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藏書票考略

王波

“關祖章藏書”藏書票

藏書票，一般認為是十五世紀德國人的發明，他們把包含個人標記的紙片貼在書上，宣示對書的主權，其功能類似于中國的藏書印。藏書票的出現與古騰堡活字印刷在德國的推廣緊密相關。此前歐洲貴族有著將藏書裝上皮面硬封，再燙印書名、姓名和專屬紋章的傳統。雖然考究，卻不經濟。隨著活字印刷推動圖書出版，藏書票這種形式逐漸興盛起來。

中國人認識藏書票是在清末國門打開之后。華洋交流，第一批接觸西方文化的中國留學生中自然有人注意到了這種小小的圖文裝飾藝術，并把它們引入國內。此后，文化精英、美術家，乃至政界人士都用不同方式對藏書票投以關注。近大半個世紀以來，書籍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普及，甚至成了快消品，藏書票實際功能逐漸消失，其作為小型藝術品特別是微型版畫的欣賞收藏價值不斷被發掘。但有人喜新有人愛舊，中國早期藏書票的文史價值依然存在，甚至愈發凸顯。

一

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國藏書票使用者，普遍認為是關祖章（1894-1966）。此人籍貫廣西蒼梧，為清朝進士、京張鐵路總辦關冕鈞之子，約一九一○年赴美國留學，回國后歷任民國政府交通部工程師、梧州工務局局長、平漢鐵路工程處處長等。關祖章有部分藏書存世，上面貼著“關祖章藏書”的藏書票，圖案是一位明代書生立在書架前展卷披覽，構圖精美，并有他在二十世紀一○年代寫的某年某月購于某處的題簽。從邏輯上看，不能僅基于題簽上的購書時間來確認藏書票的使用時間，但目前國內確實據此將關祖章推測為最早使用藏書票的中國人。

另兩位比較早期的中國藏書票使用者，分別是做過民國政府外交總長和內閣總理的陸徵祥（1871-1949），以及辛亥革命后歷任財政部司長、審計院代院長、中國銀行總行總裁、中華懋業銀行總經理等職的徐恩元（1885-1926）。不過，陸徵祥使用的兩款藏書票，都以他于一九二○年建成的家族墓地“慕廬”為圖案，而徐恩元留下的藏書中，部分貼有以北洋政府十二章國徽圖案和徐恩元三字英文拼寫組成的藏書票。該圖案設計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三年才第一次出現在貨幣上。由于關祖章藏書票可能誕生于二十世紀一十年代初，而陸徵祥藏書票必然晚于一九二○年，徐恩元藏書票則很可能晚于一九二三年。關祖章為中國最早藏書票使用者的推斷雖無鐵證，也確實有很大的可能性。

此外，德國版畫家漢斯·沃科特（Hans Volkert，1878-1945）曾設計過一款中式藏書票，以佛像及清代人物為圖案，票主為“霍六吉”。國內藏書票界基于沃科特的創作活躍年代及票面內容，推測“霍六吉”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留學德國的中國人，這是一枚早于關祖章的清代藏書票。但這個判斷其實不對，查德國藏書票協會二○○六年會刊，此款藏書票制作于一九二三年。更重要的是，沃科特亦為“霍六吉”做過另一款藏書票，票面上除了“霍六吉”外，還有他的真名“Rudolf Volkert”，票面中下位置標有“HANKOW”（漢口）字樣。由此可見，“霍六吉”是一位曾經在武漢生活過的德國人。

將眼光投向域外。日本藏書票研究的先驅齋藤昌三提出過“日本古藏書票”的概念，聲稱早在一四七○年，日本醍醐寺就有藏書票問世。此物貼在寺廟藏書的內頁，寫著一些箴語經言，或“門外不出”的文字，這等于把日本藏書票的起源追溯到與西方同一起點。當然，齋藤昌三也承認所謂“日本古藏書票”與西方早期藏書票及現當代世界藏書票并非同宗，且沒有往后發展，現代日本藏書票依然是從西方藏書票傳承而來的。

國內有人認為，所謂日本古藏書票類似于中國古代藏書牙簽。牙簽因曾用象牙制而得名，垂掛在卷軸外部，或貼在線裝本的函套上，目的是便于索書。朱熹詩云，“老翁無物與孫兒，樓上牙簽滿架垂”，描繪的正是這樣的場景。比較日本古藏書票與中國藏書牙簽，二者形態相似，但用法不同。日本古藏書票有些有目錄檢索功能，有些還真的類似藏書票?！伴T外不出”之類的字樣，跟歐洲早期藏書票上的警語異曲同工。那么，中國有沒有與日本古藏書票相近的物件呢？我倒是見過，但那也是晚于關祖章藏書票的東西了。浙江圖書館的創始人邵章（1872-1953）就把線裝書函套上的牙簽移貼到圖書扉頁上，上書“倬盦藏書”。這種極其本土的東西與圖書館書標差不多，同時也包含了藏書票的功能。

“倬盦藏書”藏書票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還有幾款藏書票也有必要略作介紹。

馬來西亞籍的華人伍連德（1879-1969）是中國防疫事業的開創者，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長期在國內任公職。他有一款藏書票，以篆書“伍連德書樓”為中心，上下寫有英文“WU LIEN TEH LIBRARY”，環繞玫瑰紋飾。其女伍玉玲曾在受訪中提到這款藏書票，推測出自其“北京媽”之手（李炳明、王培軍《聽伍玉玲女士講述伍連德博士的故事》）。伍玉玲口中的“北京媽”是伍連德的第一任妻子黃淑瓊。黃淑瓊長期居住美國，主修西方美術和歐洲文化，二人一九○五年結婚，一九三七年黃淑瓊因患肺結核在北平去世。針對這款藏書票，有人估測創作時間約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也無實際證據。

戲劇學者宋春舫（1892-1938）有兩款藏書票，一款“春舫藏書”，一款“褐木廬”?！昂帜緩]”是他一九三一年在青島建成的藏書樓齋號，宋春舫在這里藏書極豐，此款留有索引編號空白的藏書票很可能與書樓同步完成。另一款“春舫藏書”藏書票的時間不易確認。有人推測“春舫藏書”的時間早于“褐木廬”，理由是“隨著他的藏書規模不斷擴大，才有了建立私人戲劇圖書館‘褐木廬的想法”（龔晏邦《方寸書香：早期中國題材藏書票》）。但也有人基于“春舫藏書”圖案古樸，“頗有漢畫像石的味道”，以及宋春舫在《褐木廬藏劇目》中所云“予寫褐木廬藏劇目竟，各國劇本粗備，而舊劇獨付闕如。二十年秋，重游燕市，始略購求既歸海上，復得若干種”，推測“春舫藏書”在褐木廬建成之后（吳興文《褐木廬與春舫藏書》）。兩種推測，后者似更為可信。

綜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可以看成中國早期藏書票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藏書票偶有國人使用，卻未形成話題，也造成了考證上的諸多困難。在此之后，藏書票作為一種圖文藝術逐漸通過報刊傳媒走入公眾的視野。

二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作家葉靈鳳在《現代》雜志上刊載了文章《藏書票之話》，對藏書票的特征、發展小史、制作方法等作了介紹。文末，葉靈鳳不無得意地寫道：“關于藏書票的介紹，這大約是第一篇文字?！贝撕蟮囊粌赡陜?，葉靈鳳陸續在《萬象》《文藝畫報》等雜志發表了《現代日本藏書票》《書魚閑話》等文章介紹藏書票。而在一九三三年《藏書票之話》一文刊出前，他還為自己設計刻制了自用“鳳凰”藏書票。以至于有人認為，“說起藏書票在中國的普及，啟蒙者當仁不讓是葉靈鳳”（謝其章《葉靈鳳〈完璧的藏書票〉的怪論》）。

但事實上，葉靈鳳并非國內最早在公共媒體上談論藏書票的人。早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畫報》上就曾兩次提到過藏書票。這兩處文字雖短，卻鮮活地體現了當時文化界對藏書票的認識過程。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的《上海畫報》上有一則新聞，刊登了邵洵美的側臉肖像，并配文字稱：“記洵美的書。文學家邵洵美先生，將創一書店，店址在靜安寺路斜橋，與真善美書店、云裳公司相近，亦即與君住宅相近也。聞發行之書，以君之自著者為多，封面皆印自畫之像，故曰洵美的書，如上圖?！?/p>

這段簡訊目的是介紹邵洵美將開一家書店（金屋書店），書店主要發行邵洵美自己編著的書，并稱書上都會印邵洵美的這幅自畫像，名曰“洵美的書”。但幾天后的《上海畫報》（第286期）作了更正：“二八二期本報所刊邵洵美君畫像，乃張道藩君在巴黎為邵君所作。君為文學家，藏書甚富，即以此畫像制版，印成書標（bookplate）每冊帖一枚，以資識別，非印于其著作中也……”這則更正有兩層意思：一是提到邵洵美的那幅肖像并非自畫像，乃張道藩所作；二是澄清這幅帶有畫像和“洵美的書”的是“書標”（bookplate），其功能是貼在書上以資識別，不是印在著作版權頁的版權票。

回頭再說葉靈鳳。葉靈鳳發表《藏書票之話》前，曾和一批同好分享了他的藏書票收藏。此事記載于傅彥長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的日記中：“在葉靈鳳寓所，閱Ex Libr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微音、施蟄存、杜衡?！笔┫U存當時是《現代》雜志的主編，《藏書票之話》刊于《現代》雜志顯然與這次聚會有關。另外，雖然沒有書面證據直接證明施蟄存使用藏書票是受葉靈鳳的影響，但從上述材料看，這種影響應該是客觀存在的。施蟄存曾用過四款藏書票，堪稱國內實際使用藏書票種類最多的老一輩文人。第一款據其自述，用于抗戰之前而今不可得，另外三款分別是“施蟄存無相庵藏書之券”，以及兩件畫面取材自美國畫家肯特為《保羅·班楊》所作插畫的“施蟄存藏書”。

藏書票在英文中叫“bookplate”，其票面常標注以拉丁文“Ex Libris”，意即“我的藏書”。邵洵美將“bookplate”翻譯成“書標”，葉靈鳳則譯為“藏書票”?？橇巳~靈鳳藏書票文章的施蟄存卻在一九三四年自己寫的文章《買舊書》里稱其為“藏書貼”：“買舊書還有一種趣味，那就是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題字和藏書貼（Ex Libris）……藏書貼是西洋人貼在書上的一張圖案，其意義等于我國之藏書印，由來亦甚古?！惫识?，“藏書貼”的譯法不算壞，它和藏書印非常對應，襯托了“貼”的動作和依附方式。但后來，施蟄存不知出于何種考慮，又將自己的一款藏書票在票面上標為“藏書之券”。

時至今日，“藏書票”已經成為通行譯法，不可撼動。這要歸功于葉靈鳳，以及更早的來自日本的漢字翻譯。

雖然葉靈鳳被推崇為中國藏書票的啟蒙者，是“中國的齋藤昌三”，但論及中國誰對藏書票研究最為精深，不能不提唐弢。唐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大公報》上署名“風子”，發表《藏書票》一文，代表了國人對藏書票認知的新高度。這篇文章隸屬于唐弢在那一時期精心雕琢的“書話”文章，聚焦書邊掌故，凝練清暢，頗具大師氣息。在千字短文中，唐弢充分展現了他對藏書票的廣闊了解，介紹了藏書票的形制、起源、用法，提出了德國藏書票“構圖嚴謹”、裝飾風格濃重，意、法兩國藏書票受洛可可影響大，英國重于紋章而“素崇保守，圖案單純”的不俗觀點。同時，唐弢也介紹了當時新興木刻運動產生的一批木刻藏書票，指出它們“大多著重于圖案，試作方面，并非真為藏書”，“而在內容方面，志在保持東方趣味”，“倒也是別開生面的”。

唐弢還提及郁達夫有藏書票，但是目前誰都沒見過，成為一樁歷史懸案。

三

晚近幾十年來，中國藏書票，特別是以小版畫形式拓印的藏書票，在推介過程中往往會祭出魯迅的大旗，強調魯迅是藏書票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支持者。所以關于魯迅與藏書票的關系，需要做一些澄清。

《魯迅全集》中提及“藏書票”三字的共有三處—一九三○年六月十三日的日記，“夜往內山書店買《藏書票之話》一本，十元”；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日記，“得唐英偉信并木刻藏書票十種，午后復”，以及當天給唐英偉的回信“十三日信并藏書票十張，頃已收到，謝謝”。其中，《藏書票之話》就是上面提到的日本人齋藤昌三關于藏書票的研究性畫冊，唐英偉是當時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學生，版畫集《木刻界》的主編。根據上海魯迅紀念館館藏清點，魯迅在世時共計收藏了二十四枚藏書票。這些藏品不光包括木刻青年唐英偉的習作，還有一些歐洲和日本的藏書票。

蹊蹺的是，魯迅在一九三四年編印出版外國版畫集《引玉集》時，里面收錄了蘇聯版畫家畢斯凱萊夫很典型的一款藏書票，卻不用藏書票的稱呼，另行標注為“藏書圖記”，值得推敲。

如前所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玩藏書票最起勁的人是葉靈鳳。魯迅和葉靈鳳思想立場有差異，愛好卻出奇相近。兩人均為作家，又同喜版畫和文圖藝術。葉靈鳳曾撰文《獻給魯迅先生》，對兩人關系作單方面陳述：

我和魯迅之間，說來古怪，這是他人所不易看出的，好像有一點沖突，同時又有一點契合。我有一個弱點，喜歡買一點有插圖的書和畫集放在家里看看，這弱點，他老先生好像也有。但我另有一個弱點，我早年是學過畫的，看來技癢便也信手仿作幾幅，他老先生雖然也畫無常鬼，但對我的畫卻不肯恭維，于是天下便多事了。

……

我與魯迅先生在各種場合下也先后見過幾面，我認識他，他大約也認識我，但是從不曾講過話。近年偶爾遇見，他老先生雖然“豐采依然”，可我早已唇不紅，齒不白，頭發也不光了。我以為早已各捐舊嫌，你印你的木刻，我玩我的藏書票，兩不相犯，誰知讀了《花邊文學》，才知道“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倒使我又要擔心起來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魯迅是新興木刻運動的導師，而葉靈鳳因為熱衷藏書票，也成為“中國的齋藤昌三”?！澳阌∧愕哪究?，我玩我的藏書票”，說的恰是這個格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葉靈鳳剛剛在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上發表《現代藏書票種種》一文，系統介紹藏書票這個對中國人來說的新鮮玩意。而這段時期的魯迅和施蟄存也在《申報·自由談》上有場筆墨官司。所以，無論對葉靈鳳還是施蟄存，此時的魯迅應當都沒多少好感。而且，葉靈鳳介紹的藏書票知識，對于三年前就看過齋藤昌三《藏書票之話》的魯迅來說，大概也都屬于常識。

一九三四年三月，《引玉集》結集出版，其中的“后記”落筆于當年的一月二十日。魯迅寫道：“對于木刻的紹介，已有富家贅婿和他的幫閑們的譏笑了。但歷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閑們的不滿而停運的?！边@里的富家贅婿，揶揄的是盛宣懷的孫女婿邵洵美，幫閑則直接指向一九三四年元旦在邵洵美創辦的《十日談》上寫文章批評魯迅木刻好古的楊天南。不過，魯迅說的不是“幫閑”，而是“幫閑們”，葉靈鳳在魯迅心中大概也被歸為此列。況且，彼時正是葉靈鳳第一篇藏書票文章傳播效應最強的時間窗口，魯迅將《引玉集》中選錄的畢斯凱萊夫藏書票改稱“藏書圖記”，而非如日記里那樣直呼藏書票，極有可能是刻意地拉開距離。

四

介紹完了使用者與推介者，再來看看早期中國藏書票的設計者。

一九三四年，時任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美術系教師的李樺（1907-1994）響應魯迅新興木刻運動的號召，帶領一群志同道合的學生成立了“現代創作版畫研究會”?，F代版畫會在魯迅的親自指導下發行了會刊《現代版畫》，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共出了一十八輯。其中有兩輯印載過藏書票，分別是一九三五年五月的第九輯和一九三六年五月的第十八輯。其中，第九輯還是“藏書票特輯”，集中刊印了十一種藏書票。

從一九三五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現代版畫會成員們創作的藏書票種類數，《中國藏書票史話》一書的作者李允經曾專文作過總結，勘定共計三十九種，“其中李樺5枚，賴少其6枚，唐英偉13枚，陳仲綱5枚，劉憲3枚，劉侖2枚，張在民2枚，潘業2枚，潘昭1枚”（李允經《魯迅和中國藏書票史話》）。但囿于材料和時代所限，其勘定可能并不十分準確。

現代版畫會創作的藏書票總數量，可以通過以下門類分步統計。第一，現代版畫會會刊《現代版畫》共刊載了一十三種藏書票。其中李樺一種、劉憲三種、潘業一種、陳仲綱一種、張在民二種、潘昭一種、賴少其三種、唐英偉一種。第二，魯迅收到的賴少其贈予的個人版畫集《詩與版畫》，其中包含以老鼠偷米為圖案的“少其書票”一種。這件事載于魯迅當天的日記：“午后得李華（魯迅筆誤，應為‘樺）信并賴少其及張影《木刻集》各一本?！保?934年12月25日）第三，魯迅收到唐英偉寄贈的十種木刻藏書票，它們均為唐英偉創作，此事記入魯迅日記（1936年3月23日）和給唐英偉的回信。藏書票收藏家吳興文在一九九五年赴香港面訪唐英偉時，唐英偉回憶自己曾在一九三六年創作了一部《藏書票集》，“內收十款藏書票，手拓五十本，可說是中國第一本藏書票集。其中一本送給魯迅，并且只有少數幾本送到朋友手上，其余的都毀于戰火”（吳興文《我與藏書票》）。

問題來了。唐英偉回憶自己裝訂、“內收十款藏書票”并且送給過魯迅一本的《藏書票集》，與魯迅收到的十種藏書票是什么關系？首先可以確認，魯迅并未收到唐英偉裝訂成冊的《藏書票集》。因為把“魯迅生前珍藏的中國現代木刻作品全部蒐集于此”“原來一些成集的封面等裝幀……均一并收入”的巨型畫冊《版畫紀程》里沒有這部《藏書票集》，倒是在《版畫紀程》第五冊“木刻作品散頁”子目下，收錄了唐英偉上述的十款木刻藏書票，以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唐英偉寄藏書票給魯迅的信封。

那么，唐英偉的《藏書票集》是否真實存在呢？據我所知，國內文獻只有吳興文在回憶唐英偉的文章中以文字形式提到過這個《藏書票集》，至于票集原貌，一直未有人聲稱得見。但是我在日本買到一套《青森豆本別冊》，是曾在一九三五年前后與李樺、唐英偉等人均有書信往來的日本版畫家佐藤米次郎于一九六一年制作的藏書票復制迷你書。這套《青森豆本別冊》內分四冊，其中“中國篇”別冊內的第一幅圖片，即是唐英偉的《藏書票集》封面圖影，上面還有題款“佐藤米次郎先生指正，英偉敬贈”。由此證明，唐英偉《藏書票集》確實存在，他回憶的“只有少數幾本送到朋友手上”，就包括遠在日本的佐藤米次郎。

因此，唐英偉《藏書票集》內的藏書票極可能是，或絕大多數內容是《版畫紀程》中的十款散票。而唐英偉或許是將散票寄給魯迅后，再裝訂成票集。只因年代久遠，記憶失真，才誤以為當年寄給魯迅的是裝訂過的集子。

上述三類共計二十四種藏書票（不包括佐藤米次郎《青森豆本別冊》中唐英偉創作的“俞福親 1936”）均被魯迅收藏，并全部收錄于《版畫紀程》中。但現代版畫會創作的藏書票并不止于此，他們還在一九三五年前后與日本版畫組織有過通信往來，郵寄交流了一批藏書票給佐藤米次郎，并以原作原拓形式刊載在佐藤米次郎主編的一九三六年第一回和第二回《趣味之藏書票集》上。

現代版畫會成員就創作了上述藏書票嗎？應當說基本覆蓋，但尚有漏網之魚。截至目前我能找到的其他線索有兩條。一是《版畫紀程》收錄的一九三六年“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總目”記錄了一位叫“常踏青”的人有一款藏書票作品；唐英偉參展的系列藏書票作品中，有一款“英毅藏書票”也不曾見過。只是歲月流逝，這兩款藏書票被發現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之所以花力氣厘清現代版畫會成員的藏書票創作情況，蓋因以李樺為代表的這批版畫藝術家，是魯迅倡導的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旗手。他們是中國藏書票設計群體中，以版畫形式創作藏書票的歷史先驅。

但是，中國藏書票設計史上還有另一群“失蹤者”。

前幾年出版的《華東師范大學西文藏書票圖錄選刊》一書中，共刊錄六十六種個人藏書票。其中圣約翰大學政治學系兩位外國教授—唐納德·羅伯茨（Donald Roberts）與赫利·麥克尼爾（Herley Macnair）的藏書票，均以中國傳統建筑為圖案，并題有“含英咀華”“開卷有益”等勵志古語。更為重要的是，兩款藏書票右下方均有“W. M. P”的畫押，說明出自同一藝術家之手。

武昌文華大學圖書館藏書票“文化公書林”

這兩款藏書票與中國藏書票之“祖票”關祖章藏書票，存在高度相似之處。包括畫面主題充分中國化、有黑色邊框、線條嚴謹、文字規整等。這些特點，與現代版畫會成員創作的藏書票完全不同，卻與美國黃金時期的藏書票藝術風格極為接近。如果他們是，或部分是中國人的話，則證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就已經出現了職業的華人藏書票設計工匠。事實上我還在更早的武昌文華大學圖書館藏書票“文化公書林”上，找到“胡，EJW，1911”的設計畫押標記，那幾乎可以斷定是一名中國籍的藏書票設計師。

這些接受商業訂制的中國藏書票設計藝術家，隱藏在歷史的縫隙中，卻藝貫中西，等待被我們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