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洞庭湖區成為天下糧倉的若干因素

羅建兵，許敏蘭，謝天瑋

□歷史學研究

明清時期洞庭湖區成為天下糧倉的若干因素

羅建兵1，許敏蘭2，謝天瑋1

（1.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4；2.湖南工商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作為人工栽培稻的發源地，以洞庭湖區為主的“湖廣熟天下足”在明清時取代“蘇湖熟天下足”，成為天下糧倉，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因素：首先，洞庭湖區沖積平原的擴張以及農田水利的興修，使得湖區的稻田墾殖面積不斷擴大；其次，隨著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耕種人數不斷增加；再次，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伴隨著北方移民涌入帶來的先進技術，提高了產量；最后，明清時期，蘇湖地區以水稻為主的糧食種植向以棉、桑等高值農產品及紡織業的轉型，天下糧倉被洞庭湖區取代。

天下糧倉；發展因素；明清時期；洞庭湖區

作為農業大省的湖南，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有四個突出的貢獻：其一是道縣玉蟾巖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馴化稻谷（距今約15 000年的古栽培稻）；其二是澧縣城頭山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遺址（距今約6200年），這證明了洞庭湖流域是世界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其三是明清時期的以洞庭湖區為主的“湖廣熟天下足”取代“蘇湖熟天下足”，成為天下糧倉；其四為袁隆平院士等研發的雜交水稻種子。概言之，一粒稻谷、一片稻田、一個糧倉和一粒種子構成的湖南農業四大貢獻，貫穿了農業發展的史前農業、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三個階段。

以洞庭湖區為核心的長江中游平原之所以在明清時成功替代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蘇湖熟、天下足”成為新的天下糧倉，其根基是在兩宋時期奠定的。但從更長的歷史時間跨度看，洞庭湖區是如何從人工栽培野生稻的發源地逐步成為天下糧倉的呢？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因素：一、沖積平原擴張，農田水利的興修，洞庭湖區農田墾殖面積擴大；二、移民的大量涌入，導致湖區人口增加；三、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伴隨著北方移民涌入帶來的先進技術；四、明清時期，原“蘇湖熟天下足”的蘇湖地區從糧食種植（水稻）向高值農產品（棉、桑）及進一步的紡織業轉型，“湖廣熟、天下足”成功取代“蘇湖熟、天下足”。

一、興修農田水利，墾殖面積擴大

（一）農田水利的興修

洞庭湖區的水患在歷朝歷代都存在，最早的水災記錄是周簡王夷十年（前576年）。到了三國時期，因魏蜀吳對荊州的爭奪，洞庭湖區因戰爭的需要開始屯田，農田水利事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三國吳大帝黃武年間（222-229年），吳人在澧水流域駐堰引水，引澧水支流涔水自流灌溉涔坪屯，灌溉田地數千頃。這一水利工程大致在今天湖南省常德市澧縣的澧陽平原一帶，是洞庭湖區最早有記錄的水利工程。

西晉太康元年（280年），杜預鎮襄陽，在先秦運河基礎上，利用江漢多湖蕩的便利條件，重開揚口運河，以北運產自洞庭湖區和南方地區的糧食。據《晉書·杜預傳》記載，揚口運河“起夏水，達巴陵千余里，內泄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揚口運河的北段連通江、漢二水，南段連通洞庭湖和湘江，使零、桂（今湖南廣西一帶）地區物資北運免去繞行漢水下游的迂遠和風險。

唐時，在洞庭湖區興修了大量水利灌溉工程和堤堰工程。圣歷初（698年）武陵縣令崔嗣業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修“槎陂”(1)，縣東北八十里修“崔陂”，縣北一百一十九里開“津石陂”?！缎绿茣さ乩碇舅摹罚骸袄手菸淞昕ぁh二：武陵（縣），上。北有永泰渠，光宅中，刺史胡處立開……”?！缎绿茣さ乩碇舅摹防手菸淞昕h（今常德轄區內）注：“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2)，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刺史李琎增修?！薄杜f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820年）六月，“以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李翱為朗州刺史，坐與李景儉相善故也”?！缎绿茣さ乩碇舅摹防手菸淞昕h注：“東北八十九里有考功堰，長慶元年（821年），刺史李翱因故漢樊陂開?！笨脊ρ呤菚r任朗州刺史在東漢開國君主劉秀的舅父樊重在洞庭湖區圍湖筑堤所建的“樊陂”的基礎上修復而成，名“考功堰”或許因李翱曾任考功員外郎?！杜f唐書·穆宗紀》：長慶元年（821年）十二月，“（貶）起居舍人溫造為朗州刺史”?！缎绿茣さ乩碇舅摹防手菸淞昕h注：“又有右史堰，長慶二年（822年），刺史溫造增修?！泵坝沂费摺?，是因溫造自起居舍人（右史）貶武陵守（朗州刺史）。唐時洞庭湖區興修的這些水利工程，其灌溉的田地面積都在幾十萬畝以上。這些史料記載表明，唐朝時期，洞庭湖區圍墾形成了一個小高潮，堤垸工程和水利灌溉已經是洞庭湖區的普遍現象。

兩宋時期，政府對農田水利極為重視，政府曾多次下詔倡導水利建設。北宋仁宗時期，加強了各地的農田水利建設，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十一月，詔：“訪聞江南舊有圩田，能御水旱，并兩浙地卑，常多水災，雖有堤防，大半墮廢。及京東西亦有積潦之地，舊常開決溝河，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宜令江淮、兩浙、荊湖、京東、京西路轉運司轄下州軍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類，合行開修去處，選官計工料，每歲于二月間未農作時興役，半月即罷。仍具逐處開修并所獲利濟大小事狀，保明聞奏，當議等第酬獎?！?3)次年正月，復詔各地創置、興復陂塘、圩田及堤堰、河渠?？梢姰敃r加強農田水利建設的法令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包含洞庭湖區的荊湖是北宋興修水利工程的重點區域之一。北宋慶歷四年到慶歷六年間，岳州滕子京修筑偃虹堤。北宋仁宗至和（1054年3月-1056年9月）年間，黃照任華容縣令，其時，華容縣西的安南河（今華容河）一帶累遭水患。黃照將縣城遷至今址，并“筑堤置門”，以保護縣西數千頃田園不受水害，后人稱之為“黃封堤”（今華容護城垸）。此為洞庭湖區官方組織修筑的最早的長江堤垸，使華容的農業掀開了嶄新的一頁。宋神宗年間，支持王安石大興水利，頒布農田水利法。宋代洞庭湖區因廣泛筑堤修垸、圍湖造田，湖區農田面積不斷擴大。在洞庭湖區，農田排灌與湖水蓄泄產生了新的矛盾。為此，洞庭湖在宋代廣開溝渠，興修水利。元豐六年（1083年），“宜鼎、澧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4)。崇寧四年（1105年），“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河”(5)。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荊湖制置使孟珙為防蒙古兵入侵，在公安設帥府，措置屯田，修筑斗湖、趙公等五處堤壩，防御江水泛濫。岳州府轄區內由于圍墾和興修水利工程，耕地不斷增加，甚至不能以田畝數來收稅，而是根據種糧數量來“紐稅”，作為賦稅的基石，即以播種種子的升、斗、石劃分戶等，這實際上仍然是以各戶土地的多少或者肥瘠為基礎。南宋初年，岳州就曾一度“以種一石作七畝科敷”(6)。

元大德七年（1303年），石首縣修筑黃金堤，以抵御洞庭湖秋汛。黃金堤上設有橋閘，既防外侵，亦利內泄。元泰定四年（1329年），臨湘縣尹趙憲修竣趙公堤。

進入明清時期，洞庭湖區圍垸筑堤的頻率增強。明洪武初，江西24姓遷入沅江，圍垸13處，置第八都，俗稱“八都圍子”，供移民落戶。洪武三年（1370年），華容縣圍筑48垸。洪武二十八年（1394年），朝廷頒布命令，凡洪武二十七年后新墾土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這表明新墾田地不收稅，這些措施能起到鼓勵墾荒的作用。此時，洞庭湖區農業發展方式出現變化，湖泊洲灘開始大面積被圍墾，湖區成為墾區。正統十一年（1446年），龍陽縣丞王斌敞修大圍堤，“周環三萬五千八百余丈，綿恒一百二十里，上接辰、沅諸水，下濱洞庭”。正統年間，奉詔修洞庭湖堤垸，其中，華容修復48垸，公安縣城東石浦河筑壩，石首縣便河疏浚。

（二）耕地的增加

明代以前，因長江中上游還沒有大規模墾殖，森林植被破壞仍不算嚴重，其泥沙輸入洞庭湖也相對較少。明初開始，隨著長江中上游的全面墾殖，植被的破壞加劇，江水中泥沙含量也隨之增加，這些泥沙隨江水帶入洞庭湖，在湖底沉積，導致湖面不斷縮小，沿湖荒地和湖中沙洲不斷增加，最終形成了沖積平原。在清初，因向南輸送荊江水沙的主要通道太平和虎渡河口的淤塞，荊江入洞庭湖的泥沙日益減少，華容的垸田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但同期湘、資、沅、澧四水中上游因流民的涌入，紅薯和玉米等在山坡之地的普遍種植，四水流域植被破壞嚴重，大量泥沙隨湘資沅澧四水而下，沉積在四水尾閭段，導致南洞庭的益陽、西洞庭的常德、澧縣和湘江下游的長沙、湘陰等地形成了大量的沖積平原。在這兩個因素作用下，洞庭湖沖積平原面積不斷擴大。同時，因季風形成的降雨導致江水定期泛濫，故需筑堤防水，才能確保耕種的收成。這種筑堤而出現的湖田，叫做“垸”(7)。從已有的史料記載來看，洞庭湖區耕地的增加，主要是圍湖造田開墾出來的。洞庭湖區的開墾，一般認為始于明而盛于清，主要跟以下兩個因素有關：第一，因外來移民和本地人口增殖導致的人口增加；第二，清朝各級政府對圍墾的鼓勵。據《清世祖實錄·卷43》記載，順治六年曾諭令全國：“本地方無主荒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準為業?！边@一諭令因當時戰亂未定，并沒有得到大范圍實行?？滴醭跄暧辛睿焊魇』牡亍跋拮钥滴醵晔?，五年墾完”，否則巡撫以下官員都要受到處分?？滴跛氖哪?，又特許湖廣開墾湖荒。從此，沿洞庭湖區墾荒得以大規模展開?？滴醵哪?，當時的湖南民田總量為138 924頃，到了乾隆十八年，民田總量已經達到312 287頃，增長了125%。不到70年，田畝總數增加了173 363頃之多，新增耕地中，僅湘陰縣就新墾湖田14 588畝。這說明，洞庭湖區的湖田開墾，是湖南耕地面積增加的主要原因。耕地面積的增加，必然會導致稻谷產量的增加。這也說明，洞庭湖區的開墾，對糧倉地位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當然，稻谷產量多，如果本地消耗多，稻米外運就不可能多。雍正初年，湖南耕地面積為312 561頃，丁數為341 300人（據《清朝文獻通考·卷19》），每丁占有耕地0.915頃，位居全國第二。這說明到清初的時候，以洞庭湖區為主體的湖南省，其人均耕地面積數量相對較高，且耕地中種植水稻的比例高，每人平均生產和占有的糧食就相對多，提供給市場的剩余糧食相應多?？傊?，土肥地廣，是明清時期洞庭湖區成為天下糧倉的基礎條件。

二、移民涌入，人口激增

受文獻歷史資料的限制，湖南在秦漢時期沒有確切的人口數據資料，洞庭湖的人口數量也沒有記載。洞庭湖區的人口最早可追溯到《漢書》的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武陵郡34 177戶，185 758人；長沙國43 470戶，235 825人。兩者相加共77 647戶，421 583人(8)。這個時期，黃河流域是全國的經濟社會中心，其人口占全國的75.5%，而長江流域人口占比僅為22.9%，珠江流域占比更是微不足道的1.6%。西漢末年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蕩，中原地區的人民紛紛南下避難。到東漢永和五年，武陵郡46 672戶，250 913人；長沙郡255 853戶，1 059 372人。兩者相加共302 525戶，1 310 285人(9)。東漢時期人口比西漢人口增加了接近90萬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僅僅靠人口的自然增殖很難實現人口的迅速增長，洞庭湖區人口增加，應該跟西漢末年中原人民因避亂而大量南下有關。兩晉南北朝時，洞庭湖區沒有發生自然災害和大的戰爭，人口數量相當于北方而言，還有所增長。永嘉之亂后，大量的北方人民南遷，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以中原向江南的遷移規模最大。這一時期，洞庭湖區也接納了大量的中原移民。唐中期以后，我國的經濟重心加速由北方向南方轉移，長江流域在唐玄宗大寶年間，其人口占比上升到45.8%。兩宋時期，經濟重心和人口重心繼續由北向南發展，南方地區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到北宋神宗元豐元年，長江流域人口占比升至58.4%，遠超黃河流域占比的34.8%，長江流域人口首次超過黃河流域。

元末明初，因戰亂，湖南人口急劇減少。洪武年間，江西等地移民大量遷入湖區，有“江西填湖廣”的說法，至今湖南人稱江西人為“江西老表”。

在明清時期，“江西填湖廣”有兩次高潮。第一次是明初。因元朝末年，湖廣地區是紅巾軍與元朝軍隊以及朱元璋—陳友諒廝殺拉鋸的主要戰場，戰爭使長沙府地區即潭州的人口損失殆盡。在元末明初的社會大動蕩中，兩湖地區原住民一則因戰爭大量死亡，二則大量人口逃荒逃難外省。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洞庭湖區人口急劇減少。遠在北宋時期，江西人口曾居各省之首，經濟開發在南方屬于先進地區。及至明代，雖然江西人口較浙江稍遜一籌，居全國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納稅糧有時甚至要超過浙江。不過，從總體趨勢上看，當時東南沿江、沿海區域經濟已日趨多元化，相比之下，地處內地的江西，以農業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注定了其發展水平將日趨下降，當地百姓的生活水準也只能是每況愈下。人們便把眼光轉向省外尋求發展。而元末明初連年的戰禍和兵燹，使湖廣地區大部分田園荒蕪，廬舍成為廢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江西人則是向西挺進進入兩湖地區，從而助推了“江西填湖廣”的第一次移民浪潮。到了明朝萬歷六年，洞庭湖區的長沙府戶數為66 065戶，人口數為427 164人；岳州府戶數為46 217戶，人口數為283 788人；常德府戶數為21 145戶，人口數為144 540人。這三府加總的戶數為133 427戶，總人口為855 492人。

第二個高潮則是魏源所記的清初。與明朝洪武時期移民相比，這次規模要小一些。經過幾百年的開發，兩湖的人口壓力已經出現。雖然從明朝永樂年間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斷地遷進兩湖，其規模不似洪武年間猛烈，但因時間長，總量也十分可觀。出于經濟考慮是這個階段移民的一大特點，而且都是自愿的，不像洪武年間帶有一定強迫性。移民運動之所以能持續不斷地發展，戰亂只是一種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當時湖南、湖北的經濟開發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蘇和浙江，有相當廣闊的開發空間接納移民。所以，移民的過程，也是長江流域內開發格局逐漸由東向西拓展的過程。自清朝乾隆六年，人口數據從以往對“丁數”的統計轉向了對“人口”的統計。自此，人口數字才第一次有比較準確的統計數據。到了清朝嘉慶二十一年，洞庭湖區的長沙府戶數為691 742戶，人口數為4 243 882人；岳州府戶數為303 050戶，人口數為1 782 918人；常德府戶數為202 562戶，人口數為1 249 942人。這三府加總的戶數為1 197 354戶，總人口為7 276 742人。

顯然，清初洞庭湖區人口激增，也有太平年間湖區因自然條件優越導致其人口出生率高于全省乃至全國的平均水平這一原因。但洞庭湖區吸引大量外縣和外省移民而導致的人口流入，更是洞庭湖區人口激增的主要因素。例如，清光緒《華容縣志》就記載了清初外省和外縣人口遷入華容縣境內西南、東南地區，進行圍垸墾殖的情況?，F存的華容約100家家族族譜也記載了當地從外省和外地遷入的210支家族，其中僅清初就有71支(10)。

在這些因素作用下，清時洞庭湖區人口激增：漢壽縣在1685年人口為22 548人，到1816年增至186 495人，增長727%；同期，沅江人口從1684年的5308人增至1816年的79 806人，增長1403%。這些都是清朝時期洞庭湖區人口增長的一個縮影。

隨著大量人口的遷入，不僅人口密集的沿江環湖地區的經濟繼續向前發展，而且原來人口較少、發展較遲緩的山區、丘陵地區也得到進一步開發。

三、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

（一）品種改良：占城稻的引入

占城稻因原產于古占城國（今越南南方）的旱稻良種，故名占城稻。何時傳入中國沒有明確史料記載。據說早年這種水稻是被華僑從占城帶回福建泉州等地種植的，種植后，這種水稻抗旱力強，不擇地而生，早熟而且產量高。

關于占城稻的資料，以《宋史·食貨志年》的記載最廣為人知：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帝以江、淮、兩浙稍旱，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后又種于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池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11)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辛未：“江、淮、兩浙旱，給占城稻種，教民種之?！保?2）

文獻記載表明，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江、兩浙一帶因天旱，真宗下令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古時候一斛本為十斗，后來改為五斗），引種到長江、淮河以及兩浙地區，并昭告天下，這一舉措在長江中下游很快得到落實。經過大宋朝的極力推廣，這種水稻漸漸在長江中下游得到廣泛種植。因為占城稻早熟的緣故，長江中下游的百姓在收割完占城稻后，又種植了當地的晚稻，從此長江中下游開啟了雙季稻的種植模式。此后，江、淮、兩浙地區由只種植梗稻和糯稻兩種水稻，逐步改種占城早稻，并培育出了許多適應本地氣候、土壤條件的新占城稻良種。隨著占城稻的推廣種植，地處長江中游的洞庭湖區也開始種植占城稻。

（二）農書的作用

成書于南宋紹興年間的陳旉所著的《農書》“地勢之宜篇”論述了因地制宜興修農田水利的重要性：“夫山川原隰，江湖藪澤，其高下之勢既異，則寒奧肥瘠各不同。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傳所謂高山多冬，以言常風寒也，且易以旱干。下地多肥饒，易以淹浸。故治之各有宜也。若高田，視其地勢高、水所會歸之處，量其所用而鑿為陂塘。約十畝田，即損二三畝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時至，高大其堤，深闊其中，俾寬廣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涼陰而遂性，堤得牛踐而堅實，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決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彌漫而害稼。其下地易以淹浸，必視其水勢沖突趨向之處，高大圩岸環繞之。其欹斜坡陀之處，可種蔬、茹、麻、麥、粟、豆，兩旁亦可種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丘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13)陳旉的《農書》里面的這些論述總結和推廣了南方平原、山地、丘陵地區，如何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建設農田水利的經驗。

元人王楨《農書》農桑通訣灌溉篇引他本《農書》載：“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曷、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若溝渠陂曷，上置水閘，以備啟閉；若塘堰之水，必置囝竇，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永遠，則為槽架、連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蓖鯓E《農書·農桑通訣灌溉篇》表明，南方這種水利環境主要是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時期形成的。

（三）農具的改良

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定類型的生產工具標志著一定發展水平的生產力。農具的改進以及廣泛采用，對中國傳統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農耕文明的早期，耒耜是主要耕作工具。在唐以前翻耕的農具是長直轅犁，唐后期，一種輕便的短曲轅犁出現于江東地區（故曲轅犁又稱江東犁）。曲轅犁是一種先進的犁耕，是中國農業翻耕工具的一個重大進步，標志著中國傳統農業耕作農具的成熟。到宋朝，曲轅犁進一步推廣，遍及大江南北。不但屬于荊湖地區的洞庭湖區普遍使用，就是少數民族居住的山區，也開始普及。

筒車的最早記載見于唐代，宋以后逐漸推廣。筒車提水灌溉的功效顯著，較人力、畜力翻車為優。隨著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提水工具先后又出現了戽斗、汲筒、龍骨車（又名翻車）和筒車。北宋時筒車已經在湖南各地普遍使用，洞庭湖區屬湖南比較早使用筒車抗旱、排澇的區域。當時的諸多文獻中都有使用筒車的記載：北宋神宗元豐二年至元豐四年（1079-1081年），詩人沈遼（1032-1085年）流放湖南永州時，見到當地的筒車，其“車輪十丈圍，飛湍半天落”，這在當時確實氣勢磅礴；南宋張孝祥曾為荊南、湖北路安撫使，又出任過潭州等地的地方長官，他的《于湖居士集》中的《湖湘以竹車激水，秔稻如云，書此能仁院壁》是這樣描寫湖湘地區他所見的筒車的，詩云：“象龍喚不應，竹龍起行雨。聯綿十車輻，伊軋百舟櫓。轉此大法輪，救汝旱歲苦。橫江鎖巨石，濺瀑疊城鼓。神機日夜運，甘澤高下普。老農用不知，瞬息了千畝?！?/p>

（四）耕作制度的進步

其一，雙季稻的栽培在清初逐漸在洞庭湖區推廣開來。宋代開始，隨著占城稻的引入，我國福建等地就開始栽培雙季稻了。但直到清朝初期，洞庭湖區的水稻仍然種植的是單季稻。在長沙府一帶，雍正以前“農民未知秋糧”。清代雍正、乾隆年間，洞庭湖區逐漸推廣了雙季稻種植(14)。在清嘉慶時《瀏陽縣志》卷二四上記載有：“田多一熟?！鼻逋巍栋土昕h志》卷一一《風土志》也記載有：“早稻后，接種晚稻，歲可再獲?！边@表明到了清代道光、咸豐年間，雙季稻在洞庭湖區已經有了廣泛的栽培。黃彭年在其《陶樓文鈔》卷二也指出，洞庭湖區“湖田之稻，一歲再種。一熟則湖南足，再熟則湖南有余粟”。這充分證明，當時人們就已經意識到了雙季稻的栽培促進了洞庭湖區農業的發展、推動了糧食產量的提高，也為湖南稻米的輸出奠定了基礎。

其二，稻麥輪作、稻棉復種與稻豆間作制在洞庭湖區的普及。洞庭湖湖區的稻麥輪作制始于唐時，到清時已經相當普遍?！逗贤ㄖ尽肪硭木拧讹L俗》記載，當時的湖南不適宜種植小麥，全省種麥之地不過十多個地方，這十幾個地方全都位于洞庭湖區。當時，洞庭湖區稻麥輪作已經較普遍，特別是冬小麥的種植，洞庭湖區的種植面積在清代已經大大增加(15)。

在實行稻麥輪作的地方，種麥時需開壟作溝。這在種植技術上，叫壟耕種植法，壟耕可能是中國人在傳統農業階段對世界農業最大的貢獻之一。壟耕種植保證了每株農作物獨立生長，互不干擾，便于吸收太陽光，有利于提高太陽能到生物能的轉換效率，也因農作物成排而便于通風，使得農作物成熟時不易腐爛。同時，壟耕技術有利于除草間苗等田間管理。當然，壟耕種植法最重要的貢獻是便于灌溉和排水，在節省人力的同時，便于牛馬等大牲畜耕地。此外，壟耕種植法在每季農作物收獲后，將土地重新翻耕一遍，壟就成了溝，溝成了壟，完成了事實上的土地輪休，確保了地力不至于降低。在洞庭湖區，稻麥輪作時，種麥時開的壟溝，湖區人民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還利用麥溝種豆。從而，在洞庭湖區推廣稻麥復種的情形下，稻豆間種、套種也開始盛行起來。

這些因素使得洞庭湖區的糧食總產量和單位產量不斷增長，成為中國主要的稻米產區，糧食產量長期居于全國前列，因此成為全國有名的稻米輸出地。

四、天下糧倉被“湖廣熟，天下足”取而代之

1350年前后，黃道婆把棉紡織技術引進到烏泥涇，制成了一整套扦、彈、紡、織的工具，大大提高了紡織效率，并將技術教給當地婦女。從此，棉花種植在當地得到快速普及，松江的紡織業迅速發展起來。與當時全國大部分土地用來種植糧食作物不同，松江府一些地區在明清時期形成了“大半植棉”“棉七稻三”的種植結構。由于烏泥涇和松江一帶的人民最先掌握了在當時最先進的織造技術，出現了“烏泥涇被不脛而走，廣傳于大江南北”的盛況。棉紡技術也快速被周邊的太倉、上海等縣仿效。棉紡織品色澤繁多，呈現出空前的盛況，松江府成為全國最大的棉紡織中心，松江布有“衣被天下”的美稱。在當時，太湖流域出現了“家家紡織，賴此營生，上完國課，下養老幼”的景象。

明清時期，棉花關系到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商品化的中心內容。棉花的傳播使得傳統服裝紡織的主要原材料大麻被取代，傳統的水稻種植被高效率的棉花種植所取代。最初，棉花種植區域以松江府和太倉州的沿海岡地為主，到17世紀前期，也就是明朝末年，嘉定縣的耕地已經只有10%用來種相對低產值的水稻，90%種植相對高產值的棉花和豆類。到了17世紀60年代，幾乎所有耕地都改種棉花和豆類了。

太湖流域棉花種植的擴展，刺激了當地手工紡織業的發展。原有的“蘇湖熟、天下足”向其他地方供應谷米的時代結束了，改之為向國內其他地方輸出布匹。到1860年，當時的手工棉紡織業中心松江府，家家織布，平均年產66.3匹，而其自用的僅8.4匹，其生產的布匹87.3%作為商品輸出。從布匹的生產和作為商品銷售來看，以松江府為中心的太湖流域，當時農村的經濟社會已經進入了較高程度的商品化階段。

太湖流域從明朝末年開始，相對高產值棉桑栽培面積的擴大，進一步推動了當地糧食作物的商品化。17世紀初以前，太湖流域的蘇州府和常州府都是有余糧的區域。太湖流域長期通過京杭大運河向北方運輸糧食，“蘇湖熟、天下足”反映了太湖流域是京城漕糧的首要來源地。然而從明朝末年開始，隨著以松江府為中心的太湖流域種棉花和種桑樹的大幅擴張，該地區反而成為了缺糧區域，以致不得不從其他地區輸入糧食。到明朝末葉，“蘇湖熟、天下足”讓位于“湖廣熟、天下足”了。

于是，“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演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明朝李釜源所撰寫的《地圖綜要》內卷中就提到：“楚故澤國，耕稔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p>

到了清朝初年，江蘇、浙江一帶城鎮化很明顯，人口密集，對外糧食依賴度越來越大，江浙“本地所產米谷，不足供食用”“浙江及江南蘇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豐收之年，亦即仰食于湖廣”。

到了清朝乾隆時期，因為湖南、特別是洞庭湖區在全國稻谷大米貿易中的突出地位，乾隆皇帝干脆把當時已經廣為流傳的“湖廣熟，天下足”民諺，改為“湖南熟，天下足”(16)。隨著社會的穩定，糧食貿易，特別是大米和稻谷貿易，獲得了空前發展。湖南長沙因大米集中交易而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雍正初年，當時湘江上運米之船已經形成了“千艘云集”之景象，湖南大米、特別是洞庭湖區大米直銷漢口，再抵江浙，盛極一時。

結語

明清時期，曾經以天下糧倉聞名的蘇州、湖州及太湖周邊其它地區，先是因為有大量的余糧供應全國，以商品糧為代表的農業經濟高水平發展；然后是蘇湖地區大量耕地開始種植利潤更高的棉花和桑樹等經濟作物，隨著蘇湖地區傳統的蠶桑絲經濟和新興的棉紡織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農戶其家庭經營的商品化水平也不斷提升，商品經濟不斷向縱深發展，多層次商品市場的繁榮，大量市鎮在蘇湖地區出現?！疤K湖熟、天下足”逐漸被“湖廣熟、天下足”所取代。蘇湖地區的商品化帶來了農業發展，傳統的水稻種植被高效的棉花等更高值、更商業化的農產品取代。對比這一參照系，可得出今日的洞庭湖區也可以采用類似的做法，從糧食種植（水稻）向高值農產品（棉、桑）及進一步的紡織業等工業制造業轉型；從追求糧食產量逐步向產量和質量并重。

近年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湖南農業發展成效顯著，傳統農業的優勢得以鞏固并發揚光大，新的優勢正在逐步形成和發揮，湖南正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轉變，這將為實現富饒美麗幸福新湖南奠定堅實的基礎。

(1)《新唐書·地理志四》。

(2)宋王存等《新定九域志》卷六：“鼎州，潤禾堰，舊名北塔，唐太守李琎增通古莼陂，由黃土堰注白馬湖，入城隍，是為永泰渠，北流灌新濠，灌田千余頃，民疇賴焉，因名潤禾堰?！?/p>

(3)《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一一。

(4)《宋史·河渠志》。

(5)《宋史·河渠志》。

(6)《宋會要輯稿》食貨七十之三十七。

(7)“于田畝周圍筑堤以御水患，謂之垸?！币姽饩w《江陵縣志》卷8 堤防。

(8)武陵郡數據來源于班固.《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中華書局，2015年，第294頁；長沙國數據來源于班固.《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下》，中華書局，2015年，第305頁。

(9)王勇《湖南人口變遷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

(10)《華容縣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

(11)（元）脫脫《宋史·卷一百七十三·志第一百二十六·食貨上一等》。

(12)（元）脫脫《宋史·卷八·本紀第八·真宗三》。

(13)（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七一八》

(14)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雍正帝諭內閣時說:“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币姟妒雷趯嶄洝ぞ砦逅摹?。這說明，最遲到雍正五年時，湖廣地區已經開始栽培雙季稻了。

(15)清代黃皖的《致富紀實》載有:“小麥四月熟，大麥五月熟，接種晚稻?！?/p>

(16)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十一月癸未，“湖南巡撫高其卓奏報收成分數。得旨：語云，湖南熟，天下足。朕惟有額手稱慶耳！”見《乾隆東華續錄》卷2。

[1]黃宗智.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卞鴻翔,王萬川,龔循禮.洞庭湖的變遷[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The Factors of Dongting Lake Area Becoming the Granary of the Worl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UO Jian-bing1， XU Min-lan2，XIE Tian-Wei1

(1.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Hunan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Hunan)

As the birthplace of cultivated rice, Dongting Lake area replaced the “Good harvests from Su and Hu promise wealth and abundance for all to enjoy”, and in the end became the granary of the world. It mainly includes four factors: Firstly, the expansion of the alluvial plain in the Lake are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led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reclamation area of paddy fields in Dongting Lake Area. Secondly, the influx of northern immigrant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eople farming. Thirdly, advances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specially with the influx of northern immigrants brought advanced technology, increased yields. Finall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ice-based grain cultivation in the Su and Hu region was transformed to cotton, mulberry and other high-valu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extile industry, thus the granaries of the world were replaced by Dongting Lake region.

the world granary; developmental factor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ongting Lake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2.02.19

K207

A

2096-9333（2022）02-0130-07

2021-11-19

202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0BJY169）；2019年湖南省林業科技創新重大專項課題（XLK201919）。

羅建兵（1972- ），男，湖南邵東人，經濟學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產業經濟、農業經濟與當代農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