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天然豬腸衣的發展特征

余靜林

（湘潭大學碧泉書院·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湖南湘潭 411105）

作為出口貨物大宗商品,腸衣在近代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常以“數字冠群”。據民國海關貿易記錄,1936—1938年,“全國腸衣總出口額為國幣768 879 000元,而作為出口大宗商品絲的出口額為國幣44 104 000元,僅占腸衣出口額的6%,而以豬鬃、豬腸為主的畜產品出口額達國幣53 102 000元,占腸衣出口額的7%”[1],高于絲的出口,可見在近代,腸衣的出口已在我國逐步興起。然而,學界有關中國近代天然腸衣的發展特征等相關問題尚無專題研究。有鑒于此,本文擬從天然腸衣的發展特征著眼,闡述中國近代天然腸衣業的發展歷程。

1 近代腸衣的發展概況

1.1 近代腸衣業的逐步興起

在原腸來源方面,作為腸衣材料直接供給者的農戶和肉莊,只賺取極少利潤。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牲畜飼養一直被當作家庭副業,始終無法得到人們重視。而作為牲畜副產品的腸衣更是“體污而味重”,甚至“從個別生活者的角度來說,更認為是無足輕重的東西”[2]。因而在農村地區,“窮鄉陋巷,大家小戶,無不用以佐膳”,尚未發現其商業價值,從而導致“當洋商采購之初,每副腸價不過銅元二三枚”[1]。

直到20世紀初,外商發現商機開始廣泛收購后,國人才開始效仿,腸衣制造遂成為一種手工業逐漸在我國興起。但腸衣從毛腸到成品腸需經多個程序,此過程亦需投入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如楊志鴻[3]所言:“物微價賤之腸衣,人輒視為輕而易舉之買賣,不知其運轉需款之浩大,殊出人意外。單就經營收購而言,其每月收購2 000把者,統扯每把50元,加上運費,已非20萬金莫辦,如此巨額數字,豈普通腸販所能勝任?！倍鴮τ谫Y本較雄厚的肉莊而言,其經營重心在收購牲畜和出售肉類,自然也不會投入過多的資金加工原腸。故雖農戶和肉莊是腸衣的主要供給者,但二者都只能成為商業鏈的最初環節,僅獲得原料的微薄利潤。

1.2 近代腸衣的制造方式

在生產技術上,天然腸衣多采用手工生產,進行小規模經營。如祝慈壽[4]所云：“腸衣加工業在中國自創立以來,生產上一直未使用機器”。在近代工業化愈發深入的情形下,對于工業和手工業而言,機器生產逐漸取代手工制造已成大勢。但由于國情特殊,腸衣業仍多采用手工制造。首先,中國人口眾多,因而可以雇傭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從事腸衣制造,這種手工作坊比機器生產的成本要低得多。其次,傳統的守舊自封思想也阻礙中國引進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加之腸衣的制造過程又極為繁雜,單純的機器生產也無法全部實現,因而“腸衣制造,三十年來,全仗手工”[1]。如德國人費迪南德·馮·李?；舴襕5]所言：“中國人在他們的一切工業中都是使用最簡陋的方法,雖然往往是最拙純的方法,但這些方法需要極少的資本,并在工資低廉的條件之下,要求營業開支是有限的,但同時卻很圓滿地達到目的”。

2 近代腸衣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2.1 近代腸衣業受洋行壓榨利潤

20世紀初期,還興起了一大批洋行和買辦充斥腸衣行業,對中國腸衣市場產生不利影響,導致大批腸商紛紛破產。自帝國主義洋行入侵重慶后,重慶的腸衣業就淪為洋行和買辦互相爭奪和瓜分利益的局面[6]。當時,在重慶經營腸衣的有法商公興洋行、法商利昌洋行(1912年改為吉利洋行)、德商瑞記洋行(“一戰”中改為英商安利洋行)和德商德昌洋行(1930年改為瑞士商行)4家,公興、利昌、瑞記均系兼營,德昌則是專營腸衣。在上海的腸衣洋行更是遍布各路。包括水安街的慎昌洋行、廣東路的和豐洋行和英商信托公司、圓明園路的美泰洋行、九江路的余洋行、四川路的嘉利洋行、南京路的安利洋行與江西路的信來亨、漢利、永興等在內的制造工廠共計約40～50家,其中完全是華資注冊的腸廠僅有4家,而本國自行組織的商行因財力不足,加之“在營業稅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與洋行的競爭中經營虧損居多”[7],最終淪為洋行的附庸。

2.2 近代腸衣產量分布不均

雖然腸衣產量龐大,但其分布極不平衡。近代中國的腸衣之所以在國際市場享有極高的地位,源于其有著他國難以企及的超高產量,尤以豬腸衣為最多。據方克的《中國的世界記錄》記載,“我國是世界上養豬最早、最多的國家,長時間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位的養殖量,因此,我國豬腸衣的生產有充足的來源”[8]。在豬腸衣數量方面,中國以江蘇、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山東等省市的數量為多,質量也比較好。

此外,中國天然腸衣多采用水運的方式出口,因而,天然腸衣的輸出地多分布于上海、天津、漢口、重慶、廣州、青島、煙臺等港口城市。其中最主要的輸出口岸是上海和天津,且天津主要輸出羊腸衣,約占該地腸衣出口總量的80%,上海則出口豬腸衣,約占該地出口腸衣總量的60%～80%。除上述地區外,中國其他城市及鄉鎮基本無渠道直接出口,需經洋行控制的腸商和買辦進行轉賣,這就導致了腸衣事業“先天不足,畸形發展”。

2.3 近代腸衣業易受戰爭影響

此外,腸衣輸出易受戰爭和匯率變動影響,市場波動較大。腸衣是制造沙生治(sausage,香腸)的重要原料,而沙生治又是極受歡迎的一種國際食品,尤適于軍用。每逢戰爭爆發,各國進行戰備時,腸衣出口數量尤為之多。據《國際貿易》報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因做罐頭食品,以充軍用,故對腸衣需要孔急,當時澳洲、蘇聯兩產腸國家,對美輸出銳減,供不應求,吾國腸衣頓趨活躍,獲利甚厚”[9],而中國腸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英美市場為大宗,每年平均輸出額為1 200萬美元,戰后減至800萬美元”[10]。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為迫使國民政府投降,迅速侵占了中國各通商口岸城市,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不僅造成外銷受阻,國內運輸“亦不圓滑”,致使腸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幾乎停止出口,中國商人及洋商設立的腸廠也相繼倒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出口業雖有所復興,但因外匯不利,中外價格相差太多,“輸出反更形困難”[11]。如劉平所言：“1941年后,國外售價,原甚低落,惟尚能勉敷成本,近年來,因外匯匯率關系,輸出一桶,虧累甚多”[12]。1947年8月出版的《大公報》中,腸衣業公開請求政府幫助,以破解當前困境,其原因即“因外匯的關系,始終無法出口,此次外匯市價公布后,因為內外市價的過分懸殊,外銷市場很難增長,現腸衣業已呈請政府收購”[13]。另據1948年的《湖南經濟》記載,長沙的腸衣市場因受物價波動的影響,成本提高,銷售困難,進貨價高于銷售價時有發生,全部宣布停業,“后以外匯解凍,不論貴賤均照準外匯比率出口,各廠始再行開工”[14]。

3 近代腸衣業主要貿易方式

3.1 以電報為交易媒介

腸衣貿易悉以電報為交易媒介,是近代中國手工業產品與世界市場接軌的重要表現。隨著近代科技的發展,無線電報逐漸傳入中國,不僅在軍事上得到廣泛采用,在民用尤其是商業方面也屢見不鮮。如朱其清[15]所言：“無線電信之功用至廣,發展極速,就目前已成功之事業而言,無線電傳報,系利用莫爾斯之信號,將電報分成點星,以盡其能事者”。中國天然腸衣的出口憑借無線電獲取國外的需求信息,且電報上記錄所需腸衣的類別、品質、等級、數量以及到達日期,亦可成為交易憑證?！巴ǔｋ妶笸?、談論貿易皆以‘薄皮之貨’而言,其需要厚皮者,輒須于電報上加以說明,亦可謂特別訂貨”[3]。因而,無線電成為中國腸衣出口“工具”的同時,也極大便利了天然腸衣的外銷。

3.2 腸衣生產商組建商會

為增強腸衣行業的整體實力,同時規范管理腸衣業市場,漢口、上海、長沙等主要城市還先后成立了腸衣同業公會、商會及聯合會等組織。1928年9月,“漢口成立制造豬腸業商會,組織頗完善,入會者17家”[16]。與此同時,為保護營業,“糾正不良行動,杜絕半途接貨、籠買卡賣及藉故折白等破壞商業之種種情形發生”[16],該商會還制定了詳細的收購規則。如規定“收買豬腸,任客投廠,不得派人在外趕場接貨；收買客貨,一經議價妥洽后,不得有欺厭折扣情事”等內容[16]。1930年8月,上海腸業同業公會召開第8次執委會議,決議案對“嚴子漢搶收同昇義記應收之腸子一事,函催準于該月31日攜帶折據來會談話”[17]。1939年5月11日,上海召開腸業聯合會籌備會,負責組設腸業聯合會的各項事宜。該籌備會在發起成立聯合會通告中宣稱“本會不分華洋廠商主伙,凡屬同業均可加入,努力為公共福利”[18]。

除管理腸衣業內部事務外,腸衣公會還負責與相關政府部門接洽,維護腸衣商合法利益及保證腸衣業的良性發展。如1931年上海腸業同業公會為減輕腸業稅,電請國民政府財政部稱“目下豬腸營業,其勢危殆,考其原因,由于出口稅則太重,長此以往,勢必完全消減,惟有仰祈鈞部訂定出口稅則時,將豬腸出口稅列為值百抽三之例”[19]。1933年2月,上海腸衣公會還呈請上海市政府撤銷對周榮記逃稅的罰款處罰,并且派員調查海關征收腸稅過高一事。該公會認為“海關征稅往往對于腸價估計,溢出原售之數,雖向該關提出登據,但海關置之不理,近年來同業擔負此不應納之額外稅款為數不少”[20],希望海關重新制定腸衣征稅標準。

4 結語

綜上所述,作為近代“中國出口物品之大宗”[21],民國時期的腸衣一度可與絲、茶的出口“并駕齊驅”。但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在通商口岸投資設廠,失去國家力量保護的中國腸衣業為其所壟斷,是中國近代天然腸衣舉步維艱的關鍵因素。雖然國民政府及腸業商人試圖通過組建商會阻止腸衣產業的衰敗,但市場變動無序、時局動亂無常等諸多原因也導致了腸衣業的“曲折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