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江南生員的群體形象
——讀顧炎武《生員論》

范金民

顧炎武于明天啟六年(1626)年僅十四歲時即考取生員，但命途蹇塞，屢次參加鄉試而不第。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又未中，乃“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于是歷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1)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序[M]//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131.，匯集成《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兩部皇皇巨著。作為生員出身的顧炎武，與同為生員出身的同縣人歸莊為莫逆交，卻對生員了無好感，撰寫了名篇《生員論》上、中、下三篇(2)顧炎武.生員論[M]//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21-24.，對生員的行徑痛加撻伐。

學界對于顧炎武的《生員論》已多所注意，相關著述多有分析論述，但大多圍繞科舉制立論，而于顧炎武撰寫《生員論》的社會前提似尚缺少專門的探討論述，故本文專注于此話題做些探討，期能有助于顧炎武研究的深化，并能一定程度上展示明后期江南生員階層的面貌。

一

顧炎武的《生員論》，上篇論述生員培養目的與效果的背離，提出選人育人之新法。顧炎武認為，國家之所以設立生員這一功名，目的在于招錄天下之才俊子弟，進入學校培育，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也就是說，是為了培養輔助君王治國理政的人才。而實際的情形則是，若以一縣三百人計，全國生員總數不下五十萬人，接受的教育僅是應付考試的場屋之文，而真正能夠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之人，可為天子效用者，“數千人不得一”，相反，樂于訴訟、逃避賦稅、影響地方統治之人，卻比比而是。如此一來，地方官府、有關部門“待之也日益輕，為之條約也日益苛”(3)顧炎武的同鄉好友歸莊面對清初官府對士子的嚴厲打擊，感慨道：“士之士恒士，商之子恒為商?！晃釣樗垂び?，宜專力于商，而戒子弟勿為士。蓋今之世，士之賤也甚矣，自京朝官外吏以至諸生，陷之以升斗逋賦，輒禁錮；鄉會試中式之士，久滯不選，而投誠者輒得官；薦紳制于賤隸，兩榜不如盜賊，今日為士之效如此，尚欲令子弟弄筆墨制舉之業耶”(《歸莊集》卷6《傳硯齋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0頁)！。盡管如此，生員們仍然日夜奔走如鶩，不竭其力不止。那么，何以會出現這種目的與效果完全相反、生員不知自重不惜名檢的怪異現象呢？根源在于一旦成為生員，就與普通民眾根本不同，可以免除普通編民的徭役負擔，不受吏胥之侵擾，得于躋身衣冠之列，官長以禮相待，而無笞、捶之辱。因為有此出身，獲得特權，所以現實情形下，生員之愿為生員，不是為了功名本身，而是為了保護身家。若以十分之七計算，五十萬生員，保身家者就有三十五萬人。這就完全違背了國家開科取士的宗旨，于國家絲毫無益。各保身家，是人之常情，故日夜營求，甚至賄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勢不可擋。顧炎武指出，當時之生員，通過關節而求得者多至十分之七八，此外還有武生、奉祀生之類，無不以金錢賄買而得。關節是朝廷嚴禁的，而保身家之情則先王所不能禁，故以今日之法不能息天下之關節。那么，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呢？顧炎武提出，罷廢現行的科舉之法，而別為新制。必須選拔五經兼通者，然后課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再予升賞降罰。應該采用唐代辦法，仍為明經、秀才二科，同時進入學校培養者，減少員額，一校不得過二十人，若無則闕失。教師選擇，則由州縣以禮相聘，而勿令吏部選任。如此一來，國有實用之人，縣有通經之士，人才之盛一定過于當下。與此同時，為了避免里胥凌虐編民，官長笞捶良民，可以沿用秦漢賜爵之法，民間以貲買爵，爵重者得以與有司為禮，而免除徭役，人必趨之。開彼塞此，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如鬻賣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為害。立功名與保身家是二途，收俊賢與恤平人是二術，并行則不悖，若歸一則成弊。若不改成法，君主與此不通今古的五十萬人共治天下，其中保身家而免笞捶者多達三十五萬人，而欲在其中尋求公卿大夫之材，以之立國而治民，只能是緣木求魚，以之守則必危，以之戰則必敗。

《生員論》中篇，論述生員的乖張行為及其原因，主張廢止生員。顧炎武開宗明義概括道：“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本o接著，顧炎武論述生員行為之乖張，“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于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這是百年以來的天下大患，但即使有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因為皆出身于生員，而不敢明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清除之，所以稱“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而后，顧炎武探討生員行為張揚之制度性原因，認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種人，鄉宦、生員和吏胥。這三種人，法律規定，均可免除戶役，而無雜泛差役，于是所有雜泛差役，都集中于普通小民。一個大縣，生員多達千人以上，如果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頃，則小民以五萬之地而當十萬之差；如果一縣之地十萬頃，而生員之地有九萬頃，則小民以一萬之地當十萬之差。不獨如此，為了逃避賦稅，業戶紛紛投靠免役之家，詭寄錢糧，于是民地愈少，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賄行關節以求為生員，貧者相率逃徙死亡，故生員于其縣人無秋毫之益而只有丘山之累。在此情形下，一切科舉考試之費，仍然都派取于民，因此“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稱“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顧炎武認為，天下之大患，無過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就全國范圍而論，生員之間，近或數百里千里，遠或萬里，本來語言不同，姓名不通，然而一登科第，互相之間就有了緊密關系，主考謂之座師，同考官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侄，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稱生員為門生，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稱其座師之師謂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破”。師生之間，“書牘交于道路，請托遍于官曹”，小者足以蠹政害民，大者至于立黨傾軋，甚至擅權亂政，顛倒是非，皆由于此，故稱“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顧炎武指出，國家開科錄取生員，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原欲其明白六經之旨，通達當世之務，而當今之世的現實是，士子們舍圣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書不讀，只讀書坊所刻備考之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只要能誦數十篇時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考取功名，而不得法者至年老白首也不能成功。老成之士，以有用之歲月消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者，又輕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唯此而已?！肮蕯奶煜轮瞬?，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若將用于時文之功改為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杰通達治體之士成長起來。故稱“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顧炎武在《生員論》中篇，依據當地現實，順著上篇的思路，進一步論述了在已經走樣了的科舉制度下選拔出來的生員的種種劣跡，并分析產生的原因在于生員享受了優免特權。

《生員論》下篇，論述廢止生員后的選人之法，主張實行薦舉之法。顧炎武自問自答，先設問，若廢除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回答是，其所謂廢生員，并非廢除生員這一階層，而只是廢除今日之生員選拔制度。其法是，改用辟舉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凡選拔人才，無論其是否是生員，皆有資格被薦舉到朝廷。這樣一來，朝廷所選擇的范圍廣博，而限定食廩之學人名額，略仿唐代郡縣學生之規模，小府十人，逐級而上，大府到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大縣到二十人為止。按照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確定具體名額，有缺則補，而罷除歲貢、舉人兩種選人之法。再在這些生員中，選拔出通雋之材，就試于禮部，優者成為進士。而授官，即使進士，也只授以主簿、丞尉等親民之職，而不使其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至于學校教官，則選聘鄉里之賢者，這些人，并不隸于仕籍，而管領之事，歸于知府，不再派設學政類提學之官。這些額定的生員，有因薦舉而入仕者，有通過考試而成進士者，也有不符標準而被斥退者，有不幸而死亡，或衰病不能肄業者，出缺至二三人，然后在全府或全縣范圍童生中，選取通經能文者以補額。這樣，天下之生員人數就少，生員的老師也不煩于教，而往時聚徒合黨以橫行于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至于溫故知新，中年考核甄別，以期成材，則參酌古今之法，于此毋須具論。又設問，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如果皆壅塞于童生，又該如何？回答是，天下之人，既然無論其是否生員，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取士之方，不僅恃生員這一途，自然不會壅于童生一途。相反，取士以佐君王治理國家，若僅出于一途，未有不生弊者。

顧炎武在《生員論》三篇揭示了科舉制下生員選拔的流弊，即科舉考試只重時文而不求實用，痛陳了生員行為張揚、舉止乖張的種種行徑，更論述了生員一旦獲取初級功名即開始構織盤根錯節的官場行政網的惡習，并分析了生員劣行的制度性原因是優免徭役的特權，同時還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主張改變選人僅用科舉一途的辦法，而改用科舉制興起前的薦舉制度，無論是否是生員，皆有機會被薦于朝廷，同時嚴格控制生員數量，人少則自重，試圖通過限定人數的辦法，使生員愛惜名檢，以確保生員的基本質量。學校教官選取于鄉里，不隸于仕籍，日后應考成材，學生與教官就難以結成利益攸關的朋黨關系。顧炎武身處科考最興盛的江南，目睹普通小民賦稅差役負擔日益沉重不均的社會現實，眼見明后期江南生員行為乖張的具體場景，以其一貫秉持的學者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深感人才培養與任用背道而馳的嚴重矛盾，提出大量縮減生員人數、改變人才選拔做法的主張，以收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之效，又能減輕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無論對于科舉教育選人用人制度，還是對于江南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均富有現實意義，《生員論》堪稱是明末清初針砭時弊謀求解決之道的名篇，但其改科舉制為恢復薦舉制的主張，并未論及薦舉的標準是什么，如何施行，這實際上未能觸及育人選人的公正問題，付諸實施，恐難操作。從選人用人的制度變革來說，科舉考試較之察舉推薦要進步合理得多，社會階層間的上下行流動也保持生生不息。況且大幅度減少生員人數，是否就能確保生員質量，并從中選拔出于治國理政切于實用的人材，能否滿足用人行政的需要，也難斷論。顧炎武目睹明后期生員培養和實際行為的種種流弊，但似乎未能對癥下藥，提出可以付諸實施的切實舉措。

顧炎武在《生員論》上篇，簡述生員囂訟逋頑有害社會比比而是后，稱“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為之條約也日益苛”，指的是清初朝廷對于生員的管束和控制；在《生員論》中篇，顧炎武描述生員的惡劣行徑時稱，“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審繹此話，顯然是指明后期以來直到清朝順治末年吳縣發生哭廟案時生員的行為。據此可推，《生員論》成篇于康熙初年，是顧炎武晚年之作，但其所論生員行徑及朝廷的相應舉措，則涵蓋明后期直到清初。

二

顧炎武如此痛心疾首地抨擊生員的劣行，那么其時江南生員的實際行為究竟如何呢？萬歷時，蘇州人吳安國描述明代吳地士習道，江南人才冠于天下，名公巨卿先后接踵，曾聽長老標榜，青衿之士一向恂恂儒雅，質素謹飭，守身如玉，若稍有逸出規矩者，眾人即指目而譏笑之。成化年間，宦官王敬橫虐于吳地，以非禮責令士子寫書，士子即群起而斥詈，不撓權勢，有古時慷慨義烈之風。鄉紳凌云翼縱奴辱士，士人憤激，奮不顧身，以訴于朝，凌竟因此褫官，輿論推崇為義舉。但“自此以后，習以成風，三五成群，騖利恃氣，或得一錢一帛，輒以他人之事為己事，攘臂于其間，甚且把持有司，凌轢鄉里，放辟邪侈，靡所不為，先輩典刑掃地盡矣。而督學者不務約束，一切姑息待之，弛銜委轡，不知將何所底止也，噫！”(4)吳安國《累瓦二編》卷8《求野下》，第7頁，詳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537冊，第245頁。。萬歷十五年(1587)，太倉鄉宦凌云翼欺虐生員，有如下述。好事變壞事，吳安國認為蘇州一帶士風轉移就在那個時候。萬歷后期，嘉興府桐鄉縣鄉紳李樂議論當地風尚道：“今日可患之大者，何必兵火，服食太奢僭，宦族太恣肆，人心太奸險，衙門人役索財太縱橫，生員太不知有郡邑法紀，絕不似嘉靖三十年以前氣象”(《見聞雜記》卷10，第77條)，又說：“吾桐秀才不自揣分，遇父母官由科甲者，不勝諛事；視鄉科者，便五六成群，囑托以求必濟，茍不如意，便加詞色犯之”(《見聞雜記》卷11，第45條)。李樂一再提到，其時嘉興縉紳氣勢囂張，士子目無法紀，請托營求，習成風氣。崇禎時，太倉人陸文聲就詣闕上言，稱“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明史》卷289《文苑四》)。

梳理材料和時人的看法，明代后期的江南生員，富有學養、功在地方者自然不乏其人，但作為一個群體，其社會形象并不光彩，確如顧炎武所說，大多并不遵從朝廷要求，在校認真讀書，學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事，而是利用免役的特權和高于普通平民的社會地位，或買富差貧，詭寄錢糧，或出入公門，勾結胥吏，干預行政，或武斷鄉里，操持輿論，成為其基本社會形象，不少人甚至混跡社會，無惡不作，成為把持地方的邪惡勢力。具體說來，明后期生員的乖張惡劣行徑，大要有六。

一是奔競請托。萬歷時，給事中浙江定海人薛三才說，士習日以澆漓，學政日以廢弛，挽救之舉“莫如禁奔競”，蓋因“彼頑鈍衰暮，藉衣冠為壟斷者無論，青年俊茂之士，率多投贄呈身，納交有司，歲時而薦筐篚，慶賀則致帳詞者比比也。而江南為甚。有司不勝桃李之私愛，亦或嘔煦受之，因而開請托之路，長奔競之風。夫士為諸生時，已奔競若是，異時勢利熏心，安所不至。有司以提調為職，作興自有常典，而假此以樹私交，是誨之使競也，何可不嚴為禁戢也”(《禮垣·申飭學政疏》)。按薛三才的說法，當時士子多依恃紳宦為揮符，熱衷于交通官府，歲時令節致贈行賄，而地方官府也喜樹立門墻，予以照拂，因而請托之路大開，奔競之風大長，這股風潮，尤以江南最為突出。這就是顧炎武在《生員論》中篇描述的士人通過科考錄取構織社會關系網的情節。清朝康熙初年吳江人陸文衡描述其時士人對于科考的心態：“國家取士大典，乃為主試營財之計，昔人有呼門生莊子者。又謂得一舉人門生如生一女，得一進士門生如生一男。至有嫁女賠錢、養兒待老之說。交易如市，賄賂公行。丁酉發覺南北闈大弊，重法申嚴，詞林諸公謂曰：‘吾輩止靠春秋二熟，今無望矣?！?《時事》)丁酉南北闈，即順治十四年(1657)順天和江南鄉試舞弊案。雖是清初之事，但早在明后期就習以為常了。士人通過科考取人培植私人勢力增加收入來源的這種心態與做法，在明清時期始終存在，奔競請托在江南士人群體中極為普遍。

二是行為張揚。明后期是江南士子行為最為張揚的時期。據說原來“吳中士習最醇，間有挾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齊民，匿舟中不敢出”。隆慶三年(1569)，應天巡撫海瑞搏擊豪強，曾向生員咨詢地方情形，則群聲而言，“民今而后得反之也”(5)海瑞.應天巡撫時期·被論自陳不職疏[M]//海瑞集:上編五.北京：中華書局，1962:238.。萬歷十五年(1587)，南京兵部尚書太倉人凌云翼，家居驕橫，縱容家奴毆打諸生，群情激憤，三吳士子進京伏闕訴冤，給事中、御史連章彈劾，朝廷下旨逮系鞫治，凌被削職奪銜，行兇者其義子遣戍，人心大快。此后，“青衿日恣，動以秦坑脅上官，至鄉紳則畏之如倀子，間有豪民擁姝麗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6)詳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2《督撫》“海忠介撫江南”條，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56頁。。當然，江南士子舉止粗野行徑惡劣，絕不始于此，而是長期潛移默化的結果。早在萬歷初年，太倉人王世貞就曾致書大學士同鄉人王錫爵稱：“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嘩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7)詳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3《山人》“山人愚妄”條，第587頁。。所謂“卷堂文”，即聲明罷考之文，是江南士子頻頻采用的抗議手法。人稱“吳中故習，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于夫子廟庭，名曰‘哭廟’”(《吳門補乘》卷10《雜記》)。其實不少山人也只是生員出身。此類行為，多系生員所為。生員敢于罷學罷考，挾脅上官，連鄉紳也畏懼三分，實在也是官府長期慫恿巨室過于溺寵的結果。

在松江，地方文獻將生員入學前后的不同視為“迎送之變”，稱“初子弟游庠及送科試，有司例用彩絨花披紅藥絹及紅旗一對，有乘肩輿者，亦有步行者。今新進送學，巨室宦家多乘馬張蓋，羅綺綢纻，彩旗百竿，簪花至用珠翠作金龍以耀首，親戚爭以酒禮花幣迎者，交錯于途。自郡齋至文廟謁拜始各歸家，設燕以待。鄉薦南歸，舟至西墅，迎接亦如之。讀書人才少進步，正當教以儉約，士大夫不宜以此訓子弟也”(《松江府志》卷7《風俗·俗變》)。士子一旦入泮，家人親友就百般寵愛，迥超于前。在嘉興，地方文獻論師生前后地位變化：“國初，民間有以生員舉者，輒相怨詈，如服重役。蓋學規甚嚴，諸生俱宿齋舍，日夕課業有程，不得休沐，人以為苦也。其時師道也甚尊嚴……今師道日替，弟子視其師顧如儕偶，相謔者有之矣”(《海鹽縣圖經》卷4《方域篇·風土記》)。當時社會，對生員過于重視，必然導致生員自視過高。

在常熟，明中葉以后，“其秀民之能為士者，萬歷后以聲華氣誼相高，尋盟結社，千里命駕，在閭里中，眼高于頂，負手逍遙，擔夫走卒，望而卻避，遇細事輒發憤”(《司業文集》卷2《昭文縣志未刻小序·風俗》)。地方文獻描述：“父兄以請托為精神，以庭訓為末務，子弟以夤緣為精神，以螢雪為末務。一遇試，薦書倍于取數，主司非大風力者，鮮不為薦書所使，而卑門窶子視縣案府榜遂為仙箓。子弟一隸青衿，志滿氣盈，闊步高視，蔑視先輩，輕侮儕人，甚中煽其威靈，生其羽翼，同袍畏之，縉紳畏之，閭巷畏之，官府畏之，乃至有癸卯?？浦??！?《常熟縣私志》卷3《敘俗·士習》)明末清初，江南士子更被各地視為易生是非之人。御史陳玉輝說：“吾少時鄉居，閭閻父老，闤闠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秀才行于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陳先生適適齋鑒須集》卷4《規士文》)

三是目無法紀。明后期，江南生員法制觀念淡薄，行為乖張。萬歷后期，嘉興人李樂總結當地情形，認為“大患”之事有五，其中二患是“宦族太恣肆”和“生員太不知有郡邑法紀”(《見聞雜記》卷10，第77條)。最為突出的是，生員常在鄉宦支持或慫恿下，公然蔑視官府和官員。華亭人范濂就說：“士風之弊，始于萬歷十五年后，跡其行事，大都意氣所激，而未嘗有窮兇極惡存乎其間。且不獨松江為然，即浙、直亦往往有之。如蘇州則同心而仇凌尚書，嘉興同心而訐萬通判，長洲則同心而抗江大尹，鎮江則同心而辱高同知，松江則同心而留李知府，皆一時蜂起，不約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變也?！?范濂《云間據目抄》卷2《記風俗》)其實江南生員早就桀驁不馴了。隆慶元年(1567)，無錫知縣韓錦川，因某事不厭眾心，致使諸生大嘩，當面唾罵。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該府五縣生員集體毆打，差點斃命(黃卬《錫金識小錄》卷4《司牧·手搏諸生》)。萬歷三十一年(1603)，蘇州知府周一梧考試常熟童生，因撲責一名生員，引起生員群體鼓噪而入，差點遭致毆打(顧炎武《菰中隨筆》)。萬歷四十四年(1616)，原禮部尚書松江人董其昌的宅第被焚，最后事件被地方官定性為“難發于士子而亂成于奸民”，即由生員肇事。崇禎七年(1634)，復社領袖張溥與蘇州府推官周之夔論戰，致書京官黃道周、蔣德璟等，生員則聚集在張的旗幟下，起哄張貼檄文驅逐周，迫使周改任吳江知縣，而生員又集體前往吳江舉行排周運動，終使其辭職(8)陸世儀.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M]//復社紀略:第2卷.上海：神州國光社，1946:209-214.。這兩起地方大事，皆因生員發起。最為突出者，可謂崇禎十五年(1642)無錫生員驅逐縣令一事。按慣例，明末無錫生員每年可免糧銀五錢，若無田需免，可直接領銀，稱為“扣散米”，生員的待遇相當優厚。當年的散米，知縣龐昌胤未能按時發放，五月初三日，生員杜景耀等約同學群哄縣堂，打碎堂上紗櫥。龍教官勒令生員下跪，生員居然也迫令教官下跪。市民更毀碎縣令轎傘、執器，圍住馬素修家。龐縣令方巾、白布披身，步行至西門下船出城，極為狼狽。無錫縣令被逐出西門，即不得復入。當時生員大書一紙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胤，不許復入?！庇贸p筆傍豎，粘于蘆席上，作為牌子高擎。并將縣衙吏役笞散。龐昌胤出城后，城門即關閉。后龐悄悄入城，初五日下午，秀才又哄鬧縣堂，龐昌胤半夜遁身，哭訴于巡撫，調為嘉定知縣。事隔很久，官方只逮系帶頭鬧事的五六人，革去生員功名，竟不置重典(9)詳見計六奇《明季北略》卷18，崇禎十五年，“無錫諸生逐令”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37-338頁。。無錫生員借錢糧好處未能及時發放，小題大做，竟然將朝廷命官知縣“驅逐”出境，目無法紀已極，而當局居然不予深究，從輕發落，江南生員氣焰囂張可謂登峰造極。

四是隱漏錢糧。明代定制，生員享有特權。洪武二十年(1387)規定，學校生員可免除全家差役；嘉靖二十四年(1545)議定，舉人、生員各免稅糧二石，人丁二丁(《明會典》卷20《戶部七·戶口二·賦役·優免》)。但實際上，生員與縉紳一樣，往往濫用優免特權，千方百計在額定范圍外逃避隱漏賦稅錢糧，到明后期成為常態。明末人稱：“一青衿寄籍其間，即終身無半鏹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者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內，聞風猬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十萬?！?10)佚名.研堂見聞雜記[M]//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2: 294.松江一府，萬歷時華亭人范濂曾記，“自貧儒偶躐科第，輒從縣大夫干請書冊，包攬親戚門生故舊之田實其中。如本名者僅一百畝，浮至二千，該白銀三百兩，則令管數者日督寄戶完糧……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無白銀田二百畝矣”(范濂《云間據目抄》卷4《記賦役》)。清人形容明末江南生員逃稅漏稅行徑道：“明季廩生，官給每歲膏火銀一百二十兩。三科不中，罰為吏。五等生員，亦罰為吏。五年期滿，撫按考選，分別等次，以八九品未入流銓補，仍準鄉試。歲考等次，臨時發落。始知前后不先出案。又貧生無力完糧，奏銷豁免。諸生中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縣懇準詞十紙，名曰‘乞恩’。又攬富戶錢糧，立于自名下隱吞。故生員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謠?！?11)詳見顧公燮《丹午筆記》“明季生員”條，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頁。常熟一縣，“新科新第之家，投靠者如云”(《常熟縣私志》卷3《敘俗·惡俗》)。生員不但自身逋欠賦稅，更包攬富戶錢糧，隱漏侵吞應納錢糧。這就是顧炎武《生員論》中篇描述的生員詭寄錢糧情形。江南為重賦區，賦稅拖欠也嚴重，顯然與生員免役逃稅大有關系。明后期，江南賦稅逋欠嚴重，事主主要是擁有功名享有優免特權的鄉紳和生員。

涉及地方利益時，各地生員更與縉紳結成蠻橫勢力，干預地方官府行政。萬歷時期嘉興府嘉善縣的爭田鼓噪事件，堪稱典型。明代嘉興一府，各縣之間田地互相錯壤，即戶籍在此縣而田在他縣，尤以嘉善與嘉興、秀水之間最為突出。萬歷年間，三縣為交納賦稅而長期形成矛盾，到萬歷末年，延續三十年未解的爭田發展成鼓噪事件。萬歷四十四年(1616)，三縣知縣會勘田糧，四月二十六日，嘉善鄉宦五人到府衙，知府以查冊丈田之說與之辯論，鄉宦堅持依據嘉善之虧冊抽丈嘉善之虧田。二十八日，知府邀集三縣鄉紳在城隍廟集中，反復申明前說，令三縣會議具稿，傳示三縣鄉紳次第書押，只有莊姓鄉宦不肯書押，漏下三鼓，各人散去，抽丈之議格而不行。五月初三日，嘉善錢姓鄉宦再次到府城，邀同吳知縣議事，并送上公述公書一紙，稱田不宜丈，冊不宜查。五月初六日，嘉善生員四五十人、豪民三四百人，先至知府衙堂喊冤，后到嘉湖兵巡道叫嚷，各級官員反復曉諭，詬誶如故，甚至打傷旗鼓手，打壞鄉宦門庭桌椅。初八日，嘉善沿街遍貼傳帖，聲稱道府聽信叛賊岳元聲，本縣當圖大舉，先接吳知縣歸縣等。此次爭田鼓噪事件，兵巡道僉事王重岱形容其“蔑視法紀”的嚴重程度“恐夷虜不是過”，嘉興知府則稱其“兇橫暴戾，無復子民之分”，“猖獗之勢成，屑越紀綱，決裂名分，真宇內異變”，以致提出辭職。在此事件中，嘉善鄉宦和生員的囂張氣焰，一再要挾府縣衙門，豪橫把持，目中了無法紀和官府之尊，使得嘉善知縣和嘉興知府先后提出辭呈(12)詳見劉一焜《撫浙疏草》卷6《題嘉善士民鼓噪請旨查勘三縣田糧疏》，萬歷四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具題，第26-36頁，景照明刻本。。這個爭田鼓噪事件，其實質誠如今人廖心一所說，“是兩個鄉紳集團的斗爭”(13)廖心一.略論明朝后期嘉興府爭田[M]//明史研究論叢:第5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136.，充分反映了鄉紳濃重的地方利益行為，但沖在第一線的就是生員，生員在整個事件中出頭滋事，推波助瀾。

五是好持公論。明后期的江南輿論基本由鄉紳和生員制造與掌控。崇禎中期，嘉善知縣李陳玉說，當地士習，矜尚名誼，與其他地方不同，他甚為欣賞，“但憂其過于標表，或未底于粹耳。乃近來細察，衿尚固佳，引類聚哄，一概視為矜尚，美事則誤矣”(《退思堂集》卷11《奏牘·復李學博生虞》)。明后期，江南士子喜好集眾倡言是出了名的。明末清初吳江人陸文衡說：“吳下士子好持公論，見官府有貪殘不法者，即集眾倡言，為孚號揚庭之舉，上臺亦往往采納其言。此前明故事也?！?《嗇庵隨筆》卷3《時事》)又說：“做秀才如處子，曾見處子而侈口家事，并預鄰家事者乎？今之諸生，動輒呼朋引類，搖唇鼓舌，持官府短長，自謂以是非為己任，不思正言依猶戒出位，而況橫議。秦之坑儒，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卷堂，皆此輩激成之?！?《嗇庵隨筆》卷4《風俗》)揭露官員不法是好事，但若以此作為要挾工具，則必然使地方社會更加惡濁。明末以來，常熟地方縣學秀才曾有所謂“學霸武斷鄉曲，不畏強御”之稱。到清初是放辟邪侈，有“七傷官”之說，即有七個生員托庇于衙蠹，詐害鄉民百姓，且各有分工，“與縣官過錢，每謁見，多所中傷，民被其毒”，以致民間就有“傷官見官，為禍百端”之說(14)詳見尚湖漁夫《虞諧志·劣衿傳》“七傷官”，丁祖蔭編《虞陽說苑》乙集，第4冊。揚州：廣陵書社，2018年，第300頁。。生員名為主持正義，實則淪為武斷鄉里的學霸。

把持公論的行為之一是造作流言蜚語嘲笑地方官，或是以詩文謔語隱刺地方官的劣跡惡行。明后期，蘇州、吳江、松江、嘉興、無錫等地士子好為謔語，嘲諷守令。嘉靖時華亭鄉紳何良俊說：“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有歌謠或對聯，頗能破的?！?《四友齋叢說》卷18《雜記》)萬歷時華亭人范濂說：“歌謠詞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輩諧謔，及府縣士夫舉措稍有乖張，即綴成歌謠之類，傳播人口?！?《云間據目抄》卷2《記風俗》)清初華亭人董含記：“吾松舊有謠云：‘秀野原來不入城，鳳凰飛不到華亭。明星出在東關外，月到云間便不明?！瘜⒗羝澩琳?，往往不能廉潔。有李正華者，小有才，矯廉飾詐，下車之日，行李蕭然，及其歸也，方舟不能載。有輕薄子投以一絕云：‘吳地由來異郁林，歸舟壓浪影沉沉。不須更載華亭鶴，江上青山識此心?！?15)詳見董含《三岡識略》卷3“謠讖”條，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頁。長洲縣令關善政，初至任，士子即謔破題道：“善政得民財，今之為關也”(16)詳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6《諧謔》“蘇州謔語”條，第668頁。。吳江知縣祝似華，初到時以風力自命，禮部尚書湖州南潯人董份有田數萬畝在吳江境內，祝立意摧擊，不久因暮夜得賄，遂改初衷。民間即有詩傳誦道：“吳江勁挺一莖竹，才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干梢，登時改節彎彎曲”(17)詳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6《諧謔》“吳江謔語”條，第669頁。，都是諷刺那些收受賄賂官箴有虧的地方官。故沈德符說“至近日吳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而“大抵嘲守令居多”(18)詳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6《諧謔》“松江謔語”條、“蘇州謔語”條，第667、668頁。。這種公論，當然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但所謂民意，實際多半是由生員等造作或總結出來的。

六是包攬詞訟。明后期的眾多生員，殊少轉業他行，如坐館，或游幕，而長期沉滯于地方社會，在民間訴訟中極為活躍，常常造事生非，擴大事端，興訟攬訟，以此覓取好處。明末嘉興人沈德符說：“至民間興訟，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吳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語?！?19)詳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2《督撫》“海忠介撫江南”條，第556頁。時語“雇秀才打汝”，反映出生員在官司詞訟方面的優勢地位和惡劣行徑。直到清朝初年，江南各地涉訟公庭時，“兩造各有生員具公呈，聽審之日，又各有打降保護，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下”(20)詳見顧公燮《丹午筆記》“打降”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8頁。。此種“打行”，據說興起于萬歷時，到崇禎時尤盛，而且有上中下三等，三等中，以秀才為上等，“三種皆有頭目，人家有斗毆或訟事對簿，欲用以為衛，則先囑頭目，頃之齊集，后以銀錢付頭目散之，而頭目另有謝儀，散銀錢復有扣頭，如牙儈然，故業行也”(21)詳見褚人獲《堅瓠壬集》卷2“打行”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7頁。。秀才參與如此的打行，目的完全是為了獲得不義之財，其行徑與里巷無賴已毫無區別。秀才淪為打行的肇事者或帶頭人，毫無斯文影蹤，完全背離了教育初衷。

三

綜上所述，作為江南人的顧炎武，對江南生員的社會行徑非常熟悉，他在《生員論》中列舉的生員的行為，在現實社會中栩栩如生地存在，江南生員的行為，與顧炎武所論若合符節。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明后期的江南生員，已經成為不遵太祖高皇帝教導不肯讀書而招搖于市、張揚于途的浮夸之徒，也成為逃避賦稅、加重百姓賦役負擔、導致百姓困窮的惡濁勢力，平時更是目無法紀，行為乖張，成為士人結成朋黨、營私伐異、制造鄉邦輿論的骨干力量，成為敗壞官箴、影響地方行政、干預民間詞訟、有礙地方穩定的消極因素，這與顧炎武所秉持的士子應當熟究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實用之學的理念完全相悖。正是在生員這種齷齪社會形象的背景下，顧炎武撰寫了上中下三篇《生員論》，主張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生員之所以表現出如此行徑，是制度賦予了其特殊身份與社會地位，童生一旦考成為生員，便獲出身，不但本人免除了各種差徭和一定的賦稅負擔，而且因功名在身，官府以禮相待，不得輕加杖責，享有較為崇高的社會地位(22)江陰袁氏教導族人，“茍能博得一領青衿，則極貧之家，向為人所不知不聞者，有子入學，便得立在人前，置之齒頰之際。況書香由此而繼，不至泯泯無聞矣。正勿以秀才輕而不認真巴級(當為結字——引者)也?！鞭D引自吳建華《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326頁。。生員沒有以之為專心學業的條件，反而以之為護符，甚至濫用特權，謀求私利最大化，以相當負面的群體形象溷跡于社會。這種不正常的狀況，直到清代前期，朝廷和江南地方政府對江南士子持續興起整肅鈐束的哭廟案、錢糧奏銷案后，才得到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