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書寫的歷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史實記敘及其意義

石 碩 王 挺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9月27日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四個共同”，這“四個共同”即是：“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這“四個共同”是對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形成與發展軌跡的深刻闡述與歸納，也是對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凝聚成為具有顯著共同特點的一個整體的全面概括。這里，我們想著重就中華民族的“四個共同”之一，即“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這一歷史事實，結合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關中原史實的記載進行論證闡述。

筆者是做藏族歷史研究的。多年前，在閱讀藏文史籍時，筆者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藏文史籍中，存在著大量對中原史實的記敘。這些記載十分豐富，從“三皇五帝”到“唐朝、五代和宋的王統世系”，從“夏、商、周”到“秦、漢、魏晉”，從唐太宗到武則天，乃至有關朱元璋的記載和傳說等，從“正史”到“野史”，再到民間傳說，幾乎都有記載，這讓我十分驚訝。藏文史籍中這些對中原史實的記敘，自然均有所本，有其來源和出處，因為其基本史實同中原史籍中的歷史敘述是大體吻合的，只是在某些細節以及人名、地名上存在一些錯誤，甚至有個別張冠李戴的情況。對這一現象，當時只覺得吃驚而已，卻并未怎么往深處想。粗略讀了藏文史籍中這些對中原史實的記敘并與中原史實進行比對后，筆者得到一個印象，即這些出現于藏文史籍中的有關中原史實的記敘主要是二手或三手材料，并經過多次輾轉傳遞，加之存在漢藏語言的翻譯問題，所以存在一些出入或錯誤自然在所難免。所以，我當時的判斷是，藏文史籍中存在的這些對中原史實的記敘，史料價值相對有限，至少對研究古代中原史實而言并無多大裨益。這是筆者從傳統史學角度得到的一些籠統認識。

后來，閱讀藏文史籍《紅史》，讓筆者對藏文史籍中存在的有關中原史實的記敘產生了一種全新的認識?！都t史》是一部成書于元代的主要敘述西藏歷史以及各教派歷史的史籍，作者蔡巴·貢噶多吉曾是元朝在西藏所封十三萬戶之一蔡巴萬戶的萬戶長，曾做過28年萬戶長。他16歲時進京朝見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得到白銀一大錠、銀印、黃金飾品、綢緞等賞賜以及封為蔡巴萬戶長的詔書。[2]1-2從其經歷看，他是見過一些世面的，不僅有前往中原地區的經歷，而且曾接受中央王朝的正式冊封。所以《紅史》在敘述西藏各主要教派的歷史之前，首先記述了漢地、蒙古、西夏的歷史情況，出現了這樣一些章節：“漢地由周至唐的歷史簡述”“由漢文譯成藏文的唐朝史書中的唐朝吐蕃歷史簡述”“漢地由梁至南宋的歷史簡述”“西夏簡述”“蒙古(元朝)簡述”等。而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蔡巴·貢噶多吉是一位非常嚴謹的史學家，非常注重史實的出處和材料來源。他在記述中原地區、蒙古地區、西夏乃至吐蕃地區的歷史情況時，均一一注明了材料出處。

例如，他在《紅史》的第三章即“印度王統簡述釋迦滅寂年代的算法”的末尾寫道：

將這些記載譯成藏文者，據說是法主的弟子強俄堪布協爾益。[2]11

在“漢地由周至唐的歷史簡述”一章的末尾，寫道：

以上所記，是贊巴拉多室利袞閱讀漢文古籍后在拉薩大昭寺寫成文書的。[2]15

在“由漢文譯成藏文的唐朝史書中的唐朝吐蕃歷史簡述”一章的末尾，蔡巴·貢噶多吉寫道：

唐蕃之間反復交戰及有時和好，互致禮品，互相問聘吊祭等等史實，詳見于唐書吐蕃傳。[2]21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記敘吐蕃以及阿里地區的王統及佛教弘傳情況時，作者也詳記了史料來源情況：“以上所記的吐蕃的王統，大部分是由絳吉頓巴喜饒本采集整理的多種史書中而來，作者是向帕托巴仁多詢問后而書寫的?！盵2]41這里不僅記錄了其相關史實依據是“采集整理的多種史書中而來”，而且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向誰進行了詢問、請教也一一記錄在案。這實際上已經完全和今天人們撰寫論文或著作時詳細注明資料來源和出處的做法同出一轍?！都t史》所呈現出來的這種嚴謹的寫史態度和一絲不茍的求實精神，使藏族歷史的書寫視野朝著更廣闊、更實證，也更科學的方向發生了轉型。

首先，從以上所引《紅史》在各個章節后面所注明的史料出處來看， 我們不難看到，在當時，西藏地方對于漢文古籍的閱讀與翻譯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不僅有“贊巴拉多室利袞”這樣專業的對漢文史籍進行閱讀與翻譯的學者，而且從書中出現“詳見于唐書吐蕃傳”這樣的標注來看，是時，西藏的學者們對閱讀乃至翻譯《唐書·吐蕃傳》這樣的漢文古籍顯然已具有相當高深的造詣。也正是在對漢文史籍的廣泛閱讀基礎上，《紅史》的作者蔡巴·貢噶多吉才能夠撰寫出“漢地由周至唐的歷史簡述”“由漢文譯成藏文的唐朝史書中的唐朝吐蕃歷史簡述”“漢地由梁至南宋的歷史簡述”等章節。其次，從《紅史》中的“西夏簡述”“蒙古(元朝)簡述”等章節看，當時西藏的學者們對與蒙古、西夏的相關文獻記載和情況也較為熟悉。也就是說，在13世紀，西藏的學者們對于漢、蒙、西夏等多種語言文字的掌握顯然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而且對這些由不同文字寫成的史籍不僅進行翻譯、閱讀，同時更將其記載廣泛運用于歷史書寫之中。這一現象揭示了一個事實，在13世紀前后，西藏盡管地處青藏高原，位于中國的西部邊陲，但西藏的學術與文化卻相當發達，不遜色于眾多地區，西藏的一些高僧大德和學者們不但精通漢文，能夠翻譯和閱讀像《唐書》這樣艱深的漢文史籍，而且也不乏掌握、識讀并精通西夏、蒙古語言的學者。這一重要背景，顯然正是13世紀元世祖忽必烈要把造蒙古新字的這一重大任務委托給西藏薩迦派著名高僧帝師八思巴的原因。[2]23-29

不過，《紅史》作為一部產生于13世紀的藏文史籍，其最大的開創之功和里程碑意義，乃在于其從根本上改變了西藏歷史的書寫傳統與范式，首次把西藏歷史的書寫納入到一個更廣闊的地域范圍和更龐大的體系之中。這個體系既是中華民族體系，也是中國整體的政治體系乃至中華文明體系。

有一個事實非常明顯，繼《紅史》所開創的這一西藏歷史的書寫體系之后，后來的所有藏文史籍均承襲由《紅史》所開創的這種全新的寫作傳統與范式，即無一例外地均包括“漢地王統”“蒙古王統”“西夏王統”等幾大部分。例如，繼《紅史》之后問世的《青史》《朗氏家族史》《西藏王臣記》《新紅史》《西藏王統記》等一系列由西藏高僧大德及學者們完成的書寫西藏歷史的藏文史籍，均對漢地、蒙古、西夏的王統及相關情況進行記敘。[3]230《紅史》以來所形成的這種藏文史籍的書寫范式和傳統，正是形成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中原史實記敘的直接原因。

倘若我們從這樣的事實和角度來理解、認識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中原史實記敘，那么，其意義與價值就完全不一樣了。事實上，藏文史籍中所存在的大量有關中原史實記敘，既是西藏進入中華文明體系的深刻反映，也是西藏方面主動認同中華各民族，并將自己的歷史敘述主動納入中華文明體系的一個確鑿的印證。這一現象意味著這樣一個重要事實：在13世紀，西藏的高僧大德和學者們在書寫西藏歷史之時，已經不是像過去那樣把西藏當作一個偏居一隅的高原地方來看待，而是將西藏的歷史放在了一個大的體系之中，這個大的體系不但包括了“由周至唐”“由梁至南宋”的漢地王統，包括了“由漢文譯成藏文的唐朝史書中的唐朝吐蕃歷史”，而且也包括了“西夏”和“蒙古(元朝)”等廣闊的地域與民族。這樣的視野、格局和見識不得不讓人由衷驚嘆與欽佩。這深刻反映了一個事實，在西藏的高僧大德和學者們眼中，西藏的歷史及其社會發展已經同“漢地”“西夏”“蒙古(元朝)”緊密聯系在一起。這顯然是一種“大歷史的視野”，按今天話語來說，背后支撐這種“大視野”的正是一種潛在的、深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如果從傳統史學的角度和觀點來看，存在于藏文史籍中的大量有關中原史實的記敘，大多是根據對漢文史籍的閱讀和翻譯以及從各種渠道所獲得的中原史實信息進行編輯和撰寫的，且因涉及到漢藏文字的翻譯、理解等環節，它們大多是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對于研究中原史實的而言，其價值與參考意義也許相對有限。但是，如果我們轉換一個角度，從當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的整體格局與視野，從歷史上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的角度來看待和考察這些材料，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關中原史實的記敘，對我們而言，至少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和學術價值：

第一，它反映了西藏地方的“中原觀”。

第二，它反映了西藏地方對自身的認識和定位。

這兩點的重要性，顯然遠遠超越一般史料甄別及真偽的層次，是我們理解和認識西藏歷史的更實質、更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說，在蔡巴·貢噶多吉的《紅史》所開創的在記述西藏歷史之時，對于“漢地王統”“蒙古王統”和“西夏王統”也并列進行敘述的書寫范式，從根本上體現了一種全新的民族觀，這種民族觀，也正是中華民族整體民族觀。在蔡巴·貢噶多吉生活的那個時代，“元朝統一中國，將各民族容納于同一個政治體系之下，形成密切的多民族共同體?！盵3]230這是大的時代背景。在這個大的背景下，更直接的原因則是，蔡巴·貢噶多吉本人曾經前往大都朝見元朝皇帝，得到元朝皇帝的冊封，被封為元朝在西藏所封的十三萬戶之一蔡巴萬戶的萬戶長。這一事實，也意味著蔡巴·貢噶多吉本人已經加入到元朝統一的政治體系之中，成為這個龐大的多民族的政治體系中的一員。在這樣的背景下，蔡巴·貢噶多吉在撰寫《紅史》時，自然把眼光放開、放大，不是僅限于西藏一隅，而是首先記敘漢地王統、蒙古王統乃至西夏的王統，從而開創出了把西藏歷史同“漢地王統”并列進行敘述的書寫范式。從根本上說，這樣的書寫范式不但是當時元朝大一統政治氣象的反映，也是政治大一統氣象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種生動體現。尤為重要的是，由《紅史》所開創的西藏歷史書寫包括“漢地王統”“蒙古王統”“西夏王統”等幾大部分的寫作范式，被后世的西藏歷史著作和藏文史籍所廣泛承襲和沿用，這更生動體現和印證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這一重要歷史事實。所以，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關中原史實的記敘，恰恰有力地證明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這一事實。

事實上，這里的“書寫”有兩個涵義，一是“實踐層面”的涵義，指中華民族歷史是各民族用艱苦卓絕的行動、用可歌可泣的奮斗所共同譜寫；二是“記錄層面”的涵義，指中華民族歷史是各民族共同記錄、記憶和傳承的。藏文史籍中對中原史實的記敘，正是“各民族共同書寫歷史”的一個生動例證。中華民族的歷史所以由各民族“共同書寫”，離不開一個根本前提，即“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二者乃互為因果、相輔相成。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說：“在史中求史識?！盵4]也就是說，讀史的終極目的不是“求知”，不是求得對歷史情況的一般性了解，而在要在“求知”即一般性了解基礎上“求識”，求得對歷史的真正理解、認知和見識，這才是最為重要的。以傳統歷史學的眼光看，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有關中原史實的記敘，其史料價值也許并不算高，甚至還有一些錯訛和遺漏。但是，倘若我們從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從中華民族的整體格局與視野，從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角度來審視和考察，我們的眼光和思路就會得到極大的豐富和拓展，并且我們可從中看到一些過去被忽視的且深刻的歷史內涵。從此意義上說，在中國民族史研究領域，從中國民族的整體格局與視野，從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從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度來理解、認識和看待許多過去被我們所忽視或認為不重要的材料及歷史事實，能讓我們在傳統史料中看到一些過去為傳統史學觀念所遮蔽的或被我們忽視的豐富內涵與意義。

因此，重視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和當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可以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思路和眼界，同時也為中國的民族研究提供了一個引領性的新學術方向。這也正是我們研究和看待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關中原史實記敘所得到的啟示。

注釋：

①本文為“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專項研究成果，是作者在領銜完成《共同書寫的歷史——藏文史籍的中原歷史記敘研究》一書以后的一些認識與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