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痤瘡皮膚鏡下特征及可能致病危險因素分析

郭 芳，李穎慧，梁 雁，牛 潔，宋軍亮，段苡文，樊娟麗

（山西省運城市中心醫院皮膚科 山西 運城 044000）

玫瑰痤瘡又稱酒糟鼻，是一種累及面部皮膚血管和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癥性皮膚病[1]，多見于20～50歲女性，臨床表現為紅斑、毛細血管擴張、丘疹、膿皰等，可呈特征性反復緩解和加重[2-3]，給患者生活和社交造成極大困擾。目前玫瑰痤瘡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遺傳因素、免疫功能異常、神經脈管調節功能異常及微生物感染均可能導致患者發病[4-5]。皮膚鏡是近年來臨床用于診斷皮膚病的新興技術，可通過對患者皮損組織進行觀察，識別皮膚表皮下部、真皮淺層毛細血管及毛囊周圍改變，從而做出準確診斷并評估病情嚴重程度，被廣泛應用于皮膚良惡性腫瘤、炎癥性皮膚病、感染性皮膚病等疾病的診斷中[6]。本研究旨在對玫瑰痤瘡患者皮膚鏡下特征進行分析，并探討玫瑰痤瘡發病的影響因素，以期為臨床玫瑰痤瘡的預防及診斷提供理論參考。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擇2018年6月-2021年7月筆者醫院皮膚科門診收治的玫瑰痤瘡患者100例作為觀察組，其中男9例，女91例；患者年齡18～51歲，平均（33.26±5.65）歲。另選取同期于筆者醫院進行健康體檢的志愿者100例作為對照組，其中男28例，女72例；年齡18～50歲，平均（35.73±4.26）歲。所有志愿者無皮膚相關疾病，與觀察組不存在一級或二級親屬關系，所有志愿者均知情調查內容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觀察組納入標準：①符合玫瑰痤瘡診斷標準[7]；②半年內未接受局部或系統藥物治療；③自愿參與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觀察組排除標準：①合并濕疹、痤瘡、溢脂性皮炎等其他炎性疾??；②由皮肌炎、混合型結締組織病等導致的面部皮疹；③合并精神疾病無法配合完成問卷調查者。

1.4 方法

1.4.1 問卷調查：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內容包括一般信息、自覺癥狀及體征、生活方式及相關病史等。在對本研究調查人員進行統一規范化培訓后，由調查員向患者說明調查的目的和意義，然后發放調查問卷，指導患者進行問卷填寫，所有問卷均為匿名問卷，嚴格保護研究對象隱私。本研究共發放200份問卷，回收問卷200份，回收率100%，無漏答或規律性問卷，有效率為100%。

1.4.2 皮膚鏡檢測方法：采用Medicam 800HD皮膚鏡系統（FotoFinder,德國）采集患者皮損皮膚鏡下圖片，并對以下皮膚鏡特征進行分析：①背景顏色：多為淡紅色、黃紅色、深紅色及紅色；②皮膚鏡下血管狀態：點狀血管、線性分枝狀血管、非典型血管及多角形血管等；③皮膚鏡下血管分布方式：不規則分布、簇狀分布、網狀分布等；④非血管結構：毛囊角栓、毛囊周圍油滴狀暈、丘疹或膿皰等。以診斷結果為“金標準”，分別計算皮膚鏡下各指征對玫瑰痤瘡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靈敏度=真陽性/（真陽性+假陰性）×100%；特異度=真陰性/（假陽性+真陰性）×100%；陽性預測值=真陽性/（真陽性+假陽性）×100%；陰性預測值=真陰性/（真陰性+假陰性）×100%。

1.5 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 22.0軟件對臨床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采用單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篩選玫瑰痤瘡發病的影響因素，并構建預測模型，采用患者工作特征曲線（ROC）、校準曲線及臨床決策曲線評價模型的預測效能。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觀察組患者臨床特征：本研究100例玫瑰痤瘡患者中，紅斑毛細血管擴張型49例（49.00%）、丘疹膿皰型40例（40.00%）、肥大型7例（7.00%）、眼型4例（4.00%）。皮損分布情況中，鼻及鼻周皮損67例（67.00%），頰部皮損51例（51.00%），顴部37例（37.00%），口周及頦部34例（34.00%），額顳區26例（26.00%），耳部19例（19.00%），眼部及眶周17例（17.00%），頦下部及頜下部15例（15.00%），合并兩個以上皮損部位的患者為81例，占81.00%。

2.2 觀察組皮膚鏡下指征：100例玫瑰痤瘡患者常見的皮膚鏡表現有深紅色背景，多角形或分枝狀血管呈網狀或不規則排列、無鱗屑，見圖1。玫瑰痤瘡皮膚鏡下特異度（100%）和靈敏度（88.64%）最高均為多角形血管，其次為網狀血管分布，其特異度和靈敏度分別為96.77%、63.76%，見表1。

表1 玫瑰痤瘡皮膚鏡下特征及各指征敏感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 （例，%）

圖1 玫瑰痤瘡皮膚鏡表現（20×）

2.3 玫瑰痤瘡發病的單因素分析：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性別、日曬時間、使用堿性潔面劑、應用激素藥膏、多食甜食、性格急躁、玫瑰痤瘡家族史、便秘及睡眠質量均為玫瑰痤瘡發病的相關影響因素（P＜0.05），見表2。

表2 玫瑰痤瘡發病的單因素分析 （例）

2.4 多因素分析：以單因素分析中具有顯著性的因素為自變量，并按表3進行賦值，以玫瑰痤瘡發病為因變量（未發病=0；發病=1），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女性、使用堿性潔面劑、應用激素藥膏、玫瑰痤瘡家族史及便秘為玫瑰痤瘡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圖2。

圖2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玫瑰痤瘡發病的影響因素

表3 變量賦值量表

2.5 模型構建：基于多因素分析結果，采用R語言統計軟件構建列線圖預測模型，每個指標對應標尺得分相加即為總分，與風險預測軸上的數值對應即為玫瑰痤瘡發病風險概率，見圖3。

圖3 玫瑰痤瘡發病的列線圖風險預測模型

2.6 模型驗證

2.6.1 列線圖模型區分度評價：采用Harrell concordance index分析法和ROC曲線對模型區分度進行評價，C-index計算結果為0.756（95%CI：0.684～0.830），ROC曲線AUC為0.758（95%CI：0.701～0.815），以上結果提示該風險預測模型的區分度尚可，見圖4。

圖4 列線圖模型的ROC曲線

2.6.2 列線圖模型校準度評價：A為參考曲線，B為擬合曲線，從本次構建的風險預測模型來看：當事件發生率在27.5%以下時，模型低估風險；當事件發生率在27.5%～57.5%時，模型高估風險，當事件發生率在57.5%～100%時，模型低估風險，而在27.5%、57.5%時，模型預測和觀測值完全一致，整體而言，本模型的準確度較好，見圖5。

圖5 列線圖模型校準曲線

2.6.3 列線圖模型有效性評價：采用臨床決策曲線評價列線圖模型有效性，本次構建的列線圖模型遠離極端曲線，凈獲益率高，提示本模型有效性較好，見圖6。

圖6 列線圖模型的臨床決策曲線

3 討論

玫瑰痤瘡是一種以短暫或持續的中央面部紅斑、潮紅和毛細血管擴張為特征的疾病[8]，依據臨床表現可分為毛細血管擴張型、丘疹膿皰型、增生肥大型和眼型，同時伴有燒灼感、針刺感、緊繃感及瘙癢等自覺癥狀[9]。目前的研究普遍認為玫瑰痤瘡是在遺傳因素基礎上，環境條件、生活習慣及微生物等刺激皮膚后激活免疫系統或獲得性免疫系統，釋放炎癥因子，或直接引起血管神經功能失調，繼而導致皮膚炎癥反應及彌漫型血管擴張[10]，隨著病情進展，可見血管周圍慢性炎細胞浸潤或毛囊內膿腫形成。臨床上玫瑰痤瘡的診斷需依靠患者臨床表現，而玫瑰痤瘡臨床表現多樣，因此經常導致過度診斷或普遍漏診。皮膚鏡是近年來逐漸應用于皮膚疾病診斷的無創輔助檢查，其通過光學放大、浸潤和偏振技術顯示真表皮淺層結構特征，取得了較好的臨床實用效果[11]。

本研究中，100例玫瑰痤瘡患者常見的皮膚鏡表現有深紅色背景，多角形或分枝狀血管呈網狀或不規則排列，無鱗屑。Lallas等[12]早期的研究發現，玫瑰痤瘡皮膚鏡下存在線狀血管相互平行或垂直交織分布的“多角”血管，認為多角血管為玫瑰痤瘡的特異性指征。筆者的研究證實，玫瑰痤瘡皮膚鏡下多角形血管的特異度和靈敏度均較高，分別為100%和88.64%，分析多角血管的形成與持續血管擴張、血管通透性增加、皮膚結締組織增生和血管重塑有關。在臨床診斷中，醫師可根據皮膚鏡下特征鑒別患者病情嚴重程度，從而為患者皮膚管理、用藥調整及治療方法的選擇提供參考。

目前關于玫瑰痤瘡發病的危險因素分析尚無定論，王素環等[13]通過對廈門市225例玫瑰痤瘡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常伴面部潮紅、灼熱等不適，情緒變化、具有玫瑰痤瘡家族史及洗臉水溫高等因素的人群更易患玫瑰痤瘡。GUO等[14]的研究表明，高頻率清潔和大量使用清潔用品與玫瑰痤瘡的發生呈正相關，深度清潔者更容易出現丘疹和膿皰等首發癥狀，是酒糟鼻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通過單因素玫瑰痤瘡發病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性別、日曬時間、使用堿性潔面劑、應用激素藥膏、多食甜食、性格急躁、玫瑰痤瘡家族史、便秘及睡眠質量均為玫瑰痤瘡發病的相關影響因素。進一步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女性、使用堿性潔面劑、應用激素藥膏、玫瑰痤瘡家族史及便秘為玫瑰痤瘡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在臨床中玫瑰痤瘡患者以女性多發，這可能與女性機體激素變化有關，激素水平變化可能導致神經脈管調節異常，從而增加高毛細血管通透性、擴大毛細血管網、增加局部血流及聚集炎性細胞[15]，此外激素水平失調還可能引起激素受體下游的相關通路變化，導致血管通透性改變，從而增加患者發病風險。含皂基的堿性潔面對皮膚表層油脂具有較好的清潔能力，但長期使用將導致皮膚表面pH值改變，從而損傷屏障功能。而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藥膏可導致紅斑和毛細血管擴張，其內在機制可能與糖皮質激素自身或協同腫瘤壞死因素誘導人原代角質形成細胞表面TLR2的表達，誘導新生血管生成劑介導炎性反應有關[16]。家族史已被證實為玫瑰痤瘡發病的危險因素之一，研究表明[17]，基因表達與與玫瑰痤瘡發病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如GSTM1和GSTT1基因。還有研究發現，VEGF基因雜合和純合+405C/G多態性使玫瑰痤瘡的發病風險分別增加1.7倍和2.3倍，紅斑毛細血管擴張型玫瑰痤瘡患者VEGF基因+405C/G多態性與病情嚴重程度呈正相關關系[18]。然而，目前對于遺傳因素在玫瑰痤瘡發病機制中的具體機制仍不清楚，尚需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驗證。吳琰瑜等[19]人研究表明便秘是玫瑰痤瘡的危險因素，便秘可導致患者腸道菌群功能失調，激活血漿激肽釋放酶，引起神經源性炎癥，導致玫瑰痤瘡的發生。有研究表明[20]玫瑰痤瘡患者通過富含粗麥麩大量液體的飲食減少腸道通過時間緩解便秘癥狀，在便秘緩解的同時玫瑰痤瘡癥狀也得以緩解，提示患者調整飲食、規律生活可緩解玫瑰痤瘡癥狀。

基于玫瑰痤瘡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建立了Nomogram預測模型，ROC曲線結果顯示該模型AUC為0.758（95%CI：0.701～0.815），具有較高的區分度，校準曲線顯示模型預測結果與實際情況較為一致準確性較高，臨床決策曲線顯示本模型凈獲益值較高，有效性較好。

綜上所述，玫瑰痤瘡患者的皮膚鏡表現為深紅色背景，多角形或分枝狀血管呈網狀或不規則排列，無鱗屑。女性、使用堿性潔面劑、應用激素藥膏、玫瑰痤瘡家族史及便秘為玫瑰痤瘡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但本研究樣本量較少且為單中心研究，尚需大樣本研究對本研究結果進行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