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黨外交重要論述的理論內涵

夏雨菲

(中國戲曲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北京 100073)

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對外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政黨、政府、人大、政協、軍隊、地方、民間等要強化統籌協調，各有側重，相互配合?！盵1]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將政黨置于對外工作具體角色的首要位置，突出顯示政黨外交在落實中央對外方針和決策部署中的重要作用，這在黨的對外工作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黨和國家發展全局出發，就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中國在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與世界各政黨的關系，從政黨外交角度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大問題，加深了對政黨外交規律的理論認知，把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理論提升到嶄新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黨外交的重要論述是新時代發展黨的對外關系的理論基礎，為做好新時代黨的對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一、中國共產黨的身份定位是開展政黨外交的前提和基礎

每個政黨都有對自身身份的認知和定位，“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身份的不同選擇決定了自身的思想觀念和認識方法的變化，它指導著中國共產黨如何觀察和認識世界，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如何行動、如何處理與現存世界的關系”[2]?？梢哉f，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外交是以黨對自身身份與角色，對歷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和準確定位為前提和基礎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盵3]這促使我們思考在中國共產黨對自身的身份定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履行自身的使命，開展政黨外交。

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中國共產黨的身份歷經了由地下秘密狀態活動到被執政當局認可、由局部地區執政到全國執政、由特定歷史時期在封閉狀態下執政到改革開放后以開放姿態執政的演變過程，這種身份的客觀轉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實踐。在誕生之初，中國共產黨視自己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種身份使得黨在成立伊始主要是以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的其他成員黨以及渴望對中國共產黨有所了解的國際友好人士為對外交往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下，中國共產黨先后確立起“社會主義大家庭成員”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黨”的身份定位，在這種角色定位下，中國共產黨“首先是要團結蘇聯,團結兄弟黨、兄弟國家和人民”[4]。交往對象主要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共產黨、工人黨和左翼組織[5]。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對自身角色作出調整，政黨外交的對象范圍也不斷擴大，從與“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6]開展友好往來，逐步擴大到“外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7],再到“各國政黨”,并最終在黨的十五大時將交往對象拓展到“一切愿與我黨交往的各國政黨”[8],黨的十六大又提出積極發展與政黨國際組織的多邊交流。

亨廷頓曾說：“任何保持長久生存的政黨都必須對自身做出符合時代變化的反應性調適?！盵9]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方興未艾，世界政黨政治發展面臨著碎片化、政策極端化、自身工具化等多重困境，而中國共產黨卻在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過程中，在國家治理、黨的自身建設等多方面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發展成了一個有著9 671.2萬名黨員(1)本數據為截至2021年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數據來自光明網。、走過一個世紀風雨歷程的大黨、老黨，成為世界各國政黨的榜樣。無論國際形勢還是中國同世界的關系都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對自身身份、角色和承擔歷史使命的定位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不僅對中國人民有著深厚情懷，而且對世界各國人民有著深厚情懷，不僅愿意為中國人民造福，也愿意為世界各國人民造福。[10]”他還強調，“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10]。從歷史使命的高度對中國共產黨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進行強調，這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定位的鮮明變化，也構成了新時代開展政黨外交的邏輯前提和基礎。

“為人類不斷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早就作出的莊嚴承諾”[11]，中國共產黨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政黨、最大的執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10]，要有大黨的責任擔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盵12]“未來5年，中國共產黨將向世界各國政黨提供1.5 萬名人員來華交流的機會?！盵10]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大黨擔當，但需要強調的是，“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扛旗當頭，中國目前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身份沒有變，“大就要有大的樣子”是“盡力而為、量力而行”[12]，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基礎上，“按照責任、權利和能力相一致的原則，力所能及地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13]，做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政黨外交鮮明的價值指向

政黨作為代表一定階級或階層利益的政治組織，必然與一定的意識形態、行為準則和價值取向相連，即使同一政黨，在不同身份定位和發展需求的指引下，其對外交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會呈現不同的具體價值指向。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始終具有鮮明的價值目標，并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與時俱進地不斷調整自身的工作目標。在黨的年幼時期，中國共產黨黨際交往曾為對外宣傳黨的形象，尋求世界進步力量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尋找救國救民之路而積極奔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黨外交的目標轉變為保護領土主權完整，為國家各項建設事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在范圍、價值目標等方面都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向著展示我黨良好國際形象、提高國際話語權、營造良好國際輿論氛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價值目標而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對人類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前途和利益表示深深的關切，他指出：“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云不散，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兵戎相見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盵14]面對人類發展中的共同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這個世界與人類“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15]的判斷，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了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要的目標和價值追求。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從政黨的視角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給出了方案，他指出：“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盵10]2017年，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在場的來自世界各國近300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領導人說：“世界格局在變，發展格局在變，各個政黨都要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把握人類進步大勢、順應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發展同國家、民族、人類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薄拔覀儜撋钊塍w察民情，把民眾需求轉化為政黨的理念、宗旨、目標，制定符合實際的實施方案?！盵10]“我們應該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識，共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業?！盵10]由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方案。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使得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具有了新的價值目標。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不僅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還帶有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而努力的鮮明的價值指向。劉建飛指出現存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所以基礎不牢，“主要原因就在于共同體成員對人類共同命運和整體性的認知度不夠”[16]。因此，加深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認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之義。政黨外交具有靈活多樣、側重于做人的工作的天然優勢，自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政黨外交中積極向其他政黨、政黨組織、國際友好人士宣傳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在承認與正視不同民族、文化、發展差異的基礎上，更加強調人類命運的整體性，不斷加深各國政黨的理念認同，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理念之基。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與其他政黨的交往實踐中進一步拓展議題范圍，既探討傳統的有關國家關系、國際反恐等“高政治”問題，也持續深入地開展文化交流、國際環境、擺脫貧困以及世界傳染疾病防控等“低政治”議題，使政黨外交向著“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3]，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目標而積極奮斗。

三、新型政黨關系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黨外交重要論述的核心內容

2017年，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建立新型政黨關系的倡議，“不同國家的政黨應該增進互信、加強溝通、密切協作，探索在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10]”。新型政黨關系的提出及構建，“并不是單純的傳統意義上的黨際關系交流方式的強化，而是基于黨際外交之上的政黨關系模式的質的發展”[17]。這是中國共產黨政黨關系走向成熟的一個里程碑，對世界政黨關系走向具有重要影響，也因此，新型政黨關系的構建成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黨外交重要論述的核心內容。

首先，新型政黨關系的內涵是“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這打破了原有政黨間關系的局限，也是世界政黨關系的一次深刻轉變。在政黨關系史上，曾建立過共產國際、社會民主黨國際等政黨組織，但這些組織的產生或是基于加強共同的意識形態力量的考量，或是為了贏得與其他不同類型政黨的競爭優勢，甚至還曾發生了“老子黨”、大黨欺壓小黨的事件，這充分說明了以往的政黨間關系缺乏足夠的包容性。新型政黨關系強調“求同存異”，這意味著其將政黨交往的范圍擴大到了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之間，因此要存各自代表的群眾、政策主張之“異”，求人類發展之“同”；強調“相互尊重”，就是堅持政黨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彼此的利益關切和道路選擇，這也與摒棄歷史上政黨交往的不平等現象有關，與中國共產黨一貫倡導的黨際關系四項原則一脈相承；強調“互學互鑒”，展現了汲取其他政黨之長的開放心態，打破傳統政黨關系基于意識形態或受制于地域因素、權威政黨號召等局限，使世界各政黨的關系朝著更加合理、更具包容性的發展方向轉變。

其次，新型政黨關系的內涵與新型國際關系的內涵相契合，這進一步拓展了政黨的活動空間，是一場政黨功能的深刻調整。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內涵的新型國際關系，是相對于既有國際關系而言的。既有的國際關系格局，主要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行為主體，以政府間交往為基礎而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政府外交剛性強，受制于禮儀規范明顯，帶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隨著國際交往主體的多元化，非國家行為體的地位持續提升，作用也不斷增強，政黨逐漸成為國際交往的重要主體。這一轉變要求建立和完善政黨進入國際空間的機制，尤其是改革和創新當前國際關系機制中不適應政黨參與的部分。新型政黨關系的提出，正是適應了廣義國際關系發展的這一新趨勢，其內涵理念也與新型國際關系相契合，既反映了國際關系現實，又為政黨在國際空間中發揮其應有功能創造良好的條件?！罢h的傳統功能主要是集中于國內治國理政方面，新型政黨關系的提出，使政黨的功能開始擴展到國際層面?！盵18]

再次，新型政黨關系的提出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從注重雙邊倡議到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轉變。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適應黨的對外交往的新局勢，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與各國共產黨發展關系的四項原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并在黨的十三大將這四項原則擴大到適用于中國共產黨處理與各國各類政黨的關系。在黨際交往四項原則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密切保持與世界各政黨、政治組織、友好人士的交往，取得了顯著的政黨外交成績。但是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是基于處理中國共產黨自身與其他各政黨的雙邊關系范疇，而新型政黨關系的提出則著眼于世界政黨交往的全局，力圖為所有政黨間交流與合作提供“中國共產黨方案”和公共產品，在范圍和形式上拓展了黨的對外工作的廣度和深度，也有利于世界各國政黨的交往，成為政黨外交新的遵循。

由此可見，新型政黨關系是“對傳統政黨外交內涵基礎之上的整體性提升”[17],它契合了當前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需求，拓展了政黨外交的空間和范圍，并與新型國際關系緊密相連、共同作為、同向發力。新型政黨關系的提出，“標志著當代中國政黨外交進入新時代、達到新境界”[19]，因此構建新型政黨關系當之無愧地成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黨外交重要論述的核心內容。

四、搭建政黨交流合作網絡是新時代政黨外交發展的現實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將以開放的眼光、開闊的胸懷對待世界各國人民的文明創造，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各國政黨開展對話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國人民加強人文往來和民間友好?！盵10]面對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重困境，國際社會也應鼓勵各國政黨之間開展更多交流，充分發揮政黨外交靈活性強、不受外交禮節限制的優勢，“搭建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國際政黨交流合作網絡”[10]，推動新時代政黨外交繼續深入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充分利用多種平臺、多種時機，豐富政黨外交層次，拓展新時代政黨外交交流合作網絡。一是利用“一帶一路”、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等平臺，開展政黨外交。2017年召開了金磚機制確立后的首次政黨會議——金磚國家政黨、智庫和民間社會組織論壇，2018年5月，上海合作組織成立17年以來的首屆政黨論壇——上海合作組織政黨論壇召開。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要“加強議會、政黨、民間組織往來，密切婦女、青年、殘疾人等群體交流，形成多元互動的人文交流格局”，并承諾“未來5年，中國將邀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政黨、智庫、民間組織等1萬名代表來華交流”[20]。二是利用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歷史節點適時開展政黨外交。如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后，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以線上或線下方式分別向朝鮮、越南、老撾、古巴黨中央代表通報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中聯部面向中東歐國家政黨、非洲國家政黨、南亞左翼政黨等多個政黨舉辦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宣介會。三是因勢而為，積極開展政黨外交。在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積極為應對疫情和各國政黨加強交流。在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臺灣地區之際，世界多國政黨政要和社會組織負責人通過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致函等方式，嚴厲抨擊其行為，支持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作的努力。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的載體形式進一步豐富完善，政黨外交交流合作網絡進一步拓寬。黨的十八大以來，政黨外交充分利用青年政治家論壇、政黨理論研討會、政黨對話會、智庫和民間社會組織論壇、茶敘外交、駐華使節集體交流等多種交流形式，圍繞重大熱點、社會政治思潮、政黨政治、治國理政經驗教訓等闡述觀點、加強交流，更好地增進中國與世界相互理解。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在人員跨境流動受阻、以往的交流方式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積極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形成了網絡視頻會議、網絡研修班、政黨物資捐贈等新的政黨交流形式，這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與南非執政黨、俄羅斯統一俄羅斯黨、尼泊爾執政黨、委內瑞拉執政黨、孟加拉國執政黨等多國執政黨舉行了交往史上的首次視頻研討會，還包括“亞洲政黨共抗疫情網絡專題會”、同拉美多國共產黨舉行視頻會議等獨具特色的多邊黨際視頻交流形式。還舉辦了多場網絡研修班，如加蓬民主黨干部網絡研修班，埃塞俄比亞繁榮黨干部網絡研修班等，通過政黨交流渠道分享中國戰“疫”經驗，與世界各國政黨就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開展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等問題深入交流。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向斐濟優先黨等多個國家的不同政黨捐贈了防疫物資，以政黨外交渠道支持各國抗擊疫情，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21]。

如今，中國共產黨已與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關系，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交往全面深化，同周邊國家政黨關系更加穩固，同大國大黨機制化交往逐漸成熟，同發展中國家政黨交往更加豐富，與新興政黨交往有新突破，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深層次的政黨外交格局，有力地配合了我國整體外交布局。與此同時，政黨外交的內容、形式更加多元，既交流治國理政之策，也研討國際和地區問題的解決之道，既有參觀考察、視頻交流，也有理論探討、智庫論壇，充分發揮了政黨外交靈活多樣的特點，構建起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政黨交流網絡，多形式、多層次的政黨交流合作網絡使得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成績斐然，其交往對象數量之多、層次之高、范圍之廣、內容之豐富，都是前所未有的，搭建多層次的交流合作網絡也成為今后推動政黨外交進一步發展，加快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的現實路徑。

五、加強交流合作機制化是新時代政黨外交發展的重要保障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黨際交往的最顯著特點就是機制化交流?！盵22]所謂的機制化交往，“并不是要建立一種封閉式的政黨聯盟或者政黨跨國組織，而是在保持政黨之間交往靈活性的同時，建立一種制度化、經常性的交往平臺”[23]。較高的機制化程度有利于深化政黨外交內涵、增進政黨互信、鞏固交往基礎，進而實現政黨外交由交往數量向交往質量的提升，由經常性交往向機制化交往的轉變，推動政黨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向深層次發展。這是政黨外交不斷走向成熟深化的表現，也是新時代政黨外交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同世界各政黨的交流合作機制，推動政黨外交向更高水平的機制化方向發展。一方面繼續推動已實現常態化、機制化的政黨交流水平再提升，這主要包括已經連續舉辦了十一屆的中美政黨對話、已成功舉辦了五屆的中歐政黨高層論壇、成功召開了八次會議的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以及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俄政黨論壇、中國-中亞政黨論壇、中非政黨理論研討會、中拉政黨論壇、中越兩黨理論研討會、中英政黨對話、中國共產黨與德國社民黨第十五次外交與安全政策對話、亞洲政黨國際會議等。其中，習近平主席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向中俄執政黨對話機制第八次會議致賀信，在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執政黨機制化交流合作，是中俄戰略溝通協調的重要平臺和渠道”[24]。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既指出了機制化交流合作在兩國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新時代政黨外交指明了發展方向，即進一步提高交流合作機制化水平，以交流合作機制化為政黨外交進一步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已經實現機制化的政黨交流對持續、深入地加強政黨間友好合作，推動國家關系發展，推進相關議題走向深化提供了難得契機，同時，穩定性、長期性的政黨往來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因執政黨轉換而對政黨關系造成的影響，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實現機制化過程中的寶貴經驗，為今后進一步推動機制化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實踐、理論基礎。另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積極推動建立新的政黨交流合作機制化。如首屆上海合作組織政黨論壇上，18個國家的30多個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共同呼吁上合組織政黨論壇走向機制化，“不僅彌補了上合組織發展支撐體系上的空白，還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建立起新的渠道，通過政黨間合作，交流治國理政經驗、對接戰略，為‘上合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政黨方案和政治智慧，促進上合組織健康穩定發展”[25]。2019年3月19日，中巴經濟走廊政黨共商機制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并通過了《北京宣言》,會議搭建了中巴政黨共商的機制化平臺，邀請巴執政黨、在野黨、地方政黨等走廊各“利益攸關方”共話走廊建設，凝聚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新共識。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還同越共中央對外部達成了定期舉行兩黨對外部門交流合作機制部長會晤的共識，中埃(及)政黨共建“一帶一路”交流機制正式建立并舉行首次“云交流”等等。在黨的十八大以來政黨外交機制化建設取得的成果里，最重要的莫過于習近平總書記向各國政黨倡議，“將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機制化，使之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政治對話平臺”[10]。這是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史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世界政黨政治史上的創舉，為今后政黨外交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和堅實的保障。

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實現了對大國大黨、主要地區主要政黨間機制化交往的‘全覆蓋’”[25]。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政黨在機制化交往渠道的建設上涵蓋諸多領域的多元溝通交流方式，包括政黨高層對話機制、政黨高層論壇、政黨干部考察團等政黨定期交流機制。另一方面，政黨交流機制化建設在內容上由宏觀議題向更加微觀、細致化的方向發展，覆蓋了黨的建設、反腐敗斗爭、精準扶貧、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諸多領域。未來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應進一步增強雙邊及多邊交流機制化建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進一步向世界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主張，樹立中國共產黨良好國際形象，提高國際話語權，提高中國共產黨的世界影響力。

六、結語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黨的對外交往就始終與黨的事業相攜相行，同向發展。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是一項基礎性、系統性與長期性并存的工作，其理論內涵也始終處于與時俱進的發展演進過程中。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在繼承中發展、在開拓中前進、在創新中突破，形成了新理論，取得了新發展，達到了新境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始終以黨對自身現階段身份、角色與歷史使命的清醒認識為前提和基礎，牢牢把握住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這一鮮明的價值取向，以構建新型政黨關系作為核心內容，在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的時代背景下，政黨外交在實踐中始終堅持靈活性與機制化相結合，妥善利用各種交往平臺、積極拓展“云交流”等新形式，既與政府外交緊密協作，相輔相成，又與政府外交明確分工，體現出黨的外交的獨有特點和優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黨際交往理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和創新。站在百年新起點的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正是繼往開來，大有可為、也必將大有作為的機遇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面向未來，中國共產黨愿同世界各國政黨加強往來，分享治黨治國經驗，開展文明交流對話，增進彼此戰略信任，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