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移創業者：一個分類研究框架

劉映彤, 朱 沆, 黃樂維, 葉文平

（1.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 廣東 廣州 510275；2.暨南大學 管理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32）

一、引 言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創業者的活動范圍拓展至全球，他們在世界范圍內組織資源、尋找市場，開展跨地域創業活動（Adiku和Kandilige，2021；Portes等，2002，von Bloh等，2020）?？绲赜騽摌I既包括國際移民創業（Bird和Wennberg，2016；Vandor，2021）和海歸創業（Li等，2012；Qin等，2017；Lin等，2019）等跨國創業行為，也包括農民工創業（肖忠意等，2018；楊昊等，2019）和城市流動人口創業（楊曄等，2019；葉文平等，2018）等國內跨地區創業行為?，F階段，學界對于上述跨地域創業行為缺乏統一界定。為了更好地探究紛繁復雜的跨地域創業現象背后的理論共性，本文使用“遷移創業者”定義這些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并在遷入地居住和開展創業活動的個體。同時，本文使用“遷移創業”來定義遷移創業者的跨地域創業行為。遷移創業研究是創業研究的重要分支，其重要性和獨特性集中體現在創業研究的兩大研究對象——創業者及其所嵌入的結構（Cederberg和Villares-Varela，2019）。在個體層面，遷移創業者具有獨特的資源稟賦。相較于本土創業者，遷移創業者可能具有更高水平的隱性創業技能（Kahn等，2017），可以利用其與來源地相關的資源和網絡融資和發掘創業機會（Tsui-Auch，2005；Liu等，2020），并為遷入地帶來額外的知識、經驗和人脈（Liu等，2014；Schott，2018；Useche等，2019）。在結構層面，遷移創業者同時嵌入來源地和遷入地的結構，受到兩地經濟文化環境和社會網絡的影響（Brzozowski等，2014；Griffin-El和Olabisi，2018）。因此，遷移創業者需要協調自己的雙重角色（Patel和Conklin，2009；Lin等，2015），在兩地環境中接觸社會網絡和獲取資源、識別創業機會（Bagwell，2015；Drori等，2006）。

遷移創業研究通常單獨考慮來源地或遷入地的政策、文化環境對創業者的影響（Frederking，2004；Hu等，2022；Tubadji等，2020；Vinogradov和Kolvereid，2007）。近年也有研究開始比較兩地的宏觀結構，并使用距離的大小來刻畫兩地差異，例如兩地間較大或較小的制度距離（Mata和Alves，2018）和社會文化距離（Carson和Carson，2018）。然而，在距離大小以外，遷移方向同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在遷移過程中，來源地與遷入地間的距離既具有大小，又具有方向。以往的遷移創業研究單純考慮距離的大小，將兩地差異抽象為一個數值，這難以體現來源地和遷入地宏觀結構的具體特征。遷移方向卻可以兼顧起點（來源地）與終點（遷入地），能較為全面地反映兩地結構差異對創業者的影響。

本文使用Kloosterman等（1999）提出的混合嵌入視角討論遷移方向對遷移創業者的影響。該視角整合了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的因素，可以反映結構性因素對遷移創業者行動的促進和約束作用，為解析遷移創業現象提供了一個綜合的理論框架（Solano，2020）。其中，一地的經濟制度、社會文化等構成了塑造遷移創業者行動的宏觀結構，遷移創業者所處的社會網絡形成了中層結構，而遷移創業者的人力資本等個人特征則是影響其行動的微觀基礎（Kloosterman，2010；Storti，2014）。在從一地遷往另一地的過程中，創業者與來源地和遷入地的社會網絡聯系發生轉變，并影響其微觀的資源稟賦。創業者會發展新的社會關系或重新定義自己與來源地的關系，這反過來影響了他們在兩地結構中的嵌入（Harima，2022）。創業者嵌入遷入地結構的難易程度存在差異，進而為創業者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即創業者面對的優勢與劣勢）。本研究提煉出“向相對發達/欠發達地區遷移”和“離鄉/返鄉”兩個關鍵的遷移方向維度。其中，“向相對發達/欠發達地區遷移”維度與來源地關聯，導向來源地優劣勢；“離鄉/返鄉”維度與外來性相關，導向的是外來優劣勢。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建立了一個四象限的遷移創業者分類框架。遷移創業研究所關注的現象比較豐富，研究對象多元，這種情況會導致“包羅萬象”的分析框架繁冗也不夠貼近現實（Sonnenfeld和Peiperl，1988）。本研究借助遷移方向這一顯而易見卻又巧妙的分類標準，將遷移創業者劃分為四種典型類別。在該框架下，本文結合遷移創業者所嵌入的中觀結構和微觀基礎，探討了遷移創業者面臨的優劣勢如何促進和限制創業者利用資源的能力，并為創業者帶來可以開發的創業機會。

本文主要為跨地域的創業研究做出貢獻。首先，本文將遷移方向的兩個維度與創業者面臨的優劣勢對應起來，建立了一個四象限的遷移創業者分類框架。該框架剖析了這些優劣勢對遷移創業者的幫助與約束，揭示了不同遷移創業者面對的機會類型。這既為復雜的遷移創業現象提供了理論分類范式，也對遷移創業實踐具有一定借鑒意義。其次，本研究借鑒跨國創業研究，區分了創業者面臨的外來優劣勢與來源地優劣勢。本文提出了在不同遷移方向下，來源地優劣勢和外來優劣勢的產生機制，從而將來源地優劣勢的適用范圍拓展到更為廣泛的遷移創業領域，豐富了相關研究。最后，本研究首次系統性地討論了遷移方向對遷移創業者的影響。本文基于混合嵌入視角，比較來源地和遷入地的宏觀結構，提煉出遷移方向的兩個關鍵維度（“向相對發達/欠發達地區遷移”和“離鄉/返鄉”），為研究地緣結構對創業者的影響提供了新的路徑。

二、遷移創業：來源地和遷入地的差異

遷移創業者嵌入在來源地和遷入地的地理、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環境中，面對各種力量的促進和約束（Neville等，2018）。遷移創業者所能提供的資源需要與遷入地市場需求相匹配，因此其面臨的機會結構受到遷入地宏觀結構的影響（Kloostman等，2010）。遷入地經濟或法律體系的低效運轉，創業氛圍的缺乏可能阻礙遷移創業者開展活動（Acs等，2016）。創業者在來源地的學習和工作經歷，來源地的教育水平（Vinogradov和Kolvereid，2007）、文化背景（Tubadji等，2020）等也會對創業者產生影響。

然而，相較于來源地或遷入地單獨的宏觀結構，兩地的差異更值得關注。遷移創業者擁有在來源地和遷入地的雙重經驗，因此遷入地社會對創業者的判斷和評價也會考慮創業者的來源地?！熬嚯x”（Distance）即被用于度量兩地的宏觀結構差異，并被用于解釋這一差異對跨地域經濟活動的影響（Beugelsdijk等，2018）。距離既包括客觀的兩地間地理距離（Miera，2008）、經濟距離和金融距離等（Berry等，2010），也包括個體主觀感知的兩地距離（H?kanson和Ambos，2010）。在此前的研究中，距離被視為一個僅有大小的標量，但近年的研究開始關注距離的方向性問題（Zaheer等，2012），即在相同距離大小下，創業者從甲地遷移至乙地，和從乙地遷移至甲地的意義不同。簡言之，距離的背后隱含著比較（Yildiz和Fey，2016）：在水平維度上，距離的大小度量了兩地的相似程度；在垂直維度上，距離的方向則衡量了兩地的優劣差距（Locke，2005）。而相比距離的大小，距離的方向（即遷移方向）更加能反映地區自身特征引起的地區間差異對創業者的影響。即便兩地間差異不大，遷入地仍可能因為地區間的優劣差距產生對創業者的推崇或歧視。

現階段的研究集中于討論距離對跨國企業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并使用外來優劣勢和來源地優劣勢來刻畫這些影響（Lu等，2022）。其中，“外來優劣勢”基于東道國因素產生，關注的是“不來自某處”（即非本地）的問題；“來源地優劣勢”則基于母國因素產生，關注“來源于某處”的問題（楊勃和劉娟，2020）。一般而言，兩地之間較小的距離有利于創業者在遷入地的理解和交互，過大的距離則會產生學習成本，降低外來企業的合法性，帶來外來劣勢（Liability of Foreignness）（Zaheer，1995；Luo和Mezias，2002；Brieger和Gielnik，2021），但較大的距離也可能帶來某些外來優勢（Advantages of Foreignness），即外來企業在東道國可能獲得本土企業無法輕易獲取或復制的優勢和利益（Sethi和Judge，2009）。相較于外來優劣勢，來源地優劣勢受到的關注較少，以往通常被視為外來優劣勢的一部分（Edman，2016；Mallon和Fainshmidt，2017），導致概念上的混淆?！皝碓吹貎瀯荨保ˋdvantage of Origin）與“來源地劣勢”（Liability of Origin）原指“出生地”對跨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產生的正面或負面影響。東道國民眾對跨國企業母國的刻板印象和認知會為企業帶來合法性優勢或劣勢（Ramachandran和Pant，2010），例如當東道國相對母國欠發達時，東道國對產自母國的產品和服務可能產生更加積極的看法（Yildiz和Fey，2012）。

本文將遷移創業者類比為與跨國企業類似的經濟行為主體，由此我們可以應用“距離”和“優劣勢”理解遷移創業者的跨地域遷移過程（Mata和Alves，2018；Sinkovics和Reuber，2021）。下文將基于混合嵌入視角，討論宏觀結構層面的遷移方向對創業者來源地優劣勢和外來優劣勢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優劣勢對創業者的促進和制約作用。

三、創業者的遷移方向和優劣勢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本文提出，遷移者的遷移方向存在兩個重要維度：一個維度是“向相對發達/欠發達地區遷移”，另一個維度是“離鄉/返鄉”。這兩個維度影響著創業者在來源地和遷入地的嵌入情況，由此導向創業者在創業中的優劣勢。

（一）向相對發達/欠發達地區遷移和來源地優劣勢

來源地和遷入地在經濟水平上的差異往往是遷移創業研究的案例背景，也是推動個體遷移的重要因素（Ram等，2003）。相較于經濟不發達地區，發達地區擁有更多更好的商業機會（Sinkovics和Reuber，2021）。移民往往從欠發達地區前往發達地區尋求庇護和發展機會，通過創業融入當地社會（Barth和Zalkat，2021；Refai和McElwee，2022）。而在發達地區市場飽和時，創業者也會從發達地區到欠發達地區開拓新的市場（Park，2022）。

從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向相對欠發達地區遷移，創業者嵌入遷入地結構的難度降低，獲得更強的來源地優勢。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往往被用于預測當地的教育水平（Lagakos等，2018）和社會網絡質量（Kwon和Arenius，2010；Yang和Lin，2022），也影響著外地民眾對該地區的認知。由于創業者的來源地是其身份標簽的一部分，而遷入地民眾對來源地存在著正面或負面的刻板印象，因而遷移創業者的來源地會影響民眾對其能力或品德的主觀認識（Haugen和Carling，2005）。由于對發達地區的推崇，欠發達地區的社會更青睞來自這些地區的人才，認為他們擁有更高水平的知識與技術，更熟悉前沿的商業模式（Sethi和Judge，2009；Yildiz和Fey，2012），能夠更好地幫助遷入地引入資源，這對創業者及其創辦的企業在遷入地建立合法性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Ahlstrom和Bruton，2001；Bruderl和Schussler，1990）。

相反，從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向相對發達地區遷移，創業者嵌入遷入地結構的難度增加，面臨更強的來源地劣勢。受到與來源地相關的代表性產品、政治經濟背景和文化傳統等諸多方面負面刻板印象（Pant和Ramachandran，2012）的影響，遷入地民眾會認為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個體技能、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的價值更低，不太愿意與之交易（Sanders和Nee，1996；Younkin和Kuppuswamy，2019）。這使得來自這些地方的創業者往往難以在遷入地建立合法性（Morse等，2007）。

（二）離鄉/返鄉和外來優劣勢

人口遷移存在背井離鄉或離開常住地返回家鄉①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家鄉定義為創業者長期生活過，并在此獲得身份烙印和建立親友社會網絡的地方。的情況。離開家鄉到異地的創業者在遷入地缺乏當地人身份，面臨融入當地社會網絡的挑戰。與之相反，“回遷者”往往曾在遷入地生活較長時間、擁有遷入地的身份，所以與那些完全人地生疏的背井離鄉者相比，他們往往更容易重新激活遷入地的社會網絡和身份。

離開家鄉遷到異鄉，創業者嵌入遷入地的難度增加，會面臨更強的外來劣勢。背井離鄉的創業者脫離了在來源地積累多年的社會網絡，由于不熟悉遷入地的文化習俗，缺少遷入地本地身份和社會聯系，在短期內很難構建起與家鄉類似的社會網絡，面臨較強的外來劣勢。不少外來者在遷入地缺少本地人的朋友和商業伙伴等網絡聯系（Portes，1998），這使他們難以通過本地人的背書，解決不被信任的問題（Gur?u等，2020）。在遷入地社會，外來者往往缺少合法性，這在一些制度信任資源不足或是非常重視地域信任的地方表現更為明顯。而在實行戶籍制度的國家（如中國），缺乏本地戶籍往往成為外來創業者獲得本地資源和服務供應的一大障礙（寧光杰和段樂樂，2017）。

但外來的創業者也可能獲得一定的外來優勢。外來者往往不受本地人的既有的認知模式束縛，因此能識別一些本地人不易識別的機會（Zhou等，2010）。由于在遷入地的嵌入程度較低，創業者受到的制度同構的壓力較?。↘ostova等，2008），此時相較于受遷入地制度約束的本土創業者，外來創業者較易脫離遷入地規范和文化的合法性束縛（Shi和Hoskisson，2012）。通過引入新的產品和服務，外來創業者能夠創造或維持一個偏離遷入地已有行業主導邏輯的市場，從而建立合法性（Edman，2016；Kostova和Roth，2002）。

從異鄉返回家鄉，創業者嵌入遷入地的難度下降，面臨的外來劣勢相對離鄉創業者較弱（Morgan等，2021）。通過激活家鄉休眠的網絡聯系，創業者得以重拾本地人身份，被當地社會接納。當然，與本地創業者相比，回鄉創業者的外來劣勢仍較為明顯。一方面，相較于長期在遷入地生活的創業者，初回家鄉的創業者依賴的社會網絡在數量和質量上可能有所欠缺。由于他們長期在來源地生活，疏于與遷入地聯系，會損失部分在遷入地的社會資本（Wahba和Zenou，2012）。另一方面，一些回鄉創業者長期在外生活，對家鄉的新近變化會有不同程度的生疏。他們習慣了來源地社會文化環境，可能短期內難以適應家鄉的環境（如留學生回國后短期內難以適應國內的人際交往方式）（Paasche，2016）。

四、遷移創業者分類與創業機會類型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從“向相對發達/欠發達地區遷移”和“離鄉/返鄉”兩個遷移方向維度出發，將遷移創業者劃分為四種基礎類型，繪制出圖1所示矩陣。四種基礎類型分屬不同象限，并被賦予不同的比喻①分類學研究常常使用比喻，這并非為了用喻體來精確刻畫本體的屬性，而是因為比喻有助于觀念的傳達與理解（Morgan，1981），其對于建構組織理論的重要性已經成為共識（Sonnenfeld和Peiperl，1988）。：“尋夢者”（從欠發達的家鄉到發達的異地創業）、“榮歸者”（從發達的異地返回欠發達的家鄉創業）、“拓荒者”（從發達的家鄉到欠發達的異地創業）和“黯歸者”（從欠發達的異地返回發達的家鄉創業）。在不同的象限上，遷移創業者面臨的優劣勢存在差異。其中，雖然外來劣勢和來源地劣勢對創業者形成了結構性約束，但外來優勢和來源地優勢可以為創業者帶來結構性支持，兩方面共同塑造了創業者面對的創業機會。下文將把這一分類框架與創業者所嵌入的中觀結構和微觀基礎相銜接，分析遷移創業者面臨的創業機會類型。

圖1 遷移創業者分類框架

（一）“尋夢者”：聚集嵌入型機會

本文用“尋夢者”比喻那些從欠發達家鄉來到發達異鄉創業的個體。從欠發達國家流入發達國家的移民創業者（Efendic等，2016）和進城創業的農民（肖忠意等，2018）都屬于“尋夢者”?！皩粽摺睍庥鲚^強的來源地劣勢和外來劣勢。遷入地社會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尋夢者”通常存在負面的刻板印象，輕視“尋夢者”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等。同時，“尋夢者”的外來身份也會影響其獲得在遷入地開展活動的合法性。但“尋夢者”也具備一定的外來優勢，使其可以在遷入地開拓基于遷移者群體的新市場。

“尋夢者”在遷入地容易獲得聚集嵌入型機會，即創業者可以通過地理或行業上的聚集實現在遷入地市場的發展。同一來源地的“尋夢者”在遷入地往往面臨相似的逆境，在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上受到排斥，而共同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背景為他們提供了聚集的基礎（Ndofor和Priem，2011；Zhou，2004）。同時，“尋夢者”的部分社會網絡隨之遷移到遷入地，使其能夠繼續獲得原有族群的支持（Kelly和Lusis，2006）?！皩粽摺迸c遷入地同鄉、同族群的個體有著類似的文化和習俗背景，對這一群體的需求有更深入的洞察（Evans，1989；Martín-Montaner等，2018），因此服務于同鄉、同族群市場是他們落腳初期最為可行的選擇（葉文平等，2018）。

通過地理聚集實現最初的嵌入，“尋夢者”可以獲得遷入地社會的接納（Frederking，2004）?！皩粽摺眰兺ǔ８蕾囃l或同族群的社區（郭云南和姚洋，2013）。同一來源的遷移者擁有共同語言或文化背景，聚居在一地，形成一個外來特征鮮明的社區，即所謂“飛地”（Enclave）（Klaesson和?ner，2021）。飛地是一個由來源地語言、文化習俗主導，具有一定自給自足特征的社區（Portes和Manning，2006）。由于同族群網絡的緊密性和封閉性，飛地往往成為“尋夢者”應對外來劣勢的創業孵化器，幫助他們應對當地網絡資源不足的難題。飛地創業者的創業資金主要來源于家庭和當地親友的支持，勞動力則主要來源于同鄉和同族群市場。對于外來創業者創辦的企業，這種廉價的勞動力通常是它們在當地勞動密集型行業立足的優勢（Kulchina，2016）。

除地理聚集外，“尋夢者”也可以在特定行業聚集，從集聚經濟和知識溢出中獲益（Lamin和Livanis，2013），這也是一種低成本融入遷入地社會的手段。如溫州華人華僑在意大利服裝和箱包皮具業的聚集（張一力和張敏，2015；周歡懷和朱沛，2014）或浙江桐廬人在快遞行業的聚集。這種聚集讓眾多外來小企業形成一個強承接力的分包網絡（如在意大利的華人創業網絡）和強購買力的市場，大大增強了他們與本地供應商和客戶的談判力。同一來源地的“尋夢者”的行業組織則可以加強彼此之間的協調，比如在外地經營蘭州拉面的青?；∪送ㄟ^同鄉組成的行業組織約定面館間的距離，以減少同鄉人的惡性競爭。來自特定地域的創業者聚集在某一個行業，能夠提升他們與本地社會博弈的能力，甚至形成對某一行業的控制。廣州就曾發生青?；±娼洜I者集體干擾和排擠他地蘭州拉面經營企業的事件。

（二）“榮歸者”：橋接中介型機會

“榮歸者”指那些在發達國家或地區工作或生活了較長時間，再回到家鄉創業的個體。從發達國家留學或工作回來的海歸創業者（Li等，2012）和返回欠發達的家鄉創業的農民工（紀志耿，2012）都屬于“榮歸者”。由于較容易在家鄉獲得身份認同，“榮歸者”會面臨較弱的外來劣勢。他們曾在遷入地生活，與遷入地的親朋建立了一定的聯系，雖然遠去他鄉，卻仍保留著遷入地的社會網絡。這些潛在的社會資本往往以記憶、觀念等形式存在于創業者的認知中（Kilduff等，2006），為“榮歸者”回到家鄉激活當地資源創造了條件。同時，“榮歸者”借助來源地資本溢價能獲得較強的來源地優勢，他們往往可以享受本土創業者無法獲得的政策激勵，包括稅收減免和行政協助（Kenney等，2013），以及政府或科技園區的認證（de Lange等，2016）。

“榮歸者”在重新嵌入遷入地結構后獲得的是橋接中介型機會，即創業者可以憑借自己的橋接型社會資本，在來源地和遷入地占據中介位置，開展創業活動?！皹s歸者”往往既了解來源地的產品和要素市場，也熟悉家鄉的要素供應情況，同時在兩地的社會網絡中占據橋梁地位（Portes，1998）。憑借其來源地優勢，“榮歸者”可以利用來源地與遷入地的供需勢差填補“結構洞”（Burt，2004），嵌入到兩地社會和經濟交流的核心位置當中?？绲赜蚓W絡可以幫助“榮歸者”獲得與來源地相關的知識、資本和技術等資源（Chen和Tan，2009；Wang，2020）。因此，“榮歸者”可以識別跨地域商業活動中的機會（Morgan等，2018；Wang和Liu，2015），并創造性組合利用兩地優勢資源開展創業活動（Vandor和Franke，2016）。如藥明康德的創始人李革，他了解跨國藥企的研發外包需求，又觀察到中國基礎技術人才供應充足且有成本優勢，就抓住機會回國創業承接跨國藥企的研發外包業務。

值得注意的是，本地社會資本可以幫助“榮歸者”應對外來劣勢。一方面，離家生活可能帶來“榮歸者”關系網絡的退化（Lin等，2019），也可能導致其對家鄉人際交往方式和商業操作的不適應，對遷入地缺乏認同感，使其難以激活遷入地網絡（Kwon和Adler，2014）。另一方面，相對欠發達地區的正式制度往往并不完善，政府管制較多，較多資源被政府和國有企業掌握（Manolova等，2007；李新春等，2016）。因此，與本地社會資本結合有助于創業者理解當地的規范（Laursen等，2012），獲取關于當地政府監管、文化和市場的知識（Meyer和Sinani，2009），從而較好應對產權保護不足等不利條件。本地合作伙伴也可以幫助創業者提升能力，建立合法性（Dacin等，2007）。海歸創業者通常會在創業團隊中引入本地伙伴，幫助企業解決與本地政府和社會溝通聯系的問題，這使他們更易獲取本地的資源，有助于提高海歸創業企業的績效（Qin和Estrin，2015）。

（三）“拓荒者”：資源輸入型機會

“拓荒者”是那些離開相對發達的家鄉、前往相對欠發達的異地尋找機會的創業者，典型的“拓荒者”如從中國前往非洲尋找機會的創業者，以及在國內從東部沿海省區到西部尋找機會的創業者?！巴鼗恼摺迸c“尋夢者”一樣面臨外來劣勢的難題?！巴鼗恼摺比鄙佼數厝松矸?，這使他們在當地缺乏合法性，不易在當地動員資源。同時，欠發達地區制度不夠完善（Park，2013），這使得他們不易得到當地社會的信任，容易遭遇當地政府的干預與盤剝，也不易獲得產權保護和履約保障（Dobler，2009）。就如在印尼從事經營活動的普通華商，很容易成為社會動蕩的受害者。但與“尋夢者”不同的是，相對發達的來源地有利于“拓荒者”建立在當地創業的合法性，嵌入到當地宏觀結構中，獲得來源地優勢?！巴鼗恼摺钡耐鈦砩矸菀部梢詾槠鋷砀鼜姷耐鈦韮瀯??？缥幕纳虡I經驗和資源使他們更容易識別將遷入地和來源地資源組合起來的商業機會（Vandor和Franke，2016）。非洲電商Kilimall的創始人楊濤愿意放棄華為的優厚薪酬離職到非洲創業，就是看到非洲民眾對零售商品需求旺盛，然而商品價格過高，由此識別出發展本地電商的市場機會。

進入遷入地，“拓荒者”可以獲得資源輸入型機會，即“拓荒者”可以將來源地的資源引入遷入地，開拓新的市場?！巴鼗恼摺钡膩碓吹厣鐣Y本與人力資本在遷入地更易得到推崇，這使他們能夠獲取本地人難以獲得的資源與機會。例如楊濤創辦Kilimall之初，其創業團隊的建立和貨源的組織均是依靠他在中國的網絡。與來源地關聯的社會網絡可以緩沖“拓荒者”初入陌生地區的壓力，幫助他們適應新的環境，解決所遇到的文化沖突問題（Stoyanov等，2018）。在遷入地的同鄉可以與“拓荒者”交換資源，相互提供情感支持，幫助“拓荒者”發展自己的社會網絡（Phillimore等，2018）。在建立本地網絡聯系后，他們就可以打通來源地與遷入地的供應鏈，較快地利用當地市場與供應的資源開發創業機會（Morgan等，2021；Huang，2019）?！巴鼗恼摺痹诋數亟⒐S、開設商店，雇傭當地員工，提供當地居民所需的商品（Dittgen和Chungu，2019），同時積極宣傳所生產銷售的商品（Nyíri，2006）。一旦在遷入地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憑借來源地的標簽獲得更多合法性，“拓荒者”們就能獲得相對當地供應的優勢。竺兆江和傳音手機在非洲市場的成功就是典型范例。

（四）“黯歸者”：結合發展型機會

“黯歸者”是那些從相對欠發達的外地返回相對發達家鄉創業的個體。這類遷移創業者較為鮮見，有的是在一段特殊的人生經歷之后回到家鄉（如下鄉知青返城、刑滿釋放），也有的是原來到欠發達的異鄉闖蕩，因發展失利不得不返鄉。由于這類遷移者多是在前一段失意的經歷后返鄉，本文給他們貼上“黯歸者”的標簽。

“黯歸者”面對的是較強的來源地劣勢和相對弱的外來劣勢。一方面，來自欠發達來源地會讓他們的人力資本和來源地社會資本受到輕視，這導致其資本無法像“榮歸者”那樣在遷入地獲得溢價。另一方面，長期在外使得“黯歸者”已對家鄉的環境感到生疏，但回到家鄉他們仍能重拾本地人身份，激活自己在本地休眠的社會網絡（Oettl和Agrawal，2008），獲得一些擔保與支持。面對的外來劣勢較“尋夢者”少，這往往是他們在遭遇坎坷之后選擇返鄉的原因?！镑鰵w者”較易在家鄉跨越身份合法性的障礙，進入當地市場。

“黯歸者”在遷入地可以獲得結合發展型機會，即創業者可以借助結合型社會資本恢復或重新建構自己在遷入地的身份（Grzymala-Kazlowska，2016）?！镑鰵w者”往往在經歷動蕩和多年異鄉生活后返鄉，他們可能不受家鄉的歡迎，并且需要重新學習如何在家鄉開展業務（Riddle和Brinkerhoff，2011）。從欠發達地區返回城市的知青往往借助親友的社會網絡先在當地就業（Loschmann和Marchand，2021），待重新融入遷入地社會后再進行創業。例如上海欣達實業的顧新忠當年回到上海后先進入當地的自來水公司工作，積累了資金和人脈后再自己創業?！镑鰵w者”通過工作積累的社會資本也有利于彌補其在地方知識、語言技能或專業資格上的缺乏（Ferguson等，2016）。

由于當地人對“黯歸者”來源地的負面印象，“黯歸者”需要依托家鄉原有社會網絡的背書，來淡化自己身上的來源地色彩，重新熟悉家鄉的環境，建立自己的身份合法性（Corradini，2022）。之后，“黯歸者”們就能利用家鄉原有的關系網絡為自己的創業籌集資金，并借此獲得一些初始業務機會，從而克服來源地劣勢（Lin等，2006）。在制度環境較為完善的環境中，“黯歸者”有機會取得一部分制度性支持，如國家提供的安置費或創業支持政策，用于創業。當年部分返城知青難以獲得體制內就業機會，便依靠國家發展個體經濟的政策，在親友支持下從事個體經營。但“黯歸者”更多依賴當地的社會網絡為自己提供支持和背書，為自己的企業爭取客戶和資源，這往往限制了他們的成長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期內尋求成長。

五、結論和展望

本研究將遷移方向與來源地優劣勢和外來優劣勢概念聯系起來，建立了一個遷移創業者的分類理論框架，藉此完善了混合嵌入視角下宏觀結構的分析。我們識別出遷移方向的兩個重要維度：“向相對發達/不發達地區遷移”和“離鄉/返鄉”?；诖?，本文指出創業者的遷移方向影響著他們在來源地和遷入地的嵌入，這使得創業者在創業中面對不同的優勢和劣勢。同時，我們將遷移創業者嵌入的中觀結構和微觀基礎納入分類框架中，進一步討論了四類遷移創業者所面臨的創業機會類型。上述工作為混合嵌入視角做出貢獻，同時也為遷移創業研究識別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路徑。

（一）研究貢獻

第一，通過構建遷移創業者分類框架，本研究揭示了不同類型的遷移創業現象背后的異同點，進而剖析了遷移方向與創業者可開發的機會類型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此前的研究聚焦于不同的遷移現象，各自討論自己關注的創業類型，例如海歸創業、跨國移民創業和農民工創業。雖然少數研究也注意到創業者身份的不同或創業者的遷移路徑的差異，但卻鮮有研究深入討論其背后的理論共性和異質性。本研究指出，遷移方向會通過外來優劣勢和來源地優劣勢影響創業者面對的機會類型，外來劣勢和來源地劣勢對創業者形成了結構性約束，而外來優勢和來源地優勢可以為創業者帶來結構性支持，進而構建出創業者所面對的創業機會。在理清遷移方向與來源地優劣勢、外來優劣勢概念聯系的基礎上，本研究構建了一個以“離鄉/返鄉”和“向相對發達地區流動/向相對欠發達地區流動”為兩維的遷移創業者分類框架。該分類框架為復雜、碎片化的遷移創業現象（Dheer，2018）提供了較為清晰的分類范式，為后續的遷移創業研究深化理論思考指引了方向。這一框架亦可指引具體的遷移創業實踐。如前往欠發達地區的創業者可以發揮其來源地優勢，引入來源地的資源，開發遷入地的創業機會。

第二，本研究明確區分了外來優劣勢與來源地優劣勢概念，拓展了來源地優劣勢的應用空間。以往的跨國創業研究多將目光聚焦于移民所面對的外來劣勢，甚至將來源地劣勢也視為外來劣勢的一部分（Yildiz和Fey，2012；Gur?u等，2020），這導致不同概念間容易產生混淆，也不利于拓展概念的應用場景。本文詳細討論了在不同的遷移方向下，來源地優劣勢和外來優劣勢的產生機制，并將其與遷移創業者面臨的機會類型相聯系，清晰呈現了不同優劣勢促進或限制遷移創業者活動的本質，從而提升了來源地優劣勢概念的理論解釋力，并將其應用范圍從跨國創業研究拓寬至目前備受關注的遷移創業研究。

第三，本研究聚焦于以往遷移創業研究中較少涉及的遷移方向，充實了關于距離方向性的討論。此前從宏觀結構層面探究來源地和遷入地結構對創業的影響，多見于跨國創業研究，這些研究使用距離大小度量兩地的差異，并討論這一差異對創業者的影響。其基本邏輯是，當來源地和遷入地制度或文化距離較大，創業者在遷出地獲得的某些商業知識、社會交往經驗可能難以移植到遷入地（Pruthi，2014），為創業者在遷入地創業帶來更多的外來劣勢。但該方法更多關注于兩地在水平維度上的相似程度，忽略了兩地在垂直維度上的差距（Zaheer等，2012）。相較于距離大小，遷移方向可以較為全面地反映出來源地和遷入地在經濟和社會網絡等維度上的結構性差異。本文引入混合嵌入視角，強調了遷移方向在宏觀結構的重要地位，并單獨討論了遷移方向對遷移創業者產生的影響。本研究識別出“向相對發達地區流動/向相對欠發達地區流動”和“離鄉/返鄉”兩個基礎的遷移方向維度，并討論了兩個遷移方向維度如何影響創業者在遷入地結構的嵌入，進而影響其面臨的優劣勢，為距離的方向維度的進一步分析提供了理論思路。

（二）研究展望

首先，未來的遷移創業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究遷移方向因素與其他因素對創業者的共同影響，尤其是遷移方向和距離大小的結合。先前的研究側重討論距離大小與創業者面臨的優劣勢的聯系，忽視了遷移方向的重要性。但在既定距離大小下，遷移方向對各類型的距離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例如“離鄉/返鄉”維度對于文化距離的影響可能大于對經濟距離的影響。后續研究在討論方向問題時，需要結合具體情況展開討論。

其次，基于本文對來源地優劣勢概念的討論，未來的遷移創業研究可更多關注來源地優劣勢問題。移民創業和海歸創業的研究均可從對來源地優劣勢的分析中獲得啟發。以往的移民創業研究在關注從欠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移民的創業問題時，研究者多將研究眼光聚焦于移民所面對的外來劣勢，很大程度忽略了這些移民同時面對的來源地劣勢問題。研究者如果與發達國家之間移民的創業活動進行對比研究與分析，就能清楚區分外來劣勢和來源地劣勢的影響。同樣地，目前的海歸創業文獻多聚焦于海歸創業者的外來劣勢問題。但根據本文的分類框架，在發達國家留學或工作的海歸創業者屬于“榮歸者”。他們既會面臨一定的外來劣勢，也享受較強的來源地優勢。而后者意味著他們可以在創業活動中取得某些有利條件。因此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考慮來源地優勢為海歸創業者帶來的機會。

受篇幅限制，本文主要討論了結構對遷移創業者的約束和使能作用，但嵌入在結構中的創業者仍具備能動性，后續研究可沿著本文的分類框架，進一步關注不同類型的創業者面對機會類型的行動。結構因素不能完全獨立于個體的特征來解釋個體反應（Frederking，2004）。雖然處在同一類型下的遷移創業者都面對相似的優劣勢，然而由于資本稟賦不同，創業者面臨相同的機會類型可能存在不同的反應。未來研究可考慮基于個體角度，研究創業者如何應對遷移方向帶來的結構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