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辟拓殖地與日本在巴西的早期移民活動

杜 娟

開辟拓殖地與日本在巴西的早期移民活動

杜 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購買土地、開墾荒地和創建拓殖地是日本在巴西早期移民活動的一大亮點。為了獲得更大的經營自主權和更多的經濟收益，在履行完勞動契約后，一部分日本移民離開種植園，在圣保羅市郊、西北鐵路沿線等地購買土地開辟拓殖地。最早的拓殖購地行為大多是移民迫于生計、零散的和自發的個體行為。而后，伊瓜佩地區的拓殖地則是由日本政府推動的、有組織的官商合辦行為，兼具投資、置地和移民三重作用。

巴西；日本移民；拓殖地；圣保羅州；種植園

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之本，出讓土地所有權成為近代多國爭搶農業勞動力移民的主要方式，巴西也不例外。早在19世紀20年代，巴西政府就做出承諾，給每一位移居這里的德國農民一塊土地“皮卡達”，并輔以10年免稅的優惠措施。而當圣保羅州遭遇歐洲移民危機時，1906年出臺的《土地所有權法》就做出規定：種植園農工可在完成契約義務后購買土地成為獨立小農。這一點與秘魯形成了鮮明對比，因為秘魯法律嚴格禁止外國人取得土地所有權，繼而失去了對農業移民的吸引力。其實，日本移民脫離契約勞工身份后購買土地的行為并非只存在于巴西，也常出現在其他移居國，比如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1]57。本文旨在探討日本移民初期在巴西開辟拓殖地的進程、種類和特征。

一、私人開發的拓殖地

1907年，日本和巴西簽訂《移民契約》。1908年6月，日本首批781名移民搭載“笠戶丸”駛抵巴西桑托斯港。經過最初幾年的適應和調整，早期日本契約勞工在巴西的生活逐漸穩定下來，勞資矛盾有所緩和，移民待遇也有所提高。為了獲得更大的經營自主權和更多的經濟收益，在履行完勞動契約后，一部分日本農工用為數不多的積蓄租種地主的土地，成為收益分成的佃農[2]。另一部分日本農工則選擇離開種植園，購買土地開辟拓殖地，搖身一變成為自耕農。根據日本駐圣保羅州總領事松村貞雄1916年1月31日向外務省遞交的調查報告，“近年來，我國移民中獨立自營的傾向逐漸變強。1915年末，圣保羅州已經有400個日本移民家庭成為自耕農”[3]。據統計，一般在到達巴西4年后，約70% 的日本移民都由契約農工成功地變身為獨立小農[4]8。下面僅就早期比較有代表性的日本移民自發開辟的拓殖地進行介紹。

（一）圣保羅市郊的拓殖地

約克利拓殖地位于圣保羅市以北33公里處。早在1911年，乘坐“旅順丸”來到巴西的日本移民武三就在此地種植馬鈴薯。1913年10月，9個日本移民家庭聯合買下這塊地皮，并移居到這里。此后，日本移民在這個拓殖地成立了約克利農業合作社。該合作社就是二戰后成立的南巴西農業合作社中央聯盟的前身。

科蒂亞拓殖地位于圣保羅市西南27公里處。1913年，一些在圣保羅市做木匠的日本單身青年勞工和離開瓜塔帕拉種植園的家庭移民開始在這里租種土地，這片土地的所有權屬于明霍韋柳的一所教堂。盡管這個地方一直是農業用地，但基本都是靠天收，日本人接手經營后，把母國的耕作方法傳播到這里，他們對土地施肥以增加產量。土豆種植在科蒂亞拓殖地大獲成功，土豆被源源不斷地運往圣保羅市的市場上銷售。隨后，科蒂亞農業合作社在此成立，逐漸發展成為二戰期間及戰后南美洲最大的農業合作社。

（二）西北鐵路沿線的拓殖地

松村貞雄主張日本移民購買和經營土地，這既能轉移大種植園內的勞資矛盾，又能為更多的日本移民提供經濟發展機會[3]。平野運平很好地踐行了松村貞雄的思想。他是第一批日本移民5位翻譯中的一個，由于工作出色，成為瓜塔帕拉種植園的副經理，管理這個擁有500個移民家庭（其中200個是日本移民家庭）和200萬株咖啡樹的大型莊園。但平野運平的“野心”不止于此，他希望在周邊開辟一個屬于日本移民的拓殖地。他募得200個日本移民家庭，購買了彭納總統車站13公里處1 620英畝（3 920公頃）的原始森林，這片林地距離西北鐵路包魯車站125公里。這里屬于印第安人的領地，被視為圣保羅州咖啡生產的“新邊疆”。1915年12月，首批82個日本家庭進駐平野拓殖地。早期的拓殖生活是艱苦的，瘧疾、蝗災和霜凍相繼在平野拓殖地暴發。1919年2月，平野運平死于“1918年大流感”。然而，日僑并未放棄這塊拓殖地，而是排除萬難，把它建設成重要的咖啡和棉花產地，繼而成為西北鐵路沿線最大的日本人拓殖地[5]。1930年，該拓殖地的咖啡年產量突破5萬袋。日后，它發展成日本僑民社區的教育和商務中心[6]44-45。

1913年，圣保羅土地開采殖民公司對比里吉車站附近的荒地進行開墾，該地距離西北鐵路線包魯車站約260公里。1915年，第一位日本移民入駐比里吉拓殖地。1916年，宮崎八郎被聘為該公司日本移民部門的代理人。在他的幫助下，越來越多的日本移民來此定居。1923年，比里吉拓殖地共吸納了296個日本移民家庭。

巴西第一份日文報紙《南美周刊》的創辦人?？平∫焕煞謩e于1917年和1918年創建了巴伊貝拓殖地和布雷讓拓殖地。這兩個拓殖地都在索羅卡巴納鐵路沿線。為了吸引日本移民，他在《南美周刊》上發布廣告。在布雷讓拓殖地，許多人因為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而患上地方性流行病和肺結核，不少人為此喪命。

1918年，皇國殖民會社的海外代理人上塚修平在伊塔克羅米地區購買了1 400英畝（3 388公頃）土地，建立第一個上塚拓殖地。該拓殖地位于埃托爾勒格魯車站4公里、林斯西北部的地方。1922年，他又在林斯以西建立了第二個上塚拓殖地。

（三）圣保羅州以外的拓殖地

除了圣保羅州，早期日本移民還在巴西的其他州開辟拓殖地。比如，他們在圣保羅州北部、米納斯吉拉斯州接壤和里奧格蘭德河畔的米內羅三角地帶栽培水稻。1919年，約有410個日本移民家庭在這個拓殖地生活勞作。但一戰后，由于經濟蕭條、土地肥力下降等因素，不少拓殖者離開了米內羅三角區。

在南馬托格羅索州首府大坎普城則聚居著很多來自沖繩縣的日本移民。在明治晚期和大正時期，為了修建西北鐵路，秘魯、玻利維亞和阿根廷的沖繩移民被召集到拉普拉塔河沿岸地帶。隨后，越來越多的沖繩移民聚集于此，這里逐漸發展成沖繩人在巴西的一個主要據點。

二、有日本官方背景的拓殖地

如果說上述拓殖地是巴西的日本早期移民為謀生計的一種應激式反應，那么伊瓜佩地區的拓殖地則出于日本政府的頂層設計，是官方在海外建立拓殖地的嘗試。

在向巴西輸送契約勞工的同時，日本政府內部也就在巴西建立“殖民地”（拓殖地）進行討論。1910年，在日本內閣農商務大臣大浦兼武的資助下，青柳郁太郎一行人到巴西圣保羅州及其他三個南部州進行考察。經過比對，他們最終選定圣保羅市以西160公里、距離桑托斯港220公里、里貝拉河流域的伊瓜佩地區[7]。而后，青柳郁太郎便同圣保羅州政府交涉買地事宜，并表達了要在這片地區成立聯合合作社——“東京辛迪加”。

1912年3月8日，圣保羅州政府（甲方）和“東京辛迪加”（乙方）正式簽訂協議。主要內容包括：甲方為乙方拓殖者提供在伊瓜佩地區未開墾土地，乙方將于2年內向該拓殖地遷移2 000戶日本移民家庭（可延期），甲方將建設從拓殖地到通商口岸之道路及鐵路并附屬道路，甲方須提供給拓殖民用于農業實驗及畜牧實驗場所的種苗和牲畜，甲方建設學校配置教室教授巴西語，甲方承擔每位移民的船費，乙方將赫克托雷斯的內外劃分為25塊做殖民地提供給拓殖民，乙方若已將移民全部移入須歸還多余土地等[8]。

日本首相桂太郎和內相大浦兼武都極力主張在海外建立日本人拓殖地。在他們的推動下，1913年3月，巴西拓殖會社成立，澀澤榮一出任會社主席。巴西拓殖會社接管了“東京辛迪加”和圣保羅州政府簽訂的購地協議。同年9月，該會社拿到了位于里貝拉河左岸1 400公頃的土地，計劃引進30個日本移民家庭，將這塊拓殖地取名為“桂拓殖地”。隨后，巴西拓殖會社便開始征募工作[9]196。募集條件如下：“移住拓殖地要符合本人意愿，土地轉讓需提前約定；在締結占地條款時需先交總地租的四分之一為定金，其余應在5年內按年賦，未繳納金額以每年6分利息繳納，拓殖地應以一公頃20-30密爾雷斯，以25公頃左右為準；公司為維持拓殖地秩序或進步，制定相應規定或命令，對違反規定者政府有權力將其驅逐出拓殖地；拓殖地的工資為一日2.5密爾雷斯；從圣保羅到拓殖地的旅費由移民本人承擔，對情況屬實者可根據其工資扣除，每個大人為25密爾雷斯；需要等借款者，其借款責任由家中2-3人一并承擔；大人每人10密爾雷斯的手續費須由本人支付?！盵10]1913年11月，首批30個家庭入住桂拓殖地。他們主要種植甘蔗和稻米，收益的25%歸巴西拓殖會社所有，剩余的75%歸農戶自己。桂拓殖地的早期發展還比較順利，青柳郁太郎在回憶錄中寫道：“每個人都在用最健康的體魄從事農業勞動，原因在于橋田主任指導恰當，更重要的是，北鳥醫生提供了許多預防性的衛生舉措……職員間沒有誤解，全員合作共事，共同造就了拓殖地愉快的生活氛圍?！盵11]

1916年8月，巴西拓殖會社又在伊瓜佩河流域和桂拓殖地附近購買了9 300公頃土地，建立雷日斯特魯拓殖地。1917年，募得99戶日本移民；翌年，又募得150戶家庭[12]。

以伊瓜佩地區為代表的官商合辦的拓殖地，往往經日本政府運作、由國內實業家投資、規模大、人員多，開拓那些被當地人“遺棄”的荒地或邊遠地區，繼而形成了以家族為單位、由生存利益聯結起來的“協作勞動社會共同體”。這一拓殖模式是巴西日本移民社會特有的經濟活動，由于經營得比較成功，后來在墨西哥、巴拉圭和玻利維亞得到復制[13]77。一戰后，日本移民公司進入整合期。1918年，海外興業株式會社成立，并于翌年收購了巴西拓殖會社，接管經營其在伊瓜佩地區的拓殖地，不斷完善拓殖地在土地管理、道路建設、農事墾荒、飼養家畜、作物改良、醫療衛生、學校教育等方面的組織管理。

三、拓殖地的分類和異同

由早期赴巴西的日本移民開辟的拓殖地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日本移民在脫離種植園、鐵路等契約工作后，自發組合購買土地而建立的拓殖地，如約克利拓殖地、科蒂亞拓殖地、米內羅三角區拓殖地和大坎普城都屬于這一類。其特征是土地所有權歸日本人，創始人都屬于最底層的日本契約勞工移民，拓殖地中的居民相對較少，面積也比較小。第二類是一位日本移民先投資買地，而后主動招募其他日本移民入駐進行墾殖的拓殖地，代表有平野拓殖地、巴伊貝拓殖地、布雷讓拓殖地和上塚拓殖地。與第一類一樣，此類拓殖地土地所有權也歸日本人，都屬于移民自己的投資和開發行為，不過創始人并非原先的底層勞工，而是移民中的管理層或本身財力比較雄厚的商人，手上能夠支配的移民資源比較豐富，且具有號召力，拓殖地中的居民較多，規模較大。第三類是巴西商業公司招募日本移民開墾荒地，代表是比里吉拓殖地。與前兩者不同，這一類拓殖地的土地所有權歸巴西本地人，具體經營人為日本移民。

盡管這些拓殖地在土地所有權、創始人類型、人數、規模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但它們之間也有共同之處。一是拓殖地的選址大都在城市周邊或內陸地區，土地狀況大多是未開發的處女地。二是拓殖地的居民都是以某些共同特征維系的，或是出生地相同，或是乘坐同一艘移民船，或是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或是曾在同一種植園勞作等，都是已經在巴西生活的日本移民。這一特征最明顯的要數大坎普城。1920年，這里有50個日本移民家庭，只有一個不是來自沖繩縣的[4]9。三是拓殖的模式都是依托農業，移民們扎根田間，深耕細作，種植稻米、大豆、棉花、土豆等作物，既能滿足自身生活需求，也能與周邊市場緊密結合。四是拓殖的過程都非常艱辛，大多曾遭受疾病或天災的沉重打擊。

與之前私人開發的日本移民拓殖地相比較，由巴西拓殖會社主導搭建、具有官方背景的伊瓜佩地區拓殖地既有不同之處，也有相似之處。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日本政府是否參與其中。前者是巴西境內日本移民的個人行為；后者明顯帶有日本官方背景，是日本政府積極推動運作的。二，資金來源不同。前者則由旅巴日本移民個人或集體募資；后者的投資方主要是日本國內的實業家。三，居民來源不同。前者完全依賴身在巴西的日本僑民；后者的招募對象不局限于巴西當地的日本移民，也有從日本國內直接征募的。四，組織方式不同。前者大多是移民的自發行為，缺乏有效的防護知識和救治手段，易受傳染病侵害。后者則是經過嚴密的籌備和精心的組織，尤其在衛生防疫方面。伊瓜佩拓殖地都配有日本醫生，他們攜帶充足的藥物，“能夠處理重病或突發疾病”“每個新加入拓殖地的成員都要先接受健康檢查……每年8月會定期為移民進行體檢”，拓殖者可以隨時接受診斷和藥物治療[14]。這些舉措保障了伊瓜佩拓殖地在建設初期免于遭受重大疾病的打擊。相似之處在于：兩者的選址都在城市周邊或內陸地區，且都瀕臨河流，這為日本移民灌溉農田和種植稻米提供了條件；二者的拓殖模式都以農業為基礎，形成了集生產、生活、消費于一體的日本移民社區。1927年，日本政府頒布《海外移住組合法》。同年，在東京成立海外移住組合聯合會，推動日本向海外的移民活動和建設拓殖地。1929年，該機構在巴西設立代理機構——巴西拓殖協會，主要負責購買土地，向日本移民出售地塊，提供資本借貸，修建拓殖地的基礎設施，建造農產品加工廠等，當年就開辟了巴斯圖斯、新阿利安薩、帝埃迭和特雷斯巴拉斯四大拓殖地，并接管了中小型拓殖地。在拓殖地建設方面，有負責子女教育、醫療衛生、用水排水等公益設施，也有制材所、煉瓦所、發電所和服務于農產品加工的精米所、制糖所、制棉所、咖啡精選所等產業設施，還有事務所、車庫、旅館、郵局、墓地等服務機構[15]。

結語

無論是日本移民私人投資經營的拓殖地，還是官商合辦建設的拓殖地，都是日本、巴西兩國經濟發展和人口政策成功對接的表現。日本“人多地少”，亟需向外輸出人口，緩解壓力，巴西則是“人少地多”，勞動力短缺一直是巴西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大片土地亟待墾殖開發，兩者遙相呼應。日本拓殖地的出現更加穩固了這種合作關系，對于解決兩國的人口問題而言是一個“完美的方案”[16]6。對于日本而言，拓殖地不僅為日本勞工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他們的收入，有效阻止了現有移民回國的步伐，同時吸引日本國內的潛在移民遷往巴西。對于巴西而言，外國投資的拓殖地是一種在農村安置移民的新方法，城市周邊聚集的日本移民既可以作為熟練勞動力儲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農業的發展。日本移民在拓殖地耕種了許多新的農作物，棉花、稻米、煙草、蔬菜、水果等種植面積日益擴大，還發展養殖業，開辟牧場飼養家禽、豬和奶牛。1931-1932年，日僑拓殖地生產的茶葉占圣保羅州總產量的75%，蔬菜產量占70%，生絲產量占57%，棉花產量占46.4%[17]149。1934年，巴西向日本出口的棉花貿易額較前一年增長了20余倍[18]172。此后數十年，日僑拓殖地將對巴西的農產品結構和出口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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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of Colonies and Early Japanese Migration in Brazil

DU Juan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The purchase of land，the reclamation of wasteland，and the building up of settlements highlighted the early Japanese migration in Brazil. To gain greater autonomy in management and more economic benefits，after fulfilling the labor contract，some Japanese immigrants left the coffee plantations，purchased land in the suburbs of S?o Paulo，and along the Northwest railway opened up the land for colonies. Most of the earliest colonization were individual behaviors under the pressure of livelihood，scattered and spontaneous. Later，the Iguape colony was supported by Japan and organiz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ircles. This colony had the functions of investment，land purchase，and immigration.

Brazil，Japanese immigrants，colony，S?o Paulo，plantation

D523.8

A

1672-4860（2022）01-0001–05

2021-10-26

2021-12-26

杜 娟（1984-），女，漢族，河南許昌人，副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拉美史。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巴西的日本移民史研究”，項目編號：19BSS033。

·感謝匿名審稿人對本文的建議，作者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