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隱居考述

綦中明，路 鵬

（牡丹江師范學院 文學院，黑龍江 牡丹江 157011）

劉基（1311—1375），字伯溫，元至大四年（1311）生于處州府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位于今浙江省溫州市文成縣），少時便天資聰穎，敏悟通達，所讀諸書皆能得其要旨。元至順四年（1333），劉基中進士，是年二十三歲，《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記其為“鄉試江浙第十四名，會試第二十六名”，并被“授瑞州路高安縣丞”[1]。三年后，劉基趕赴江西，出任高安縣丞，開啟仕宦生涯。然其仕途并非徑情直遂，自元至元二年（1336）初涉官場，到明洪武八年（1375）病篤返鄉，劉基曾為仕途受挫等原因，數次隱居山林或市井。觀其一生，可謂在宦海中六起六落。

關于劉基的隱居經歷，學者歷來討論較少，為數不多的論述亦僅側重其“青田隱居”這一時期，如蔡堂根、苗民等學者，都有圍繞劉基此時期隱居的探討，仍缺乏對劉基平生數次隱居的整體性研究。又因不同史料對相同事件的敘述多有抵牾，由此造成不同學者對劉基隱居經歷的見解存在差異。故此，有必要結合史實及劉基的文學作品，梳理其一生的隱居經歷，考證其每次隱居的時間及原因，把握劉基文學思想、政治態度、處事思維的變遷痕跡。

一、投劾隱居

（一）辭官原因

劉基首次隱居，當在辟為江西行省掾史之后。至元二年始，劉基任瑞州高安縣丞，為政期間廉潔奉公，慈愛百姓，曾言：“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薄叭擞泻阊?，視民如兒”[2]167-168。因此在當地頗受贊譽。然元末社會黑暗、官僚腐敗，劉基終因讜直無私得罪蒙古權貴，被免去縣丞之職，幸而其名聞于江西行省大臣，方辟為掾史，稍解危岌，但后又因事于至元六年（1340）自投劾狀，棄官隱居，即《故誠意伯劉公行狀》（后文簡稱《行狀》）所言：“后與幕官議事不和，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盵3]207

時年劉基三十歲，正值意氣風發之齡，然初涉官場便經波折，令其銳氣稍挫，逐漸認清官場的陰暗面，親身體驗到吏治腐敗之深，清官為政之艱。劉基在《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中曾提及辭官之事：“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薄胺蚴磕芘c予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2]90。錢士能是劉基同僚兼好友，生平信息已難考證，劉基言其因“與幕官論事不合”而離去，稱自己與士能“同以事辭”，但并未詳說自己因何事而辭職?！缎袪睢穼⒒o職原因亦歸于“與幕官議事不和”，或是據劉基忠心為公，卻在官場屢次碰壁，故結合該序中的憂愁苦悶之意所作的推斷之語。劉基與錢士能相交篤厚，見士能因事拂衣去，劉基不免想到自己仕途亦波折坎坷，心生憂怨，故方有“以朽鈍辭歸”這種郁悶不快之言。此即是劉基首次隱居的原因。

需要明確的是，此時的劉基仍向往建功立業、高官顯爵。面對士能升遷建昌知州，劉基感嘆：“九年之間，相去越五等，何縣絕耶！”[2]90言語中不乏對錢士能的歆羨，透露出擺脫沉淪下僚現狀的愿望，故劉基這時雖已認識到元廷的黑暗，然仍未失去對國家的信心，還保有報效元廷的志氣。

（二）流寓桐廬

劉基的首次隱居是同游學相結合的，時長近八年，期間大致又包含兩段隱居與三年左右的游學經歷。至正元年（1341）到至正三年（1343），劉基曾隱居于桐廬翙崗，并設館教學?！锻]縣志》記述本地相關歷代名人時，曾提到劉基，言其：“元末，流寓桐廬數年，設館于翙崗華林寺，與李近山、李寧之及徐舫等交游，寫有《虎鎮山記》等詩文?！盵4]298

1.時間始末

黃水晶曾就劉基隱居桐廬的時間，考證為至正二年（1342）到至正五年（1345）[5]。關于這個時間，仍有討論之處。劉基至正六年（1346）曾北上干謁，回鄉后于至正八年（1348）赴杭出任儒學副提舉，此期間需等待任命并為遷家寓杭做準備，無轉而隱居桐廬之理。此外，劉基赴杭任職前曾有三年江東游學經歷，時間當在至正四年（1344）到至正六年間，其《送葛元哲歸江西》有：“投壺命觴盡文友，此樂百年何日又！一朝復一朝，三歲如過電?！盵2]289北上亦屬其游學期間所為，且在北上前，劉基已“在江東游歷了兩年多”[6]80，故從時間上看，劉基應在至正四年前后就已離開桐廬。據此，雖無法確定劉基隱居桐廬的具體時長，但仍可推測其主要隱居經歷大概在至正元年到至正三年間。

2.交游創作

劉基隱居桐廬時，與當地士人交往密切，《桐廬縣志》記當地“與青田劉基倡和的有徐舫、李文”[4]620。隱居期間，劉基留下不少有關桐廬的作品，能夠反映其行跡，如《九日舟行至桐廬》中有：“溯湍懷謝公，臨瀨思嚴子?！盵2]339記劉基曾在重陽節登臨桐廬山水，緬懷此地兩位先賢——嚴光、謝翱，并抒發“落帽非我達，虛壘非我恥”[2]339的心聲?！奥涿薄睘橹鼐诺歉叩牡涔?，主人公是東晉名士孟嘉；“虛壘”中的“壘”應為“罍”之訛誤，指酒杯，陶淵明《九日閑居》中有“塵爵恥虛罍”[7]，亦為重九時所作。劉基在此借典故表示自己不以登高為達，即使現在好似“空酒杯”一樣不被任用亦不以為恥，暗指自己不會因官場受挫而一蹶不振，并用“澄心以逍遙，坻流任行止”一句[2]339，表現出超脫現實、曠達灑脫的精神境界。此外，嚴光、謝翱皆曾以隱居應對昏暗的現實，這或與劉基心聲暗合，成為劉基此時崇敬二人的原因之一。

然周松芳結合《自衢州至蘭溪》等詩，認為此詩作于劉基北上干謁的回程中[8]。若如周所說，劉基干謁成功，則此詩應屬歡快格調，但詩中展現的不流于世俗及逍遙的人生態度，并不符求官回程的輕快心態。故筆者大膽推測，該詩作于劉基隱居桐廬期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劉基另有《夜泊桐江驛》一詩，中有：“不是云臺興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盵2]515“云臺”為漢宮中一高臺之名，在此指代漢光武帝，言若無光武帝劉秀賞識，嚴光亦僅似沒有用處的一絲清風，認為隱士情操固然高潔，但若不遇明君、不受賞識，亦將失去自身價值，故即使選擇隱居，亦需待時而動，以實現自身遠大抱負。觀此詩情感傾向，恰符劉基干謁成功后滿懷壯志欲再度出仕之心態，故相較《九日舟行至桐廬》，此詩更像是其回程途中再經桐廬所作。

（三）閉藏有待

1.丹徒隱居

離開桐廬后，劉基游學江東約三年。郝兆矩、張祥斌認為劉基的游學于至正四年春始，并將其游學路線總結為“一路北行，大概是按照杭州、湖州、嘉興、姑蘇、丹徒一路抵達金陵的”[6]74?？季肯嚓P文獻，劉基曾在丹徒短暫隱居過，《光緒丹徒縣志》卷七“宮室”記：“元蛟溪書屋，在巨邨歐陽氏之西，元末劉基初隱此，后歸青田應聘?！盵9]蓋元末丹徒有富紳歐陽氏，其村中有居室名為蛟溪書屋，是為劉基隱居時住處。蛟溪書屋興許也正因劉基于此隱居過，方留名后世。劉基本人亦有《蛟溪詩》，或正作于隱居丹徒之時。劉基于該詩中暗示自己懷抱遠大志向，只因時局動蕩，仍需靜待良機，并以“閉藏當有待，保養慎無失”[2]341，表露自己的心跡，再次表示隱居是為韜光養晦，以便來日實現人生理想。

至于劉基隱居丹徒的時間，則需結合江東各處的地理位置來討論。在劉基北行的游學路線中，杭州居南，丹徒居北，故劉基到達丹徒的時間應在離開杭州后?！毒淝馐芳犯戒浻小毒淝馐窂埐昴怪俱憽?，題劉伯溫撰，中有：“至正乙酉，基以提舉儒學備員江浙?！盵10]至正乙酉即至正五年。周松芳對此解釋為“劉基此時已到了儒學提舉司做事（或入幕）”[8]，故劉基至正五年應在杭州停留過，并曾入幕儒學提舉司，只是未任實職。據此，劉基當是在離開杭州，即至正五年或其后方到丹徒，并于至正六年北上干謁前離開丹徒，而劉基干謁成功回鄉等待任命的經歷，亦恰與《光緒丹徒縣志》所言“后歸青田應聘”相吻合。故劉基丹徒隱居的時間，蓋處至正五年到至正六年左右，時長不足一年。

2.北上干謁

隱居游學期間，劉基曾去往京都干謁，周松芳對其干謁事跡有過詳細考論[8]。至正六年，劉基曾作《丙戌歲將赴京師途中送徐明德歸鎮江》一詩，中有：“那堪遠游子，復送欲歸人?！薄罢撐膽腥?，話別莫悲辛”[11]。表明劉基該時仍處遠游狀態，尚未正式再入官場。詩中字里行間話別友人，情感真摯，同時含有對生活懷揣希望的信念，能夠體現出劉基積極的人生觀。這也反映劉基雖曾受挫官場，屢屢碰壁，但仍舊懷有儒家入世的心態，故方北上干謁。

大概一年多后，即至正八年，劉基移居杭州，正式出任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此或是其北上干謁之成果?！对贰肪砭攀会尅叭鍖W提舉司”時稱，該司“統諸路、府、州、縣學校祭祀教養錢糧之事，及考校呈進著述文字”[12]1535。其中設副提舉一員，即劉基所任之職。這代表著劉基近八年的隱居游學至此結束。此次隱居游學期間，劉基韜光養晦、相時而動，為再次出仕做著準備。黑暗的社會背景下，劉基力求保持高潔的品格，想要展現出超脫的人生態度，雖已認識到元廷的腐朽，但仍未放棄出仕元廷、濟世救民的政治抱負。故可說劉基此次隱居游學，仍是為其政治理想而服務的。

二、寓居紹興

（一）寓居之因

再入官場，劉基仕途仍舊坎坷崎嶇，曾于至正十一年（1351）“以疾謝事”[2]90，又于至正十二年（1352），出任浙東元帥府都事，趕赴臺州抵御方國珍，但任職時間仍舊不長，至正十四年（1354）便移居紹興。

《行狀》曾記劉基對方國珍持“建議招捕”的態度，乃至“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3]207，與朝廷招安政策相悖，故被羈管于紹興；《明史》對此亦持“羈管”之說。然劉基曾自述前往紹興是為躲避盜賊，而非是被“羈管”。如劉基《王原章詩集序》所言：“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盵2]81至正甲午即至正十四年，辟地即避地，意指躲避災禍。劉基在此明確表示，自己是因盜賊之故而移居紹興。再劉基《牡丹會詩序》中亦有“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一語[2]77，證實劉基至遲于至正十四年春到達紹興。又如劉基《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后》：“至正十四年，予自臺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枰越衲甏菏紒碓?，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盵2]137再次描述了移居紹興的原因。故劉基并未遭受羈管紹興之事，其去往紹興實為避禍。

然劉基此前正于浙東參與軍機，抵御盜賊應是分內之事，似無道理避地紹興。對此合理的解釋便是劉基在去往紹興前便已離職，而離職原因仍與方國珍有關。劉基在《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中說：“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又明年，方氏納款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盵2]90-91“措”字有“棄置”之意，故結合劉基自述與《行狀》所言來看，劉基本人蓋屬“以兵事進者”之列，因不再被任用而離職，且辛卯歲為至正十一年，“又明年”則為至正十三年（1353），從離職時間上看，亦與學界歷來認定的劉基于至正十三年十月被革職大致相符。故推測劉基確因方國珍而離職，但離職后并未受到羈管，離職次年去往紹興亦實為避盜。至于為何后人記述常與劉基自述抵牾，楊訥曾用“制造悲情”來解釋相關問題[3]21，然而楊訥并未詳釋何為“悲情”。筆者以為這種后人制造的“悲情”，是通過美化劉基的道德品格，營造劉基命途多舛的形象，以使人們在心靈層面增加對劉基的認同感與敬仰之情。

（二）流連山水

寓居紹興期間，劉基游山戲水，廣泛交游，流連于會稽秀麗的自然風光中，身心得到了久違的放松與安寧，并寫下許多文辭優美的游記，如《游云門記》《出越城至平水記》《活水源記》《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松風閣記》等等，言語中毫不掩飾對會稽山水的喜愛與盛贊，如《游云門記》有：“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m有層巒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溪，而無激沖漂覆之虞。于是適意游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盵2]104但劉基并非單純觀賞美景，而是在其中蘊有自己對人生的思考，他在贊美會稽山水之后，領悟道：“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于人，取其長，不求其全?！盵2]104認識到對于人的個體，要恰當發揮其優點，不可苛求其盡善盡美。

（三）“隱”“仕”之思

劉基此時對隱居的態度同樣可在其游記中得見。劉基在《白云山舍記》中極力稱許云的高潔，并將“士之達而用于世者”“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2]111分別對應“云之所發”與“云之所潛”的兩種形態，可見這時的劉基認為“隱”與“仕”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都可比作品行高潔的云。同時，劉基在《白云山舍記》中稱贊白云僧舍的主人說：“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盵2]112表明劉基對遠離塵世喧囂的隱士是持肯定態度的，符合其處世的價值觀。

劉基此時對待為官的態度是復雜的，既有建功立業的抱負，又有對官場黑暗的厭惡。寓居紹興使劉基短暫脫離了官場羈絆，不受諸多瑣事煩心，加之紹興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秀麗的自然風光及廣泛的交游，使劉基心境恬適安寧，有足夠多的情懷與精力暢游山水，并寫下諸多描繪美景、飽含情感的篇章。雖說此次隱居是為避盜，屬不得已而為之，但從實際意義上也為劉基帶來許多歡樂，可說是他最優適的一次隱居。但社會的動蕩并不允許劉基繼續這種生活，至正十六年（1356），劉基復為行省都事，后為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抹宜孫等守處州。盡管劉基對元廷的失望日漸加深，但在寓居紹興期間，他的政治思想尚未發生根本性改變，未曾徹底放棄出仕元廷的念頭，憂心國家與人民的情感不減半分，“隱”的快樂也并未壓過對“仕”的追求，因此劉基很快便離開紹興再度赴任。臨別時，劉基作《丙申二月別紹興諸公》，深情訴說對紹興及友朋的不舍，全詩感傷至極，最后一句“佇立向穹蒼，一嘆雙鬢白”[2]368，嘆盡了諸多離別愁情。從全詩感情上看，劉基并沒有重返官場的喜悅，或許他已對元廷不抱期望，此番出仕更多是為浙東父老。離開紹興后，劉基也便結束了為期兩年的隱居生活。

三、憤而辭官

（一）辭官時間

據《行狀》所說，劉基復職后不久，“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采守臣功績錄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3]208。由此，劉基滿懷憤慨，辭官而去，返回青田老家，攜自募兵勇隱居山中，著《郁離子》。此為劉基第三次隱居之始，即學者熟知的青田隱居。

《行狀》依時間敘事，將朱元璋攻取金華敘于此事之后，故學者歷來將劉基青田隱居的時間定于至正十八年（1358）。但近年時有學者對此表示懷疑，如楊訥在《劉基事跡考》中認為，“劉基棄官決不可能在（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元璋取金華之前”[3]62。楊訥有此結論，主要是根據《元史》卷四五《順帝紀》、貢師泰《云莊楚記》等文獻，判斷李谷鳳只是于至正十八年受命經略江南，實際抵達處州的時間則是在第二年，故劉基棄官按理言之應不早于至正十九年（1359）。另外，《元史》記載：“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蘭溪，……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盵12]2881可知石抹宜孫于至正十九年兵敗處州，后為亂軍殺害。而劉基其時仍處石抹宜孫帳下，故楊訥認定劉基棄官時間在至正十九年春夏間，接近石抹宜孫敗棄處州之時[3]64。蔡堂根對此亦有細致考證，所得出的結論與楊訥大致相符。

綜上，劉基此次辭官隱居應在至正十九年，《行狀》所傳達出劉基辭官的時間并不準確，似有意歪曲事實。楊訥認為“《行狀》作者要掩蓋劉基曾經參加抗御朱軍的事實”[3]63。的確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行狀》作者黃伯生受劉基后人之托完成此文，為避免當朝者對劉基及其后人產生反感，興許會刻意規避某些事實。

（二）辭官原因

近年，有學者對劉基辭官的原因提出了新看法，如楊訥認為劉基辭官的主要原因是受形勢所迫。當時元代對全國的統治瀕臨崩潰，各方勢力不斷壯大，割據一方，朝廷在軍事上已無力鎮壓所有起義軍隊，這從對張士誠、方國珍采取招撫而非鎮壓的政策便可看出一斑。單論當時的處州軍備，亦難同朱元璋方相抗衡，因此不少人皆認為大廈將傾。楊訥正是從此角度判定，劉基辭官也許受李鳳谷置其軍功不錄的影響，但這絕不是主要原因，劉基離去應與軍事形勢緊迫有直接關系。其實，綜合當時歷史背景來看，劉基辭官應同時含有《行狀》及楊訥二方所述原因。正因形勢所迫，加之官場受阻，心灰意冷，劉基才產生“不為其所不可為”之感[13]4，故憤而辭官。

（三）創作《郁離子》

劉基第三次隱居的時間并不長，僅一年左右。在這期間，劉基密切關注時局變化，并創作了能夠代表其哲學思想的《郁離子》?！缎袪睢芳啊侗憽范荚涊d有人勸劉基趁勢建立自己的霸業，但劉基認為如此便與方國珍、張士誠輩無二，于是果斷拒絕了。同時，劉基開始思考起義軍產生的原因，重新認識元廷的黑暗腐朽，在思想上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吳從善《郁離子序》闡釋“郁離”之意時說：“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盵13]224可說是從創作初衷的角度，準確領會了劉基的思想。徐一夔《郁離子序》對此同樣有所闡發：“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盵13]221亦能證明劉基在隱居期間所作此書，是在傳達其向往文明之治，并愿為此竭盡心力的宏愿。

《郁離子》一書多用寓言以刺時事，針砭時弊，洞中肯綮，能夠呈現出劉基第三次隱居期間的思想動態。如《憂時》中，劉基借次且之口云：“是故君子之生于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盵13]4表達對元代朝廷的失望，及其忠于元朝思想的轉變。這種思想傾向為劉基決定輔佐朱元璋起了一定作用。又如《官舟》中，劉基借瓠里子之口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盵13]53譴責元廷對百姓的殘暴統治與無情壓榨，控訴其未能體察民情，撫恤百姓。此亦表現出劉基在隱居期間對元代統治行將腐朽的反思，并且這時的劉基已初步得到答案，即不以人民為本，剝削百姓，魚食人民，定然會走向沒落與滅亡。再如《德量》中，劉基以海、江河、溪澮等地理概念，分別比喻天子、公卿、庶官等角色之德量，并言：“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后天下莫不歸焉?！盵13]92已經開始考慮到在當今天下，具備何種德量之人能夠使天下歸心。這是其思想上的進步，表現出由對元朝的徹底失望，到反思元朝沒落、起義軍風起之因，再到期待具備天子德量之主的展望，此可謂劉基第三次隱居期間思想發展的脈絡。

隱居約一年后，至正二十年（1360），劉基受朱元璋征召，在孫炎邀請下前往金陵，佐命帝業?！睹魇贰肪硪话俣恕秳⒒鶄鳌酚涊d：“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基及宋濂等名，以幣聘?；磻?，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陳時務十八策?！盵14]3778《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亦記載朱元璋“遣使征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15]，欲得此四人輔佐自己。劉基起初并未直接投靠朱元璋集團，而是猶豫再三，在建功立業的心態及“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下，方于至正二十年三月，同宋濂、章溢、葉琛同赴金陵，并獻時務十八策，深受朱元璋重視。自此，劉基結束第三次隱居，為朱元璋建言獻策，并輔佐其建立了明朝。

四、致仕歸里

（一）官場詭譎，避禍歸隱

朱元璋即帝位后，于明洪武元年（1368）曾赴汴梁，留劉基與李善長居守。劉基主張嚴刑峻制，認為宋、元失去天下之因與寬縱有關，故宜肅紀綱。因此劉基仍舊貫徹其從政風格，讜直奉公，嚴格執法，為此不惜忤怒李善長?！缎袪睢酚洠骸肮港乐袝《际吕畋蛭攴ǖ仁?，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賁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盵3]213劉基因秉公辦理處死李彬，同李善長關系破裂，這也為日后埋下了禍根。李善長在朱元璋回京后狀訴劉基，其他與劉基有怨隙的人亦進讒言，落井下石，即《劉基傳》中所記：“帝歸，愬基僇人壇壝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盵14]3780當此局面，劉基再次萌發退隱之心，于是向朱元璋表明求退之意。朱元璋便命劉基返回鄉里，不過后因定西失利，朱元璋又將劉基召回，“手詔敘基勛伐”[14]3780，并對劉基賞賜甚多，追贈劉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想要再進劉基爵位時，則被劉基婉言謝絕。經此一事，劉基歸隱之心漸盛，再無貪戀權勢、爵位之意，而是欲急流勇退，以避禍端。

入明后，劉基再次真正歸隱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其時劉基六十一歲?！缎袪睢酚泟⒒骸八哪暾?，賜歸老鄉里?！盵3]214劉基此次隱居同樣與官場排擠、政治受挫有關，其根本原因是朱元璋日漸專恣，胡惟庸把持朝政[16]。劉基抑郁惆悵，更求隱居養晦，亦有打消朱元璋的猜忌，避禍求安之意。于是隱居山林，終日飲酒奕棋，不提往日功勞，閉門謝客?！秳⒒鶄鳌酚洰敃r有青田縣令匿名來訪，透露身份后，劉基“驚起稱民”[14]3781?？梢妱⒒w光內斂、謹慎小心之態。此便是劉基第四次隱居。然即便劉基低調至此，仍為胡惟庸、吳云沐所讒陷。

（二）遭讒受陷，終逝青田

劉基曾建言在甌、括間名為淡洋之地，設立巡檢司加強此地管控，只因此處偏僻險峻，鹽盜猖獗。洪武六年（1373），有茗洋之地逃軍反叛，劉基遂令長子劉璉上報此事。胡惟庸等人借此發揮，構陷劉基當初設巡檢之因，乃是淡洋有王氣，而劉基妄圖占以為墓。劉基由此被朱元璋除去俸祿，驚懼之下入京謝罪，不敢擅自離京還鄉。劉基致仕歸里，隱居山林的生活被迫終止。

居京期間，劉基知胡惟庸繼任丞相，憂憤交加，舊疾復發且日漸嚴重，故于洪武八年（1375）由朱元璋遣使護送，返回青田。歸鄉一月后，劉基病逝，時年六十五歲?！秳⒒鶄鳌酚涊d：“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節首惟庸逆謀，并謂其毒基致死云?！盵14]3781稱劉基之死是胡惟庸下毒所致。然此雖為正史記載，卻難以讓人信服。劉基當時已年過花甲，且無實權，而胡惟庸貴為丞相，大權在握，即使與劉基前有仇隙，亦應無冒險給劉基下毒之理，故劉基或許是因病去世，之所以將死因歸罪于胡惟庸，則或與朱元璋欲加重胡惟庸之罪有關。關于劉基的死因，學界仍有多種聲音，至今尚無定論。直至生命最后，劉基仍處政治漩渦中，對比其隱居求全之心，令人悲慨不已。

劉基在《賈性之市隱齋記》中曾明確表達過其對隱居的態度：“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2]123此中包含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能夠見出劉基心目中的“隱”，是實現人生抱負的途徑之一，而非消極避世的無奈舉措。通過考證劉基的數次隱居，無論是少為人知的桐廬與丹溪隱居，頗受爭議的寓居紹興，還是其著名的青田隱居，都能見出劉基“仕隱并重”的思想。故前三次隱居既是劉基韜光養晦、避禍求安的無奈舉措，亦是他等待時機、相時而動的智慧抉擇。然宦海沉浮數十年，參透世事后，劉基終究還是致仕歸隱，只求明哲保身，這又是復雜時局下遠離官場的必然選擇。

劉基晚年隱居保身的愿望并未實現，究其原因，既與其為官時剛正不阿多立政敵有關，如前文提到的劉基曾因李彬事觸怒李善長；亦與洪武年間朱元璋嚴重的疑忌心理有關，如孫熙鼎在《劉伯溫年譜》序文中就曾言：“明祖于先生雖甚倚畀，終未全泯其猜忌之心也?！盵17]且洪武時政局動蕩，朱元璋大肆殺戮功臣，《明史》記洪武二十三年（1390）“夏四月，吉安侯陸仲亨等坐胡惟庸黨下獄。潭王梓自焚死?！颐?，賜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死，陸仲亨等皆坐誅”[14]47。處于極端殘酷的政治環境中，身受君主猜忌，且另有昔日政敵伺機陷害，劉基自然難遂心愿。劉基晚年隱居失敗的事例，也反映出在那個君臣權力關系發生變革的時期，臣子既入政治漩渦，便難以脫身而出，往往成為帝王加強君權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