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三昧經》藏譯之敦煌本與傳世本對勘研究①

落桑東知

一、作為疑偽經的 《金剛三昧經》

直到近代，《金剛三昧經》一直被視為是從印度等域外翻譯來的經典，②傳統經錄記為，《金剛三昧經》是北涼時期 (397—439)所譯佛經，但未列出譯者等歷史信息。最早的記載見于公元374年道安 (312—385)編纂的 《綜理眾經目錄》之 “涼土異經錄”中。參見 《出三藏記集》卷3，CBETA，T55，no.2145，p.18c6.然而自20世紀中葉日本學者水野弘元質疑其 “佛經”地位以降，①水野弘元主要從4個方面進行了質疑:一是有些翻譯用語，只在玄奘 (602—664)以后才出現；二是出現了玄奘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的句子；三是出現了 “江河淮河”等漢語固有名稱；四是參照了菩提達摩 “二入四行論”。參見釋達和譯:《菩提達摩的二入四行說與金剛三昧經》，《佛光學報》1979年第4期；敖英對水野的觀點進行了反駁，見 《關于 〈金剛三昧經〉的兩個問題》，《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愈來愈多的學者將其歸入 “疑偽經”之列，包括印順②印順說 “一般都論斷為后代的偽作”，尤其是談到 《金剛三昧經》中的 “二入”說時，他明確指出 “完全從達摩的 ‘二入’脫化出來”，顯然應將此經歸入 “疑偽經”。參見 《中國禪宗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2頁。、戴密微③據筆者所知，戴密微最早在其1952年出版的專著中，就表達了對 《金剛三昧經》的質疑。參見耿昇譯:《吐蕃僧諍記》(上)，臺北:中國書店，1999年，第94—102頁。、杜繼文④杜繼文:《新羅僧與唐佛教》，《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徐文明⑤徐文明:《中土前期禪學思想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5—137頁。和Robert Buswell⑥Robert Buswell， 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The Vajrasamadhi-Sū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 New Jersey: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等。其中，Robert Buswell是對這個議題研究最為深入的學者，然而漢語佛教學術界對他的著作了解較少，筆者認為他的研究綜合了前人的相關成果，現將他的相關觀點介紹如下。

與以往學者對 《金剛三昧經》中土撰述之質疑有所區別的是，Robert Buswell推斷此經是公元7世紀下半葉新羅國禪宗學僧編制的 “疑偽經”。新羅禪宗學僧為何要造此 “疑偽經”?他通過剖析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認為是當時的禪宗學僧借 “經”之名，宣揚禪宗初祖菩提達摩 “二入四行論”和東山法門 “守一/守心”等教義，尤以后者為其要旨。具體而言，公元6世紀隨著新羅中央集權制的不斷鞏固，佛教作為意識形態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功能得到認可，因此在法興王時期 (514—539年在位)將佛教作為國教而奉行。這種 “政教聯盟”的統治模式，一直被其繼任者所推崇。至公元669年新羅征服高句麗和百濟，實現三國統一，華嚴宗在國家宗教權力網絡中占據絕對優勢。禪宗學人面對這種窘況，尤其是當時禪宗作為對教義詮釋較為激進的新興宗派，《金剛三昧經》的撰述者意圖通過 “疑偽經”的編制，以達到宣揚自身獨特教義、在宗派競爭中占得一席的目的。⑦同上，pp.6-24.

既然是新羅禪僧編制的 “疑偽經”，那么是何時由何人偽造的?Robert Buswell從 《金剛三昧經》最早的注疏者元曉 (617—686)入手，認為 《宋高僧傳·元曉傳》和 《三國遺事》中的相關歷史敘事，為我們解密這些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在 《元曉傳》中透露， 《金剛三昧經》是新羅王為治愈其妃子，派遣使者從龍宮中以神奇的方式獲得，此后大安對其進行了編輯、校訂等事宜，并委派元曉對其作注疏，謂 《金剛三昧經論》。⑧同上，pp.41-73.對這些歷史材料進行結構分析之后，Robert Buswell認為《金剛三昧經》可能是新羅禪僧法朗于公元685年左右撰述，之后傳到中土流行。⑨同上，pp.170-177.

如前所述，在中土的經錄記載中，以 《金剛三昧經》為名的經典，最早出現在道安于公元374年編纂完成的 《綜理眾經目錄》中，由此可知4世紀后半葉，已有一卷名為 《金剛三昧經》的文本。然而，其后相繼出現的經錄，即公元494—497年僧祐編纂的 《出三藏記集》、594年法經編纂的《眾經目錄》、597年費長房編纂的 《歷代三寶記》、602年彥琮編纂的 《眾經目錄》和695年編纂的《大周錄》等，均不支持有存本傳世。因此，Robert Buswell推斷道安所錄 《金剛三昧經》，在公元4世紀后半葉就已佚失不傳。然而，佚失近3個世紀的 《金剛三昧經》，卻在公元730年智昇編纂的《開元釋教錄》中首次作為 “拾遺編入”經典出現，并明確記載在中土已有其傳世本。在此之后的各種經錄，均記載有此本。由此，Robert Buswell認為智昇所錄 《金剛三昧經》即我們現存版本，與道安所錄 《金剛三昧經》并非同一版本，是新羅禪僧編制的那本 “疑偽經”。①Robert Buswell， 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The Vajrasamadhi-Sū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 New Jersey: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33-40.

《金剛三昧經》在東亞佛教中具有比較重要的影響，自7世紀問世以來，不僅有中原漢地高僧大德對其進行注疏解說，而且也受到朝鮮半島和日本佛教學者的關注，紛紛對其作疏闡發其奧義。如前所述之 《金剛三昧經》最早的注疏 《金剛三昧經論》，即由新羅國著名佛學大師元曉所作，亦是所有注疏系統中最負盛名、流通最廣的一本。高麗僧義天 (1055—1101)在其所撰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中，列有唐朝時期新羅僧遁倫 (生卒年不詳)所作的一本注疏，名曰 《金剛三昧經疏》，現已佚失。此外，1094年日本學問僧永超，在其編撰的 《東域傳燈目錄》中記載了4部匿名的注疏。②同上，p.6，n5.從中日韓佛學大師對此經所作的各種注疏中，我們能夠發現此經具有明顯的跨文化、跨民族交流的特征，在中古東亞文化交流交往場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金剛三昧經》在西藏的傳播及經錄之記載

發生在公元792—794年的那場關乎西藏佛教發展走向的、被學界稱為 “吐蕃僧諍”的辯論事件，是漢地禪宗在吐蕃傳播達到頂峰的標志。關于這場諍論中漢地禪師摩訶衍的相關觀點，得益于由其口授弟子王錫筆錄所成的 《頓悟大乘正理訣》在敦煌漢藏文獻中的發現 (S.2672、P.4646、P.T.817、P.T.821、P.T.822、P.T.823等)，我們已經對其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④《頓悟大乘正理訣》的研究，自戴密微以降成為國內外學者一直關注的議題，相關研究成果亦頗豐。周拉教授此前將 《頓悟大乘正理訣》整本譯成藏文，并對摩訶衍禪師的觀點旁考藏文史料進行了研究，他的藏文全譯本無疑為藏族學者了解摩訶衍禪師的觀點提供了便利。參見周拉:《〈頓悟大乘正理訣〉研究及翻譯 (一、二、三)》，連載于 《中國藏學》(藏文)2013年第4期，2014年第1、2期。我們在摩訶衍禪師的這本著作中，發現他曾3次引用 《金剛三昧經》，很顯然他將此 “疑偽經”作為自己重要的經典依據之一。第一處的引文為:“又 《金剛三昧經》云，佛言:‘一念心動，五蘊俱生，令彼眾生安坐?心神住金剛地，即無一念。此如如之理具一切法?！薄额D悟大乘正理訣》由3個部分組成，即序言、問答和表疏等，敦煌藏文文獻屬于殘本，內容不全。這個引文部分屬于問答部分，藏文寫本中闕如。第二、三個引文分別出現在 “摩訶衍第一道表疏”和 “摩訶衍第二道表疏”中，兩則引文內容相同，是第一則引文的最后一句:“如如之理具一切法?！雹俅髅芪⒅?，耿昇譯:《吐蕃僧諍記》(上)，引文分別在第94、232、237頁。戴密微在強調 《金剛三昧經》中的相關概念和術語在禪宗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之后，作出評論說:“所以，摩訶衍和尚把這一經文當作為他的教宗辯護的權威論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的印度對手們反駁他說經卷只不過是一部受道教影響的漢文疑經，這也是頗有道理的?！雹谕?，第94—102頁。筆者未能找到戴密微此處所說印度論師對 《金剛三昧經》的這種質疑，若他的論述有據，我們就可以相信當時印度論師已經對 《金剛三昧經》的經典性質，作出了比較準確的判定。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可反映，吐蕃僧諍發生之際此經就已藏譯，摩訶衍禪師的對手對其亦有相當的了解。從 《金剛三昧經》作為摩訶衍禪師所引用的重要經典依據這個事實，加上印度論師對此經性質的判斷，筆者大膽推測此經流傳到吐蕃，或可能是摩訶衍禪師及其吐蕃追隨者，為了這次辯論的需要將該經進行了藏譯。

在藏文最早史料之一的 《巴協》中，我們發現了一段歷史記載，涉及吐蕃人對漢地禪宗最早的接觸，也與 《金剛三昧經》在吐蕃的流傳有密切的關系。據載，吐蕃曾派遣巴·賽囊等眾使者前往漢地取經，途徑四川益州一帶時，遇到了名為金和尚的漢地禪師。金和尚為他們預言了未來佛教在吐蕃的命運，并授予他們相關的修法和經卷。③相關日本學者對這段史料剖析所得結論，參見Daishun Ueyama，The Study of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A Review of the Field and its Prospects， in 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 Edited by Whalen Lai and Lewis R.Lancaster， Berkeley: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83， pp.327-349； 亦可參閱 Matthew Kapste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Conversion， Contestation and Mem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75-78.隨著四川禪宗保唐派 《歷代法寶記》在敦煌文獻中的發現，為我們揭示相關歷史信息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此處的金和尚 (684—762)是四川禪宗凈眾派的祖師，俗姓金，新羅王之族，法號無相，后被尊稱為 “東海大師”。④有關金和尚的傳記、教法和師承等信息，參見冉云華:《東海大師無相傳研究》，《敦煌學》(第四輯)，1979年，第47—60頁；Wendi Adamek，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然據西方學者Jeffrey Broughton推斷，巴·賽囊遇到的不是金和尚，而更有可能是其后繼者——禪宗保唐派的祖師無住和尚，因為巴·賽囊前去內地的時間為公元763年之后，而根據 《歷代法寶記》，金和尚歿于公元762年。⑤Jeffrey Broughton， Early Ch'an School in Tibet， in Studies in Ch'an and Hua-Yun， Edited by Robert Gimello and Peter Gregor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pp.5-8.《歷代法寶記》(約成書于774—780年間)作為金和尚、無住和尚一系體現其正統禪史觀的重要著作，其中頻繁地引用 《金剛三昧經》，進而可表明此經在保唐派所具有的顯赫地位。⑥Wendi Adamek教授，以柳田圣山等日本學者的研究為基礎，對 《歷代法寶記》進行了迄今最深入的研究，并首次完整地進行了英譯。 Wendi Adamek，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因此，筆者認為小畠宏云的論斷具有一定合理性，他認為 《金剛三昧經》與保唐派的密切關系，使得其被藏譯并流傳至吐蕃。⑦轉引自 Robert Buswell， 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The Vajrasamadhi-Sū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New Jersey: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 n7.若真如此，《金剛三昧經》的藏譯為我們揭示了禪宗在吐蕃傳播的流變系譜。在禪宗進入吐蕃的最初，像 《金剛三昧經》這種重要的經典，就已開始傳播到吐蕃，至摩訶衍禪師在吐蕃與印度論師辯論之際，禪宗在吐蕃大有可能形成了一個流派，或可稱呼其為 “藏地禪”。當然，限于可資利用的材料之欠缺，我們無法較為準確、完整地呈現 “藏地禪”的歷史脈絡和整體輪廓。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從此經藏譯至摩訶衍禪師登臺，眾多未留姓名的內地禪師遠赴吐蕃，為弘揚禪宗教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果說將其藏譯是 《金剛三昧經》在吐蕃流傳的第一步，那么吐蕃人對它的接受與否，可算作是第二步。對于這個問題的解答，筆者認為經錄中的記載是判斷的重要標準。經錄是區隔 “真經”和 “疑偽經”的依據，隨著佛教典籍源源不斷地引進，漢藏兩地在不同時期都產生了多種版本的經錄，這也成為歷代敕修 《大藏經》刻寫本的依據所在?；诮涗浀倪@種性質，我們能夠窺探特定傳統對某種經籍的認可度。吐蕃自藏傳佛教前弘期，就意識到編纂經錄的重要性。我們在被譽為吐蕃時期三大佛經目錄之兩大目錄中，均發現錄有其題名?！杜蕴聊夸洝穼１僖粰?“從漢地所譯大乘經典”，錄有11部佛經之題名，其中就有 《金剛三昧經》。①西藏博物館編:《旁塘目錄、聲明要領二卷》(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9頁。在 《丹噶爾目錄》中，我們同樣發現編纂者設有 “從漢地所譯大乘經典”一節，此下漢譯佛經增至23部， 《金剛三昧經》在此稱有6卷，1800頌。②Shuki Yoshimura， The Denkar-Ma:An Oldest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Kyoto:Ryukoku University Pubilcasher，1950，p.140.按照藏文經籍編排規制，每300頌為1卷，按詩歌體每4句為1頌，每句有長有短難以統計，按散文體每頌計為32個字符，從而粗略統計將近有57000余字。筆者對現存 《甘珠爾》收錄傳世本之部頭大小，旁考漢文 《金剛三昧經》進行估量之后發現只有1萬余字，因此 《丹噶爾目錄》所載信息可能是有誤的。

現存藏文 《甘珠爾》刻寫本最早的雛形，是基于1312—1320年在納塘寺整理發布的 “《甘珠爾》納塘古寫本”，但遺憾已佚不存。然而，此次 《甘珠爾》寫本所依經錄，主要是根據納塘寺堪布覺丹熱饒 (1227—1305)編纂的 《教法興盛·莊嚴之光》。從中我們發現，編纂者在第十一章“譯自漢地和于闐”部分，錄有 《金剛三昧經》之題名。③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編:《噶當文集第二部·第51卷》(藏文)，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3—156頁。我們完全可以有理由認為，《金剛三昧經》在最早的 《甘珠爾》寫本中就已得到收錄了，因為覺丹熱饒既是此經錄的編纂者，也是主持刊印寫本的負責人。此后的歷代 《甘珠爾》刻寫本，譬如納塘新版、北京版、德格版、卓尼版、拉薩版和蒙古庫倫版等，均刊行有 《金剛三昧經》。④在這些 《大藏經·甘珠爾》刻寫本中的刊印，以及其他經錄和高僧 “聞法錄”中對此經的征用情況，可參閱Tarthang Tulku ed.， The Nyingma Edition of the Sde-dge bka'’ gyur/bstan ‘gyur:Research Catalogue and Bibliography， Volume 1， Berkeley:Dharma Publishing， 1982， p.331.《甘珠爾》刊行是一項非常浩大的文化工程，此經能列入其中而流通，說明藏地已全然接受了其佛經之地位。

三、敦煌藏譯本P.T.623結構分析

敦煌文獻P.T.623為 《金剛三昧經》藏譯殘本，在P.T.116、P.T.118、P.T.818等藏文寫本中亦有引用。P.T.623首題錄有藏譯名稱 “”，篇幅較大，共有28葉，每葉7行共計196行。⑤敦煌文獻印影版，參見 “國際敦煌項目 (IDP)”網站。

P.T.623作為殘本，茲先參照 《中華大藏經·甘珠爾 (對勘本)》(以下簡稱 《中華藏》本)收錄的傳世本，與P.T.623對應情況進行梳理。通過這樣的結構分析，可知曉敦煌本是藏譯原本多處，段落之抄寫①《金剛三昧經》兩個藏譯本與 《大正藏》漢文母本全文對校，能夠發現兩個藏譯本在嚴格意義上均非足本，由此本人設想最初從漢文母本藏譯時，在很大程度上會有藏譯足本，但在文本傳承過程中出現了脫漏的情況。此處所說藏譯原本，就是指可能的藏譯足本。，而非是某個部分之連續而完整的抄錄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甘珠爾 (對勘本)》(藏文)第56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329—382頁。:

《金剛三昧經》藏譯之敦煌本與 《中華藏》本對勘表

四、敦煌文獻對傳世本的貢獻

筆者依據 《中華藏》本收錄傳世本與P.T.623殘本對校之后發現，兩個譯本出自同一個藏譯原本。然而，《中華藏》本與 《大正藏》收錄漢文原本進行對勘，發現傳世本有脫漏、錯訛和章節編排出錯等現象，致使尚有多處不堪卒讀、辭不達意的情況。聊以欣慰的是，敦煌文獻P.T.623等對其有補闕、校正之用處，希冀將來有學者能在文本精?；A上，刊行藏譯仿正版 (diplomatic edition)。

六、結 語

《金剛三昧經》作為朝鮮半島編制的 “疑偽經”，漂洋過海流傳到中土后被賦予了佛經之地位，之后又通過相應的渠道進入藏傳佛教。這不僅是書籍作為特定文化之載體，在中古東亞文明內部一次深度交流的縮影，而且也反映了佛教初傳吐蕃之時藏傳佛教界博采眾長的眼光，從各方吸取養分，壯大了佛教這種新的文化。

《金剛三昧經》能夠收錄在藏文 《甘珠爾》文本系統中，是禪宗在藏傳佛教文化中留下的一條重要痕跡，但對后來的藏傳佛教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其中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從譯經質量而言，在缺失漢文母本的情況下，該經藏譯本幾乎無法卒讀；二是藏傳佛教重視文本的師徒傳承，禪宗在藏地銷聲匿跡之后，這個譯本所依的傳承也就不復存在了。

關于該經藏文譯本中夾雜的特殊譯法，在缺失漢文母本、《甘珠爾》編纂者又不諳漢語的情況下，使得后弘期歷代在編修 《甘珠爾》中的文本時，對其中陌生的譯法未作固定術語的替換，從而為我們保留了這種古舊的譯法，這對藏語詞源學的考察具有重要的意義。另言之，若該經是從梵本所譯，編纂者們肯定會作校正，但是因其原本為漢文，這已超出了他們的能力所及。最后，鑒于現存該經藏譯本質量堪憂，筆者呼吁學界能夠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希望一部順暢完整的譯本能夠早日與讀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