指出：“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痹诖颂?，蘇軾把“夷狄”比作“禽獸”，表示不可以對“夷狄”進行“中土之國”常用的中國之治，否則就會無法避免地產生禍國殃民之“大亂”?？梢钥闯?，蘇軾所認為的“中國之治”有別于“夷狄之治”，是具有自己本土特色的為實現社會安定和諧、人民安居樂業的一種統治手段。

誠然，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華夏禮儀之治維系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穩定發展，推動著國家發展出現了漢唐盛世、康乾盛世等繁榮發展的時期。然至近代，隨著閉關鎖國政策的全面推行，封建統治日漸加強，傳統的“中國之治”也逐漸專制化、腐朽化，落后于世界發展的潮流。西方列強用長槍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不僅開啟了中國備受屈辱、飽受侵略的歷史，也證明了傳統的“中國之治”已然無法維護社會穩固。為了拯救民族危亡，探尋新的治理道路，各階層有志之士紛紛探尋救亡圖存的道路。洋務運動打出“自強求富”的口號，從“器物層面”尋求突破；百日維新自上而下進行改革，從“制度層面”尋求突破；新文化運動則提出以“民主”“科學”反對封建愚昧，從“思想層面”尋求突破。雖然這些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都遭到了失敗，但也為舊中國帶來了先進的器物與技術，成就了中國人不斷向外國學習、奮勇向前的心態。中國人民逐漸認識到，想要拯救民族危亡，獲得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就要有正確的、科學的指導思想，要對舊體制、舊思想進行最根本的變革。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自誕生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地運用于中國的具體實踐當中，從而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新路向，也帶領我們國家和民族開啟“中國之治”新篇章。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便從“亂”漸漸地走向“治”，從“被動”漸漸地轉向“主動”，從“弱小”漸漸地變為“強大”。

“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睔v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推動著中國共產黨走在時代前沿，成為革命運動的領導者。面對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正是因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并且在革命實踐中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黨才能夠看得清并且足夠重視中國的革命活動與俄國不同的實際情況，才能夠敢于承認“攻打大城市”的模式在中國行不通的事實，才能夠從本質上認識到使馬克思主義發揮其真理性作用的關鍵就在于使其中國化?！榜R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敝袊伯a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浴血奮戰，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近代以來我國多年戰亂不斷、混亂不堪的被動局面，使得中華民族真正站了起來，以革命實踐雄辯而深刻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性與必要性。

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人類解放的學說，而要實現全人類解放，也就必然要在建立新中國之后，進行一切新的社會革命，“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就成為無產階級新的任務。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開始鞏固新生國家政權，并舉全國之力發展生產力。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繼續加強國家的統治職能，對反革命殘余勢力實行“專政”；另一方面，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尤其是工商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改造?！叭蟾脑臁钡耐瓿?，實現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變革，我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之治”逐漸步入正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良好樣態。

歷史見證過馬克思主義指導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與蘇聯社會主義繁榮興盛的風景，也見證了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巨大震蕩。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以蘇聯模式為榜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建立了比較完備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工業體系等，為鞏固新生政權、促進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過度集中重工業、發展過快過激也給我國發展帶來了一系列阻礙，包括后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谷，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也甚囂塵上。然而辯證來看，蘇聯模式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失敗，不能讓我們得出“社會主義沒有發展前途”的荒唐看法，也不能因此而武斷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行了”，而是必須從思想上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認識到既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性，也要使馬克思主義歷史地現實地中國化的重要性；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改革、治理都必須有的放矢、實事求是地分析與解決中國問題，否則就會遭到實踐的否定。我們要以蘇聯失敗的教訓為警示，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道路?！秾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前進歷程?！耙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薄鞍疡R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重要言論的發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標志著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標志著我們要走的道路不是蘇聯模式或其它國家的模式，而是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既是探索性的也是創造性的。

進入新時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解決現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這一主要矛盾，以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應對國際上大變革大調整的發展形勢，在引領國際秩序和平穩定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彰顯中國擔當？如何維護好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贏得保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的外部環境？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交相呼應中，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在多方面的創造性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之所以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我們黨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币环矫鎴猿謴鸟R克思主義立場洞察世界發展大勢，唯物辯證地分析社會歷史變革狀況，解決重大現實問題，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另一方面著眼于對我國深度改革開放和“兩個大局”的現實關切，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就國內而言，“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供給側改革”和“新發展理念”的不斷推進落實，使得我們如期圓滿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任務，實現了脫貧攻堅的偉大目標。就國際而言，面對全球性問題，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世界局勢發展，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共同體”的思想，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謀求共同發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習近平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在變局中開新局，以掌握經濟變化發展的主動權，實現經濟發展的自立自強。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脫貧攻堅戰的順利完成、國家總體安全的有效維護、國際地位的不斷穩固提升，都昭示著中國共產黨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開創了“中國之治”的偉大創舉，取得了多方面的偉大歷史成就。

二、“中國之智”引領“中國之治”：先進的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積極能動的反作用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指出：“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边@里的“社會存在”不是隨意提出的，而是“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不同狀況、不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存在，而其中，一個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國家制度永遠都是最根本的現實前提和基礎。同時，歷史唯物主義還認為，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其主要包括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等。具有能動性的社會意識既可以客觀反映已有的社會存在和現實，也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客觀存在和現實走向，積極的、先進的社會意識對社會發展有重大的積極影響。這啟發我們，在推進“中國之治”的過程中，也要重視社會意識的反作用。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鄙鐣l展的具體實踐既要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要在科學的理論指導下不斷前進，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之治”的過程亦是如此。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帶來了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現實問題。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開始引入、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原理為指導，結合中國具體革命實踐，準確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具體情況，科學厘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對象和任務等，并且通過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在正確的革命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帶領受壓迫的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徹底擺脫了被統治、被奴役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實現了真正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這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在民族獨立方面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標志著中國人民百余年來飽受殖民侵略和戰爭壓迫時代的結束。新中國成立后，新的歷史任務擺在眼前，“向何處去”成為中國人民面對的頭等大事。這一時期，相對稚嫩的新中國雖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盲目照搬蘇聯模式使我們在發展時經歷了一些挫折與磨難。因此，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而進行的探索，是在思想解放和觀念變革中展開的。正如習近平所說：“沒有解放思想，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實踐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有效化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前進，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备母镩_放新時期貫穿改革始終并被放在極為突出位置的“解放思想”就是“發揮社會意識能動性、反作用”的時代化、通俗化表達。鄧小平首先從思想層面進行突破?！督夥潘枷?，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發表，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左”傾錯誤思想對人們的思想束縛。20世紀90年代初，當改革進程遭受各種阻力時，鄧小平科學闡釋了“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突破了長期以來“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的傳統認識，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革命性變革。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則推動社會發展實現了由重視發展速度到重視發展質量的轉變，由重視“物”的經濟增長模式到重視“人”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跨越。思想解放和觀念變革帶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偉大飛躍。這一時期，中國國際地位日漸提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承辦了奧運會、世博會等，中國的各項制度也日漸完善；經濟飛速發展，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梢哉f，作為社會意識的“中國之智”既是對前一時期客觀社會存在的經驗總結與集中反映，也被貫徹運用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建設和改革的各個階段。

正是在“中國之智”正確引導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建國大業，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實現了富國大業，進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實現強國大業而不懈奮斗。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自覺根據歷史發展的環境條件變化，突破舊思想束縛、打破思維枷鎖，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歷史難題，從而實現了黨的理論與實踐雙重推進。對此，習近平指出，我們“之所以能夠歷經艱難困苦而不斷發展壯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黨始終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面臨國內外發展的復雜形勢，面臨新的革命任務，需要正確思想指引客觀實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指引新時代“中國之治”的“中國之智”。這一思想是在國際社會經歷大變革大調整、國內面臨新的執政考驗的背景下，在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治世經驗、總結中國近代以來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集中體現為“八個明確”及“十四個堅持”。運用這一思想我們黨解決了以往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以往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當前，我們要堅持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中國之治”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根本方針、行動指南，立足新發展階段客觀實際，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斷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水平，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前進。

三、“中國之治”呼喚“中國之制”：經濟基礎的良好發展離不開穩固有效的上層建筑

要把思想變為行動，把“中國之智”的理論精髓變為“中國之治”的具體實踐，需要一套更系統完備、堅實可靠的制度體系作為保障。在從“智”的理論到“治”的實踐轉化的關鍵環節，“中國之制”呼之欲出?！耙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敝贫?、習俗和思想文化一樣，都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是在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基于人們的需要而產生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們在社會中所形成的各種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這個經濟結構之上又會形成相應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而這些上層建筑一旦形成，便對社會關系產生一定的規范化制約，并形成一種規范體系，也即“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對國家治理而言，制度是一種相對固定化的規范形式，這種規范能夠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防止權力濫用與治理失靈，規范、約束治理主客體的活動。

近代中國曾誕生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制度模式，試穿過各種各樣現成的“鞋子”，但削足適履的最終結果都是以失敗而告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針對當時根據地十分落后且混亂的經濟狀況，我們黨和人民在積極創建人民政權的基礎上，努力探索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各項制度。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泵珴蓶|也認識到了在各個時期上層建筑的重要反作用，強調指出：“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币蚨裰鞯闹贫纫簿统蔀榻⒉⑼晟茋医y治的必要前提。這一時期，“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以“改變中國現在的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成為社會建設的重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初步確立了“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制度形式，開啟了黨對未來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樣態的探索歷程。對“國體”“政體”的探索貫穿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對國家的根本制度進行了闡述。這些制度不僅轉化為解放全中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動力，也為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提供了基本思路。

新中國成立后，“五四憲法”的頒布實施推動著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確立。這一時期，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確立了民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基本制度體系。同時，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诖?，我們從國體、政體以及各方面建立起了國家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為國家大步向前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和持續平穩的驅動力。

不得不承認，以蘇為師的計劃經濟體制固然在一定時期內能夠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可是因忽視了價值規律和市場主體的自主性，也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壓抑了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給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中國帶來了負面影響。對此，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倍夥藕桶l展生產力，迅速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進行體制機制改革是唯一可行的新路?！吧鐣髁x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蓖ㄟ^破除傳統對社會主義理解而建構起來的體制及機制的制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國主動開啟了通過改革這場新的社會革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新的歷史征程，改革在農村和城市全面展開。在新的體制機制激勵下，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被逐漸調動起來，大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單一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不再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同義詞”。這表明我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上層建筑對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反作用；認識到只有改變原有的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和分配結構，才能夠極大激發社會發展的潛力，調動社會主體的創造性、積極性；認識到只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才能夠實現資源配置合理化、生產效益最大化。至此，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僵化體制機制格局逐漸被打破，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某些方面被調整，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生機與活力被激發。體制機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為發展“中國之治”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基礎和更為寬松、公平的發展環境。

“‘中國之制’是推進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制度保障?！边M入新時代，黨和國家愈發重視制度在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隨著各領域制度建設日臻完善，制度創新、治理效能開始成為黨和國家的關注重點。早在201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就從組成制度體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體制度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多個層面對我國現行制度進行了概括總結，提出“我們推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形成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制度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聚焦“制度”和“治理”，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主要包含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個方面，全面系統總結了我國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十三個優勢。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的制度體系對不同時期“中國之治”的形成有著極大的穩固推動作用；另一方面，“把制度優勢更好的轉化為治理效能”是新時期“中國之治”的發展方向。

鄧小平指出：“我們的黨和人民浴血奮斗多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睂嵺`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克服了資本主義制度在應對資本無序擴張時的軟弱乏力，又克服了“蘇聯模式”過于集中管控的弊端。在經濟領域，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性質，又借鑒了市場經濟的自主性、靈活性；它既不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又充分發揮了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作用，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穩步前進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在政治領域，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中國化發展，不僅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也保留了對少數敵對勢力實行專政的權力。此外，中國所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政黨協商制度等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心一意辦實事的制度力量，也推動形成了“中國之治”的良好局面。

四、以“中國之治”彰顯“中國之能”：通過實踐發揮制度優勢提升治理能力

不同于唯心主義的哲學將意識感覺看作是唯一的至高的存在，也不同于舊唯物主義對靜止的、片面的感性直觀的強調，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币布次ㄓ袑嵺`才是檢驗一切理論的根本標準。任何理論都要轉化為實踐，經過實踐的檢驗，并且在實踐的檢驗過程中螺旋式上升。

以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為指導，中國共產黨總結建黨百年以來的各種經驗，匯集全國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聚焦“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在推進凝聚了“中國之智”的“中國之制”的過程中實現了“中國之治”與“中國之能”的呼應與聯動。在推進“中國之治”的過程中逐漸確立的各項體制機制、制度設計與安排，絕非空中樓閣，而是通過實踐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治理效能。制度未必越多越好、越新越好，而在于制度能否解決問題、能否通過實踐把“制度優勢”進一步轉化為“治理效能”?！拔覈鴩抑贫群蛧抑卫眢w系管不管用、有沒有效，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睂嵺`中，中國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既保障了國家的穩定發展，維護了各民族間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又推動了各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又做到了在國家宏觀調控之下對市場資源進行靈活調動與分配。制度優勢推動著我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實現了脫貧攻堅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因此，通過實踐能夠使良好的制度體系充分釋放其治理效能，在實現“中國之治”的過程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升，進一步彰顯了“中國之能”。

新時代，面臨“兩個大局”的時代背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們全面推進“中國之治”的重大戰略任務。作為一個復雜的概念，“國家治理體系”是由多種要素系統構成的有機整體，涉及國家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多重安排與思考。這其中，制度體系是重要支撐?！皣抑卫眢w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單靠哪一個治理國家都不行。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倍袊厣鐣髁x制度之所以能夠轉化為明顯的治理實效，皆是因為中國制度有著明顯的趕超優勢和風險治理優勢。相較于西方國家而言，我們用改革開放以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歷程，實現了從落后、封閉到大踏步趕上時代、引領時代的歷史性跨越。同時，面臨著重大自然災害、全球性疫情等突發情況，我們能夠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團結一切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動員全國各族人民，在最大范圍內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成功地經受了多種重大考驗。而要想長期保持并不斷增強這些顯著優勢，就需要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把我國的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第一，在“中國之治”中彰顯“中國之能”，首要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提升更好地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水平。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就無法取得勝利。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能夠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根本原因；作為具有堅強領導力、組織力和執行力的偉大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攻堅克難、奮勇前進的過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作為具有堅強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都是從國家的命脈出發，從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出發?？梢哉f，“中國的治理是‘政黨中心’治理，這是出現‘中國之治’最重要的因素”。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也為進一步推進“中國之制”轉化為具體的治理效能提供了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保障。

第二，在“中國之治”中彰顯“中國之能”，關鍵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推進“中國之治”實踐中的主體作用。歷史唯物主義考察社會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奮斗的終極價值關懷同樣是現實的人。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來都堅持“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毛澤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绷暯竭M一步指出：“人民是我們黨的工作的最高裁決者和最終評判者?！比嗣袢罕娛菄业闹魅?，也是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及自我治理的主體。因此，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既要滿足人民群眾主觀方面的自我實現需求，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風險治理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又要以維護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為根本出發點，自覺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生活需求，為社會治理提供指導性的價值目標。2012年，繼取消實行了2000多年的農業稅之后，我國初步進入全民醫保國家行列，醫保覆蓋率達到95%。截至2021年底，參保覆蓋面穩定在95%以上，這深刻體現了“中國之治”最大的受惠者，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第三，在“中國之治”中彰顯“中國之能”，途徑是堅持獨立自主，在堅持文化自信的同時秉持文明的開放性和互鑒性?！爸袊巍比〉脷v史性成就的背后，離不開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中的獨立自主性，這使得我們在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時候能夠獨立自主地走出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型革命道路；離不開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積極引入市場經濟體制，從而創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離不開我們在堅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積極向外界學習，從而在“和而不同”的傳統思想文化基礎上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當前，我們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愈發證實了習近平所說的“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贏得了先進知識分子的信任，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堅定信仰，在改革開放和新時代更是成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科學指南，在推動“中國之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要進一步發揮我們的唯物主義論點，并且把它應用于現時代，一個強大的、一切時代中最強大的革命遠景就會立即展現在我們面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