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工會維權研究
——以法律援助為切入點

匡思穎

(東華大學研究生院，上海 201620)

工會作為為職工而生，為維權而立的組織，其職能發展隨時代變化而轉變。從1983 年在《中國工會章程》中首次用“維護”二字概括工會的社會職責；到1995 年，首次提出維護職能是工會的一項職責；再到200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以下簡稱“《工會法》”）明確指出，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直到2018 年中國工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工會的基本職責進一步增寫為“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竭誠服務職工群眾”。工會職責的明確到細致化，是與時俱進，順應時代變遷的產物，也是工會在不斷提升工作水平，明確工作目標的重要依據。毫無疑問，高校工會作為“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責無旁貸肩負為廣大教職工的合法權益保駕護航，為職工群眾謀福祉、維權益。

2008 年，全國總工會頒布的《工會法律援助辦法》，將工會法律援助明確為政府法律援助的必要補充形式，是工會履行維權職責時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完善工會法律保障體系的重要一環。助推工會法治化建設，也是落實依法治國、依法治校的重要體現。

一、加強高校工會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升高校教職工認同感

工會法律援助不同于傳統的政府法律援助，高校工會法律援助面向主體單一，僅為高校教職工。高校教職工與學校的關系微妙，既有簽訂勞動合同的雇傭關系，又有相輔相成的，相互成就的合作關系。高校教職工肩負教學科研、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等多項職能，其工作實績受多方面影響，除去學校、學院及部門制定的硬性指標外，在日常工作中的用心程度及創造力也不乏傾注了對學校的感情及認同度。工會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情感交流的紐帶，也應當是教職工的“娘家人”，發揮堅實的后盾作用。高校工會法律援助在教職工合法權益受侵害時，利用優勢幫助教職工提供優質法律服務，完善勞動關系的調節機制，助推高校規范人才和師資管理機制等重要事項，維護教職工的合法權益、構建和諧而穩定的勞動關系，減少教職工后顧之憂，進一步提升高校教職工的認同感。[1]

（二）有助于高校工會履職盡責，提升質效

密切聯系教職工群眾、維護職工群眾合法權益是工會的職責，竭誠為職工群眾服務是工會工作的落腳點。高校工會法律援助是工會在維權過程中的輔助工具之一，明確以法律援助的方式，在法律框架下履職盡責，借助法律武器、推動法的平等適用，從而保護教職工。在工會做好“福利工會”“娛樂工會”“活動工會”的基礎上，做好“維權工會”，職能的明晰化，手段的具體化，結果的可視化，不僅讓工會考核有依據可循，也是高校工會組織積極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舉措，切實落實為職工群眾辦實事，提升工會運行的質量與效果。

（三）有助于推進高校依法治校的法治化路徑

在教育實踐中，依法治校是響應依法治國的必經之路。2013 年1 月16 日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中所提到“學校管理者和教師運用法律手段保護自身權益、依法對學生實施教育與管理的能力、意識還亟待提高，權利救濟機制還不健全”，正是高校之中存在諸如此類的問題，工會更應當挑起擔子，肩負起責任，依靠工會法律援助，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進一步增強法治意識，更好地運用法律武器，強化工會組織和工會工作的法治基礎和制度保障，推動高校在依法治校上取得新成果。

二、高校工會在法律援助的現狀分析

（一）立法現狀

我國在政府法律援助的研究較為成熟，但工會法律援助的發展較為緩慢。從2001 年的《工會法》闡明工會可以為職工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2002年，司法部與全國總工會發布的《關于保障職工合法權益加強職工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明確工會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聚焦為協調勞動關系、調處勞動爭議，明確主要對象及手段；2007 年的《勞動合同法》也寫明工會的幫助職能；直至2008 年的《工會法律援助辦法》才系統性地在工會法律援助機構和人員、范圍和條件、申請和承辦以及資金來源和管理等諸方面作出進一步的明確和規范。爾后，2015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的《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也提出應當“暢通法律援助渠道，依法及時為符合條件的職工提供法律援助”。正如前文所述，工會法律援助制度確實在逐漸規范及完善的過程中，但如何將政策落到實處，如何在復雜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靈活運用法律規定，切實發揮工會維權作用，是工會亟需解決的問題。

（二）實踐現狀

1.利用工會進行法律援助的維權意識弱

隨著法治化的不斷推進，人們維權意識的不斷覺醒，但長期缺乏的法律維權意識不是一朝一夕能扭轉的，這是個長期潛移默化的過程。高校教職工的維權意識有所提升，但仍舊有提高空間，且并不善于借助工會的優良資源解決問題，更甚者因囿于時間、法律程序的復雜性導致不善于利用法律武器捍衛自身合法權益。究其原因，對“福利工會”、“活動工會”的刻板影響，對法律認識的不到位，維權求助無門，維權意識弱。

2.隊伍專業性缺乏，法律服務水平需提高

法律援助服務不同于其他服務事宜，其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及程序性，一支業務能力水平高的法律服務隊伍是保障法律援助成功的重要一環，盡管高校教職工的學歷、綜合素質及能力均有所提升，但現階段不論是從工會教職工的選拔、系統成套的法律援助培訓來看，高校工會隊伍對于法律方面的認知都處在嚴重匱乏的階段。而一支經驗較為欠缺、專業技能有所缺失的隊伍，教職工對其信任必將大打折扣，嚴重者有可能影響訴訟進程及結果，極大影響工會的權威性及教職工對工會工作的滿意度。

3.宣傳覆蓋面不夠，服務影響力不足

按宣傳覆蓋面來看，高校工會與工會組織相比是有優勢之處的，因為僅面向教職工，所以通過校園網、校園郵箱、學院、部門等方式可以保證至少80%及以上的教職工獲悉通知，但這僅為物理空間上的傳播，即僅為理論上送達，教職工接收效果及后續參與活動熱情均有限，服務的影響力不足。此外，宣傳覆蓋面不夠不僅指效果，同樣也涉及宣傳的內容涵蓋面輻射范圍有限。高校是人才精英的聚集地，不同的生長環境、教育背景、生活理念成就每一個獨特的個體，而工會在提供服務時，不論是各地市工會還是高校工會關注多聚焦在勞動經濟權利方面，例如中華全國總工會公布的典型案例多為拖欠勞動報酬典型案件，高校工會牽頭的醫療保險理賠等活動參與人數較多，誠然，勞動經濟權利是基礎保障，但高校工會若僅局限在勞動經濟權利，而忽視如民主民主政治權利、精神文化權利和社會權益方面的宣傳，難以保障教職工“四位一體”的整體權益。

三、完善高校工會法律援助的對策思考

（一）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營造工會工作法治氛圍

高校教職工對法律知識的認知既是高校實現依法治校的基礎，又是工會開展維權的前提。[2]法律意識的培養是潛移默化的，但一旦在心中落下種子則會慢慢生根發芽，成為堅實而有力的思想支撐。法治意識的宣傳不僅僅只靠工會一個部門就能完成，法治氛圍的營造需要舉全校之力共同完成。而工會可以借助法律援助契機開展有的放矢地開展一系列法治宣傳教育，如設置專欄普法，通過專欄設置的方式精準化對標教職工需求；定期邀請專業法務工作者進校園，于日常工作積累中總結教職工關注問題進行專題宣講，法律咨詢等活動，將活動品牌化，樹立品牌化效應，增強工會影響力；也可通過競賽形式提升教職工積極性，可依托國家憲法日開展法律宣傳周、法律宣傳月活動，在廣大職工中營造了良好的學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深厚氛圍，同時也期待通過工會法治宣傳提升源頭防控力度，強化預警和預防效果，在前期即避免產生對抗性矛盾，營造和諧的校園工作環境。

（二）利用校際資源，組建專業化團隊

工會干部應當積極提升法律素養，強化工會中法律人才的挖掘與培養，做到“自身硬”。但如前文所述，囿于工會團隊的選拔理念與現實狀況，純工會干部的團隊短期內是組建一支兼具理論知識與實戰經驗的專業性團隊是比較困難的，但是高校豐富的人才與資源優勢可助工會走出這一困境。高校的法律專業人才優勢與人力成本優勢讓建設法律援助專業團隊具有實操性。綜合性高?？缮钔诜蓪I的教職工，鼓勵教職工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積極申請兼職律師執業資格證。專業性高?？善刚垖Ｂ毬蓭焻⑴c工會法律援助，也可借助地緣優勢，加強校際間合作，必要時、也可引進高年級學生，推動實現資源共享。高校法務辦也可以成為工會網羅優秀法律人才的陣地。[3]同樣，工會維權服務中心、區域性法律服務網絡平臺、法律援助站等系列平臺都可以成為工會多向發力聚人才的舉措。此外，為提升普法專業度、團隊穩定性及與時俱進性，專業的培訓和后備力量的補充必不可少。專業的培訓一方面是派團隊“走出去”借鑒優良經驗，另一方面是將優良經驗“引進來”，結合本校實況做出改革與創新，建設更優質的團隊。同時也應當多多挖掘對法律有興趣的教職工，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源源不斷的后備新生力量注入到法律援助團隊中，團隊才能前行地穩當且順利。

（三）利用新媒體方式多方面進行宣傳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互聯網思維也沖擊著傳統思維。在2017 年全國總工會產業工會工作座談會和2018 年全總黨組織理論中心組（擴大）學習會議中均指出，產業工會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要走創新之路，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服務職工和基層，要加強并推進網絡工會和智慧工會的建設，促進工會工作與新媒體的融合。

高校工會維權工作也應線上線下并行，將信息資源深度融合，總結整理具有代表性的個案典型，通過借助微信公眾號、官方微博、工會網站等平臺進行宣發，同時也可充分調動高校師生拍攝短視頻、漫畫、情景劇、小劇場等合適的方式進行宣傳，以新媒體形式與教職工產生良性互動，以便提升宣傳效果。

四、結語

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高校工會維權是依法治國和高校改革的必然要求，高校工會應跳出舒適圈，肩負起維權重任，而工會法律援助也會成為維權職能的首選方式，做到“依法治會、依法建會”。