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詩歌：活力大于危機

□王士強

近年來，關于新世紀詩歌的評價呈兩極分化的態勢，它似乎恰如狄更斯所說，既處于“最好的時代”，也處于“最壞的時代”：有的人認為當今的詩歌處于最好的時期，是新詩最為繁榮、成就最高的階段；也有人認為當今的詩歌失去讀者、自說自話，甚至瀕臨死亡。這兩種觀點均具代表性，各有其理由與依據，但同時也都有其片面之處和盲區。在我看來，新世紀詩歌正如小馬過河，形勢沒有一些人說的那么好，但也沒有另一些人說的那么差，而更多的是活力、契機與問題、危機并存。在這之中，我們有理由認為，新世紀詩歌正處于一個走向自由、多元、繁榮的上升階段之中，其基本面是向好的，活力大于危機。

勃發的活力與創造性

從詩歌史的角度來看，新世紀詩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詩歌的生態系統已然進行了整體性的重組、重構，雖然稱不上“日日新”，但的確出現了諸多新的特質，爆發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與創造性。下面對其活力與創造性的具體表現約略述之。

——網絡快速發展所催生的自由、開放態勢。對于新世紀詩歌而言，網絡的出現和快速發展稱得上是一個“大事件”。網絡詩歌于20世紀末在中國出現，但其真正進入“尋常百姓家”并發揮重要的影響無疑是在21世紀之初。就時間節點而言，1999年底有界限、靈石島詩歌網上線，2000年則有數家此后影響很大的詩歌網站如詩生活、詩江湖、揚子鱷等面世，2001年有橡皮先鋒文學網、詩歌報網站等出現。這一時段詩歌網站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短短幾年已呈星火燎原之勢，到2005年左右，據評論家李霞的統計，“迄今產生的漢語詩歌網站約有1000多個”，數量已相當可觀，網站上發表的詩歌作品更是數不勝數。網絡是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它的出現使詩歌的寫作、傳播、發表、評價等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對舊有的詩歌秩序形成了劇烈沖擊，使得詩歌界的整體生態鏈條被重新審視、組合、再造。作為“現代科技”與“民間力量”相結合的新生事物，網絡詩歌迅速“崛起”（與新時期之初“朦朧詩”的“崛起”不無類似之處），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網絡便已成為新世紀詩歌的“主戰場”，它有著更高的自由度，凝聚和吸引了更多智慧的頭腦，體現著強勁的創造性，使得詩歌的生產力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解放，開辟了一片新天地。網絡詩歌的主要形式在迄今短短十幾年中也有數度變化，其最初的形式主要是論壇，而后博客興起，近年則是微博、微信等大放光彩。隨著信息技術、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上網設備也從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轉為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等，總體而言是往便攜、即時交流的方向發展，網絡確已成為詩歌交流最為重要的平臺。與此前媒體的高準入相比，現在的確人人均可成為媒體，形成了充滿活力、“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的局面，自媒體時代的詩歌在這一時期更自由、更有活力了，雖然它也連帶、附生出了一些問題，但其首要的意義無疑是積極和正面的。

——多元化、多向度的詩歌格局。與網絡所帶來的自由、開放有關，新世紀詩歌初步實現或者說初步接近了“多元”。從新時期的詩歌發展來看，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很大程度上是群體性、宣告式、概念化的，更多是在時代共名、時代主題籠罩之下的寫作，是有著內在統一性的“意識形態寫作”，20世紀90年代則可以說是由“一”分化為“二”，即“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的兩大陣營，它表征了當代詩歌在神圣化/日?；?、形而上/形而下、超驗/體驗、精英/世俗等方面所產生的裂隙與分歧，這在世紀之交的“盤峰詩會”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現和爆發。但“盤峰論爭”同時又像是一次炸裂，預示了兩大板塊對壘的終結和更為混亂破碎、同時也更具活力與可能性的詩歌格局的到來。21世紀真正來到了一個眾聲喧嘩、去中心、多中心（因而也無中心，如學者陳思和所說的“無名”時代）的“多”的時代。由“一”而“二”而“多”，其發展演變與《道德經》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過程是相一致的，這應該說也是時代發展進步的一種體現。新世紀詩歌呈現出一種離心、彌散的態勢，其體量增加，邊界得到了擴展，其內部充滿了差異性與復雜性，價值觀念、審美取向、藝術技法等方面的探索在不同的向度上得到了展開。如此狀況讓人想到春天返青后的麥田，在快速地分蘗、拔節、抽穗，呈現出欣欣向榮、充滿希望的景象。

——本土性、現實性、“中國性”增強。中國新詩一直有一個“世界”“西方”的背景，“與世界接軌”是其隱在而揮之不去的最為嚴重的焦慮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的“朦朧詩”“第三代詩”到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這一焦慮大致說來都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個體那里程度有所區別而已。這種“接軌”當然并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它打開了自我，重新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成果，極大改變了新詩的質地、內涵和面貌，使其重新回歸藝術發展之正途。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它也存在著堪稱嚴重的問題，其所理解和借鑒的東西很難保證不是表面、皮相、一知半解的，也很難保證其移植到中國來而仍然能有生命力和有效性，在當時的語境中，西方文化數百年的發展成果被一股腦、共時性地“拿”了過來。這種“拿來主義”短時間內能夠形成“頭腦風暴”，對既存的現實秩序形成沖擊，但它們終究不是原生的、本體的，還需要進一步的消化、吸收、揚棄。在這一過程中，很容易出現問題，比如思想、觀念的虛浮與混亂，比如拷貝西方詩歌語言與表述方式的翻譯體現象，比如過度的炫技、語言游戲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顯示了寫作者主體性、獨立性的不足。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自身主體性的成長，詩歌寫作者能夠更多地立足于“此時此地”，能夠面對我們時代的生活而做出表達，詩歌更多的是從我們腳下的土地生長出來的植物，而不再是舶來的、移植過來的盆景。新世紀以來，詩歌的本土性、“中國性”特征明顯增強，它更接地氣，更具及物性和有效性，而少有虛頭巴腦、不知所云、販賣名詞的西方化寫作。詩人、評論家李少君在新世紀之初曾提出詩歌“草根性”的概念，應該說是及時、準確而富有闡釋力的，許多問題可以由此生發、展開。近年來引起持續關注的“底層寫作”“打工詩歌”“工人詩歌”等詩歌現象便是這一時期詩歌本土性、現實性增強的一個表征，其所引起的關于詩歌寫作倫理的討論加深了人們對詩歌與現實等關系的理解。當然，這里面“中國性”因素的增強并不代表“世界性”因素減少，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更為復雜、互相交糅的，而且“越是中國的，越是世界的”，真正表達好了“中國”，才可能抵達和對話“世界”，而不是相反。

——現代性價值觀念的再度推進。于當代詩歌而言，現代性價值觀念的推進在20世紀80年代是一次高峰，啟蒙主義是這一時期詩歌發展的主調，理性、主體性、個體價值、獨立性、自由與民主、公平與正義等價值理念成為一時之“熱詞”與關鍵詞。即使是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思潮，在當時的語境中也是具有啟蒙主義性質的，是一種思想、觀念的借鑒與操演，對于后發現代性國家而言，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其后的20世紀90年代，詩歌主要是“向內”用力，更為注重自身建設，強調藝術自身的規范與純度，其對價值觀念層面的關切總體而言不甚明顯。在新世紀詩歌中，現代性價值理念再度受到了重視和呈現，詩歌的現代性程度再度顯著提升，寫作主體具有更為明顯的公民意識，許多詩歌作品包含了對于社會的關切和對于人的關懷，有著明顯的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參與意識、自由意識等，體現著鮮明的現代性價值觀念。究其原因，這與網絡平臺所帶來的信息傳遞方式、參與方式和互動方式等均有關系，也與轉型期中國的社會現實狀況、公眾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等均有關聯。對仍然處于現代化進程之中的中國來說，這無疑是正面、積極、意義重大的，這一態勢在未來也必將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和推進。

——詩歌技藝、風格層面的融匯與發散。在詩歌技藝、審美取向、藝術風格層面，新世紀詩歌可以說是兼收并蓄、無所不包，古今中外匯聚一堂，確乎達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其中有“新古典主義”的向傳統的趨近，也有比較普遍的對于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學習、借鑒；有注重導向性、側重宏大敘事的主旋律詩歌，也有強調批判、介入現實的“新批判現實主義詩歌”“新現實主義詩歌”；有從女性、女性主義視角出發的“女子詩報群”，也有立足偏遠地域、書寫少數族裔的“地域詩歌寫作群體”，復有張揚現代城市文化特征的“新城市”“城市詩人”寫作群體；有對于精神性的強調（如“神性寫作”“靈性詩歌”），也有對于肉身、身體的張揚（如“下半身詩歌”），以及傾向解構、“向下”“崇低”的寫作（如“低詩歌”“垃圾運動”）；有強調抒情性、心靈性的“感動寫作”，也有強調中止、分裂、沉默的“零度寫作”，還有強調荒誕、無意義、后現代的“荒誕派詩歌”；有“向死而生”的“新死亡詩派”，也有直面命運深淵的“存在”，如此等等。上述列舉的這些僅是冰山一角的詩歌寫作群體，我們可以看出，新世紀詩歌的確是足夠豐富、多樣的，在向不同的方向展開自己。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如果說在新詩發展的初期對外來資源的學習、借鑒有不少是表面化的，難免邯鄲學步、東施效顰，那么在新世紀，則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這樣的問題，更多的是從寫作者自身獨立的立場、判斷、追求出發，是更為成熟或者接近成熟的。從詩歌的先鋒性角度來看，新世紀以來，集體性、大規模的先鋒詩歌運動已經不復存在，但是詩歌的先鋒性仍然存在，且更為內在、多元、發散，用詩人朵漁的話說便是，“不團結就是力量”，這種“不團結”孕育了詩歌真正的活力與創造性。

——新詩人與優秀作品大量涌現。如果僅僅從數量的角度來看，新世紀詩歌毫無疑問是繁榮的，詩歌的產量較之此前有井噴式的增長，而且每年均保持在相當可觀的高位。就作者的數量來說，不但此前的老作者仍然在進行著自己的創作與探索，而且源源不斷地有新生力量加入其中。從代際的角度來看，新世紀以來，一些50后、40后以及年齡更大的詩人仍時有佳作問世；60后群體年富力強，創造力旺盛，堪稱中流砥柱；70后詩人群體則在新世紀之初進入詩歌現場，成長迅速，其中的優異者已顯出大氣、厚重的氣象，整體的陣容愈益龐大而整齊；80后、90后詩人也早已跑步進場，起點高、有才華、有個性，每每帶給人閱讀的驚喜，其未來無疑也是值得期待的。年輕人并未離詩而去，這應該是最令人欣喜的，因為他們代表了詩歌的希望與未來。從新世紀初至今的十數年時間內，許多詩人已經成長為優秀、成熟、重要的詩人，其數量較之新詩歷史更早的任何一個時期應該都是更多而不是更少。即使是與人才輩出、詩人扮演了文化英雄角色而一呼百應的20世紀80年代相比也是如此，只是80年代由于特定的歷史境遇，詩人的經典化過程非?？?，經典化程度已很高，而當今時代的詩人的經典化則需多重因素的合力以及時間的檢閱，一切尚不確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近年來出現的年輕詩人較之20世紀80年代的年輕詩人，思想更成熟，起點更高，其作品的完成度也是更高的。這些詩人普遍經歷了較好的教育，整體的文化水平更高，又遭逢了一個更為開放、多元、寬容的社會，他們普遍更具個性、更具現代觀念，這些新詩人、年輕詩人的未來無疑是值得期待的。從作品質量的角度來看，新世紀詩歌也收獲了諸多沉甸甸的果實，達到“基準線”的作品無疑是更多的，其中重要的、卓越的作品也是數量可觀，可以肯定地說，新世紀詩歌的整體創作水準比之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是有顯著提高的，這一時期的許多詩人和詩作在未來的詩歌史、文學史上刻下了印痕，并成為眾人矚目的經典詩人、經典作品。

存在的問題與危機

新世紀詩歌在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同時，也面臨著重重的危機與陷阱，如果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將可能產生嚴重的后果。需要說明的一點，這里所指出的問題并非全稱判斷，并非“天下烏鴉一般黑”，而主要的是在某些詩人、部分詩歌那里所存在的。

——過度自戀、自我炒作、缺乏自律。在大多數社會公眾的心目中，“詩人”是一個封閉性、特異的群體，他們大都特立獨行、不與常人為伍、不受世俗規則約束。這一方面是來自大眾的誤讀，另一方面卻似乎也是詩人們所樂見和追求的，也就是說，“詩人”的這種公眾形象正是某些詩人自身所建構、營造的?，F實中的部分詩人不見得寫出多少有說服力的作品，卻舉止乖張、輕佻、放浪，口出狂言，不尊重他人，不講社會公德……認為這樣才具有“詩人范兒”，才是詩人所為。實際上，正如詩人西川所說，太像詩人的詩人不是好詩人，詩人最重要的應該是寫出好的詩歌作品，是詩意地去生活，而不是上述皮相的外在特征。在當今這個喧嘩的“注意力經濟”的時代，一些詩人也同樣耐不住寂寞了，挖空心思進行自我炒作，以“詩人”身份作為幌子沽名釣譽，他們每每突破底線，以不是詩的詩、以奇談怪論、以聳人聽聞的詩歌事件、以對詩的嘲諷與褻瀆來招徠公眾的目光。詩人首先應該自律、自重，尊重自己、敬畏詩歌，不以詩歌作為手段、工具，而作為嚴肅、至高的追求，這樣的詩人群體才是值得尊重的，才可能獲得社會公眾的尊重與認可。

——圈子林立、黨同伐異、內耗嚴重。詩歌界另外一個現象是“圈子化”明顯，絕大多數的詩人都有其特定的圈子?！叭ψ踊北旧聿o問題，由于地域、受眾、寫作取向等方面的原因，詩歌同好之間聚到一起，切磋交流、互相取暖，這是正常且值得贊賞、有積極意義的。但物極則必反，而今詩歌界的圈子化已發展到了黨同伐異、挑邊站隊，老死不相往來甚至人身攻擊、斯文掃地的程度，這不能不說是存在問題的。不健康的詩歌（批評）生態，也敗壞了詩人的公共形象，加深了詩歌與公眾之間的疏離與隔絕。在當今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中，詩歌本已非常邊緣，詩歌界內部的圈子林立、互相隔絕、矛盾重重無疑也是造成這種邊緣化的原因之一，而不是通常所認為的是其結果。在現代社會中，存在不同的詩歌寫作取向非常正常，這也是一直以來詩歌所追求的目標之一，詩人之間并不是對立的而應該是合作、互補的，應該“一致對外”而不是各自為戰，更不應該互相攻擊、互相消耗。詩歌觀念、風格、追求之間的論爭當然可以有，而且不無裨益，但不應該意氣用事、人身攻擊，應該對“詩”而不是對“人”。詩人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寫出好詩，提升自己的境界，經營好自己的寫作，并共同把中國詩歌的“蛋糕”做大，提高其整體水平，而不是盯著眼前，錙銖必較于如何分配眼前這塊并不大的蛋糕。

——門檻降低、低水平重復、辨識度不高。網絡釋放了詩歌的生產力，但同時也極大地降低了詩歌的門檻，甚至已無限趨近于“零門檻”。門檻的降低有其好處，但同時也使得魚龍混雜、良莠難分，導致了濫竽充數、渾水摸魚等現象的出現。門檻降低帶來的另一個問題便是詩歌標準的缺失與混亂，關于詩歌的“共識”已然失去，詩之為詩的一些基本要素也遭到解構、質疑，舊的秩序打亂了，卻并沒有新的秩序建立起來?？陀^地說，當今詩歌中的相當一部分是處于一種低水平重復的狀態，許多詩人并沒有進入嚴格意義上的詩歌的門檻，即使進入詩歌門檻的一些詩人，也還是在較低的層次上重復、模仿著別人或者是自我重復，沒有真正的突破與提升，沒有個人的創造性。

——浮躁、無根、孱弱、被同化與被征用。在當今這樣一個消費至上、“娛樂至死”的語境中，社會文化的浮躁、表淺、快餐化、娛樂化無可避免，詩歌本應作為一種糾偏的力量而存在，但在現實中，詩歌卻在相當程度上也沾染了“時代病”，很多時候它不但沒有作為異質性的力量而做出文化上的警醒、映照、改變，反而是被同化，成為了現實秩序、消費邏輯之中的一部分，這便涉及到詩歌寫作者的精神根柢與思想能力的問題。許多寫作者在精神、思想上是漂泊的、無根的、孱弱的，沒有強大的內心和強大的自己，沒有真正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只能向占據支配地位的文化因素“投誠”，只能是被外界所同化而很難對之作出改變，這符合現實的法則，卻背離了詩歌本身的職責與本分。如何保持詩歌的獨立性，如何避免被聲色犬馬、龐然大物所誘惑、所征用，如何在這個時代發出自己理性、清醒、正直、真切的聲音，對于每一位詩人來說，都是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課題。

“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

如果對新世紀詩歌做一個總體性的觀察，應該說其活力、創造性是大于危機與問題的，否則許多現象便難以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比如說，如果認為新世紀以來的詩歌是處于衰退、沒落之中，便無法解釋其作品總量的幾何倍數增長、新詩人的不斷加入以及顯而易見的在思想觀念、藝術風格方面的更多元與豐富。從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如果說中國的古典詩歌經數千年的發展在諸多方面已經窮盡了可能性，其生命力與活力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釋放而確顯老邁的話，那么僅僅面世百年的新詩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和生命周期。如果說看起來中國新詩蹣跚學步、牙牙學語的階段已經過去，而今它最多也只是處于一個快速變化、成長中的少年、青年階段，離真正的成熟、衰老、終結都還距離遙遠。也許當今的詩歌的確并不“成熟”、問題很多、“層次”不高，但是，它是走在探索、前進的道路上的，是有活力、生機勃勃、充滿無限可能的，這應該成為關于我們時代詩歌的一個基本判斷。

在當前詩歌已經比較小眾、與社會公眾有了相當程度的疏離與隔膜的情況下，關于新世紀詩歌的前景，固然不應盲目的樂觀，但似也不必過分的悲觀。詩歌歷來是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璀璨、最精粹的部分，而今也并不例外，應該說新世紀詩歌仍然葆有著強悍的生命力與創造性，凝聚著我們時代的詩意、光榮與夢想，它對得起自己所生存的時代，同時也值得人們有更多的期待?？傮w而言，對于詩歌未來的發展，我們還是應該持一種樂觀的態度，當然，是謹慎的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