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在吳縣做官的歲月

王淼

袁宏道擔任吳縣縣令時只有二十八歲。那是萬歷二十三年（1595），晚明時期最好的年華，誠可謂四海升平，萬物安寧，帝國雖然腐敗已極，處處隱藏著深深的危機，卻依然維持著表面的繁華，大明王朝如同回光返照一般，沐浴著絢爛璀璨的夕陽余暉。而彼時的蘇州更是奢靡至極。名重一時的筆記作家王锜所謂：“閭閻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于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碑斒翘K州繁華的真實寫照。而這還只是成化年間的景象，到了萬歷年間，蘇州的繁華有增無減，甚而躍居為“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看過去更像是彼時大明王朝的一個濃濃的縮影。

身為一介士子，平生最大的愿望，無非是金榜題名、出將入相——想當初鑿壁懸梁發奮、十年寒窗苦讀，圖的不就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嗎？但袁宏道卻無疑是一個例外，在出任吳縣縣令之前，袁宏道已經在老家湖北公安待了將近兩年時間，他于萬歷二十年（1592）考中進士，即告假返鄉，卻遲遲不愿去京城謁選。對于袁宏道來說，考取進士已經證明了自己的才華，真正做官卻是一個負擔，他曾經親眼目睹大哥袁宗道在京城為官的操勞與辛苦，他更愿意留在家鄉，安享名山攬勝、優游歲月的日子。這既是他的價值觀，也是他的人生理想。

然而，在學而優則仕的時代，做官的好處可謂人人盡知。清人歐陽鉅源說：“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貴矣，官之權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睂俦疚簧鐣龉俚暮锰幾龀隽司降狞c評。想要真正踐行袁宏道的人生理想，對于彼時的他來說的確還是太早了點，他畢竟只有二十五歲，有著大好的時光，有著遠大的前程，何況對他抱有殷切期望的父親并不允許他這么早退居林下，他也要養家、也要糊口，他本人又豈能決定自己的行止呢？

按說吳縣縣令是一個不錯的仕途起點，袁宏道雖然考中了進士，但成績一般，只能外放任職。晚明時期的吳縣乃是“錢谷多如牛毛”之地，能夠榮任吳縣的父母官，算是謀到了一份“肥缺”，如果沒有大哥袁宗道在朝中的影響，可以想象，袁宏道顯然很難有此幸運。盡管袁宏道有著滿腹的不情愿，甚至將官場視作壓抑個性、畫地為牢的樊籠，并一再聲言“如何囚一官，萬里枯懷抱”，但他終于還是身不由己地走馬上任了。

在吳縣縣令任上，袁宏道做了很多好事，他是吳縣歷史上難得的好官，大僚申時行甚至稱贊他：“二百年來，無此令矣！”比如，他對吳縣縣衙進行了全面改革，任賢為能，裁除庸員；他對吳縣的賦稅進行了徹底的清理，一舉解決了吳縣縣衙遺留多年的問題，開源節流，扭轉了吳縣財政虧空的狀況?？梢娫甑捞幚硇姓聞盏哪芰€是非常強大的，只要他愿意，他完全能夠做一名沉穩干練的地方官員。難能可貴的是，做了兩年吳縣縣令，袁宏道竟然室無余財，這在雁過拔毛的晚明官場，尤其是在吳縣這個富貴風流之地，當更屬鳳毛麟角。與這些相比，袁宏道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卻是他對自己縣令身份的極度反感，以及對官場陋規的深惡痛絕。

首先，袁宏道不適應每天起早貪黑、忙碌不停的生活。吳縣經濟發達，各種事務也多，尤其涉及經濟糾紛的訴訟案非常繁重。面對著處理不完的公務和公文，袁宏道雖然勉力而為，卻依然不堪其苦，疲于應付。袁宏道本質上是一個文人，他天性崇尚自由，向往不受羈絆、無拘無束的生活，然而，袁宏道在吳縣所做的都是他不喜歡做的事情，虛與委蛇，迎來送往，想象著一種理想的生活，踐行著另一種沒有心靈參與的生活，他更像是一個精神分裂者，他在吳縣的生活其實是扭曲的、錯位的。

其次，袁宏道極其厭惡官場上的各種約定俗成的陋規。官僚既稱體系，就有著一定的游戲規則，官場中人大都有一個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就是擅長打通各種關節——所謂“打通”，說白了就是收買，假以各種人情世故的虛偽面子，表面上是禮尚往來，實際上是行賄受賄，時時需要打點和應酬?？偠灾?，人在仕途，就要應對大量的人事往來，對上，要奴顏婢膝；對下，要恩威并用；對同級，要含而不露。再違心的話，要說；再惡心的人，要見。其訣竅不是致力政績，而是平衡人際關系。這種圓滑與偽善的韜晦之術，對于袁宏道而言無疑就是受罪，他既不甘心情愿，因而顯得處處被動，當然也無法真正投入其中，因為這些完全違背了他的天性。

正是因為這樣，袁宏道才會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頻頻訴苦。他在寫給丘長孺的書信中這樣說道：“弟作令備極丑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嘣?！毒哉！”他在寫給沈存肅的書信中這樣說道：“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于奔命，十圍之腰，綿如弱柳。每照鬢眉，輒爾自嫌?！闭f實話，做官一旦做到這種地步，實在了無生趣可言了！

比袁宏道晚生四十多年的李漁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樂不在外而在心，心以為樂，則是境皆樂，心以為苦，則無境不苦?！睍r當晚明，一代大儒王陽明倡導的“心學”風靡天下，晚明士人不僅追求物質上的享受，同時也追求心靈上的享受，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皇權松懈、王綱解紐的結果。袁宏道可謂得風氣之先，所以盡管他明明知道“作令無甚難事，但損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即是不及事耳”，但他并不想委屈自己，他只想過自己喜歡的日子，他只想要自己想要的生活——亦即他本人所謂：“除卻袁中郎，天下盡兒戲?！币痪湓捳f到底，他只想做自己。

關于人生理想，袁宏道曾經羅列出五種人生至樂：其一，看盡世間美色，聽盡世間美聲，身歷世間閑適，說盡世間美談；其二，良辰美景，花前月下，賓客雜坐，放浪形骸，極盡宴飲之樂；其三，家中多藏奇書，每日群賢畢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其四，千金買一舟，舟中多置梨園歌吹之具，邀請知己好友數人，泛家浮宅，遨游江上，不知東方之既白；其五，及時行樂，趁青春年少，將家中所有資財揮霍殆盡，到老來只須拿個破碗，挨門串戶，以乞討為生。他說：“大抵世間只有兩種人，若能屏絕塵慮，妻山侶石，此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極意，抑其次也。若只求田問舍，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為訓?！?/p>

袁宏道羅列的五種人生至樂，除了其五有極端之嫌之外，另外四種其實都是性情畢現、個性張揚的表現，它們或許都能與玩物喪志沾得上邊，卻惟獨與做官格格不入。若說人在仕途，身不由己，那么，仕途中人一旦有了與做官格格不入的想法，如何做官，顯然就成為一個問題——袁宏道在吳縣為官最大的快樂，恰恰是做官之外的種種：他喜歡游歷山水，蘇州附近的名勝，諸如虎丘、上方、天池、靈巖、西洞庭、東洞庭、姑蘇臺、百花洲……處處留有他的足跡。他喜歡聚飲，在吳縣期間，他忙里偷閑，每每宴請賓客，竟至通宵達旦。他喜歡插花，將逼仄的居室插滿鮮花，“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袁宏道本人并不善飲，卻喜歡知己好友飲酒的氛圍，尤其愛看善飲之人，他后來之所以寫《觴政》，寫《瓶史》，正是為了在苦境中尋找歡樂，力求將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化為樂趣。

袁宏道在吳縣做官只有短短兩年的時間，其間尚有一件快事頗為可記，那就是發現了《金瓶梅》。袁宏道初見《金瓶梅》是在松江董其昌的府上，紙質發黃的半部書稿，很隨意地擺放在董其昌的書架上。袁宏道從董府借來，當晚捧讀，即以其特有的夸張語調大呼“奇書”，他馬上給董其昌寫信，詢問《金瓶梅》從何得來，并盛贊《金瓶梅》“云霞滿紙，勝于枚生《七發》多矣”。在以后的日子里，袁宏道更是對自己所有的知己好友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薦《金瓶梅》，他驚嘆《金瓶梅》對現實世界的揭露，他稱贊《金瓶梅》對于人情世故的熟稔，他甚至在繁忙的公務之余，將《金瓶梅》完整地抄錄了一遍?？梢哉f《金瓶梅》作為一部“奇書”為世人所知，進而流布天下，袁宏道厥功甚偉。

給朋友寫信，是袁宏道在吳縣為官的另一大樂趣。在吳縣期間，袁宏道寫下了大量的書信，他在這些書信中敞開懷抱、直抒胸臆，談人生，談理想，談風物，談人情，談對朋友的思念，談做官的感受……袁宏道將尺牘提升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藝術形式，打造成一種飄逸靈動的性靈小品文。袁宏道的朋友江盈科即這樣評價他的尺牘：“中郎諸牘，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總之自真情實境流出，與嵇、李下筆，異世同符。就中間有往復交駁之牘，機鋒迅疾，議論朗徹，排擊當世能言之士，即號為辯博者，一當其鋒，無不披靡，斯以奇矣。要之，有中郎之膽，有中郎之識，又有中郎之才，而后能為此超世絕塵之文?！睂⒃甑赖某郀┍戎诶盍甑摹洞鹛K武書》和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江盈科可謂慧眼識珠。

萬歷二十四年（1596）二月，袁宏道接到家書，得知將他撫養成人的庶祖母詹氏罹患重病，他連續兩次上疏乞歸，但均未獲準。同年八月，袁宏道本人突患瘧疾，“旬日之內，嘔血數升，頭眩骨痛，表里俱傷”。他纏綿于病榻之間，有時勉強起來處理各種公務，終至“心如戰馬，睡不貼席，坐不支床，痰嗽帶血，脾氣久虛”。至此，袁宏道既掛念著家鄉的親人，又忍受著病痛的折磨，他已經忍無可忍，他出任吳縣縣令以來的種種壓抑和郁悶，終于全面爆發了。

袁宏道一連五次上疏朝廷，請求辭職。他時而在這些《乞歸稿》中陳述自己“如釜中之魚，欲活不能，欲死不可”的病況，時而以商量的口氣，請求朝廷暫且允許他辭職返鄉，以待病痊之日改授教職。而在寫給朋友的書信中，袁宏道則直截了當地表明他做官已經進入苦境，“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就像吞吃熊膽一般，全身上下無處不苦。袁宏道甚至直接將自己得病的原因歸之于做官，他說：“一入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皆膠，動轉不得，以致郁極傷心，致此惡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愈?！睔w根結底，他的病還是因為做官而起，事到如今，要保全性命別無良策，唯一的辦法就是辭去官職。

萬歷二十五年（1597）正月，在先后七次上疏辭官之后，袁宏道終于如愿以償，正式辭掉吳縣縣令一職。卸任之日，袁宏道首先感謝自己所得的這場病患，聲言：“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歸，此病樂也?！崩^而欣然寫下《病痊》一詩，來表達自己辭官后喜悅的心情：“病合當求去，宦情非是闌。與其官作病，寧可活無官。腰膝皆相賀，妻兒亦自歡。高堂垂萬里，誰與說平安?！笨磥碓甑赖牟」皇且驗樽龉俣?，現在辭掉了官職，不僅病好了，妻兒為之歡欣雀躍，甚至連他受損的腰膝也為他祝賀。

辭掉官職的袁宏道再無掛礙，頗有乍脫塵網、巨魚入海的感覺。過去他雖然明言自己作令吳縣，是為了“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但他多次去虎丘觀景，心思卻全不在此。如今再看虎丘，已與他做官時的虎丘全然不同，他不禁感慨，自己終于有時間、有心情去欣賞虎丘的月之夜、花之晨和雪之夕了。而大哥袁宗道也堪稱解人，他明白二弟發病實是因其內心高傲，不堪折腰之苦，所以他在寫給三弟袁中道的信中如是說道：“既病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一官也?！睂υ甑擂o官的行為表達了高度的理解。

晚清大吏李鴻章嘗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倘若連官都不會做，那也太愚蠢了?！钡聦嵉恼嫦嗍?，并非每一個人都適合做官——尤其對于那些時刻向往放飛心靈的性情中人來說，傳統官場“備極丑態”的圓滑、因循和偽善，無疑是對人性最大的壓抑與桎梏。萬歷二十五年（1597）三月，春光正好，袁宏道告別了吳縣，前去江南各地縱情游玩，就此開啟了他一生中最為閑適、最為愉快的山水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