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南石窟寺碑拓片勘校記

◆ 徐清（北京）

北魏南石窟寺碑于民國初年在甘肅涇川縣王家溝出土，1917年移置縣學，現藏于甘肅省平涼市涇川縣王母宮文管所。石碑通高225厘米，寬105厘米，厚17厘米，圓首方趺，座高22厘米。碑文正書23行，因碑下部有缺損，現每行存34字。碑額陽刻“南石窟寺之碑”六字，字體介于篆隸之間，兩側鐫刻螭首，額上橫列正書“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書兼含隸意，結字橫扁緊密，平正取勢，渾穆古樸。

碑尾落款有確切的立碑時間和立碑人：“大魏永平三年（510），歲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平西將□涇□□刺史安武縣開國男奚康生造?！?/p>

奚康生（467—521），河南陽翟人，北魏名將，《魏書》《北史》皆有傳，歷北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先后任青州、華州、涇州刺史等。北魏永平二年（509）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起義，秦州沙門劉光秀率眾響應，起義規模很大，震動了北魏王朝。勇冠當世的奚康生臨危受命，從華州（今陜西大荔縣）刺史任上進討涇州，叛亂很快得以平息。平叛以后，奚康生就留在涇州擔任了近三年的刺史。也就在這短短的兩年多時間里，奚康生耗費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命匠呈奇，競工開剖，積節移年，營構乃就?！痹谇О倜そ掣F年累月的勞動下，終于造就了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位于今慶陽市西峰區，北魏時同為涇州治下）兩座絢麗多彩的佛教藝術殿堂。但對于其開窟造像，后人多有猜測，一說其為贖罪，因其連年征戰殺戮過多，內心不安以表懺悔，為亡靈超度。一說其為逢迎北魏皇室崇佛之好。

碑陰為出資修建石窟的施主題名，共三列，計56人。它是南北石窟寺唯一的開窟文字遺存，不僅成為解讀兩窟乃至整個隴東造像背景及造像內容最主要的實物資料，而且也是研究?？钡胤街?、職官的重要實物史料。

筆者在日常工作中接觸到北魏南石窟寺碑整紙拓片兩張，一張為中國國家畫院主辦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碑刻展覽的展品（圖1），一張為楊昭儁舊藏初拓精本（圖2）。今就兩幅北魏南石窟寺碑拓片勘校如下：

第一幅（圖1）北魏南石窟寺碑整紙拓片，捶拓精細，字口清晰。張彥生在《善本碑帖錄》中對北魏南石窟寺碑記載如下：“碑民國初在甘肅涇縣王家溝出土，移縣學。碑發現后，初拓本第六行下，彼堓二字完好，第七行基字完好。初拓較近拓少損十余字”①。此拓片，“彼堓”“基”字完好，當定為初拓無疑。

第二幅（圖2）北魏南石窟寺碑整紙拓片，楊昭儁題簽并題跋，卲章題跋。

楊昭儁題簽（圖3）：石窟寺碑初脫（拓）精本

庚申（1920）孟冬得于京師廠甸，湘潭楊昭雋潛庵題記

鈐?。喊摚ㄖ煳模?/p>

楊昭儁題跋（圖4）：山西大同石窟寺造像摩崖，曾在陳師曾、姚茫父齋中見之，其用筆結體樸厚渾穆，正與此碑伯仲，頃，邑人周印昆忽以拓本見貽，附記于此。辛酉（1921）四月京師寓齋。阿潛題。

鈐?。簵钫褍y?。ò孜模﹥魳穼h金石?。ㄖ煳模顫撯炙亟鹗之嫞ㄖ煳模?/p>

楊昭儁（1881—？），字奉貽，號潛庵，署潛叟、潛居士、阿潛，別署凈樂宧、如意寮、環碧草堂，湖南湘潭人。精鑒別，富收藏，入民國久居北京。民國初曾任總統府秘書，與陳師曾、齊白石友善，善篆隸，楷書學六朝。著有《凈樂宧題跋稿》六卷，系自藏金石碑帖題跋。因其精小學，所撰金石題跋多文字考據水平較高。他認為歷代金石題跋能考文字者不多，至清代水平較高的無非是翁方綱、楊守敬。他認為翁方綱：“究之過粗，辨拓時之遐邇，及甲本與乙本筆畫之異同耳。一遇篆文或應以通假讀之者，則每熟視無睹，安在其能知金石乎？近人宜都楊守敬引史證碑，稍稍高于覃溪，然于碑中難識之字仍從闕如?！薄坝嗌^晚，自幼喜治小學，凡古碑碣中難詞奧義，為前賢未曾詮釋者，往往廢寢忘食，旁搜冥討，務思有以通之。如是者積至數十年，讀書稍多，見聞漸廣，向所為艱詞奧義者，一旦皆豁然貫通，在翁、楊外又別開一生面也?！诵垰v年殘稿編成六卷。昔胡文忠謂大江以南工奏議者僅三把手，即曾、左與己也。余不揣冒昧，亦竊自許，題跋金石，翁、楊之后，無多讓焉?！?/p>

楊昭儁題跋中邑人周印昆乃其同鄉，清末民初詩人。

周大烈（1862—1934），字印昆，號夕紅樓，湖南湘潭人。曾留學日本，宣統時任吉林民政廳長，民國元年當選眾議員，后任張家口水務署監督。曾為陳師曾家塾教師。富收藏，工詩，書法參習北碑，簡練古拙。

卲章題跋（圖5）：甘肅涇州回山宮有魏嵩顯禪寺碑，《金石萃編》僅載其文，流傳拓本絕少。戊午（1918）、己未（1919）間嵩顯禪寺碑又頗發見（現），同時并得南石窟寺碑，書法渾樸，確為魏初人作，且其碑名均未見前人著錄，尤足珍貴。潛盦得茲整拓，精彩尤奕奕煥發。置之座隅，覺嵩高靈廟②如驂之靲矣。庚申（1920）祀灶后二日伯蘏卲章記于平政院。

同時山西大同復發見（現）北石窟寺摩崖造像 冋（炯）再志

鈐?。荷壅轮?（朱文） 邵伯絅（朱文）

卲章（1872—1953），字伯炯、伯絅，一作伯褧，號倬盦，倬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奉天提學使，曾畢業于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民國后任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北京政府平政院評事兼庭長、院長等。積數十年之功，藏書數萬卷，是近現代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書法家。富收藏，精研碑帖，擅長書法，四體皆通。字體古雅、渾厚、莊重。

楊昭儁認為周大烈所贈山西大同摩崖造像“其用筆結體樸厚渾穆，正與此碑伯仲”，所以“附記于此”。

卲章所題“同時山西大同復發見（現）北石窟寺摩崖造像 冋（炯）再志”，楊、邵二人所提山西大同石窟寺造像摩崖因為沒有確切的造像名稱，筆者不敢妄加猜測品評。北石窟寺公認在甘肅，目前沒有發現文字遺存，其亦為北魏奚康生主持修建，與南石窟寺并稱隴東姊妹窟，相距五十公里，而不在山西大同。卲章跋中所提嵩高靈廟碑確與此碑相伯仲，字體古拙，隸楷相間，筆力蒼古。碑額題字更是如出一轍。因本文的重點是拓片?？?，拓片呈現的書法藝術在此不贅述。

楊昭儁在題簽中清楚寫明北魏南石窟寺碑拓片得于庚申（1920）孟冬京師廠甸，卲章的題跋寫于庚申（1920）祀灶前二日，楊昭儁題跋寫于辛酉（1921），時間順序清晰。

以初拓本與楊昭儁藏本兩圖相較，楊昭儁藏本則明顯晚于初脫（拓）本，楊昭儁在題簽寫明“初脫精本”，顯然是溢美之詞。

張彥生在《善本碑帖錄》中對南石窟寺碑記載如下：“碑民國初年在甘肅涇縣王家溝出土，移縣學。碑發現后，初拓本第六行下，彼堓二字完好，第七行基字完好。初拓較近拓少損十余字”。據此（圖1）為初拓無疑，初拓本與楊昭儁藏本相較，則楊昭儁藏本第六行“彼堓”之“彼”右上已連石花，第七行基字變化不大，第八行“未申”下“耀”字左上部連石花，由此可以確定楊昭儁藏北魏南石窟寺碑不是初拓本，并且第三行至第六行下部剝落一片，此處第三行“樂之”下“□□”二字剝落，第四行“歸乎”下“有緣行”三字剝落，第五行“五常之”下“□啟唐”三字剝落，第六行“彼堓”上二字剝落。據此推斷楊昭儁得到的這張拓片在捶拓時碑右下已損泐十余字，正與張彥生所說相合。

張彥生說近拓多損十余字，但是按時間推斷，在民國元年（1911）到1949年這三十八年的時間段里，庚申年（1920）定為民國早期似乎更為貼切。

綜上所述，楊昭儁所藏南石窟寺碑（圖2）既不是他自己所題的初拓也不應按張彥生所說定為近拓，而應定為民國早期應該更為合理。卲章題跋記為戊午己未年（1918—1919）面世，且未見前人著錄。如果此說成立，那么張彥生所說民國初年出土則不成立。而從文字的損泐程度看，“耀”“彼”字的損壞應該是石碑由于搬運、風化、捶拓所致。右下底邊的山形空白則應是風化及捶拓所致。而右下四邊形空白個人認為不是自然風化，而是硬傷，或是人為或是此處碑石有裂，自然崩落所致，人為捶拓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損壞。在此僅做推斷。如此卲章的戊午己未年面世之說不成立，張彥生的民國初年出土之說應是正確的。至于卲章為何有戊午己未之說，我想應是當時的信息傳遞不便，讓題跋者和收藏者都誤以為是初拓，也未可知。

注釋：

①《善本碑帖錄》，中華書局1984年2月第一版，第68頁。

②《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金石拓本菁華》，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