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作家全集整理、編纂的術與道
——陳建軍教授訪談錄

湖北|陳建軍 沈瑞欣

陳建軍，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聞一多研究會會長，中國寫作學會常務理事，《寫作》雜志副主編。著有《廢名年譜》 《撣塵錄：現代文壇史料考釋》 《說不盡的廢名》 《袁昌英年譜》等，主編、編訂《豐子愷全集》（文學卷）、《廢名作品精選》（四卷本）、《遠山：徐志摩佚作集》、《廢名詩集：我認得人類的寂寞》等。

沈瑞欣：陳老師好！您曾主編《豐子愷全集》（文學卷，6 卷），現在又編《廢名全集》（10卷），依您的經驗，在整理、編纂中國現代作家全集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有沒有可以遵循的統一規范？

陳建軍：瑞欣好！整理、編纂現代作家全集，涉及很多問題，如體例問題，底本擇定問題，文字識讀、過錄問題，繁簡字體轉換問題，異體字、習慣用字、標點符號處理問題，題注及其他注釋問題，?？奔靶？狈柺褂脝栴}等。關于這一系列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形成共識，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通則和工作規范。這些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說得清楚的，我們可以集中圍繞幾個具體問題來談一談。

沈瑞欣：您剛才提到全集的整理、編纂尚未形成統一的工作規范，這是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來談的；從總體目標來看，您認為全集的編者應該朝著怎樣的方向努力呢？我記得您在《〈徐志摩全集〉：值得信賴和珍藏的一部全集》中寫道：“我始終認為，對全集編輯質量的鑒定，應該建立一套科學、規范且行之有效的評價體系?！痹谀磥?，全集應該具備怎樣的品質？全集的質量優劣又該如何判斷？

陳建軍：編纂全集，關鍵在于文本的整理。整理文本，應力求準確無誤。否則，既不能將文本的真實面貌呈現出來，也會對學術研究造成一定的障礙。此外，收錄要完備。既然是全集，就應當廣泛搜集作家的作品，名副其實地做到一個“全”字。同時，編者應確保全集體例的合理性。體例是編纂理念、基本原則和工作規范的體現。體例一經制定，就必須嚴格遵守、貫徹始終。如有例外，應做出說明。王世家、止庵編的《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部“縱向閱讀”魯迅的文本，在編輯體例上既有創新又比較合理。采取什么樣的體例，應視具體情況而定。再就是要方便閱讀。有的全集分類瑣碎，字號太小，印制欠佳，閱讀起來很不方便。文本準確，收錄完備，體例合理，方便閱讀，我認為是全集應該具備的四大品質，也是評價全集編輯質量優劣的四個重要指標。

沈瑞欣：您把文本準確列為全集編纂的首要指標，那么要怎樣保證文本準確呢？

陳建軍：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盡量保留原貌。除非有可靠的依據，一般不應對文本做任何改動。從某種意義上講，保留原貌即是對歷史的尊重、對作者的尊重，也是對讀者的尊重。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不能完全以現行的標準去衡量當時（主要是民國時期）的用字、標點符號、格式等是否合乎規范。

整理文本，應設法以第一手資料為底本。在這方面，我是有教訓的。近二十年前，我在編《廢名年譜》時，因受客觀條件的限制，用了不少二手資料。年譜出版后，再對照陸續查找到的原始資料，才發現所引用的二手資料本身錯誤太多。我現在編的《廢名年譜長編》，用的都是第一手資料，希望能夠盡快出版。再如，我曾寫過一篇《關于徐志摩的一則日記》，全文引用了《伍大姐按摩得膩友》，是從一部徐志摩傳記里轉錄的。后來在上?！陡柲λ埂沸笊险业竭@篇文章的初刊本，兩相對比，發現那部徐志摩傳記中的引文多有訛誤。已版現代作家全集，如《徐志摩全集》，其中有大量作品直接采自他人的整理本。全集如以他人不準確的整理本為排印依據，則會以訛傳訛，不能呈現作品的真實面貌。

收入某部全集中的作品，有的之所以采用二手資料，是因為無法找到最初的本子，屬于不得已而為之。徐志摩去世后，陸小曼發愿整理、出版《志摩全集》。編入全集中的書信，大多是她從收信人那里借來抄錄的。陸小曼在抄錄的時候，難免會出現錯誤。抄件提交商務印書館之后，排印時，也難免存在手民誤植的問題。因時局不靖，《志摩全集》未能出版，但紙型和清樣保留了下來。而所出清樣是否經過了嚴格的校對，也是個問題。1983 年，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的5 卷本《徐志摩全集》即是以《志摩全集》的紙型和清樣為依據的。后來出版的各種《徐志摩全集》，有不少作品完全采自香港商務版，如徐志摩寫給劉海粟的書信。劉海粟曾長期保存著徐志摩寫給他的大部分書信，這些書信后來被一個學生借去了，這個學生又借給了一個“青年人”，結果“青年人”一直未還。收入香港商務版中的徐志摩致劉海粟信，有大量的可疑之處，因無原始手跡可據，故無法一一勘正。不過，收入各種《徐志摩全集》中的徐志摩致劉海粟信，除數封外，其余的都在民國時期的報刊上發表過，都是根據劉海粟所提供的原件抄錄的。我在《徐志摩書信尚需重新整理》中曾提到，有11 封信刊登在上?！段挠选钒朐驴?943 年7月15 日第1 卷第5 期。后來發現，上?！稌r事新報·青光》早在1936 年12 月28 日至1937 年2 月20 日就先后15 次登載過徐志摩寫給劉海粟的“手札”，約有19 封。這兩種刊本，可以作為?？毙熘灸χ聞⒑Ｋ谛诺闹匾獏⒖家罁?。

整理文本，不要忽視報刊上的“更正”信息。1923 年7 月1 日、8 日，廢名的短篇小說《柚子》連載于《努力周報》第59期、第60期，文字上有些錯誤。7 月8 日、15 日，《努力周報》第60 期、第61 期分別刊登了《前期小說〈柚子〉的正誤表》。10 月7 日，廢名的短篇小說《浣衣母》發表在《努力周報》第73 期。10 月14 日，《努力周報》第74 期刊登了《前期小說〈浣衣母〉的正誤表》。1943 年10 月22 日，穆旦在重慶《聯合畫報》周刊第50 期上發表了一篇譯文《日本北部門戶洞開》（署名穆且），因排印有誤，10 月29 日第51 期特刊登了一則《重要更正》。諸如此類的“更正”信息，應納入整理者的視野。

沈瑞欣：整理書信（手跡），好像難度更大一些。

陳建軍：是的。相對于印刷本，對作家手稿（包括書信手跡）的整理，難度確實要大一些。不少研究者將魯迅書信手稿與《魯迅全集》中的書信進行對校，發現《魯迅全集》中的書信在文字、標點、格式上有一些訛誤。我曾花了一段時間，詳細比較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版《聞一多書信手跡全編》與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聞一多全集》書信卷，發現后者在釋文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

沈瑞欣：如果所依據的底本品相太差，字跡模糊，無法辨識，應怎樣處理？全集收不收？

陳建軍：在整理時，無法辨識的文字可用“□”來替代。如數量不大，可以編入全集。如果數量太大，則可以不收錄。

所依據的底本品相太差，可通過各種途徑，找找有沒有其他品相較好的本子。我在翻閱民國時期報刊的過程中，經常發現同一期雜志或同一天的報紙，有的印刷質量好一些，有的印刷質量差一些。同一期雜志或同一天的報紙，各家圖書館的藏本品相不一，有的很完整，有的殘缺不全。記得2010 年，我在一家圖書館發現趙家璧主編的《中國學生》月刊上有穆時英的一篇小說《弱者怎樣變成強者的故事》，但這家圖書館的藏本品相不太好，穆時英的這篇小說中有一頁破損比較嚴重。后來，我瀏覽孔夫子舊書網，發現有《中國學生》月刊出售，而且品相很好。經與賣家聯系，賣家用相機把這篇小說完整地拍攝下來，無償地提供給了我。

當然，各家藏書機構所收藏的同一期雜志或同一天的報紙，印刷質量或許都不太好。比如，1940年代，由于條件所限，眾多報刊、書籍是用土紙印制的，文字漫漶不清的現象比較嚴重?！锻粼魅罚ňb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19 年出版以后，我發現其中失收了一篇《人物素描——茱萸小集之五》。這篇作品，我是從“中國近代報紙全文數據庫”中檢索出來的，但數據庫所用的底本模糊不清。原以為其他藏書機構會有“善本”，結果動用各種關系所獲得的復制件均難以辨認，無法整理。

沈瑞欣：陳子善先生在為您的《撣塵錄：現代文壇史料考釋》所作的序文中說，您在關于作家演講記錄稿可否收入全集的問題上，與他的看法是一致的。作家的演講記錄稿為什么不能輕易編入全集呢？

陳建軍：已經出版的作家全集，如《魯迅全集》《胡適全集》《聞一多全集》《朱自清全集》《汪曾祺全集》等，大都收錄了演講稿。作家在演講之前，如果準備了演講稿，那么將其演講稿編入全集，是毫無疑問的。但演講的記錄稿，是否可編入全集，則有爭議。

演講的記錄稿是現場演講的記錄，除演講詞之外，演講者的情態和現場氣氛、聽眾反應、演講效果等，也可以如實地記錄下來。如聞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講演》就是這樣。在這篇記錄稿中，多處記錄了聞一多演講時的表情（如“厲聲”等）和聽眾反應（如“鼓掌”“熱烈的鼓掌”“長時間熱烈的鼓掌”等），使人讀了以后，能夠強烈地感受到聞一多的憤激之情和當時的現場氣氛以及演講效果。這篇演講記錄稿還沒有來得及請聞一多審定，聞一多就被暗殺了。嚴格來講，未經演講者本人審定的記錄稿，如收入全集，可置于“附錄”部分，不宜列入“正編”。

沈瑞欣：有沒有演講記錄稿，演講者僅審閱、修改了一部分？如果有的話，收入全集時，又該怎樣處理？

陳建軍：這種情況的確存在。1926 年1 月，徐志摩受邀至清華大學，發表了題為《文學與美術》的演講。演講后的第三天，羅皚嵐將記錄稿交給徐志摩校正。兩個多月后，徐志摩把記錄稿寄回給羅皚嵐，并在信中說他的演講“全是敷衍性質”，“勉強看了幾頁，實在看不下去”，希望“替我掩羞，別給披露了”。但羅皚嵐還是把徐志摩校正了一半的記錄稿交給朱君毅，發表在《清華周刊》1926 年6 月11 日第25 卷第16 期。公開發表演講記錄稿，本來就違背了徐志摩的意愿，徐志摩雖然修改了一部分，但仍不滿意。類似這樣的演講記錄稿，作為“附錄”編入全集，恐怕是最為妥當的。

沈瑞欣：一篇演講或許有多種記錄稿，應以哪一種為排印底本呢？

陳建軍：老師講課，一般來說，學生都會做筆記，但所做的筆記肯定不盡相同。演講也是這樣。有的演講，記錄者可能不止一人，因此會存在多種記錄稿，有的較完整，有的較簡略，有的近乎實錄，有的記述大意。聞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講，就有好幾種記錄稿，分別發表在1946 年的昆明《學生報》、重慶《新華日報》和昆明《民主周刊》等報刊上。1948 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聞一多全集》以重慶《新華日報》上的記錄稿《聞一多先生最后的一次講演》為排印底本，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聞一多全集》則是以昆明《民主周刊》上的記錄稿《聞一多同志不朽的遺言》為排印依據的。相對而言，昆明《民主周刊》本較為詳細，以其為排印底本似更好一些。

1936 年10 月19 日，魯迅病逝。10 月24 日下午，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會在同方部召開追悼魯迅大會。聞一多到會并發表演講。演講中，聞一多把魯迅比作唐代的韓愈，還說當年到財政部索薪的時候，見過魯迅一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聞一多全集》收錄了聞一多此次演講的部分內容，題為《在魯迅追悼會上的講話》，文本來源是儷（趙儷生）發表在《清華副刊》1936 年11 月2 日第45 卷第1 期上的《魯迅追悼會記》。早些時候，即10 月31 日，林青在北平《世界日報》上發表《清華文學研究會追悼魯迅記》，也記錄了聞一多演講的大意。其中，聞一多說：“魯迅因為個性的關系，仇人很多。和他認識的人，除了那些喜愛他那種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边@是趙儷生的記錄中所沒有的。兩篇追悼會記，所記錄的大概都不是聞一多的原話，而且文字上相差較大。全集收錄時，可以其中一種記錄稿為底本，參校另一種記錄稿并加注說明。我認為，不宜把這種錄自某篇文章的演講紀錄片段列入全集的“正編”。

沈瑞欣：一部全集出版以后，總會有一些佚文、佚簡被相繼披露出來，正如您多次所說：“‘不全’‘難全’似乎是所有已版中國現代作家全集的宿命?！?/p>

陳建軍：因為“難全”，所以“不全”。全集“難全”“不全”，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就連動用了巨大人力、物力、財力編纂的《魯迅全集》也不例外。有的全集，如《胡適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田漢全集》《艾蕪全集》等，所失收的作品不是一篇兩篇，而是一大批?；驶?0 卷的《豐子愷全集》，內中失收的作品，也不在少數。未收入《穆時英全集》中的文字，至少可以編成一卷。2002 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32 卷本《沈從文全集》，2020 年又出版了100 多萬字的補遺卷（全4 卷），但仍漏收了一些作品，我手頭上就有《并非雜感·讀百喻經》等數篇。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全集》精裝本后，接著于2021 年推出平裝本，增補了“新發現的散文4篇、談藝文章3 篇、詩歌9 首、書信10 封及題詞、書畫題跋若干條”。你看，短短的時間內就冒出了這么多佚作。平裝本出版后，研究者又發現了好幾篇汪曾祺的作品。我也發現了幾篇，已經撰文披露了兩篇，另有《讀〈小孩〉》《從〈陳八十〉談起》等尚未全文披露。從某種程度上講，“輯佚”永遠在路上。

沈瑞欣：發掘佚文、佚簡等，對于作家全集可以起到補遺的作用，同時可以豐富作家的研究史料。

陳建軍：除你說的兩條之外，還可以改寫作家的個人創作史，修正對某一作家的既有認識。比如，以前我們討論徐志摩的早期思想時，以為他所閱讀的社會主義著作都是空想社會主義的，沒有閱讀馬克思的著作?！渡鐣髁x之沿革及其影響》這篇長文的“出土”，無疑改變了我們的看法，徐志摩不僅閱讀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著作，而且還做了系統的研究。他計劃寫成一個小冊子，《社會主義之沿革及其影響》僅為其中的第一章。另外四章，如被發掘出來了，將是徐志摩研究的重大收獲。

“輯佚”并非一種簡單的技術或體力活兒，其本身也是一門學問。在某部全集已經相對比較“全”的情況下，發現一篇佚作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向來對那些鍥而不舍、銳意窮搜作家佚作的學人滿懷敬意。

沈瑞欣：您剛才主要談的是“失收”現象，對于作家全集的“誤收”現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陳建軍：“失收”情有可原、在所難免，“誤收”則會給學術研究帶來不利的影響。1935 年，凌叔華曾應邀主編《武漢日報》副刊“現代文藝”。第1 期上的《發刊詞》未署名，有研究者“理所當然”地以為是凌叔華寫的，并將其收入《凌叔華文存》。事實上，這篇發刊詞是蘇雪林的“代庖之作”，她在1938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青鳥集》中就收錄了《現代文藝發刊詞》?？催^一些研究凌叔華的論文，在涉及《現代文藝》副刊時，幾乎都認為《發刊詞》是凌叔華所作。

“誤收”，大都因署名相同所致。有論者指出1999 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風全集》第5 卷誤收了8 篇作品，其中2 篇是鄭振鐸的（署名“谷”），5 篇是茅盾的（署名“風”）。之所以有此誤會，大概因為胡風也曾用過筆名“谷風”或“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平裝本《汪曾祺全集》第9 卷（談藝卷）有一篇《如此〈老牌天河配〉！》，原載1951年9月8日上?！洞蠊珗蟆?，署名“曾祺”。這位“曾祺”，應該不是汪曾祺，而是另一位戲曲研究家、曾供職于上海劇協的邵曾祺。因此，根據署名判斷作品的歸屬，要相當謹慎。不妨多舉幾個例子來看。袁昌英，字蘭子，有人把上?！段挠选吩驴瘎摽柹弦黄鹈疤m子”的《楊先生》歸在袁昌英名下，似欠說服力。再如，十幾年前，我有個朋友發現周作人的《蒼蠅》重刊于1936 年6 月4 日、5 日的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署名“牧童”。他據此認定“牧童”是周作人的又一筆名，并進而推斷《明珠》副刊上的另兩篇署名“牧童”的文章，即《抽煙與思想》（刊于1936年6 月10 日）和 《都市的熱》（刊于1936 年6 月26 日），也是周作人的作品。其實，《抽煙與思想》曾載上?！吨袊鴮W生》1929 年5 月第1 卷第5 期，作者是“煌”，即陳炳煌?！睹髦椤飞系摹渡n蠅》與周作人的原作略有不同，周作人原作中說“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后半云”，《明珠》上的《蒼蠅》改為“周作人先生的詩里說”。顯然，這個“牧童”系一“文抄公”，不是陳炳煌，更不是周作人?，F在，我的這位朋友也認為“牧童”不是周作人的筆名，《抽煙與思想》和《都市的熱》不是出自周作人之手。

根據手跡判斷作品歸屬，弄不好，也容易導致誤判、誤收。一般來說，作家的手稿就是他的手跡，作家的手跡就是他的手稿。但事實上，作家的手稿并非全是他的手跡，作家的手跡也并非就是他的手稿。例如，廢名的佛學著作《阿賴耶識論》保留下來的有兩種稿本，一種藏在廢名后人處，是廢名和他的侄兒馮健男抄寫的；一種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是廢名和他的一位學生合抄的。再如，凌叔華曾在一幅剛剛畫好的墨梅圖上親筆題寫了一首小詩：“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對冰雪，不愛艷陽春?！痹谖錆h大學余熾昌教授的兒子余禎的紀念冊上也題過一首小詩：“稻穗黃，充饑腸。菜葉綠，做羹湯。萬人性命，二物擔當。幾點滿漓墨水，一幅大大文章?！鼻耙皇资窃粋€叫孫淑的女子所作，后一首是鄭板橋寫的，但有的研究者將這兩首詩都歸在凌叔華名下。陸小曼曾為《上海畫報》記者黃梅生制作了一張賀年卡，并且題了宋代朱敦儒的一首詞《減字木蘭花·無人請我》：“無人請我，我自鋪氈松下坐。酌酒裁詩，調弄梅花作侍兒。心歡易醉，明月飛來花下睡。醉舞誰知？花滿紗巾月滿杯?！庇械难芯空甙堰@首詞當成了陸小曼自己寫的?！遏斞秆芯吭驴?018 年第7 期刊發了一篇《周作人的六首未曾發表過的白話小詩》。我看了以后，發現這6 首白話小詩其實都是沈啟無寫的。后來，我讓我的一位博士生劉曉寧寫了一篇“獻疑”文章。沈啟無在未被“破門”之前，曾一直學習、摹仿周作人的字體,幾乎達到亂真的程度。有一則材料，劉曉寧沒有用。沈啟無自己在《且將就齋藏煆藥廬尺牘》附記中就說過，“我嘗學老人寫字,竟得其似,友朋見之往往稱奇,即老人家中有時亦難辨認其實”。由此可見，根據手跡判定作品的歸屬，不能不花考證的工夫。

前面我說到，整理文本，不能忽視報刊上的“更正”信息。沒有注意“更正”信息，也許會造成誤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 年版《朱自清年譜》（姜建、吳為公著）在1921 年11 月18 日條目中稱，朱自清“于滬杭車中作新詩《滬杭道上的暮》。載次年1月5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 月8 日續完，署名清。收入《蹤跡》”?！稖嫉郎系哪骸肥且皇姿男卸淘?，與朱自清的另一首三行詩《依戀》同載1922 年1 月5 日《時事新報》附刊《學燈》“詩歌”欄。本期“詩歌”欄，還有徐玉諾的《雜詩》之“三”。1 月8 日，《學燈》“詩歌”欄續載徐玉諾的《雜詩》之“四”，但題目誤作《滬杭道上的暮》，作者也誤為“清”。1 月9 日，《學燈》為此登載一則《勘誤》：“昨日所刊詩，系徐玉諾君之《雜詩》，誤為《滬杭道上的暮》。特此更正?！奔偃鐑H憑《朱自清年譜》的記載而沒有注意《學燈》上的“更正”信息，有可能把徐玉諾的詩歌真的誤為朱自清的作品。順便一提的是，《依戀》末尾署：“二一，二，十八，滬杭車中?！币簿褪钦f，《依戀》與《滬杭道上的暮》均作于1921 年2 月18 日?！兑缿佟返诙袨椤澳：钪虾５囊辉隆?，似可證這兩首詩確系作于“二”月?！稖嫉郎系哪骸烦跏杖肷虾問|圖書館出版的《蹤跡》時，末尾署“一一 一八 滬杭車中”，“一一”（豎排，上下兩橫一樣長）疑為“二”之誤。

沈瑞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作了大量的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廢名集》將廢名的作品進行匯校并隨文出注?，F代作家全集都可以采取這樣的做法嗎？

陳建軍：《魯迅全集》對魯迅作品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報刊、書籍、外文、典故等加注，為讀者、研究者了解寫作背景、理解文本的思想內容提供了極大便利。其注釋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其他作家的全集，不是不可以仿效《魯迅全集》的做法，但我的意見是，不必一律像《魯迅全集》那樣，僅為一些重要的或生僻的內容加注即可；也可以只作題注，保留作家的原注，其他的內容不用作注。

在全集中，匯校所有的版本，并將異文一一出校，可以把各種版本的原貌和變遷情況完整而清晰地呈現出來。這是全集的一種編法。異文匯校工作是相當煩瑣的，《廢名集》這么做，誠如編者所言，是因為廢名的作品結集較少，而且版次不多。作家全集是否匯校不同版本，也應當視具體情況而定。

翻檢民國時期報刊，常見某位作家的某篇作品一刊再刊。廢名有一篇散文《小時讀書》，初載南昌《中國新報·新文藝》1947 年5 月5 日第29 期，又載南京《生活雜志》1947 年6 月25 日第2 卷第2 期。他在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第6 章《舊時代的教育》中借莫須有先生之口說：“莫須有先生最近有一篇文章，寫他小時讀四書的情形，是為江西一家報紙寫的（不知為什么后來又在南京的一個雜志上轉載起來了）……”可見，被南京《生活雜志》轉載，廢名事先并不知情。1947 年7 月2 日，重慶《新蜀夜報·夜潮》也轉載了《小時讀書》，恐怕廢名更“不知為什么”了。某篇作品一再刊發，未必是作家“一稿多投”，有的純屬于轉載。被轉載的作品與初刊本在文字(包括標點符號、分段、分行等)上有出入，有的實非作家本人所為，或出自編者之手，或拜手民所“賜”。例如，1936 年廢名在北平《世界日報·明珠》上發表了21 篇短文，其中《三竿兩竿》和《金圣嘆的戀愛觀》被新鄉《豫北日報·苦茶》轉載；《中國文章》被1948 年2 月4 日的北平《明報》轉載，除正文有大量刪改外，題目也被改為《論文小記》。編纂作家全集，似不必在題注中一一著錄諸如此類的再刊信息。若編匯校本，似不用將此類再刊本納入匯校范圍。退一步講，這類再刊如也用作匯校的依據，那為何不把選入作品集(包括教科書)中的版(文)本一并拿來匯校呢？從地位或性質來看，這類再刊本與選集中的版(文)本并沒有什么區別。

沈瑞欣：題注主要包括哪些內容呢？

陳建軍：題注一般著錄寫作時間、發表（包括初刊、再刊）、署名、收集、題名更易、排印依據等信息。對這些居于文本周邊信息的著錄，也要做到準確無誤。在一部全集中，題注最富學術含量，最見考證的功夫。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過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年版《汪曾祺全集》的題注問題。我所提到的那些問題，或許也是眾多現代作家全集的一個通病。2019年，10 卷本《徐志摩全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以后，我仔細地校過每一條題注，給出版社提供了幾萬字的補正材料。

在題注中，交代作品的發表情況，慎言“原載”“初刊”“未載”“未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林徽因集》詩歌、散文卷，編者為《我們的雄雞》所作題注：“初刊于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五月分別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林徽因》，作者生前未曾發表?！逼鋵?，作者生前，這首詩曾發表在上?！洞蠊珗蟆の乃嚒?948 年3 月26 日滬新第195 期，署名林徽因，詩末署“卅七年二月十八日清華”。不清楚刊載情況，如實說明“不詳”即可。

沈瑞欣：看來，整理、編纂一部品質優良的現代作家全集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陳建軍：現代作家全集的整理與編纂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人員（包括整理者、主編、責編、校對等）通力合作。只有各方面的人員盡職盡責，方能保證質量，出版一部值得信賴、令人滿意的現代作家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