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州城市空間演變及發展轉型變化研究

文／李入凡 浙江大學建筑工程學院 碩士研究生

1 組團城市概念

臺州主城區由黃巖區、椒江區和路橋區三個地區組成（濱海產業園區由于規模較小，職能較為單一，本文不納入同一層級考慮），是典型的組團城市。城市發展的重心在發展戰略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的變遷過程中，表現出直接或間接的偏向性。在此過程中，臺州這一組團城市的城市結構變化也先后出現了以下的三種典型的空間模式[1-4]（圖1）。

2 臺州城市空間形態演進過程

臺州主城區最早起源于黃巖區，早在唐朝（約公元690 年）永寧縣改名為黃巖縣，縣治就確立在了現在的黃巖城區。黃巖古城有“三十六街七十二巷”之稱，保留了傳統街巷空間和城市肌理，是臺州城市歷史文脈的源頭和先行者。

而后在南宋時期（約公元960 年），路橋區沿當時的南官河開始了繁盛的商貿活動，自此有了路橋“十里長街”，并在明清時期極為繁盛，奠定了路橋區“千年商貿城”的基礎。

1387 年，明朝大將湯和拆黃巖縣城墻石料筑海門衛城。最早海門衛是作為當時江浙地區重要的市井商業節點之一，作為海上商業碼頭存在。同時在1559 年，為抗擊倭寇侵擾，海門衛也作為戚繼光屯兵的重要海事防衛之處。在1898 年，海門港正式立埠通商[5]。

此后，臺州主城區的結構基本形成，該過程是一個離心式組團城市發展的過程。最初路橋區和椒江區的設立是出于兩個地區的獨立職能，并且這些職能和區域的設立相較于黃巖區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但由于黃巖區城市的中心影響力，將兩個區域并入管轄范圍內，形成了以黃巖為重心的城市組團。

直到1994 年，黃巖和椒江撤市設區，并且將原隸屬于黃巖的路橋也設立為獨立的區，并將椒江設為市中心，保證均衡發展（圖2）。

3 臺州城鎮化背景

臺州的城鎮化進程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臺州民營經濟崛起、發展、繁盛和面臨挑戰的四個時期。經濟的發展不但帶動了城鎮化的發展，同時也使得企業集聚的地區在組團城市中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在該過程中，村鎮的崛起也以組合式的組團城市發展模式引發了三個主城區的升級和擴張，也為近年來臺州發展的新訴求奠定了基礎。這段城鎮化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3.1 計劃經濟階段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 年，在計劃經濟體制背景下，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但由于海防職能，政策和資金對臺州工業發展缺少支持。因此，臺州地區仍然以傳統農業為主，經濟發展緩慢，城鎮建設落后。但從20 世紀50 年代初起，臺州的農民就開始從事手工業、建筑、運輸、商貿等經營活動，各類集貿市場也不斷增加，這為20 世紀70 年代后期臺州民營經濟的迅速興起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奠定了基礎。

3.2 民營經濟崛起階段

1978 至1990 年初，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專業化市場和鄉鎮企業迅速崛起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臺州開始突破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帶動了小城鎮的蓬勃發展，農村集鎮迅速增加，1978 年建制鎮數量為13 個，1990 年達到81 個。

3.3 加速發展階段

1990 年初到2000 年末，臺州市進入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期。1992 年，“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幫助臺州發展擺脫了政策束縛，個體及私營企業在政策扶植下蓬勃發展。2002 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化浪潮為臺州帶來更大的發展機遇，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帶動了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民間資本推動了城市建設的速度，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

3.4 轉型發展階段

2000 年末至今為臺州市城鎮化的轉型階段。從國際環境而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臺州的出口市場面臨萎縮；從國家層面而言，中國整體面臨環境污染、土地和資源粗放利用、勞動力成本上漲、半城鎮化問題突出等問題。臺州的發展模式和城鎮化路徑迫切面臨轉型。

3.5 城鎮化背景小結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臺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程是以民營經濟為根本動力，以小城鎮迅速發育為表征的民營工業化與城鎮化相互交織、相互推進的過程，以內源性成長、自下而上逐級推進為主要特征。技術層面，共享非排他性的公共投入品（如專家技能、公眾通訊和交通網絡等）、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率的需求促進了人口和生產要素的空間聚集。資金層面，投融資體制的改革為豐厚的民間資本進入城市空間的生產領域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從而為城鎮化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要素的集聚和城鎮空間的拓展共同構成城鎮化的意涵。

4 上層規劃對臺州市發展要求

4.1 發展戰略層面

2011 年，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建設，在國務院批復了《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規劃》之后，上升為國家戰略。浙江開始向海洋經濟邁進，推進陸海統籌、產業集聚，實現海洋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臺州是浙江海洋經濟示范區的重要節點，在省重點建設的14 個產業集聚區中，臺州灣循環經濟產業集聚區是其中之一，頭門港和大陳港是省建設三位一體物流服務體系的主要平臺。臺州未來的發展中心將會轉向打造灣區經濟、統籌海陸、推動海洋經濟。

2013 年，“一帶一路”成為國家重大戰略?！耙粠б宦贰钡奶岢鰧⑻嵘袊谑澜绠a業分工中的地位，推動中國從全球生產加工基地邁向全球產業鏈組織運營；將更加重視地方城市特色的培育，積極輸出地方特色與文化軟實力。臺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凸顯港灣城市特色，依托頭門港這一重要戰略支點，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貿易、融入全球經濟發展等任務將成為重點，不僅吸引境外投資，同時推動優勢產業走出去，搭建臺州與國際對話的重要平臺。

2014 年，國務院發布《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長江經濟帶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長江經濟帶的提出將加快長三角地區形成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的形成，將推進城市群的協同發展和區域開放型經濟水平的提高。臺州是長江新經濟帶的重要組成，將會突出民生發展，以培育都市經濟為載體，提升臺州在區域中的地位，更好地融入長三角。

4.2 發展格局層面

臺州被列入長三角核心區，臺州可以利用其處在沿海發展帶最南端的區位優勢，依托臨海港口，形成與生態保護相協調的新型臨港產業和海洋經濟，實現與海西經濟區的良好互動。同時應引導民營企業轉型升級，充分運用好《長三角規劃》給予臺州民營經濟創新示范區的名分所帶來的潛在改革創新政策優惠。

《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2010—2020 年）》提出，將浙江省建設為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社會一體化框架下的國際門戶，構建多樣化的網絡型城市群，作為推進城市化的主體形態，形成“三群四區七核五級網絡化”的城鎮空間結構。臺州屬于“七核”之一，規劃城市職能為重點發展先進制造業、強化生產者服務、高等職業教育、綜合交通和休閑旅游等職能。臺州濱海地帶與島嶼為戰略性地區，推動臺州的民營經濟向沿海地區轉移。雖然臺州地位并不如具有類似區位的寧波、溫州高，但其位于浙中濱海的區位和用地資源的優勢明顯。臺州想要在浙江城市群中脫穎而出，理應注重發展大港口、大石化、大產業，在區域城市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4.3 發展形勢小結

臺州應抓住戰略發展機遇，借助優越港灣資源，從被動參與到主動推動區域開放合作、城市治理。未來，創新經濟和宜居環境將成為發展核心，轉變城市發展模式與建設模式，實現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空間效益提高、城市品質提升。

但由于臺州的區位優勢并不突出，為了在區域城市中占據有利位置，必須利用優越海洋資源和民營經濟優勢。

總體而言，臺州未來的發展重心將會從原本內向的環心發展轉向擁灣發展，整體重心東移。同時行政中心的轉移也意味著臺州主城區歷史上的發展重心將從黃巖區的城市區域遷移到椒江區。新形勢下，對臺州內陸地區的發展要求成為了存量挖掘以及對空間品質和空間效能提升等內向的政策需求，而建設的主要著眼點不可避免地會偏向環灣沿海地區的空間拓展和海灣經濟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區域影響力。

5 城鄉規劃對臺州城市發展的影響

5.1 臺州城市總體規劃修訂變更

臺州市于2005 年受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復實施了《臺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在這一版城市總體規劃的指導作用下引領了擁灣發展的趨勢，確定了“一心六脈四組團”的城市特色格局，并對原本“低小散”的工業布局進行了控制[10]。

但是在2017 年出于國家新發展戰略的提出、城市規劃編制要求的提升、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技術提高、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對2005 年編制的城市總體規劃進行了修改優化[11]（圖3）。

2005 版的城市總體規劃對臺州市城市性質的表述為“浙江沿海中部區域性中心城市，工貿型現代化港口城市”，而修訂后對城市性質的表述變更為“浙江沿海區域性中心城市和現代化港口城市”。修改本意是將“現代化”的重要性提高，但同時也將臺州總體在區域中的定位提高，同時減弱了“工貿”的定位約束。

在城市職能中，在修訂后也增加了“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灣區經濟”和“科創”的主題。三個地區的功能布局在原先椒江為中心和臨港工業基地、黃巖為工業基地和交通樞紐、路橋為商貿中心的基礎上，提出了椒江向更加高端化、創新化的方向發展；黃巖向宜居休閑的方向發展；路橋向綠色智創的方向發展。

在空間格局方面，從修訂后的用地現狀圖中可以看出，修訂前臺州中心城區的城市建設對原有規劃執行力并不強，比較突出的問題有：工業用地依舊布局零散；原定的城市軸線并不突出；臨港工業區發展速度比預期更快。在用地規模上，椒江區規劃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了約28.17 平方公里，遠超路橋區和黃巖區的增加面積，同時沿海也計劃填海新增用地。修訂前后的突出的共同特點是，希望加強椒江區與路橋區之間的聯系，提升并完善沿海城市服務水平。

雖然修訂前后規劃都強調了“中心集聚”的概念，但由于黃巖區南部發展動力不足，北部工業園區阻隔，使得它與另外兩個區無法在空間上形成直接的聯系，加上沿海產業帶的發展勢頭迅猛，臺州面臨著文脈與發展相互“拉扯”的矛盾。在這樣的三區明確分工的背景下，該階段的城市發展更接近于融合式的發展模式。

5.2 專家學者對專項問題的關注

臺州市作為浙江乃至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城市，受到諸多學者關注。近年來，在臺州進行規劃實踐并備受關注的學者主要有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教授俞孔堅和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楊貴慶。

俞孔堅在臺州進行了“反規劃”理念的實踐，通過建立保障土地生命系統完整性和地域特色的生態基礎設施形成獨特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6]。以他為代表的研究團隊以生態因素為優先考慮因素的規劃方式，對臺州主城區的綠廊、河道、文化遺產和游憩空間的規劃提出了他們的方案，并對黃巖區永寧江提出了詳細的開發指導意見。

楊貴慶在臺州市黃巖區范圍內進行了多處村莊規劃設計的項目實踐[7-9]。一方面響應了國家“鄉村振興”的號召；另一方面也為其他地區的村莊設計提供了參考研究的成果，并且與臺州地區政府合作，建立了“同濟大學鄉村振興研習社”。

兩位學者實踐的關注重心分別為生態和鄉村。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研究主要方向是在于建立生態宜居的城市，對于城市經濟、社會方面的關注處于次要地位。

結語

臺州的城市空間發展歷程是從自然生長到自發再到政策引領的過程，城區之間的相互聯系也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發生了變遷。過去臺州為自身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在今天社會經濟轉型和體制機制改革的背景下，臺州作為典型的組團城市，中心城區的內部矛盾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臺州在自身空間格局和戰略發展要求的相互拉扯下，中心集聚度將受到嚴重的影響，成為城市發展的制約。如何處理好這之間的矛盾將成為臺州市未來發展研究中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