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時空特征研究
——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

蔡紹洪，谷城，張再杰

（1. 貴州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2. 貴州財經大學 中國西部綠色發展戰略研究院，貴州 貴陽 550025）

0 引言

現階段推進可持續發展進程最大的障礙是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之間的矛盾問題，如何破解這個矛盾成為當前的社會焦點。西部地區作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在社會發展、生態安全保障等方面具有特殊戰略地位。然而過去多年借助勞動力、土地等要素規?；瘉眚寗咏洕鲩L，在資源稟賦有限和規模報酬遞減的規律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系列環境負外部性問題[1]。2020 年5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中將發展目標明確為形成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賦予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更加科學的時代內涵。立足于傳統發展模式對國民經濟增速減緩的消極影響以及經濟發展進入全面轉型攻堅期的大背景，西部地區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如何？時空視閾下兩者協調特征如何演化？致使區域間協調水平差異化的驅動因子是什么？本文圍繞以上問題展開研究。

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自工業革命后環境質量急劇惡化，西方學者率先對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展開討論[2]。從《寂靜的春天》使學者們認識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到環境經濟學的“資源稀缺論”，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理論基礎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實證研究領域，諸如投入產出、綜合評價、耦合協調度、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等多種經典的模型被廣泛應用[3-6]。

黨的十九大做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論斷，高質量成為新時代的嶄新主題，學術界關于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已取得了較大建樹，主要集中在內涵[7-8]、指標體系的構建[9-10]、驅動因素[11-12]等方面。在高質量發展內涵上，金碚[13]從經濟學角度對“質量”進行了解讀，將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與人們需求結合在一起，認為高質量發展應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真實需求，賦予了其極強的動態性。在指標體系的構建方面，學者們從供需、發展效率、對外開放、民生問題、資源環境以及新發展理念等角度出發[14-16]，構建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但評價高質量發展的指標維度豐富，涉及領域較多，學術界還未形成一套公認合理的指標體系。而在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因素方面。孫藝璇等[17]測度了科技創新各要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效果，并深入分析了中國四大分區的科創驅動機制。結果表明：科創要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但對不同區域的驅動作用有所不同。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經濟與生態環境兩者之間的研究已有很多可借鑒之處，但仍存在值得邊際改進的地方：一是以往關于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研究主要側重于經濟水平、結構與潛力等方面，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單以GDP 論英雄已成為過去式，經濟的發展應著重解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二是對協調差異化影響機制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主要集中在單因子驅動分析，缺乏雙因子交互作用的研究?；诖?，本文在高質量發展視角下，重新審視經濟發展所涵蓋的指標內容，構建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定量分析2009—2019 年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及其時空演化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測器從單因子與交互因子兩個方面揭示影響協調水平的驅動因素，以期為西部經濟高質量與生態安全協調發展提供借鑒與參考。

1 研究區發展現狀

西部作為中國四大板塊之一（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北地區），疆域遼闊，自然資源稟賦優越。隨著西部大開發新格局逐漸起步與“一帶一路”有序推進，西部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截至2019 年，西部土地面積為687.6 萬平方千米，占國土面積71.2%。年末常住人口為3.8 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23.3%。雖然在經濟發展中取得了“跨越式”發展，但仍與其他區域版塊存在差距。本部分對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兩個維度的發展現狀進行分析，探索西部地區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突出優勢與薄弱環節。

1.1 經濟發展現狀

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生產效率、產業結構、供給質量與人民生活需求等各方面，契合現階段發展的追求目標。因此，分別從地區生產總值、創新投入力度以及城鎮化進程等方面對西部經濟發展現狀進行具體分析。

（1）西部GDP 由2009 年6.7 萬億元提升至2019 年20.5 萬億元，從整體規模上呈現出東部＞中部＞西部＞東北。2019 年西部GDP 占全國總體的20.8%，略低于中部地區的22.2%，而東部地區貢獻了51.8%，是西部的兩倍多，體現出了區域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若從增長速率視角觀察，2009—2019 年GDP 年均增長率為中部（11.98%）＞西部（11.85%）＞全國（10.97%）＞東部（10.02%）＞東北（4.92%），西部表現出了強勁的“追趕”趨勢，正不斷縮小地區間差異。

（2）從R&D 人員/總人口、R&D 投入經費/GDP 來看。2013—2019 年西部R&D 人員增速緩慢，2019 年R&D 人員占比為0.08%，遠低于同時期的中部（0.16%）與東部（0.40%）。在R&D 經費投入力度上，2019 年西部R&D 投入經費占比為0.76%，低于同時期的東部（1.79%）、中部（1.29%）、東北（0.90%），而在增長率上西部（2.8%）僅次于中部（3.2%），未來有較好的發展態勢。

（3）西部城鎮化率從2009 年39.66%提升至2019 年的54.08%，對比東北（63.15%）、東部（68.50%）仍有差距，與中部（56.8%）基本持平。在增長率方面，2009—2019年西部城鎮化年均增長率達到了3.15%，高于同時期的東北（1.05%）和東部（1.79%），因此，西部城鎮化水平與其他地區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

1.2 生態環境發展現狀

關于生態環境發展現狀，選取人均水資源量、工業廢氣設施治理強度、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強度三個有代表性的指標進行分析。

（1）西部在水資源擁有量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2018 年西部水資源總量為16 153 億立方米，占全國總量的58.82%，而東部、東北、中部水資源擁有量的總和僅為11 310 億立方米。落實到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上，西部人均水資源量為4 255 立方米，遠高于同期的東北（1 595立方米）、東部（918立方米）以及中部（1 252立方米）。

（2）2011—2018 年西部工業廢氣治理能力從每小時治理3.79 億立方米工業廢氣增加到每小時治理20.09 億立方米工業廢氣，接近全國平均水平（24.01 億立方米/小時），但與中部（32.93 億立方米/小時）還有一定差距。而西部工業廢氣治理能力的年均增長率則是所有區域之中最高的，達到了30.73%，因此，在工業廢氣治理上，西部地區朝著向好方向發展。

（3）2009—2017 年西部污染治理投資強度較為穩定，無較大波動。2017 年西部污染治理投資占GDP 比重為1.44%，高于東北（0.82%）、東部（0.95%）以及中部（1.36%），說明西部地區較為重視生態問題，投入了大量資金治理環境污染。但在西部內部，各地區投資強度差異較大，因此，未來持續穩定的加強污染治理投資力度仍是西部各地區發展的重要環節之一。

綜上所述，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創新投入強度、城鎮化水平、工業廢氣治理能力等方面與東部、中部等地區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增長率上表現出較大的優勢，體現了進一步縮小地區差異的趨勢。水資源總量、人均水資源量、污染治理投資強度呈現出西強東弱的發展現狀。

2 指標體系構建與研究方法

2.1 指標體系構建

高質量發展不同于單純追求交換價值的經濟增長，它更注重于使用價值。本文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構建經濟子系統發展指標體系，借助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18-19]，嘗試從經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以及共享等六個維度測度西部經濟發展指數。生態環境的優劣體現在生態環境的本底、壓力與抗逆的動態過程。生態環境對經濟發展會產生正向或逆向的影響，為減小過度消耗生態本底所產生的生態壓力，需要提高生態環境的抗逆水平，實現經濟高質量持續發展。在上述邏輯中結合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20-21]，從生態環境本底、生態環境壓力以及生態環境抗逆三個維度構建生態子系統評價指標體系。在挑選指標的過程中，淡化總量增長，注重考核質量效益類指標，以提高相關評價水平門檻，見表1。

表1 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同評價指標體系

續表

本文以西部11 省份為研究對象，因西藏數據缺失較多，暫不考慮，樣本年限為2009—2019 年，相關所需原始數據來自各省份生態環境公報、統計年鑒以及《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對于個別缺失數據利用線性插補計算。

2.2 研究方法

2.2.1 綜合評價模型

熵權法與變異系數是兩種典型的賦權方法，均可有效避免賦權過程中的主觀性與隨意性[22]。為消除客觀賦權法的誤差與偏頗，本文選擇以熵權和變異系數的幾何平均值作為綜合發展指數，使結果的精確性與科學性更高。首先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正向屬性與負向屬性的標準化公式如下所示，其中xij為第i個省份j項指標的初始值，i=1, 2, …,m；j=1, 2, …,n，yij為標準化后的數值。

熵權wj公式為：

式中：(wj×yij)、(λj×yij)分別為熵權法與變異系數法的發展指數。

2.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學術界對于該模型的應用存在大量的誤解和誤用現象，導致了測度結果的科學性與準確性出現偏差，因此本文借鑒王淑佳等[23]研究成果，選取耦合度（C）和耦合協調度（D）公式分別為：

式中：T=αU1+βU2，T為綜合協調指數；α與β為貢獻系數，本文認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同等重要，因此α=β=0.5；C、D∈[0, 1]，取值越接近0 代表兩系統耦合、協調水平較低，反之則兩系統耦合、協調水平較高。

協調度雖能體現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程度，但不能反省出兩系統之間的相對發展情況，因此參考相關學者[24]的做法，在協調度的基礎上引入相對發展度（θ）模型：

式中：U1、U2分別為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指數；若0 ＜θ＜0.8 代表經濟發展滯后；若0.8 ＜θ＜1.2 代表兩系統協調發展；若1.2 ＜θ則代表生態環境滯后于經濟發展。

2.2.3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模型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模型（ESDA）主要分為全局莫 蘭 指 數（Global Moran’s I）與 局 部 莫 蘭 指 數（Local Moran’s I）。具體公式如下：

式中：S2為發展指數方差；Wij為空間權重，當兩地區相鄰時。Wij=1，當兩地區不相鄰時，Wij=0；Di與Dj為空間區域單元i與j的屬性值。

2.2.4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測度空間分異性及其背后驅動力的一種統計學方法，與其他驅動模型相比較，地理探測器既能夠測度數值型數據，也能夠測度定性數據[25]。地理探測器另一個獨特的優勢是能夠測度兩因子交互后的驅動作用，其模型如下：

式中：q∈[0, 1]，q值越大表明驅動因子對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水平的解釋強度越大；SSW、SST為層內方差之和與全區總方差；h代表變量的分層； 、 分別代表了層h和全層的方差；Nh、N代表了層h與全層的單元數。

3 實證分析

3.1 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的時空格局

3.1.1 經濟發展水平時空格局

西部經濟發展指數整體水平不高，依據經濟發展指數變化趨勢將其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09—2014 年快速增長階段，從2009 年0.231 增加到2014 年的0.393，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1.15%。二是2014—2019 年的緩慢增長階段，從2014 年0.393 增長到2019 年的0.499，年均增長率降低到了4.93%，該階段政府推行調結構、轉方式、促升級的發展方式，作為轉換發展新動能的交接期，經濟發展的增速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影響。

在區域層面，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陜西、四川以及重慶一帶，以成都、重慶、西安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逐步崛起，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作用也逐漸增強，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陜西、四川、重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較低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新疆、青海以及甘肅一帶，這幾個地區在西部的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發展模式粗放，高質量水平處于較低水平。在研究時限的三個斷面內，高于西部經濟發展指數平均值的地區占比分別為36.36%、36.36%、27.27%，其余地區經濟發展指數均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側方面反映出了西部地區在經濟高質量上存在顯著的“兩極化”差異。

3.1.2 生態環境發展時空格局

西部生態環境發展指數穩定增長，整體朝著向好趨勢發展，由2009 年0.418 提升到2019 年的0.511。依據生態環境發展指數變化趨勢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9—2014 年，在該階段西部生態環境發展指數增速較快，一方面政府對環境規制力度的逐漸加大，控制了環境污染的惡化。另一方隨著環保設備的不斷完備，生態質量得到了有效改善，促進了生態環境發展指數的快速提升。第二階段為2014—2016 年，該階段生態環境發展指數呈“U”型。第三階段為2016—2019 年，隨著政府針對性加大地質環境建設力度，各地區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也與日俱增，西部生態環境發展指數也處于緩慢增長階段，并在2018—2019 年有“翹尾”趨勢。

在區域層面，生態環境發展指數較高的幾個地區呈“分散”特征，如云南、廣西、內蒙古、重慶等地，與經濟發展的“集聚”特征有所不同，生態環境發展指數既要求地區資源稟賦豐富，又需要面對環境壓力時有較好的抗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能力。生態環境發展指數較低的幾個地區為新疆、甘肅以及四川，其中新疆為研究區域內生態環境發展指數最低的地區，主要由于該地區生態脆弱區域面積較大，土地沙漠化與水土流失遏制了生態發展。在研究時限的三個斷面內，高于西部生態環境發展指數平均值的地區占比分別為45.45%、63.64%、54.54%，各地區在生態環境發指數上空間差異較小。

3.2 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時空格局

2009 年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保持在0.481 ～0.647 之間（表2），與其他學者研究[26]有所區別的是，西部協調度初始水平較高，這與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及其資源稟賦有著極大關系，生態環境發展優于其他地區，與自身經濟發展指數之間的差距較小。陜西與重慶為高值協調度地區，貴州為低值協調度地區，主要由于貴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阻礙了第一產業的發展，第二產業存在著部分工業缺失，工業結構單一，著重打造現代旅游業及大數據信息等產業應成為貴州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該時期各地區協調水平與均值差距較小，西部內部協調度水平差異不大。

表2 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協調水平及類型

至2014 年，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指數保持在0.594 ～0.762 之間。協調度增長幅度最大的地區為貴州與內蒙古，分別增長了0.142、0.129，一方面這兩地區生態保護狀況相對較好，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貴州大數據產業異軍突起，建成一批標志性數據基礎設施，為高質量發展增添了新動能。內蒙古儼然成為國內能源輸出大區，煤炭、電力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資源紅利依然存在，外加旅游經濟的幫扶，經濟發展增速在全國前列，促進了協調水平的提升。青海與新疆在增速上與其他地區仍存在差距，由中值、中低值協調度轉變為低值協調度。在相對發展類型上，經濟發展滯后、兩系統協調、生態環境滯后的地區占比分別為45.45%、36.36%、18.19%，多數地區由經濟發展滯后轉變為兩系統協調，但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依然存在。

至2019 年，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指數達到0.615 ～0.806。四川由中高值協調度轉變為與陜西、重慶所屬的高值協調度地區，貴州則由中值協調度轉變為中高值協調度地區，其余地區在西部協調水平分類基本不變。在相對發展類型上，經濟發展滯后、兩系統協調、生態環境滯后的地區占比分別為27.27%、45.45%、27.27%，兩系統同步發展較2014 年有所增加，而從發展趨勢上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正逐步趕超生態環境發展指數，因此西部仍需要重點關注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的平衡問題。應當注意到，2019 年西部內部協調度水平之間的差距較2009 年、2014 年有所增大，地區發展差異逐漸凸顯。

3.3 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空間自相關

借助GeoDa 軟件測算了2009—2019 年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的空間相關性。結果表明：2009 年莫蘭指數為0.189，P值0.048；2014 年莫蘭指數為0.202，P值0.045；2019 年莫蘭指數為0.355，P值0.014?？梢?，西部各地區協調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通過局部自相關分析，將空間集聚分為四個象限（表3）：第一象限為H-H 類型（高-高集聚），第二象限為L-H類型（低-高集聚），第三象限為L-L 類型（低-低集聚），第四象限為H-L 類型（高-低集聚）。

表3 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空間關聯變化

西部多數區域分布在H-H、L-L 集聚地區，表明了兩系統協調度較高的地區具有強強集聚效應，而協調度較低的地區則具有弱弱集聚效應。分類型來看，在H-H集聚地區：主要集中在陜西、重慶、四川一帶，貴州與重慶、四川相鄰，在兩地的輻射作用下，2019 年貴州轉變為H-H 集聚地區，該類型地區數量占比為36.36%，為占比最高的類型區域。在L-H 集聚地區：該集聚地區略有波動，空間分布相對分散，其區域數量有所減少，體現了周邊高值協調度地區對低值協調度地區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應。在L-L 集聚地區：從2014 年始甘肅、青海、新疆一直位于該集聚類型，空間集聚態勢逐漸保持穩定，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受高值協調度區域的溢出效應較小。在H-L 集聚地區：位于該集聚類型的地區較少，2009 年僅為云南，2014 年后穩定為內蒙古與廣西兩地，空間集聚相對分散。此外，位于高-低集聚類型的地區在發展過程中極易產生極化現象，因此，還需不斷促進與周邊地區合作機制，建立污染聯防底線，提高自身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由以上分析可知，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協調度的空間均質性區域高于空間異質性區域，即H-H、L-L 集聚類型區域在空間上存在顯著的“俱樂部趨同效應”。在研究時限內隨著時間演變各集聚類型區域數量逐漸保持穩定，但集聚層次仍有待提高，未來發展過程中需加強對L-L 集聚地區的扶持力度。

4 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時空分異驅動機制分析

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在本地資源稟賦與社會發展的非均衡交互作用下導致了兩系統協調度水平存在著空間分異特征。為進一步探討影響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差異的驅動因素，參考已有研究[21,27]，選取經濟發展驅動（X1）、產業結構驅動（X2）、城鎮化驅動（X3）、科技投入驅動（X4）、政府支出驅動（X5）、道路建設驅動（X6）等6 個因素作為西部地區耦合協調度差異化的驅動因子。

借助ArcGIS 軟件對上述6 個驅動因素進行自然斷裂點處理，轉變為類型變量后通過地理探測器測度影響其空間分異驅動力q的大小。2009 年驅動因子q為：X3(0.545 7) ＞X5(0.492 9) ＞X6(0.469 6) ＞X4(0.261 9)＞X1(0.247 7)＞X2(0.233 1)；2014 年驅動因子q為：X3(0.784 5) ＞X5(0.734 7) ＞X6(0.607 2) ＞X1(0.394 7)＞X4(0.332 3) ＞X2(0.329 2)；2009 年 驅 動 因 子q為：X4(0.790 9)＞X6(0.608 2)＞X5(0.502 2)＞X3(0.500 1)＞X1(0.444 9)＞X2(0.436 8)。在前兩個年份中城鎮化、政府支出以及道路建設驅動對協調度解釋作用最大，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驅動解釋能力較弱，2019 年科技投入解釋能力躍居第一位，城鎮化解釋能力有所下降。其原因可能是研究時限早期西部內部地區間城市化水平差距相對較大，對協調發展的影響最為敏感，使其解釋能力較強，隨著各地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省份間差距水平逐漸縮小，城鎮化的影響能力也開始降低。政府支出與道路建設均能夠影響市場發展，刺激居民的消費內需，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倒逼經濟的發展與進步。而科技創新逐漸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效率，減少了生態環境壓力，是兩系統協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從交互驅動作用來看（表4），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同發展實現了雙因子增強，交互后的組合驅動解釋強度均大于單因子解釋強度，多數交互因子的解釋能力在三個研究斷面內趨于穩定。其中經濟發展與科技投入、道路建設驅動以及城鎮化與科技投入驅動的q值達到了1.000 0，說明上述驅動因子的交互解釋能力與協同水平具有一致性。部分組合驅動因子的交互貢獻率達到了0.990 0 以上，也能夠極強的解釋產生協同發展差異的原因。

表4 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空間分異驅動因子交互作用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在區域聯動的基礎上推動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同發展，各省份之間應積極縮小城鎮化、政府支出以及道路建設的差距，增加科創投入力度，重視木桶效應，消除自身發展短板。由雙因子交互作用增強啟示，構建“多組合”發展策略有助于促進協同水平的提升。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構建了經濟與生態環境協同發展指標體系。在測算方法上充分考慮客觀賦權的誤差與偏頗，應用熵權與變異系數的綜合賦權法、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了2009—2019 年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在ArcGIS 平臺下對協調度進行空間聚類分析，利用地理探測器分析導致協調度空間差異的單因子與交互因子驅動因素。研究結論如下：

首先，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平穩增長，但整體上經濟發展增速減緩，而生態環境則出現“翹尾”趨勢。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指數較高的地區分別呈現“集聚”與“分散”特征，相對發展度從研究時限前期的經濟發展滯后到現階段的經濟發展趕超。其次，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不斷提升，其中一半地區能夠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需要注意到區域間協調度水平差距正逐步加大，如陜西、四川與甘肅、青海等地呈現出了“兩極化”特征。再次，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全局莫蘭指數為正，存在著顯著的空間相關性，局部莫蘭指數體現了“俱樂部趨同”特征，H-H 集聚主要集中在陜西、四川、重慶一帶，H-H 集聚主要集中在新疆、青海、甘肅等地。最后，影響西部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空間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為城鎮化、政府支出及道路建設，組合驅動因子的交互作用實現了雙因子增強，擁有較高的解釋能力。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得出如下政策啟示：

（1）構建區域協同發展戰略。由上文分析西部在經濟發展與兩系統協同發展方面存在著不均衡的問題，陜西、四川以及重慶處于領先地位，其他地區面臨著極化現象，對西部整體空間布局的穩定發展十分不利。因此應構建相應的區域發展戰略及協同發展管理機構，清晰地區功能定位的同時提高經濟互動性，利用關鍵城市群的發展優勢，發揮經濟進步的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縮小區域差距，為區域協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2）加強生態文明建設。針對西部生態環境發展指數增速減緩，經濟發展逐步趕超的發展趨勢，西部地區應踐行低碳環保的時代主題，積極構建及完善生態管理的相關政策及法律規定；加快建設創新環保性生態產業鏈，促進產業生態化，提高企業及居民環保意識，對環保特性的企業加大支持力度；建立資源補償機制及市場交易機制，使西部內部形成互利共贏的空間格局，推動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

（3）增強科創培育支持力度。地理探測器顯示2019年科技創新對西部協同發展擁有最大的解釋強度，科技投入和經濟發展、城鎮化的交互驅動與系統協同發展實現了一致性。因此，西部地區應構建“多組合”發展戰略，大力支持關系到國民生計的高科技新興產業的技術研發，構建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與高等學校、科研院校建立人才合作機制，向科研人員提高待遇傾斜，形成校企合作的全方位人才培養體系，促進地區的經濟發展，減少生態環境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