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里的眾生相

陳曉華 侯曉玉

清乾隆朝修《四庫全書》，為之專門設立了四庫館。四庫修書的第五年，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二十六日，乾隆下旨告誡四庫館臣，不要借四庫修書行終南捷徑之事，要實心辦事，恪盡職守，不得敷衍塞責。以帝王之尊，親自下旨嚴禁，說明這個“終南捷徑”已是四庫修書中的常態。

借四庫修書行終南捷徑的話出自乾隆，但終南捷徑一詞并非乾隆首創，而是唐朝道士司馬承禎為盧藏用創造的。據《新唐書》記載，司馬承禎與盧藏用一道被征召，但司馬承禎無意仕途，最終選擇回終南山。啟程時，盧藏用去送行，指著終南山說，這是個風景好的地方，適合養生隱居。司馬承禎毫不客氣嘲諷回應道“當官的捷徑”，于是以隱入仕，這便是“終南捷徑”的由來。

終南捷徑只不過是四庫修書的支流，四庫修書的主流仍是勤勉工作，盡力修書。如總纂官紀昀一生未有大的著述，全部精力盡耗其中。有分纂稿提要傳世的纂修官翁方綱，下班后還去琉璃廠等地尋訪修書需要的書，對修書盡心盡力。破格參與修書的戴震則是四庫修書的殉職者。四庫館中有關天文、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書的校訂及提要撰寫工作基本上都出自他手，繁重的工作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他年僅五十五歲就以身殉職。

然而，在傾力修書之聲中，也有不和諧之音，那就是四庫修書偏偏和終南捷徑扯上了關系。當館內外學者論辯四庫修書、討論學術異同是非時，希望借四庫修書之事，獲得官位或升遷者不計其數。溯其根本，始作俑者還是乾隆，他急于看到四庫修成，所以拋出利祿推動之。但是，乾隆具有兩面性。他對自己的母親恪盡孝道，對自己的發妻及其叔伯，他也能以儒道待之，而面對可能的隱患，他往往采取雷霆手段，處置決絕。乾隆初年，對大臣中的結朋者如鄂爾泰、張廷玉，他就曾毫不留情地加以黜置。四庫修書期間，曾任總校官、總纂官、副總裁的陸費墀之所以有死于非命的結局，也完全系于乾隆欲防朋黨于未然。

四庫修書，寄予了乾隆成就帝王大治的期許，加以乾隆認為自己年紀大了，成就夙愿的心情很是迫切，生怕自己去世前看不到《四庫全書》成書。對于四庫修書，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既保證質量又高速完成。因此，他對四庫諸館臣寄予了厚望，始終關注他們的修書事宜，館中諸事，無論大小都親自過問。為此，他恩威并施，直接肇始了終南捷徑。

為使天下百姓踴躍獻書，乾隆親自向天下許諾，獻書者無需擔心書籍有否違礙，即使有違礙，也是罪書不罪人。除此之外，還制定了獎勵政策。如獎書，對進獻書籍五百種以上者，賞一部《古今圖書集成》。最后，《四庫全書總目》標注版本時并非著錄刻書者和刊刻時間、地點，而是以采進地方政府或獻書者的名字代替，如紀昀家藏本，浙江巡撫采進本。這也激發了民間藏書家的獻書熱情。

到了修書時，四庫館不僅以軍機大臣擔任總裁，而且破格重用人才。破格者，如紀昀，破例從流放之地召回任總纂官，連進士都不是的舉人戴震、楊昌霖等也被召入館。而平民身份的丁杰經過朱筠、戴震、翁方綱三人共同延請，得以憑借私人資格助理?？??？傊?，當時借助四庫開館而顯耀者，不乏其人。而為全面保障修書工程高效展開，乾隆更是精心安排了館中人事。他派三個皇子入館，并讓其中的永瑢擔綱總領全館事務，還安排劉統勛、于敏中、舒赫德、阿桂、英廉、福隆安、和珅等一大堆顯貴入館。這一切，都是乾隆統治術的具體實踐。

同時，為保證抄書人手以及抄書質量，四庫館采取了在落第舉子中選字畫工整者抄繕的辦法。乾隆關于辦理《四庫全書》并《薈要》所用謄錄于京闈鄉試落卷中擇取的旨意，解決了這些落第舉子的困頓，給予了他們機遇，也使四庫館成了他們的寄食之地。這些落第士子中不乏等待時機、蓄勢而發的“臥龍”。

由此可見，四庫館的各色人等，程度不一地獲得了自己的期許，四庫館無疑是他們進身的好階梯。

然而，想走四庫修書終南捷徑者，并非都能如愿。首先，不是任何臣工都能入四庫館。即使入四庫館，館中也有嚴格的獎懲制度。不過，在獎懲之外，還有更大的暗流涌動帶來的四庫修書諸人的寵辱不定，那就是因四庫修書而結黨問題。用全國之力修書，全國上下一片沸騰，京城人員流動頻繁，臣工內部及臣民之間來往密切，向學氛圍高漲，文化空前繁榮。面對這種局面，在開館前，劉統勛所擔心的結黨等問題，勢必引發乾隆的關注，激起乾隆的心事。

歸而言之，乾隆心事有四：一是解決困擾自己的某些人敷衍塞責，而以修書為終南捷徑等官修書籍積弊；二是如何保質保量修成曠古杰作，完成學術文化總結，獲得圓滿的文治，成就帝王大業；三是如何確立思想文化導向，解決本朝思想文化問題；四是防止因修書而結黨。為此，乾隆親自出馬，全程督導，自覺擔當起不是總裁的真正總裁之責。

四庫館實行的獎懲制度，每三月以記過清單的形式，記錄館臣修書的過失，同時豐富獎勵形式，對修書有功者進行多種形式獎賞。獎懲之間可以互抵，館臣可用有功記錄抵償過失。同時，也鼓勵館臣間互相監督，這引起館內告訐之風盛行，進書者之間、館臣之間都有大義滅親者。

至于結黨，在四庫修書全程中，乾隆一句都沒有提到。因為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他解決張廷玉、鄂爾泰二人結黨問題之后，就發出了已經解決困擾父祖多年的朋黨問題，本朝再無朋黨的自豪聲音。

不過，在四庫修書時，與結黨有關系者的著作多被抽出、銷毀。連名臣張廷玉的作品《尤癯稿》也在禁毀之列，可見乾隆對結黨問題的重視。凡稍有結黨的跡象，都會令乾隆嚴陣以待。

修《四庫全書》一事，與清代眾多學者、臣民命運糾纏，不僅是修書，也是當時士人行止的一段書寫。借修書而行終南捷徑，只是四庫修書偉業中的小小插曲。

（摘自《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