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環保當量稅額與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互動過程研究

李小梅，喻宣瑞，常進

（1. 西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0715；2. 重慶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院，重慶 400074；3. 重慶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重慶 401331）

1 研究背景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不斷加快，社會經濟實現了量的增長，但確保經濟穩定發展，著實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關鍵在于推進經濟發展質的提升。我國經濟粗放式的發展引發了一系列環境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重要障礙。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二者之間的關系是落實綠色發展理念、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所在。各國通過綠色稅收的方式，即征收相應的環境稅來實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1]。然而，我國的綠色稅收體系尚不健全，現階段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節能減排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效果仍不明顯，故確定合理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是綠色稅收體系改革的關鍵點，也是建設美麗中國的必然要求。

綠色稅收作為政府調控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一種強制性手段，它的發展離不開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產生與深化，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時代產物[2]。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高低是對政府管控力度大小的直接反映，與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發展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為此一些學者對綠色稅收與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發展之間的關系展開了深入研究。劉暢和田曉麗[3]運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了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節能減排的影響，研究表明：適當提高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企業和個人的節能減排具有顯著作用。李存貴[4]還通過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展示了綠色環保當量稅額與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不僅如此，呂敏[5]建立了三者之間的線性模型，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從宏觀層面闡述了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影響。研究發現：高稅額增加了企業、廠商的生產成本，雖有效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但同時也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過低的稅額無法對污染型企業、廠商發揮制約作用。企業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的增長，對保護環境的效果不明顯。此外，綠色環保當量稅額與各地區產業鏈形式、經濟發展狀況也密切相關，存在地區化差異。綜上可知，無論是現有關于綠色稅收的中介效應模型，還是門檻回歸模型以及相關的線性模型，絕大多數的研究聚焦于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單向作用[6-7]或僅從宏觀上分析了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共同作用[8-9]，而忽視了三者之間的互動過程。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調節受地域、政策等多重復雜因素的影響，具有較強的離散型、概率性、隨機性[10]，很難通過一次性交換、重組等線性回歸方法獲取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之間的動態規律。

為了充分考慮綠色環保當量稅額離散性、概率性、隨機性、地區差異性等特征，實現對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合理制定，找到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二者之間的平衡點。本文基于概率統計的思想，通過三維Copula 函數將三者的邊緣概率分布函數有機融合起來，得到三者的聯合分布概率模型，特別強調了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調節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作用，即確定合理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是實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這為進一步探索綠色稅收的雙重紅利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現有研究主要從宏觀層面關注了綠色稅收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單向作用和雙重作用，但并未從微觀層面量化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動態影響。因此，本文試圖解決如下問題：考慮到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地域性、隨機性等特征，如何動態調控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實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本文通過對全國31 個省份（港澳臺地區除外）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地區生產總值進行實證分析，展示了綠色稅收、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三者之間的動態互動機制。研究結論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引，對綠色稅收、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三者的共演規律做出了理論貢獻，也對新常態背景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奠定了基礎。

2 文獻回顧

2.1 綠色稅收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單向作用

我國綠色稅收體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可持續發展理論為指導的前提下，廣泛借鑒外部性理論、公共物品理論、污染者付費原則等西方理論，有著厚實的理論基礎。

我國早期并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綠色稅收體系，絕大多數稅種都是由“費改稅政策”演化而來，這些稅收設置的初衷是為了調節級差收入，主要關注稅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如王軍和李萍[11]建立了GMM 模型，考慮了綠色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綠色稅收對經濟的質與量不僅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而且二者的發展規律存在顯著差異，對經濟質量的提升具有明顯促進作用，對經濟數量的增長具有抑制作用。范慶泉等[12]采用Shooting 方法對環境規制和產業結構進行了分析，認為適當增加綠色稅收可推動經濟高質量持續發展。畢茜和李虹媛[13]通過實證分析方法發現綠色稅收將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且存在地域的差異性，對我國東部城市的經濟發展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對中西部等不發達地區的效果并不明顯。呂敏等[14]通過協整理論探究了我國綠色稅收變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綠色稅收促進了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降低了城鎮失業率，但也會引起居民消費價值指數的上漲。劉芳雄和李公儉[15]基于對傳統稅制的全面系統調整，通過清晰定位綠色稅制，認為完善的綠色稅收制度有助于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不難看出，綠色稅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早期對綠色稅收作用的研究，主要考慮了綠色稅收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并未充分考慮到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日益嚴峻，傳統的綠色稅收體系無法有效保護生態環境。為此，通過改革和調整綠色稅收體系以實現節能減排的目的已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我國傳統的綠色稅收僅包括資源稅收、能源稅收等稅收體系，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16]。為了實現對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生活用品的循環利用，間接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我國通過增設環境稅來約束企業和個人的污染行為。但環境稅收種類在綠色稅收體系中的占比較低，環境稅收中各稅種當量稅額遠低于排污治理水平，因而未能有效解決我國的生態環境問題。為了探究綠色稅收對節能減排的作用，相關學者做了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如馬蔡琛和趙笛[17]通過將環境保護籌資方式與政策手段相結合，構建以環境保護稅為基礎的綠色稅收體系，發現適當提高綠色稅收中環境稅收的占比，對節能減排具有明顯效果。包健[18]通過建立隨機環境影響評估（STIRPAT）模型，探究稅制綠化度對污染排放量的影響，發現當稅制綠化度處于0.153 ～0.168之間時對抑制廢氣排放的效果最佳。梁曉源和譚躍[19]通過內容分析法和數據包絡分析模型（DEA），探究了綠色稅收與企業環保投資效率的關系，得出在一定范圍內綠色稅率與企業環保投資效率呈正相關，說明適當提高綠色稅率對企業環保投資具有引導和促進作用，有助于節能減排的實現。楊磊[20]從理論、實踐等方面指出綠色稅收對環境治理、保護環境具有重要作用。從理論上看，綠色稅收能夠使生產者污染行為的外部性成本內部化，并籌集資金進行環境治理，就實踐而言，綠色稅收作為一種強制手段，有助于推進地方環境治理。徐會超和張曉杰[21]認為，提高綠色稅收的綠化度，加強各部門之間的銜接配合，通過政府和市場的雙管齊下，是實現節能減排的關鍵所在。

以上研究可知，綠色稅收體系的改革是實現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關鍵所在，主要通過提高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和綠化度來實現。綠化度和當量稅額過高，對環境保護具有顯著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反之，綠化度和當量稅額過低，對保護環境的效果不佳。因此，要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最終實現兩者的可持續協調發展。

2.2 綠色稅收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雙重作用

在新常態背景下，尤其綠色發展理念的提出，全國各地加快了節能減排的步伐，就如何調控綠色稅收推動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最終實現綠色稅收的“雙重紅利”已成為當前發展的主要方向。所謂“雙重紅利”效應是指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并不矛盾，二者可互利共贏。最早這一觀點被Tullock[22]提出，建議通過環境稅來代替原有以收入為動機的稅，進而達到提高環境質量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Van Heerden 等[23]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深刻闡釋了綠色稅收雙重紅利的內涵。從綠色紅利方面來看，能源稅的增加對煤制品、石油等原料的制作與消耗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節能減排效果顯著。從藍色紅利方面來講，環境稅的適當提升可促進旅游業等第三產業的穩步增長，拉動經濟消費，帶動交通、鄉村基礎設施等領域的發展，降低了失業率。錢莎莎等[24]利用系統耦合模型和系統矩估計法，對節能減排與經濟增長的系統耦合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合理調控是實現綠色稅收雙重紅利、平衡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武振[25]、趙云旗[26]通過對地區的經濟和節能減排進行分析，也得出了同上述類似的結論。

從上述分析可知，合理確定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是實現雙重紅利的關鍵點。由于我國綠色稅收體制暫不完善，中西部經濟以及產業發展的地域性差異，因而尚未建立行之有效的方法對綠色環保當量稅額進行合理調控。一方面，綠色環保當量稅額過高，企業承擔過重綠色稅負，使得企業縮減用于生產的投入，將產出更多轉向消費，對增加資本累積具有反向作用。同時，企業必須通過裁員等方式壓縮生產成本以維持自身運轉，使政府陷入“經濟發展與環境規制”兩難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綠色稅收的推行[27]。另一方面，當綠色環保當量稅額遠低于排污治理水平時，對企業和個人污染環境的行為不能形成有效的限制與干預，導致我國節能減排效果不明顯。事實上，綠色環保當量稅額與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是一個相互帶動、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確定合理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的持續向好具有重要作用，這是完善綠色稅收體制的重要節點。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方法

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三者是一個相互帶動、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其隨機性較強，采用隨機概率的方法對其進行分析較為合理。為此，本文基于概率統計的方法，借助Copula 函數充分考慮3 個變量之間的隨機性與聯動性，通過擬合優度的檢驗方法，得到三者的聯動規律，就如何確定最佳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1）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三者的聯動效應，得到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合理調控區間。（2）通過揭示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三者的聯動規律，實現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時時調控，深入挖掘復雜過程背后的潛在規律，探尋問題背后的理論邏輯，為實現綠色稅收的雙重紅利奠定基礎。（3）本文以我國31 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充分考慮了各地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經濟狀況以及污染排放量的差異，深入解釋了對象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有助于對比和識別不同情景下綠色環保當量稅額調控的差異和相似之處，從而全景式地呈現綠色環保當量稅額調整的過程，更適合當下的理論背景與現實境遇。

3.2 指標體系構建

綠色稅收、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是一個多系統、多變量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復雜迭代的過程，易受多個因素的影響。但選擇多個指標評價三者之間的聯動規律，將會忽視指標的重要性和實用性。如何選擇合理的指標反映三者的發展狀況，對模型的搭建十分重要。對綠色稅收而言，當量稅額的高低代表了政府的參與度，故選用綠色環保當量稅額來反映綠色稅收政策的影響[28]。通常情況下，一個地區的GDP 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故通過GDP來評價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而對于生態環境質量的評價，最為直觀的是通過節能減排的程度來量化，污染氣體的排放量越低，節能減排效果就越好，生態環境隨之改善，故采用污染氣體排放量來反映生態環境[29]。

3.3 分析流程

隨機分析方法可較好的考慮到變量的隨機性，以概率分析的角度合理揭示變量之間的內在關系，預判各種情況出現的概率，反映整個系統的動態變化規律。如張卓群[30]通過隨機分析方法，運用Copula 函數建立了房地產價格風險預警模型，提出了合理調控房產售價的方法。吳永[31]通過隨機分析的方法，對中國碳市場中風險溢出效應也做了相應研究。本文采用隨機分析的手法，運用Copula 函數構建了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各地區生產總值的聯動模型，具體流程見圖1。

圖1 模型研究流程

3.4 模型構建

3.4.1 變量邊際函數的確定方法

首先運用數理統計的方法，通過不同的擬合函數得到各地區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以及各地區生產總值的分布規律，并通過K-S 檢驗得到各種分布形式的誤差D值、殘差值RSME以及反映擬合精度的參數R2值，來尋找3 個變量最優的邊際函數，以便更好地預判3 個變量的發展規律。其中D值和殘差值的求解方式如下所示：

式中：ck為觀測樣本的模擬值，mk表示觀測樣本滿足x＜xk的樣本個數，n表示樣本總量。殘差值RMSE是指實際樣本值與估計值之間的差，其中MSE為均方差，Pei表示經驗頻率，Pi為理論計算頻率。R2反映了擬合精度的高低，其中D值和殘差值越小，R2越接近1 則表示模型的模擬精度越高。

3.4.2 基于Copula函數的變量聯動模型

待各參數的最優邊際函數確定后，通過Copula 函數將3 個變量的邊際函數聯系起來，得到一個多變量聯合概率分布模型，這能夠較為客觀地反映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以及地區生產總值三者之間的關系。最終建立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以及地區生產總值的聯合概率動態預測模型，為進一步優化綠色稅收體制，時時調控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實現綠色稅收的“雙重紅利”提供方法支撐。

迄今為止，Copula 函數多種多樣，概括起來大致可分為以下3 種：橢圓型、阿基米德族和二次型。其中阿基米德族Copula 函數適用性較廣、結構形式簡單，在金融、水文等領域運用較多，適用于解決非線性隨機性問題。阿基米德族Copula 函數是通過算子 （又稱生成函數，一個完全單調的函數）構造而成[32]，n維阿基米德族Copula 函數定義為：

本文共有3 個隨機變量，故采用三維Copula 函數來構造三者之間的關系，當n=3 時，其表達形式為：

阿基米德族Copula 函數又可分為4 種，分別是Frank Copula 函 數、Gumbel-Hougard Copula 函 數、Clayton Copula 函數、Ali-Mikhail-Haq Copula 函數。不同的算子式對應不同的Copula 函數，各種Copula 函數算子式的計算方法表示如下。

在對Copula 函數求解過程中，確定其估計參數值最為關鍵，Copula 函數參數估計的方法大致分為兩類：非參法估計和參數法估計，其中非參法估計要求有明確的Kendall’sτ值和參數θ的具體表達式，通常適用于二維Copula 函數的參數求解，且易受樣本數量的影響，精度有限。而參數估計法計算相對靈活，不受函數形式的限制，適用于多維非線性變量，其中IFM 法在參數估計中運用較廣，IFM 估計法是將邊緣分布的參數與Copula 函數中的參數分別進行估計，該過程由以下兩步完成[34]：

（1）采用IFM 方法（極大似然法）估計邊際分布中的參數a1、a2、a3：

不同形式的Copula 函數對于變量的相關性有不同的 要 求，Gumbel-Hougard Copula 和Clayton Copula 適用于具有正相關關系的隨機變量，Frank Copula 函數具有正負相關關系的隨機變量都較為適用，Ali-Mikhail-Haq Copula 函數主要適用于弱相關關系的隨機變量。在構建Copula 聯合概率預測模型時，應根據隨機變量的相關性適宜選取相應的Copula 函數。

4 實證分析

4.1 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31 個省份為基礎研究單元，依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稅務年鑒》以及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統計數據和相關專業數據庫。采用綠色環保當量稅額（主要指大氣環保當量稅額）來反映環境稅收的主導作用。采用污染氣體排放量（主要指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來評價節能減排的效果，進而量化我國各地區生態環境的變化情況。通過各地區生產總值來反映我國各省份的經濟發展狀況。由于數據保密、審批、統計口徑變更等現階段難以克服的原因，本文可選取數據的時間序列受到一定限制，具體數據如圖2 所示。

圖2 模型數據

4.2 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地區生產總值、污染氣體排放量邊際函數分析

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地區生產總值、污染氣體排放量各變量分布形式的誤差D值、殘差值RSME以及擬合精度的結果繪于表1。表1 中展示了各地區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以及地區生產總值三者的獨立分布形式，從分析結果可直觀看出，采用對數正態分布和正態分布來模擬各地區污染氣體排放量、地區生產總值、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誤差值和殘差值最小、精度最高。將3 種分布形式展示如圖3 所示。

表1 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以及地區生產總值分布形式的檢驗結果

由圖3可知，我國綠色環保當量稅額主要集中在2～6元之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為10 ～90元[35]，這說明了我國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普遍偏低。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綠色稅收體系處于初步探索階段。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較晚，當面臨的環境承載壓力日趨接近上限時，推進綠色發展成為國家所需，這才使得我國開始構建綠色稅收體系。由于探索綠色稅收體系的時間不長，因而在稅種的廣度、稅率的精度等方面還存在不完備之處，導致我國稅制的綠化程度仍待進一步完善，造成了我國綠色環保稅額普遍偏低。另一方面是受我國現有產業結構的影響。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效果不彰，高新技術產業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仍然普遍存在能源行業和原材料行業。新時代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我國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在質量、效率、動力上的變革，但改革需要較長的時間，是一項長期的發展過程?；谖覈F有的產業結構，若對綠色環保當量稅額設置過高，必然使污染型企業承擔過重的經濟壓力，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影響社會的繁榮穩定，因此，目前我國對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設置普遍偏低。

圖3 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以及地區生產總值的分布規律

三者邊緣概率分布函數表示如下：

式中：u1表示各地區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分布形式，u2和u3分別表示污染氣體排放量和地區生產總值的邊際分布形式，m表示各種分布形式的均值，s為各種分布形式的方差，x表示隨機變量。

4.3 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地區生產總值、污染氣體排放量聯動模型構建

運用Copula 函數將三者的邊際函數聯系起來，通過3 種不同的線性檢驗方法，得到三者的規律，線性相關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中展示了線性自相關系數R2、Spearman 相關系數、Kendall’sτ秩相關系數。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污染氣體排放量與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兩個變量呈線性負相關，二者的線性相關程度相對較高，說明綠色稅收對污染氣體排放具有一定約束作用。但線性相關系數小于0.7，說明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還普遍偏低，綠色稅收對節能減排的制約力還有待提升。綠色環保當量稅額與地區生產總值呈線性正相關，說明綠色稅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促進作用，但二者的線性正相關度不是很高，這可能與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設置有關。污染氣體排放量與地區生產總值也呈線性正相關，但是相關度較低。這說明了以傳統產業為主體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行不通的，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普遍偏低。故應進一步調整我國產業的發展思路，通過調控綠色環保當量稅額以降低能源行業、資源行業的不合理開發，促進污染型企業的轉型升級，推動節能環保型企業的發展。根據線性相關的分析結果，結合Copula 函數的結構特征，采用Ali-Mikhail-Haq Copula、Frank Copula 兩種函數來模擬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地區生產總值三者之間的變化關系較為合理。為了選出三者的最優聯動模型，采用擬合優度的方法對兩種函數的擬合結果進一步檢驗，得到兩種函數的RMSE（殘差值）、R2值、D值以及兩種Copula 函數的參數估計θ值。所得結果如表3 所示。從計算結果不難看出，Frank Copula 函數的殘差值、D值最小、R2值最大，說明Frank Copula 函數對樣本擬合效果最佳。

表2 線性相關系數

表3 擬合優度參數檢驗結果

4.4 結果展示與分析

通過Frank Copula 概率預測模型分別計算得到三者的聯合分布概率，其結果見圖4。

圖4 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以及地區生產總值的聯合分布概率模型

為檢驗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以及地區生產總值的聯合分布概率模型的準確性，將其計算結果與經驗公式（15）的計算結果作對比，對比結果見圖5。

圖5 中展示了預測模型與經驗公式的對比結果。從中不難看出，預測值與經驗公式計算結果吻合度較高，模擬精度值R2都大于0.9，說明該模型具有較高的精度。模型1、模型2、模型3 分別描述了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地區生產總值三者之間的關系。從中可直觀看出，當綠色環保當量稅額位于1 ～2元時，各地區經濟增幅雖較為明顯，但污染氣體排量呈顯著上升的趨勢，各地區每年的污染氣體排放量較高。較低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雖帶來了經濟粗放式的發展，但對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背離了我國新常態背景下推行的綠色發展理念，不利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當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增至2 ～6元時，污染氣體排量大約有63%的概率下降，而此時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仍保持在較高水平，相比綠色環保當量稅額位于1 ～2 元時的經濟增長效果更加明顯。這是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良性發展所呈現的“新氣象”。合理提高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對污染型企業的節能減排具有促進作用，迫使企業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提高自身的生產效率和資源利用率，加快企業自身的轉型升級。此外，也拓寬了高新環保產業的市場空間，促進了該產業的迅速發展，這對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具有顯著效果，并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當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大于6 元時，污染氣體排放量雖進一步降低，環境得以改善，但各地區經濟下降的概率高達75%。這是因為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各地區尤其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源行業和能源行業，高新技術產業的占比十分有限。因而過高的綠色稅賦將對污染型企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其無法加大綠色設備和綠色工藝的投入，最終喪失企業的競爭力，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

圖5 預測模型與經驗公式對比結果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數理統計的方法，考慮了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污染氣體排放量—地區經濟三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運用三維Copula 函數將三者的邊緣分布概率函數進行有機串聯，得到三者聯合概率預測模型。研究表明：當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小于2 元時，各地區經濟增長較為明顯，但環境污染并未得到顯著改善，此時經濟增長仍以傳統的制造業、能源消耗行業為支撐。說明較小的綠色稅收力度，對傳統制造業、能源消耗行業等污染型企業的節能減排效果十分有限。隨著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增加，當綠色環保當量稅額增至2 ～6 元時，加大了對傳統制造業等污染型企業節能減排的力度，迫使企業不斷轉型升級，增加綠色環保設施等的投入，不僅降低了污染氣體的排放量，而且推進了綠色科技的創新，帶動了綠色經濟的發展，使經濟呈穩步增長的態勢。綠色環保當量稅額也不宜過高，一旦綠色稅收額度超限，企業的投入過大，不利于企業的轉型提升，難以實現綠色稅收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重紅利。

為保證環境與經濟的共同發展，實現綠色稅收的雙重紅利，應制定綠色稅收調控的有效方案。從本文的分析結果來看，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應當在2 ～6 元時，既降低了污染氣體的排放，也促進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此外，各地區經濟發展具有一定差異，理應在給定的區間內進行合理調整，如山西、吉林等地區主要以第二產業為主，若綠色環保當量稅額過高，不利于傳統企業的轉型升級，從而影響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應靠近模型區間的下限。對于較為發達的地區，如北上廣等城市的許多企業已經完成了轉型升級，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高新產業體系，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適當增加對環境具有更為有效的保護作用，故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應取模型區間的上限。

通過前文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1）根據不同區域制定差異化的綠色環保當量稅額標準。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主體功能的差異，因此需實現對不同地區綠色環保當量稅額的動態調整與把控。北上廣等地區經濟水平和治理能力較強，民眾環保意識較強，可適度提升綠色稅額以促進綠色低碳環保技術的發展，增加綠色經濟發展的比重，確定其主導地位。作為產業轉移承接主體的中西部地區，若征收過高的環保稅額，不利于傳統企業的轉型升級，影響地區經濟的穩步發展。

（2）構建以綠色發展為導向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和機制，彰顯各地政府發展綠色經濟的決心，推動“唯GDP”的短期政績考核向“綠色GDP”的中長期政績考核轉變。同時，在新常態背景下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將保護環境和發展綠色經濟作為政府政績考核的要件，有力落實生態環境污染的終身責任制。

（3）拓展環境保護稅的征收范圍。當前我國明確了“碳達峰”“碳中和”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全國碳市場上線交易已經正式啟動，二氧化碳排放也成為評價環境優劣的重要參考指標。為此，應著力將碳稅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經濟手段，將其納入環境保護稅當中，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

（4）制定相應的運用返還政策。與綠色稅收雙管齊下，通過補貼的手段既降低不同主體的經濟損失，也轉變了企業的發展方式、提升了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從而形成與征收綠色稅收相配套的長效機制，推動環境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