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翻譯理論探源
——西塞羅及羅馬文明

梁力喬，張 瑩

(上海外國語大學 高級翻譯學院，上海 200080)

一、引 言

西塞羅在歷史上主要以政治和演說才能為人所知，后其翻譯才能也被發掘。長期以來，西塞羅的翻譯思想在各翻譯研究著作中以近乎完全一致的形象出現。隨著翻譯研究從傳統的“語言轉換”慢慢轉變為“與歷史、政治和文化等學科”結合，可供考察的對象和論據多了，產生的新認識也更全面、深刻。西塞羅的“經典化”翻譯思想的消解，利于今人豐富對現當代翻譯理論和古代翻譯理論淵源上的認識，避免過于簡單地對待古代學者的翻譯思想。

二、西塞羅及其翻譯思想的經典化與消解

西塞羅著述頗豐，但幾乎沒有專門做過翻譯研究。研究西塞羅翻譯思想、這種思想(部分)內容的經典化及其消解的過程，必須將西塞羅的生平、他生活時代的歷史、政治及文化背景及對其著作文本的研讀結合起來。

西塞羅公元前107年出生于一富裕騎士家中，從小追隨當時法律界的名師學習知識，也曾短暫投身軍營。西塞羅步入政壇之初主要為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平民打官司[1]84，在蘇拉改革時期抨擊政府，然后外逃(一說被放逐)希臘學習演說術。公元前76年，西塞羅出任西西里島財務官；公元前63年，西塞羅通過演講贏得大多數人支持，挫敗了“喀提林陰謀”并任執政官。任期屆滿后羅馬進入“三巨頭”時期，發生了戰爭及嚴重的內斗，西塞羅因不善掌握兵權失勢，于公元前58年出逃，潛心創作。公元前48年左右，愷撒在希臘爆發的內戰中節節勝利，西塞羅返回羅馬，在愷撒遇刺一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愷撒死后，作為“后三巨頭”之一的安東尼擔心在奪權斗爭中吃虧，派殺手于公元前43年殺死西塞羅[2]293。

西塞羅一生不以翻譯著名，雖著述頗豐也幾無專門為翻譯寫過作品，最為人所知的翻譯思想見于《論最優秀的演說家》和《論善惡的定義》中，可被概括為以下幾點：提倡“演說家”式的意譯，反對“解釋員”式的直譯(1)正文中使用“直譯”是對前人論著中用語的直接沿用，這個遣詞事實上可能并不準確。清華大學教授許建平認為，“直譯”實際上指合理保留源語形式，通順地將源語文本翻譯為目標語文本。此處的“直譯”追求“逐字翻譯”，寧可不符合目標語語言習慣也要追求“逐字對等”，或許用“死譯”來形容更合適。、強調作品被譯介至目標語時保留源語的意義，即“稱重量”，而非“數硬幣”式地保留形式，并利用文學創作手法確保譯文與原文風格對等。

西塞羅翻譯思想的“經典化”指對其翻譯思想認識的“傳抄”，直接將其著作中有關翻譯部分字面意思的文字從拉丁文轉換為各種現代語言(2)例如皮姆雖然用了一整章將西塞羅作為一位翻譯學者介紹，但其論著實際還是以介紹其生平與修辭學家的理念為主，而對西塞羅翻譯思想的“經典化”介紹也是夾雜在對西塞羅修辭學思想的介紹中，如“通過意譯翻譯希臘的詩歌，使用了大家耳熟能詳最好的詞匯，還通過類比手法創造了對聽眾來說合適的新鮮詞匯。也就是說，皮姆也認為西塞羅的翻譯思想在于“意譯”“譯文要較好地契合目標語的習慣”以及“重視目標語聽眾的反應”等?！猂OBINSON D.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胺g研究”不是西塞羅的主業，他談及翻譯的文字非常有限。慢慢地，對于這僅有的文字形成的解釋成為一種固定“參考答案”而被代代“傳抄”。早在4世紀時，西塞羅的翻譯思想就已經通過圣哲羅姆的信件被打上了“支持意譯，反對直譯”的標簽(3)與西塞羅強調以“演說家”的方式，以優美的目標語向目標語讀者傳達源語文本的意思相反，雖然圣哲羅姆部分支持意譯，但他強調在翻譯《圣經》時還是只有盡量直譯才能盡量避免出現錯誤，也得到了圣奧古斯丁的支持。圣哲羅姆還用另一個“故事”表達了自己對西塞羅的態度：他說自己做了個夢，因為犯“喜歡西塞羅”的罪而被上帝懲罰了?！狫EROME S T. Epistolae secundum ordinem temporum distributae. Belgium: Brepols, 1845；AUGUSTINE S T . Epistulae.Belgium: Brepols,1865；GARCEAU B. The fidus interpres and the fact of slavery: Rethinking classical and patristic models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 Studies, 2018，3 (11):349-364.。而奈達于1947年發表的《論圣經翻譯的原則和程序》，被視作翻譯研究自古以來“非科學、感性、經驗式且不夠系統”向之后語言學派等“科學、理性且系統”的研究視角的轉換分水嶺。這一結論被研究者普遍接受后，更有加深這種偏見的勢頭，這令1947年之前的譯者及其思想成果更容易被簡單地打上標簽臉譜化對待。

1947年后，西方學者經半個多世紀努力推動翻譯研究獲得巨大進步，用謝天振[3]的話可概括為“三大突破和兩大轉向”：20世紀50至70年代，奈達等學者在進行翻譯研究時引入現代語言學的方法，翻譯研究進入了理論時代，即“語言學轉向”。佐哈爾[4]提出多元系統論，指出應將文學看作宏觀框架中的一個系統，與如文化、歷史等其他若干系統共同起作用，幫翻譯研究擺脫語言學束縛。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借文化研究成為新學科的時代潮流，整理出大量借鑒人文社科方法的《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5]，標志著翻譯研究進入“文化轉向”時代，研究視角從僅關注語言轉換擴大為在文化語境中審視翻譯。

在文化語境中審視翻譯意味著對于原文、譯文文本，以及譯(研究)者翻譯思想的解讀脫離語境審視文本已不足夠，而應基于文本和譯(研究)者所處的時代背景，集合歷史、文化、政治乃至性別等因素綜合審視。研究角度多樣化提供了更豐富的研究資料，也就有可能更新對同一問題的傳統答案，這是西塞羅翻譯思想“經典化”消解的基礎。西方學者一般不會主要考慮西塞羅作為翻譯家的身份，仍將他作為政治家或者修辭學家進行研究。但很多中國學者已重新審視西塞羅的翻譯思想，自從2008年牛云平在《外語與外語教學》期刊上發表《西塞羅的稱——西方等值論譯論文化探源》開始，中國學者開始積極將西塞羅及其譯論文本置于歷史、政治等語境中，刷新了人們對西塞羅翻譯思想的經典化認識，發現了西塞羅翻譯思想和現當代翻譯理論間存在的新淵源。

三、對等思想的原型

西塞羅真正留下專門討論翻譯的文字很少，最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就是經典的“不該把一切(原文中的內容)像錢幣似的數給讀者，而應該把它們都稱給讀者”。西塞羅是支持意譯的，因為他覺得，直譯雖然能表面上保留語言的形式，但只保留形式卻不能讓源文本表達的意思真正為目標語讀者所理解。從字面意義上解釋，數錢幣雖然可以得到錢幣表面上的數量，但效果不如把錢幣中的貴金屬含量“稱”給讀者好。注重目標語文本具有與源文本相同的含義而非形式，這是一種樸素的對等思想。而促使西塞羅產生這種翻譯思想的，是羅馬帝國在地理、商業等方面的基本國情，以及獨特的貨幣制度。

從地圖上看，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地形狹長，中間是高聳的山脈，兩側延展出各異的地形，這導致意大利人口在古代就顯現出“小國(部落)寡民”的特點[6]。由于主客觀因素限制，農業沒能發展起來，加之希臘殖民者的影響，古意大利(羅馬)文明呈現出經濟上重視貿易、政治上重視共和的特點。不論是商業貿易還是靠投票決定大政方針的共和制度，其思想核心都是“對等”——這種“對等”是西塞羅“稱重量”等思想的現實基礎，與翻譯研究中的“對等”思想相隔千年遙相呼應。

公元前754年，羅馬城建立。經過數百年的部落內外戰爭，羅馬人在公元前6世紀建立從以元老院為權力中心的共和政體，并在公元前3世紀末開始對外擴張，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奪取土地。羅馬共和國早期共有兩種土地，一種是羅馬公民之間平均分配、可以作為財產世代傳承的土地，另一種是可供公民和非公民出資租賃后耕種或放牧的“公地”。這些耕地本可以促進大量本國勞動力就業、并成為糧食產區，但羅馬共和國始終沒有解決阻止貴族大量兼并土地，并以此種植葡萄等經濟類作物牟取暴利或拋荒的問題[7]466。到西塞羅生活的公元前1世紀，一旦海運中斷，即使首都羅馬城也會面臨饑荒的危險。這種情況下，他們變得更極端地重視對外交流，因為如果糧道不通，國家就會面臨餓殍遍野的危險。

不論是靠元老投票治理國家還是做生意，都要講究“對等”。羅馬共和國(乃至后來的羅馬帝國)國民是否有投票權及投票影響力的大小，與他對國家的貢獻是掛鉤的。而羅馬進行對外交流時，不論是發生在商人間的貿易，還是發生在政府間涉及某些協約的簽署，實際上都涉及商人乃至國家(部落)之間權利與義務的“對等”。

羅馬人政治權利的大小與他對羅馬的貢獻也是對等的。起初，羅馬城建設者的男性后代因為祖先對建城的貢獻可以成為羅馬公民，其首領可以加入國家高級咨詢機關元老院，享受政治權利。王政時期的第三位國王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始推改革，通過人口普查確定男性財產多寡，將所有男性劃分為193個“森圖里亞”，其中財產最多，為國家提供總稅收一半的男性形成98個森圖里亞，組成第一等級，享有優先投票決定各種大小事務的權利。另外財產較少的95個森圖里亞組成第二到第六共5個等級，只在第一等級所有森圖里亞投票后都未能形成有效決策的前提下才有投票資格。這說明，對國家做的貢獻(納稅)越大(多)，享受更多的政治權利[6]244-245。從此，連平民都可以成為重要的政治人物。平民地位上升，不是傳統意義上推翻原統治階級的“平等”，而是和對國家的貢獻掛鉤的“對等”，不論靠賺取巨額財富繳納賦稅，還是在戰場上帶兵獲得重要功勛都能被認可。

羅馬對外交往的重要環節包含有對外國(部落)簽署盟約、和議，以及從產糧的海外殖民(領)地征集糧食等。羅馬相對于這些國家、部落及殖民地強大很多，但在簽署協議、調集糧食的時候，也會根據對象的重要性和貢獻，給予與之對等的優惠條件。例如羅馬早期殖民地糧倉之一西西里島，雖然在歷史上多次揭竿而起反對羅馬，但羅馬每次派出軍隊消滅外敵或鎮壓暴亂后，不僅不會對西西里島民進行報復，反而盡力幫助他們恢復生產，甚至還會幫他們追回被奪走的財產[7]204。為羅馬運送糧食的船主因其生命線般的重要性，也能享受到與重要性相對等的優待，如享受免稅待遇，行省臣民船主運輸糧食的時間的量達到一定程度后便可以獲得羅馬公民身份等[8]531，586。作為財產的象征之一，羅馬貨幣在發展的過程中貴金屬含量越來越低，面值卻不變，統治者甚至利用政治權力強行要求這種大量混入低價值合金，只在面值上和傳統金、銀、銅幣“相同”的貶值貨幣擁有同樣的購買力[9]53。這明顯是不懂經濟的統治者對經濟生活中“對等”關系的破壞，也暗示當時在生活中一個個地“數”硬幣絕對吃虧，因為不可能得到與其面值對等質量的貴金屬。

一個羅馬人能享受的權力和地位，與他對羅馬在經濟、軍事等方面所做的貢獻對等，羅馬在對外國、部落和殖民地的交往中也根據它們對自己的作用和表現，給予對等的政策和待遇。不論是國內的政治生活還是對外往來，“對等”都是羅馬人奉行的重要原則。加上獨特的貨幣制度直接給西塞羅的著作提供了“數硬幣”這一形象的生活意象，也豐富了他著作中表達“轉換”“翻譯”等含義的詞匯[10]。從這個角度看，對西塞羅翻譯思想的認識可以突破傳統的“演說家式翻譯”和“稱重量(給讀者)”的經典化認識，是千年以來西方翻譯思想中“對等”的淵源。

四、希臘文明的“吞噬者”

坎波斯兄弟提出的食人主義翻譯思想認為，譯者就像食人部落成員，而譯者處理譯本就像吃人，將“血肉”化為自己的“力量”[11]17-18。作為后殖民主義翻譯思想的主要代表之一，食人主義翻譯思想試圖展現的實際上是由翻譯折射的不同文化、社會、國家及民族之間的權力關系。退一步說，人類的歷史也可以被理解為一部漫長的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因為異質文化、民族乃至國家之間的交流從原始部落時期便已經開始。所以，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種思想審視人類歷史的整個過程。以西塞羅所處的羅馬共和國時期為例，在對外征服中，羅馬征服者被自己所征服的文明展現出在宗教、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優越性所折服，于是通過各種方法將被征服文明的相應成果介紹回國內，包括直接運回神像，對藝術品進行仿造以及翻譯外族文學作品等。不論是仿造神像還是翻譯文學作品，都是在把外族文明的精華以本民族人民可以理解的形式呈現出來。廣義上講，當時包括西塞羅在內的一批羅馬有識之士都在試圖通過這種方法將世界各民族的文明精華“翻譯”成羅馬民族自己的東西，這種行為也確實在一定時間內促成了羅馬文明的繁榮昌盛。

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羅馬共和國征服了希臘、迦太基等外敵，初步形成領土橫跨歐亞非的大國格局。此后爆發一系列內戰，外敵也伺機而動；羅馬輸掉部分對外戰爭，但領土面積還在擴張。在羅馬帝國早期幾位皇帝的努力下，羅馬帝國的疆域擴展到最大，即便在4世紀處于崩潰邊緣的年代仍可以取得對哥特人等蠻族作戰的勝利。從武力上講，羅馬人是不折不扣的征服者、殖民者，卻并未利用自己的征服和殖民傳播文明——換句話說即沒有自己的文明。羅馬人靠自己幾乎沒有創造出過任何藝術品，他們一切精美藝術品和文學作品都是從希臘人那里“繳獲”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羅馬人都花重金雇傭希臘教師、藝術家和建筑師等工匠為自己服務，自己能做的也只是在希臘人的身后亦步亦趨地模仿，這樣建立起了自己的羅馬文明。當羅馬人出于某種理由停止模仿以后，他們的鑄幣水平和藝術水平回歸“崩壞”，宗教因“空虛而沒有內容，只有神秘的儀式”[6]256迅速被新興的基督教取代，羅馬帝國在這之后也很快土崩瓦解?？梢哉f，通過軍事征服四處進行殖民擴張的羅馬人，在精神上、文明上反而是“弱勢群體”，被他們自己用武力擊敗的民族給“殖民”了。

征服希臘后，羅馬就有一批有識之士意識到，必須建立羅馬文明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且希望通過學習借鑒希臘文明成果達成這一目的。征服希臘文明之后，羅馬人面對這種表現形式和思維深度遠高于自己的文明，最早產生了三種態度。一部分人認為希臘文明富麗堂皇，會讓羅馬人失去艱苦奮斗的精神。但羅馬人的行為表明了他們最終采取的策略：如亞加亞庫斯這樣的武將“把大量僥幸未被燒毀的希臘的雕像、花瓶、畫作等藝術品全都運回羅馬，安置在寺廟和廣場供人欣賞”[7]198，廣泛結交希臘文人，并且豢養大批的希臘工匠，用于國家的建設。如此一來，即便沒有產生屬于自己的獨特建筑藝術風格，至少也把城市建設得宏大而堅固[8]361。而對于以西塞羅為代表的羅馬文人來說，美麗的希臘文化都應該被奪取并帶到羅馬，之后希臘圖書館“就沒必要存在了”[12]151。希臘文化和戰場上被羅馬軍隊擊敗的希臘軍隊一樣，被當成“俘虜”看待。希臘文學作品、演說辭令、哲學思想和科學技術被大量翻譯成拉丁文作品，并且在作者一欄冠上了譯者的名稱。原本沒有任何思想內涵、只有粗獷儀式的羅馬傳統宗教因此擁有了精美的神廟和神像，原本只能演丑陋而粗俗不堪滑稽戲的羅馬劇場終于可以上演大眾能看得懂的歐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悲劇，羅馬城中聳立的高架水渠和各種宏偉的建筑都是由希臘奴隸指導建造，連鑄幣的圖案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精美的希臘藝術品和神像改了個名字就成為羅馬自己的神像，利用希臘技術建造了羅馬建筑，大量的希臘文學作品在翻譯過程中經過刪改編輯，成了羅馬人自己的作品，而拉丁語文字和文學作品的藝術水準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斷汲取營養，發展得更為全面[13]。西塞羅不僅自身積極投入到相關翻譯實踐之中，還試圖將翻譯作為修辭學教學的重要手段，通過進行翻譯練習培養能進行高質量演說的優秀政治人才，因為當時演說在政治競選中占重要比例。西塞羅認為只有使用“最高雅”的語詞對源語文本進行翻譯才能達到最合適的效果，也就是進行希臘語—拉丁語互譯[14]7。這樣的語言訓練除能起到發展拉丁語及其文學的作用，更能有效提升修辭學練習者的語言能力和綜合知識水平[15-16]。時至今日，雙語互譯練習仍被證明是有助于提升英語專業及非英語專業技術人才語言能力、滿足其工作需求的有效手段[17-18]。

羅馬文明因無數本民族的有識之士為自己引入希臘文明而得到滋養，盡管借助希臘文明建立羅馬自己文明的嘗試最后沒有成功，其過程也體現出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帝國的興衰：

圖1

圖1[6]64、圖2[7]635和圖3[19]303從一個側面展現了這種變化。圖1是意大利半島原始部落時期的人偶形象，表現的是某種頗具威力的宗教神明，但工藝很粗糙，以至于做出來的陶像十分丑陋。羅馬征服希臘以后，擁有了高明的希臘藝術家和他們的技術，能夠繪制出圖2這幅精美的勝利之神形象(公元1世紀，見于龐貝古城)。但到了3世紀，羅馬人繪制的勝利之神浮雕形象又變得簡陋起來，出現了“退化”(圖3)。這標志著希臘文明對羅馬帝國影響的減弱，而羅馬帝國在當時也處于崩潰邊緣。類似趨勢還可以從不同時代的鑄幣圖案和塑像等處發現。

五、結 語

西塞羅從沒有刻意為翻譯專門著述，但他留下的翻譯像“演說家”一樣，把源語的意思保留下來，足斤足兩“稱”給讀者——這種論斷從圣哲羅姆時代開始幾乎就成了西塞羅翻譯思想的唯一內容。翻譯研究長期處于文字轉換研究的層面，這種論斷于是被學者代代傳承，幾乎形成了其翻譯思想的“唯一正典”。

隨著翻譯研究的逐步深入，翻譯研究的視角被逐步拓寬。跳出單純的著作文本，結合西塞羅所處時代的歷史文化背景，可以對西塞羅翻譯思想做出一些新的詮釋。羅馬人是一個重視“對等”的民族，“對等”思想以及當時的社會現實為西塞羅著述提供了豐富的詞匯來源，提供了“數硬幣”和“稱重量”這一經典的意象，更奠定了西方翻譯思想中“對等”的思想基礎。而羅馬雖然在軍事上成就極高，文化方面卻長期處于被希臘文化“征服”的地位。以西塞羅為代表的羅馬有識之士主張對希臘文明進行“趕俘虜”式的翻譯，將其改造為羅馬自己的文明，還希望通過以翻譯為手段進行修辭學教育，進一步豐富拉丁語文化。從宏觀角度來說，西塞羅翻譯思想作為一個代表，表現了羅馬人借“吞噬”希臘文明形成、豐富自己文明借以維護統治的目的，和食人主義翻譯思想之間也存在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